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咪(2014)

文 / 柳莺

1989年出生的加拿大美型导演泽维尔·多兰拍出第一部长片《我杀了我妈妈》的时候，就得到了“天才少年”的称号。虽然此后他继续恣意大胆的创作，诸如《双面劳伦斯》这样疯狂诡异的影片，却得到了两极的口碑，青春期的叛逆在多兰的镜头中被无节制地放大，中产阶级高雅又浪荡的生活亦时常被诟病为矫揉造作的温床，“多兰是个自恋的家伙”这样的评价也几乎是影评人圈内的共识。

就是这么一个靠着禁忌影像起家的少年，这一次终于在戛纳证明了自己成长。从题材上看来，《妈咪》和他的出道之作有太多的相似，多兰自己也并不反感把这两部影片拿来比较。不过，时隔五年之后，他终于跳出了自我沉溺的泥潭，带着丰沛的同情和热爱来表现母子关系。在《我杀了我妈妈》中，多兰似乎想“惩罚自己的母亲”，而通过《妈咪》，他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你们什么都别问，我期待她的复仇”。

在导演手记中，多兰写道，长久以来“母亲”是唯一能够给他带来创作灵感的主题，“我愿意看到她赢得战斗，我愿意为她创造困境好让她施展解决的才华，我通过她质问自己，我愿意在众声沉默的时候交给她大声疾呼的权力，我愿意在我们都犯错时，她却保持永远的正确。不论发生了什么，她将拥有最终的话语权”。相比《我杀了我妈妈》中明显的炫技和不知所谓的风格化，《妈咪》对于人物关系充满爆发力的刻画，让电影始终在一种令人亢奋的基调中前进。由母亲迪安（安妮·杜尔瓦乐饰演）、儿子史蒂夫（安托万·奥利维也·皮隆饰演）和邻居凯乐（苏珊娜·克莱蒙饰演）构成的三角关系，呈现出一种微妙而愉悦的平衡，而三人各自性格的缺陷则不断产生将平衡打破的风险。一面是浓情四射的情感蜜月，一面是万劫不复的暴怒深渊，在心绪的角力中，伤害与抚慰并存，爱与恨也彼此消长。

少年对于母爱绝望的渴求是《妈咪》的主题，这是一部黑暗与温暖并存的电影。故事发生在不久以后的加拿大，暴躁的单身妈妈迪安有一位同样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儿子史蒂夫，而根据当时政府颁布的法律，患有心理问题的青少年要么必须得送进专门的治疗所，要么得在父母的严密监护下生活。《妈咪》开始于史蒂夫的重新回归家庭，面对大大咧咧的母亲，他也时常词不达意地表达自己的爱。两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又会超越通常意义上的母子之情，史蒂夫对母爱强烈的占有欲和妒忌心，常常给人一种恋爱关系的错觉。当含有失语症的邻居凯乐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个情感的三角才渐渐趋于稳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乐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虽然电影并未对史蒂夫父亲做出具体交代，但我们仍能揣测他的去世对母子俩的精神产生的伤害。凯乐平日沉默不语，偶尔来一下大爆发的性格更具男性特质，她的加入让这个家庭变得完整。可惜好景不长，迪安对追求者的心动引来了儿子的不满，而后者的冲动又导致了更多的悲剧。

为了展现这个故事中时而纠结时而激昂的情绪，多兰在视听效果上动足了脑筋。当1:1的画幅出现在大银幕上时，几乎所有的观众都以为他要像韦斯·安德森那样玩起比例切换的把戏。虽然一开始对正方形的构图不太习惯，观众的视点还是不由自主地集中到了狭窄的区域中，对细节进行长时间的凝视。长宽相同的画面在观众的心理上也时常造成压抑的效果，特别是在室内戏中，笼罩在一片红金色调下的屋子，显示着某种藏在温暖背后的无名的烦躁之情。

《妈咪》的原声也是电影又一引人入胜的元素，绿洲乐队、席琳·迪翁、黛朵、贝克、安德烈·波切利……各种流行歌曲将电影的声音空间挤得满满当当，让《妈咪》看起来好似一部超长MV。不过，这些歌曲串烧竟然没有让观众产生厌烦之情，反而在音乐的推动下不断重振鼓舞着自己的情绪。在电影最为乐观的两个高潮，正方形画面竟然随着歌曲的上扬慢慢被拓展拉伸成了正常的16:9长宽比，这个在电影前半段藏了一个多小时的视觉游戏，也顿时在抛头露面的瞬间点燃了现场所有的观众，《妈咪》中视觉和音效绝妙的结合，也让多兰这个曾经的“耍小聪明的男孩”真正转变成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天才”。

