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衣女人

早于时代一百多年，卡夫卡预言了个人在官僚时代的生存处境。

卡夫卡准确的预见了这种处境的本质，却猜不出它会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出现。

也许还要过上一百多年，人们才能站在一段距离之外，看清集中营和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卡夫卡预言的实现方式。

比起死去的千千万万犹太人和十多万个被抢夺的艺术品，让我触目惊心的是Aunt Adele 变成了没有名字的 Woman in Gold。

个人时代的财富是一种精致的生活。Cello因为拥有者对于音质的追求而有价值，黄金因为独特的色泽而融入了一幅浑然天成的艺术品中，钻石因为闪亮而复杂的光影衬托着主人高贵而独特的个性。

非人时代的财富是一串数字。Adele的脸消失在了黄金之后，钻石戴在毫不相称的人身上，匹配的只是地位和售价。人们在艺术馆欣赏的不是一位优雅女性的灵魂，而是一种想象中的民族荣耀。

个人时代的精英将世俗的财富变为精致的艺术品，将意志上升为国家机器的大众们将精致的艺术品变为高速公路和大众汽车。

大音乐家的孙子成为了律师——这个时代的精致是围绕着追求数字本身而构建的制度丛林。Aunt Adele在画中想留下的是时间，留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但是她再也没有了家，只能呆在博物馆中，无从选择的被千千万万只看到黄金和民族主义的过客打量。

这段历史的确应该记住，但是值得记忆的不是罪行，而是那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个人世界。

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有太多传奇性的故事上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完全平息，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卷土重来。审视战争，它不仅仅是教科书上那一串串冰冷的死伤数字，它包含一些民族对另一些民族的践踏与藐视，而这种践踏与藐视不仅仅包含了对国民生命健康权的践踏，也包含了对一些民族文化上、艺术上、价值体系上的强盗式的掠夺与占有。

我们是逐渐远离历史的一代人。我们生来就不知道战争为何物。对战争的了解，只是凭借影像塑造的英雄和书籍构筑的血肉。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去触摸到战争中的人性。千篇一律的战争片里炮弹横飞、火光冲天也难免审美疲劳，能触摸到的活生生的死亡毕竟是战争带给我们的最直观记忆。

严格来说，《金衣女人》这部影片是一场小人物对抗强权的“维权之路”——出生于一个高贵的犹太裔家庭的女主人公玛利亚.阿尔特曼联合自己的律师兰迪，要夺回68年前被纳粹掠夺、现存于奥地利美景宫的一副家传名画——《金衣女人》（画上的女主人公是玛利亚的舅妈阿黛尔）。这幅市价高达一亿美元的画作是当年阿尔特曼的家族好友，一位当时颇有名望的画师——克里姆特所作。画作完成后，玛利亚的父亲就将这幅画挂在了家里最显耀的客厅正中央。1948年，纳粹扫荡了他们的家，带走了那幅《金衣女人》和克里姆特的其他一些画作。

