千里走单骑

当影片播放到19分44秒的时候，高田得知了要拍李家明的戏就要进监狱去排，要进监狱，就要先去外事办，再去管理局……寻人之路百转千回，在什么地方就要遵守当地的制度，当来到管理局办公室等候主任的时候高田首先看到的是墙上满满的锦旗，这在他之前的认知里是没有的，邱林告诉他用锦旗来表达感激是中国人的习惯，这处也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性。主任一开始是委婉拒绝的，所以高田迫不得已只能用录像和自己做的锦旗来向干部们说明他此行的目的和难处，在影片29分的时候高田举着绣着“助”和“谢”的锦旗掩面而哭着实令人动容，打动了干部们，也打动了观众。高田这一行为之所以有用，一方面他是真情实感，另一方面他做到了入乡随俗，同样是用锦旗来表示感谢，日本友人送的本就意义重大，再加上此时此事未办便送锦旗，让干部们在感动的同时，有了办成此事的无形的约束力。也许影片中的高田只是有一个良好的文化适应能力，但是在我看来如果将此行为放到中国的文化中来看就有些“道德绑架”的意味，因为他送锦旗是在事前而不是在事后，略带一些强迫性。电视、新闻、报纸和微博、空间、朋友圈都是不同的文化传播媒介，但是电视、新闻、报纸等相较于网络传播属于传统传播媒介。关于“道德绑架”的这个问题主要传播途径还是传统媒介，说直白一点，老人和孩子都捐了，你能不捐吗？这就让爱心和关心变了质，慈善本就是有能力者自愿的行为，即便大力提倡的出发点是好的。 为了完成李家明的心愿，岗一不辞辛苦来到了石头村寻找李家明的儿子，他的眼中看着云南偏远地区的秀丽风光，我的眼中看着他挤在少数民族打扮的人中的落寞心酸。一批在石头村的情节拍摄的不多，但是却很重要。在影片49分07 秒的时候高田眼中是村民为了他能否带走杨杨而争论。“他们大声讨论着，我成了局外人，置身在陌生的语言环境中，你会感到孤独，此时我似乎明白健一为何常来这里……”其实，岗一到底明白了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在我看来，健一常来这里，是因为这里谁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孤单的同时，却也不会有心事，当地特殊的文化足以让健一感到充实和满足，也许这就是文化带来的价值。相较于岗一刚来时的落寞孤寂，走的时候领略到的却是乡民们对这位外来客人的热情欢送。“这么多村民，为了我准备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宴席，我看到的热情，令人难以忘怀。”这一幕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也是与日本文化的不同之处。在石头村的时候岗一寻找杨杨，两人迷路，这时岗一让杨杨吹哨子，自己用相机的闪光灯求救，此处，哨声和闪光灯是他们两求救的符号。