本文发表于《电影世界》2014年6月刊

记得当时刚看完Mommy还是比较平静，合上电脑就去洗澡了，抹洗发膏的时候一些剧情细节开始往脑海里回钻，想到Steve对着电话留言说：“我难过自己给你带去了那么多的伤害，你值得一个更好的孩子而不是我这样的白痴。” 镜头下他金色的睫毛不停在颤抖。然后就莫名其妙想哭，蹲在浴室地上满脸泡沫混着洗澡水和眼泪，电影最后一幕当他挣开束缚冲向死亡，我宁愿去相信这是选择了自由，就像那段惊艳了众人的展屏，Steven怒吼着：“I am free!” 电影的最开始，出租车里Steven躺在Diane腿上，被妈妈揉着头发补个小觉，或者像那个撩起头盔的金发少年一样和小伙伴在草地上玩曲棍球，这才像一个十五岁少年该有的生活状态。可眼前这是个说话大声到炸耳，问妈妈要烟抽，朝老奶奶做下流手势，不用粗鄙字眼好像就不能够组织语言的问题男孩，他还患有ADHD，容易情绪失控，甚至是暴力伤害。当他凶神恶煞地朝你吐口水，或者将拳头往Diane身上揍的时候，作为观众只能捂眼心想真是造孽，能摊上这么个恶魔也不知道是上辈子得罪了哪路神仙。 就在Steven的调戏被Kyla愤怒反击之后，他居然吓到尿了裤子，缩在一边像个可怜不知所措的小狗般瑟瑟发抖，那一刻作为局外人的观众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也就只是个孩子而已，剥去顽劣成性这层外衣，或者是保护壳吧，他也许比普通孩子还要脆弱，更为敏感。 Steven跟妈妈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到处嚷嚷要找到爸爸的相片，在镜子前套起爸爸的皮夹克，翻到那张爸爸自己制作的满是快乐回忆的CD，Diane被炒了鱿鱼后，他用爸爸的话安慰她； “Grab the future by the balls, fuck the past, in the ass.” Steven帮妈妈擦掉眼泪，告诉她，他们两就像个Team，他会控制自己的毛病然后好好照顾她，保护她。 绿洲的《迷墙》没人不耳熟能详，振奋人心的背景音乐下Diane开始了家政工作，Kyla帮Steven复习功课也很顺利，歌词大声唱着:”Because maybe , you’re gonna be the one that saves me…” 屏幕从1:1扯开成了4:3，我们的视野宽阔了，Steven大声吼着他自由了，Diane和Kyla笑的灿烂，似乎大家都真的得到了拯救。 从Diane拿到诉讼传票开始，画幅缩回1:1，刚刚出现曙光的生活再次陷入一堆麻烦里。片里的服装造型是多兰亲手打理的，Diane的喇叭裤、超短裙和高度夸张的高跟鞋,伴着脸上的浓妆，这品味实在不算高级，她举止也轻佻，总之没有一处符合世俗眼中的三好妈妈，但多兰向我们展示了她是位多么勇敢的女人，不惜代价保护儿子的母亲。 酒吧里的失控，还有那个越雷池的吻，超市里Kyla安慰Steven说Diane不会抛弃他的，他一脸无所谓表示完全不在乎转头却割了自己的手腕，他那么害怕不再被爱。 手腕鲜血直流他却只是问妈妈，我们依然爱着彼此，对不对？ Diane回答他，那是我们最擅长的事情了。 但她绝望了，认为送他离开也许才是拯救他的唯一办法。片中的那段蒙太奇感人至深，那是一个母亲最美好的梦，上学然后工作，结婚生子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永远幸福的生活着。这么简单的梦却像这蒙太奇的画面一样朦胧缥缈。 Diane对Steven说一个母亲不会某一天醒过来然后不再爱自己的儿子了，母亲的爱只会日复一日有增无减，孩子才会随着成长而爱意慢慢减退，Because life works that way。 现在我生活在一个离家遥远的城市，我也问自己为什么总想去更大更远的地方见更多的人，生活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常常在茫茫人海中感到迷茫，不知所措。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晰的，我知道不论今后三更半夜会在哪个陌生的城市醒来，不论有多么孤独，会碰上多少麻烦，也不必感到绝望，因为有个人会始终爱我，即便这世界再操蛋我也永远有路可退，有个家可以回去。所以想告诉Diane其实不是这样的，随着年纪的增长孩子会逐步减少对妈妈的依赖，减弱的是需要感而不是爱，孩子对母亲的爱从来不会减少，永远不会。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知道TA会一天天长大，注定一点点离我远去, Because life works that way，但我想我不会太难过，因为明白TA也一样不会停止爱我，唯一改变的是我们相爱的方式。我希望自己能竭尽能力做一个好妈妈，像Diane和我的妈妈一样勇敢，我希望我的存在能像一盏属于TA的烛灯，TA永远不必感到孤独和绝望，因为妈妈哪里都不会去，妈妈会永远在这里，永远爱你。