“我是不得不耗费一切力量，让记忆活下去，当然，还有正义。”固执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年逾古稀的玛利亚暗暗发誓要让属于家族的记忆得到延续。她在与政府博弈的漫漫诉讼之路上，只为讨一个正义的说法——要求奥地利政府承认他们当年的掠夺是非法的。（当然这遭到了奥地利政府的强硬回绝）。不过，该片在拍摄手法上又与一些“维权片“有着显而易见的高下之分。它并不是冷冰冰的讲述整个“民告官”的艰辛过程，而是在讲述过程中，回忆与现实交错并置：玛利亚在收拾妹妹的遗物时，在妹妹的信件中发现了这幅背面印有金衣女人的明信片，旧时光跃然眼前，呈现出古旧的暖黄色，她的舅妈告诉她，她唯一的问题就是恐惧。正是这如同神一般的已逝的舅妈的“指引”，给玛利亚在潜意识里注入了坚定的力量：玛利亚决定战胜恐惧，独自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她连夜打电话给兰迪，于是他们二人踏上了漫漫的维权路；飞机上的玛利亚做了一个梦：梦见纳粹的军车在街道上堂皇驶过，她突然被震醒；坐在汽车上，望着车窗外的景色，突然又想起了自己的舅妈，玛利亚看到闪着金光的政府大楼，舅妈阿黛尔仿佛坐在露天咖啡馆里对她微笑，这仿佛是舅妈暗中给予玛利亚的又一次希望之光，预示她的诉讼的前途将是光明的；到了酒店以后，玛利亚从镜子中望见了自己的过去：玛利亚的婚礼现场，一大家子人正在跳舞。到目前为止，回忆与现实交错的画面一共出现了4次，这第四次时光倒流的画面，是玛利亚正式作为主人公出现在旧时的画面中，因为此时的她，刚刚结婚，人生即将展开新的篇章，舅妈的指引退到了后景；玛利亚在博物馆参观金衣女人这幅画，解说员讲解着，她又一次陷入了沉思：她的舅妈抱着她，然后她看到了纳粹游街的情景，之后纳粹的军警将阿尔特曼家族的所有人软禁起来。此时，回忆中的色彩趋向于苍白，不再是舅妈出现时的暖金黄色，预示着阿尔特曼一家即将遭受一场灭顶之灾，画面的色调格外冷峻；而到了第6次时光倒流的画面，是现在时空中的玛利亚在维也纳的一处橱窗中望见了过去和自己的歌唱家丈夫出逃前的情景：他们两人历经艰险，从药店的后门逃了出去，机智的玛利亚在过安检时编了个谎言，说他们夫妇二人要去科隆接替一个男中音演唱，所以走的匆忙没拿行李，混过了检查官，紧接着，却又被告知去科隆的飞机延误。到此时，回忆里的色彩的温度已经降至近于浓黑色，天上飘着雪花，不过，玛利亚夫妇二人终于还是坐上了飞往科隆的小飞机，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当法院最终判决玛利亚胜诉的时候，玛利亚倒在兰迪怀里哭了，泪眼朦胧中的玛利亚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她正与父母告别，三人抱头痛哭；影片行将结束之时，玛利亚来到了昔日自己的家，现在是奥地利政府所在地大楼，她礼貌的走进去，推开门，回忆的气息扑面而来：她依次看到了过去的亲人，她结婚时大家跳舞的情景，她像一位观众为自己和家人鼓掌，一扇扇门自动敞开，她径直走到挂着金衣女人那幅画的客厅里，画上的舅妈正向玛利亚微笑，而玛利亚看着这幅画，也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两个女人，穿越时空的68年，终于，在最后一刻，完成了精神上的交汇。舅妈终于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家了，而玛利亚也光荣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应该说，《金衣女人》的结局还是美式的“大团圆”。换句话说，是一场“美式正义的胜利”。因为最后的审判地是在美国。影片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弱化了这种尖锐的对立，在整个影片的行进过程中，闪回画面与现实境况共同连缀起玛利亚断裂的记忆，而这种温情脉脉的夹杂着暖黄色回忆的拍摄技巧，也给影片镀上了一层诗意的色彩。观众借由玛利亚的回忆看到了那段黑暗历史的另一侧面：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血腥与暴力交织，但同样让人毛骨悚然：对文明的掠夺就是对民族之魂的漠视，它同皮肉之损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者伤经动骨，一者摧毁信仰。

该片鲜见玛利亚对纳粹的激烈控诉，兰迪作为她的代理律师，已经替玛利亚充分阐明了他们的立场。他们要的，仅仅是一个公正的裁决，而这迟来的名画归家路，他们走了68年；这场迟来的道歉，他们等了68年。儿时鲜亮温暖的记忆与恐怖战栗的记忆穿插在玛利亚的生命里，终其一生，她都要背负着这些或明或暗的记忆坚强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舅妈的面容也会像金色的阳光一样，照耀她前行的道路。