文化也是一种符号，求救的哨子，在那个夜晚是用来求救的，但是在岗一离开石头村的时候，杨杨再次吹起了哨子，不通国语的岗一也大声喊着杨杨，哨声中的是送别。

手头有一张《新京报》，是二十二日中午去首都时代影城换晚上七时《千里走单骑》的票，回来时在地铁站里买的。看完《千里》的第二天中午方有时间翻看，里面正有一版是对编剧邹静之的访谈。 邹静之谈到，他之所以能在众多候选编剧中胜出（据他讲，国内的编剧没有不盼望跟张艺谋合作的），是因为他解决了“一个日本老人为什么来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为整个故事提供了推动力。 这似乎证实了我的猜想：张艺谋的创作团队是先对故事后面的华彩部分有了构想，再回头去寻整个故事的缘起。再极端一点想，我甚至怀疑最初的故事就简单地建立在一句“千里走单骑”之上。 这怀疑是有理由的。邹静之透露，在张艺谋一伙的原始构思中，日本老人远赴云南，为的是一个朋友的嘱托，所谓“千里走单骑”，全在一个“义”字。如今故事改为“父亲为了儿子去丽江”之后，主旨转为“父子情”，“义”字虽已不存，“千里走单骑”的名字却留了下来。这种故事的做法好比填词，先有词牌，想好得意的佳句，再敷衍完全篇。 一般认为，张艺谋过往的佳作都有一个强的文学基础，换言之，有一个好的故事。他亦证明了其将好故事转化为好电影的功力。而之后《英雄》和《十面埋伏》的骂名四起，也是故事坏了事。海报上写得分明：张艺谋和王斌是“故事”，王斌仍然是“文学策划”。故事的主宰自然还在张导演手中。张艺谋之所以能在《千里》能恢复水准，在我看来，是请到了一个好的、职业的编剧。职业的编剧与张艺谋和王斌的区别之处，在于通过技术上和细节中的处理，能够将一个故事讲得合乎情理、乃至动人。 前面说到邹静之为整个故事找到一个推动力：高田与儿子健一隔阂有年，健一病而将死，高田知健一常去丽江拍摄，并有今年再去拍摄傩戏“千里走单骑”一折之约，于是代健一去拍，以慰健一。这个动力细想起来，仍然不免牵强，而且老套。而实际上在影片的三分之一处，在儿媳打电话给高田说健一为他的好意动容，说“千里走单骑”完全不重要，让他回来时，这动力已经显著地减弱了，到了影片四分之三处高田闻知健一已死，这动力则已完全消失。 故事之所以还能进行下去，是因为另一对“父子”的出现。 高田去丽江拍傩戏，是奔着名为李家明的戏子去的。不想李家明犯事进了监狱，要蹲三年。高田在导游和当地人邱林的帮助下进了那监狱，正要拍时，李家明却说没了情绪，想他的私生子。于是故事就以高田去石头村找李家明的儿子杨扬，并努力将之带至监狱实现“父子相见”为线索进行下去了。这亦构成了故事三分之一过后的主要动力。 没有理由认为编剧放弃第一个动力是无心之失。在我看来，如此处理非常聪明，一是没有让这个略显牵强的动力贯穿始终，二是避免了影片以高田父子临终相见一笑泯恩仇的俗套。 高田和他要完成的任务之间隔着诸多障碍，语言的（邱林的日语基本不通）、文化的（村主任、监狱管理人员的中国式逻辑），规制的（日本人进中国监狱给犯人摄影），地理的（中日之远），交通的（载他和杨杨去监狱的拖拉机坏在了半路），通讯的（手机信号覆盖不好）障碍，“每一个障碍都可以克服他”。不过在编剧的处理之下，这些障碍都没有造成大的麻烦，没有克服他，而都被他克服了。 这电影在用减法，减去了这些障碍会带来的矛盾冲突，减去了丽江这个背景（丽江风情从没有成为主角），减去了两次可能最具“戏剧性”的“父子相见”。 一个没有克服的障碍是死亡，高田没有及得见到健一。另一个没有被克服的障碍是情感上的隔阂。周折过后，杨杨却说还未准备好去见父亲。高田竟依了他。 电影用加法的地方，或者说着墨之处，是在描写高健与杨杨迷路之后同处的那一夜，以及那之后的分别。这或可看作“父”与“子”时空错位的相见，父见了多年不见的子，子见了从未谋面的父。而高仓在别了杨扬之后再进监狱，不为拍戏，只为让李家明看看他儿子的照片，则成了故事最后阶段发展的动力。 影片里没有健一的镜头，而在电影最初的宣传中，健一一角写明了是由中井贵一出演的。让健一在视觉上消失，就构成了另一处减法。目前还无法确知此为导演创作上的故意，还是为了增加放映场次的被动修改，客观上确有“留白”的效果。 健一在闻知父亲去中国后说的话和他死前口授的信，都是儿媳传话给高田的。但也有可能健一没有说这些话，没有同父亲和解，一切的话语都出自儿媳好意之下的虚构？ 这是电影留给观者的一个悬念。 我和贝瑞看的那一场，大概有四成的上座率。看《无极》在同一个放映厅，是首映之后的第二天，座位是满的。和看《无极》时一样，场中也是笑声不断，不过笑的不再是情节和台词，而是片中诸多业余演员真切的本色演出，和因为本色而来得格外熨贴的台词。 贝瑞跟我说，影片一切皆好，就是李家明竟然哭到滴下鼻涕，让人不能接受。我笑她，说她因为有洁癖才会有此怪诞想法。我亦想到高仓健在电影中哭了几回，与影片通篇的克制手法不无冲突。后来又明白我这乃是另一种洁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