文/［法］菲利普·鲁耶 杨·多潘

译/ 赛珞璐

您在五年内拍摄了五部长片。您是怎么做到的？您会同时进行多个项目吗？

是的。比如在拍《汤姆的农场旅行》时，我还有其他两个已经完备的剧本，但《汤姆的农场旅行》最适合我当时的条件，它是一部能够在短时间内拍完的影片（仅仅用了17天），用手持摄影机和有限的资金，就像对我的第一部长片《我杀了我妈妈》的回顾。

那么《妈咪》也是在那时候写的吗？

不是。我是在完成《汤姆的农场旅行》之后开始创作《妈咪》的，因为在《汤姆的农场旅行》参加威尼斯电影节之前我有一点时间。我们没有为戛纳做准备是因为我想要推迟后期制作，以便在一部魁北克电影，丹尼尔·格（Daniel Grou) 的《奇迹》（Miraculum）中饰演一个角色。我在其中扮演一位耶和华见证人（Jéhovah）教徒，他非常固执和虔诚，宁愿死去也不愿接受能治愈他癌症的输血疗法。他不是主角，但这个人物让我很感兴趣。我从四岁开始就做了演员，我也从未真正停下来过。在电影中，演员的工作是我最热衷的。我喜欢扮演我自己，我也喜欢引导演员，帮助他们去诠释自己的角色，让他们的表演有所进步。

指导演员这项工作会在拍摄之前完成吗？

当然，对于《妈咪》我们经过了反复排练，大家聚在桌前读了三次剧本，然后在有布景的情况下，对个别较为复杂的场景进行排练，但没有重复很多遍。况且苏珊娜·克莱蒙（Suzanne Clément）不是一位能让我们和她一起重复排练多次的女演员，但是我们可以讨论。剧本上的对话允许重新编写。在片场，我们没有太多即兴发挥，最多也就是在某处加一点个人色彩，尽管我的演员们都非常有创造力。另一方面，必须完全适应我的这两位女演员，苏珊娜·克莱蒙饰演的邻居凯拉是富有直觉且盲目的，而安妮·杜尔瓦勒（Anne Dorval）饰演的妈妈则是有理由的且能被理解的。

对于苏珊娜，您让她饰演困难重重的结巴……

这个人物我在剧本中写得很少，是在片场的时候，我们俩才找到了真正的凯拉。相比之下，安妮和安托万仅仅是在“念”他们的对话。

为了使凯拉这个人物的结构清晰，您有试着按故事的顺序进行拍摄吗？

从来没有过。我们必须得适应季节，拍摄场景以及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刚开始，我对次要人物的设置过于或者不够重要感到困扰，最后我们找到了平衡，当我们不再认为凯拉是一个次要人物时，她成为和其他两位演员同样重要的人物。

演员在出场时的站位都很精确，您做了分镜头稿本吗？

我没有做分镜头稿本，但有些场景我画了机位和布光的草图。我从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就思考着这些，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剪辑。之后，我们去看了拍摄场景，发现构思好的一切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因此必须得随机应变。演员们带来了一个我们愿意采纳的提议，我们的剧组在早晨一起排练，这让我们发现过于勉强的创意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再改动。

在拍摄了Indochine乐队的mv《学院男孩》（College Boy）还有《汤姆的农场旅行》后，这已经是您和摄影师安德烈·杜邦（André Turpin）的第三次合作了，您是怎么找到他的呢？

我以前很想跟他一起工作，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欣赏他的才华，我觉得他简单、随和。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相遇。

跟他一起工作您感觉怎么样？

我们一起取舍。在美国，除了那些大制作的影片，主摄影师也是会负责取景的，而安德烈却很谦虚地把这个位置让给了一位斯坦尼康操作员，由他完成了整部电影的取景。在片场，我和安德鲁说个不停，我俩都会把拍摄中的问题重新提出来和对方讨论。他真是了不起。我喜欢被这样的一群人包围，通过分享我的想法使他们的思维得到拓展。