以下是抄自豆瓣的故事简介

“犹太裔美国妇女玛丽亚（海伦·米伦 Helen Mirren 饰）为讨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掠走的传家宝——《艾蒂儿肖像一号》，向年轻律师兰迪（瑞恩·雷诺兹 Ryan Reynolds 饰）求助，兰迪被名画不凡的价值与传奇的经历所吸引，决定陪玛丽亚追讨名画，这本是正义行为，但他们却发现奥地利当局使出种种手段，只为留住被视为“奥地利蒙娜丽莎”的国宝画作，玛丽亚与政府机器不屈不挠地抗争的同时，重回维也纳故地，掩埋超过半个世纪的痛苦记忆再度浮上她的脑海…… ”

这幅画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当年拍卖出1.35亿美金据说也是拍卖史上的奇迹。虽说电影始终强调追回这幅被纳粹抢去的画是为了家族而非画作背后价值一亿多美金的巨款，但即使是为了钱，去追回一个被强盗抢去的私人物品，于理，也绝对是正当的。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如今这幅《艾蒂儿肖像一号》的地位之于奥地利，就像蒙娜丽莎之于法国，她成为一个国家的标志和符号，成为所有奥地利旅游纪念品上印刻的图像，于情，玛丽亚好像就应该将这一艺术珍品慷慨馈赠给国家，就像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无数收藏家做的那样。其实作为从小就被教育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我，在心底还是希望画被留在一家博物馆，还有一点私心是这样起码我还有机会可以欣赏到这幅画。电影的结尾是画作被归还，但经过拍卖还是在曼哈顿的Neue Galerie继续公众展出，算是“大团圆”结局。

但是看完电影我总是想到有一个朋友说过的他欣赏村上春树说的一句话“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 这仿佛也是一个高墙与鸡蛋的故事，只是这里的高墙不再是体制，而是每一个希望画能够被公开展出的你和我。

站在第三方的角度说出站在鸡蛋这一边这样的话并不难，但如果我们也是高墙的一部分，甚至是受益者，我们还能从心里支持鸡蛋吗？如果玛丽亚最终将画作为个人财产收藏起来，我还能这样无条件地支持她追回这幅画吗？当人们内心的正义会随着自己的角色改变而改变的时候，这所谓的正义还有什么价值呢？

     许是背景故事太炫目，女王和绿灯侠都没法将影片玩出花儿来。一切都如此规规矩矩。
  
     故事主要围绕奥地利和女主角的关于画作Adele一号的诉讼案展开，但影片中的诉讼部分被很大地削弱了。key word可用restitution或“归位”；而架构分成三条主线。

     （1） Maria，女主角，refugee，画中妇Adele的夫家侄女。
     在维也纳的她生活富足，家庭虽然经商，却充满着艺术气息；Adele由于没有子女，对她格外疼爱，这一点也成为角色争画的一个情感立足：或许你们看的是一幅画，我看到的是我的aunt。而明显地，编剧以及导演也希望借此摆脱观众对剧中人物的观前偏见——不就是为了million刀！
     Maria在女王的演绎下，大致是一个背景优渥富有教养却又很萌很固执的老奶奶形象，且不幸成为了影片中唯一一个负责笑点的主要角色；类似echo的闪回中出现的青年Maria实在是美丽又契合，演员似乎是加拿大的演员，德语很溜啊。两者的表演都没瑕疵，但放在一起有点inconsistent，因为青年Maria无论遇到什么苦难，都没有过逃避或是抱怨；而老年的Maria却对自己当年的不幸十分较真——老化真可怕。
     当然，在这样一部埋伏着二战排犹背景的影片中，这个角色必然会经历从痛苦拒绝回忆到坦然接受的转变，这实在不新鲜；电影的呈现便规矩地分为几个阶段：不我不要回到伤心地维也纳--我回过家了一切都浮云了诉讼不重要了--哎呀赢了诉讼我该不该让Adele留在其家乡维也纳呢--我醒悟了我的家就在大美帝不用纠结卖给美国人就好了……画作的回归和游子Maria的精神回归是同时进展的，这是电影真正的echo，也是Maria身上所需要承担的“归位”；但是，这个角色”具有发展眼光“地将自己定义为了美国人，这幅画作最后也因为她的self-identity到了美国，而并非留在维也纳。一句话，Maria回归了她的少时，完整回归了“个体”，却并没有回归“国家”。
     这或许是不那么规矩的部分：倘若由德国或者奥地利人拍摄，一定会设计将Maria的情感归宿到她的家乡吧？话说回来，作为一部BBC film，腐国你这样舔儿子的屁股真的好吗？让Maria傲娇表示“我是美国人我讲英语”，真的不是因为你们找了位大不列颠演员吗？英国这样插一脚在奥地利-美国中间，其立言的正确性也实在让人浮想联翩呢。