关于灯光，哪些部分来源于您的想法呢？

我想要一部明亮的、阳光的电影，尤其不要那种阴沉的、抑郁的风格，我们总是把这种调子和这样的人物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不仅是品味的问题，更是对这种人物的不尊重，就如同一位在底层人民的生活中“探索”的电影创作者。这两年我看过太多深思熟虑的电影，自以为这样做对弱势群体是公正的。对我来说，我想要摄影机平拍这些人物，我们可以和他们对视。

这样的话，您就完全和《汤姆的农场旅行》的那种视觉风格告别了……

《汤姆的农场旅行》是关于无的审美,没有解释什么。在格外令人厌恶的背景当中，我们利用景深来避免它显得过于黏稠。接近结尾的部分，我们本来拍了一个主角破碎眼镜的很棒的镜头，这副眼镜是他用来观察被那位母亲放在他床下鞋盒里的东西的，我们都对这个镜头感到很满意，但在样片中看到这个镜头时，我们觉得不能保留它了，它已经让人联想到佩金帕（Peckinpah）那部《稻草狗》（StrawDogs）的海报了，而且它太不自然了，完全不能留在电影中。

为了获得《妈咪》中这种阳光的影像，布景师哥伦布·瑞比（Colombe Raby）的工作应该是很重要的吧，她是您从《双面劳伦斯》开始的合作者……

当然，把布景从它本来的状态重新布置成我们想要的样子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想要一个很昏暗，但又有很多光的客厅，因此我们就用了彩色墙纸，它是以前住户留下的痕迹，就像两位主人公回到了其他人的世界。母亲在开头就明确指出：她接管了一位老妇人的公寓，她还没有重新装修它，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一种不用把彩色墙纸弄得太具有美感的方法。同样，对于服装必须考虑得周到，我为斯蒂夫选择了一些反时尚（normcore）的服装，这是一种反文化的服装风格，它是对嬉皮士的颠覆。比如说，我们没有选择Lacoste或者Ralph Lauren品牌的polo衫，我们选择了一个更便宜和不怎么知名的品牌，我会让这些服装看起来像2000年初时那样，这对人物来说更加真实。

母亲戴安的衣服显然都不贵，但更加精心修饰过……

她穿得像一个十六岁的青春期少女，有一套自己固定的讲究，即使显得品味很奇怪。她想要显得性感但还是停留在了穿着舒适的阶段，因为她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我让她穿那种九十年代末至两千年初的牛仔裤，我们得重做这样的裤子，因为现在已经找不到那样的牛仔裤了，但我还是坚持要做。对她来说，这个阶段正是她的黄金年龄，她的妆容并不过时。可能之后她也没有再买衣服。

在片头字幕中，您作为服装师被提到，您为演员们选了服装吗？

服装的选择常常是跟演员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挑选了他们的全部服装，然后他们来试，接受或拒绝这件或那件衣服。对我来说，给他们挑选服装这项工作和跟他们对台词是差不多的。

这是一种大家一起确定人物的方法。

是的，这时候演员会跟我说他对于角色的想法，他总会为人物构思出其过往经历，我们一起讨论，这比一件服装对他演技的影响更重要。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必须完成一个镜头以结束当天漫长的拍摄日程，这个镜头是要苏珊娜脱掉那双已经把她的脚磨出水泡的鞋。但她跟我说她更想要穿着它们，因为她饰演的人物凯拉穿着过于小的鞋子感到如此不适，以致于脱掉它们会有影响她演技的风险。同时，必须注意不能总想要去调整一切不利于视觉协调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会在回到餐桌前打电话咨询自己该选哪件衣服的问题，但在我的电影中会这样。我必须听取演员对于角色服装的所有想法，考虑如何为其他角色设计服装。

对于整体的美学，对您指导摄影起到参考作用的是电影，绘画还是摄影呢？

不是电影！人们认为我参考大量电影，但没有想想我还很年轻，在我的迷影文化当中还有很大的空白。我最强烈的灵感是那些没有被人觉察到的事物，就像谣言，它从那边的终点开始，传到这儿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说，这就是影响和灵感的不同，影响是种致敬。

我们已经在您的前两部电影中发现了这些影响。

是的，那些和《花样年华》中使用相同音乐的慢镜头……其实，对于《幻想之爱》，人们没有提到伍迪·艾伦《贤伉俪》中那些有说服力的人物，正是这些人物给我片中那些面对摄影机的采访提供了参考。人们引用了很多阿莫多瓦，因为他拍高跟鞋，而且他是gay，像我一样，但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