     （2） Randol，男主角，画作诉讼案的律师，是Maira家族好友的儿子，更是作曲家勋伯格的孙子。
     这张脸老让我想起Zuckerberg。好，进入正经模式：
     这个角色存在的第一个意义是，在影片中最明确地表示，“我们“，或者”他们“，”真的不是为了钱”：这个角色最早接下这个案子，很大程度是因为搜索一番发现画作估价不菲，他在和老婆Pam的对谈中直接承认了，创作者显然意识到没人来背“钱”的黑锅太超现实。但地球人都知道，剧本的走向会让他发声“我不是为了钱”。
     第二个意义，是推动故事发展，因为Maria在受挫后曾一度要放弃，是他坚持了下来，直到高院。这一点是妙的，当老年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再回忆时，年轻人本该站出来。
     第三个意义，是作为根正苗红的二代or三代青年人的代表，回归自己的奥地利根源。这条线最为完整，帮助他回归的因素铺垫地很清晰：他之所以会认识Maria，是因为他们家族的联系；他找到律师工作，是因为他是勋伯格的孙子；诉讼进展最艰难的时刻，是在维也纳偶遇的勋伯格室内乐演出，坚定了完成诉讼的决心。
     在Randol溯回的同时，剧本给他安排了两个孩子，其主要亮相都在出生前后，历史与未来交融的梗通过诞生的元素成功榫合。他老婆，Katie Holmes演的，既能在Randol极速狂飙时当反派抱怨他丢了律师的工作，又能在他犹豫不决时当cheer leader淡定地表示老娘羊水破了你快来挑去维也纳的衬衣领带，这也太完美了！让她嫁给我好吗？
     感谢Randol的出现，不仅为Klimt的画作带来了音乐，更带来了勋伯格的标签。勋伯格“犹太作曲家”的身份，其实是在美国成就的，勋伯格的家族，相较于Maria的家族，更具有美国特色。

     （3）Hubertus，维也纳的记者，在奥地利帮助良多。
     先吐槽：除了Brühl就没别的德语男演员了吗！这位兄台是长了多少斤！
     剧本设了悬念：无缘无故，何以帮忙？直到三主线终于会聚在长椅上时，Hubertus才敢说，因为我的先辈是纳粹，所以我要赎罪。于是故事的终极主体也归位了。结构圆满。阿弥陀佛。
     纳粹可恨，赎罪可嘉，但容我冒死一问：在任何一部涉及二战或者德语的影片中都会出现赎罪的标签，这是在试图赋予德语圈人民原罪吗？
     Brühl小哥，再加上维也纳部分的一众演员，他们一出现我就琢磨，叫德国人演奥地利人，这合适吗？不同于柏林的单一，维也纳在二战中的功过很难评价，很多时候存在感很尴尬——影片中的一个笑点，是一位职员对Randol说，哦我女儿特别想去那儿因为可以看袋鼠！现在的德国是终于媳妇熬成婆，代言德语圈，可以顺手替奥匈人民赎罪了吗？这酸爽跟看见霍建华演抗日军官是一样一样的，虽然台湾人民也有抗过日，譬如林少猫……哦对不起，这个例子太不正确太不恰当，好一点的打开方式是：一群日本人，在以台湾为主体的影片中，真诚地悔过，gomennasai。
     
     其他角色也可圈点。
     铁叔的儿子，饰演青年Maira的丈夫，嫩出姐弟恋的画风，opera婚礼唱腔让人陶醉，德语赞一个。我好奇：真唱？但坑爹的behind scene footage视频刚好把唱歌的部分给剪了，实在看不出来是真唱还是假唱。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凸显Maria早年生活的美好，所谓有男票有老公的人生赢家嘛；另一方面是提供了一个帮助他们逃走的兄弟。当他在楼梯上被纳粹军官拖住的时候，我很狗血地以为帅哥会挂在这里，因为女王的Maria部分完全没这个男人的影子。
     Tom Schilling小哥，您又再次作为德国的脸面出现了，能答应我，别再演年代戏了好吗？别在二战戏里打酱油了好吗？我就冲你来的，您对观众负责一点好吗？镜头给到他，梆梆梆敲上Maria家的门来，应该是纳粹的邪恶嘴脸，但那逆生长的面庞实在让观众恨不起来吧？
     麦戈文伯爵夫人作为导演的老婆，饰演了女法官，导演还借女王大人的口表扬了一句，啊我们以后应该多一些女法官，这到底是赞谁……说来女法官的比例也是个topic。
     饰演Adele的女演员，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但你的出场你的扮相实在是太美！导演也很偏心，将Adele的哀愁与病态，都只留在了画上，活生生的她一直都是美的存在。
     Charles Dance饰演Randol的上司，哎，在the imitation game也是这么个德性，下次可以温柔点。
     我一直到看到演员表才发现罗拉快跑里的manni饰演了我们的Klimt，开篇贴金箔，宛如回归央视纪录片频道。

     影片配乐有Hans Zimmer，维也纳部分出彩，听哭了大部分观众。

     整体而言，整部影片完成度很高。作为典型的美式电影，精彩地展现了美帝人民的时刻创造历史的自信，你看，Randol开口就是this is a moment of history。我小时候看美片美剧很疑惑，为什么他们打官司都没什么逻辑性争辩的，说来说去都是情感煽动，还不如港片靠谱。哎，真让我头疼，美帝人民就是如此感情用事。

     质量固然很好，但它并不算新意十足的影片。譬如艺术品以及文物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归还的议题，当下因为ISIS又火了一把。Adele这幅一号肖像，作为商业性质的画作，归属私人，不考虑Adele的遗嘱，归属很清晰。但它还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1） 当私人的艺术品具有民族、国家、时代的代表性之后，还仅仅是一副私人画作吗？倘若我们尊重个体权利，肯定私人所有权，那么其是否具有公开展览的义务呢？Adele虽然被判给了Maria，并倒手卖给了富商，但毕竟还是在NYC的Neue Gallerie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并进行着公开展览，这算堵了许多人的嘴；那万一所有人就爱摆自己家里欣赏呢？
     （2） 倘若画作并不具有商业性质，且所有权不清晰，那画家本人可以分一杯羹吗？
     （3）倘若画作的购买者不是单纯的购买个体，而是类似皇帝的产权不分明的人物，那所有权又该归谁呢？到底是归于皇帝本人或其家族，还是归于当时的政府，还是归于国家或者民族呢？
     我以为，倘若影片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一个答案，观众和评论固然会两极分化，但给予的价值更大，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可以就此观察社会的反馈。

     最后说一句，自由女神那块背景板，有点假。

附注：
a. 曾一天内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偶遇Klimt的画作，又机缘巧合撞进了Neue Galerie，私以为这是一种缘分，所以看电影，所以写观感。自娱自乐，且供消遣。顺便安利Neue Galerie一楼的Cafe Sabarsky, 如果你爱维也纳。
b. 看的周六七点场，但上座率不算高，和furious7比。大部分观众都上了年纪， 我一个人进去略感抱歉，似乎打扰了他们。亏我这还不在宾州呢。
c. Maria的父亲看着窗下的激进，扭头说，把我的cello拿过来，why should this Sunday be different than ot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