但在电影之外，您会从摄影和绘画当中获得一些灵感吗？

当然。最简单就是给您看我的look book。（采访中断，因为他去宾馆房间拿他的look book）这是一份能让我回忆起所有圈内大师和演员的档案，我将它装订好然后选择纸张，此外，我非常喜欢制作这些东西。我按主题制作了词条，比如，所有关系到人物死亡的图片。这是朱丽娅·罗伯茨在《永不妥协》中发型的照片，这不是我们决定采用的发型，但这也许能带给我们些灵感。还有这些纹身，我们已经模仿了这头狮子的纹身。可能还有星座符号，指甲或者鞋子……

这些照片是哪儿来的？您从网上找到它们吗？

不是，我买了好几吨的摄影画册还有一些杂志。我把我感兴趣的人物，布景，和所有电影相关领域的部份都剪下来，尤其是那些背景。

比如说？

这张南·高登(Nan Goldin)的照片《剃须的托马斯》(Thomas Shaving)正是凯拉教史蒂夫自己刮胡子那个场景的灵感源泉。看那个，我模仿它做了浴帘。这儿，一张格斯·范·桑特《心灵捕手》中的照片，镜头中他在黑暗中给他的妈妈打电话。还有那儿，我们在室内重新发现的橙色的光，还有最后一组镜头中带点蓝色的光。

我们有印象，您在那些最痛苦的瞬间保留了这些带点蓝色的光，比如唱卡拉ok还有最后在停车场……

是这样，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识的。停车场那场戏是在白天，天一直阴着。我们在那儿拍摄了两天，第一天，天气晴朗还有朵朵白云，但我们知道第二天要下一整天雨。当史蒂夫坐在汽车里看到雨快来的时候，我开始在汽车上方制造雨滴，我们衔接了这一瞬间，然后就真的开始下雨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这个场景，我想要一种光的断裂。必须是一种中断，我们在别处。

我们觉得您在每个镜头的场面调度中都有不同的构思……

对我来说，《妈咪》在美学上是具有统一性的，即使每个镜头都各有特点。比如说，在拍第一次晚餐时我用了正反打镜头作为画面的开端，在开始介绍这些人物之前先使他们相互孤立，这样做是为了加强私密的感觉。我们在他们背后拍的时候，他们会更专注地听别人在说什么。这都是一些常用的经典拍摄方式，但很有效。

当我们一直在装饰相同的室内时，构图的多变也是一种防止观众疲劳厌倦的考虑吗？

当然，必须得避免无聊和重复，尤其是构图，它必须为叙事服务。一种构图区别于其他构图的意义正是它的美，我可以欣赏其他的但我不想让它们出现在我的电影里。就好比黑白片。在我仅有的一次经验，拍了Indochine的MV《学院男孩》后，我很想再做黑白画面，但我必须得找到剧作上使它成立的理由。在拍《汤姆的农场旅行》时，我养成了对每一个镜头发问的习惯。我用这样的构图和色彩讲了什么故事？它会对观众产生什么效果？这一刻他会有怎样的感受？

在《汤姆的农场旅行》中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这种严密。这部电影不意味着您电影作品中的一个转折点吗？

从情节的角度来看《汤姆的农场旅行》已经离我很远了，但是这部电影让我明白了很多电影之外的事情，它们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因此，是的，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它让我有所提高。

在其中出演某个角色对您来说重要吗？

在观察了一年《双面劳伦斯》中的演员后，我在其中出演就是为了丰富它。在《妈咪》中，我本来想要扮演安托万-奥利弗·波尼安的角色，这个人物就是我。这点也可以在我对他表演风格的指导中看出来。

您是怎么指导他的呢？

安托万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他无拘无束，理解力强，早熟。因为我自己也是演员，所以我有时候会把他的戏先自己演出来，而且我也很乐意和安妮还有苏珊娜配合。无论如何，当我开始一场戏，在我思考要怎样拍摄之前我都会考虑我想要他怎样表演，然后我观察这些演员，我告诉他们如何做。为了引导他们，在拍摄过程中我会继续说下去，我说个不停。因此在后期录音时，清除我的声音就成为一项很繁重的工作！但是在表演中，这就产生了一些纯粹自发性的瞬间，演员必须放弃所有他之前已经准备好的情绪才能回应我的要求。我不太知道演员如何反应，他们在心里思量着小把戏：“我要用我的眼睛完成这个拿手好戏，我要拿我的耳环开玩笑！”不过，会突然有人跟他们说话，然后改变了他们在镜头中所有的表现。

在您的电影或者您的表演中，这是不同的。您必须指挥团队内部……

当然。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不能给出我的指示。但是在《幻想之爱》中，我想出了解决的办法来指挥主摄影师的运动，就是在画面外拉动他的羊毛衫，就像是一部纪录片。因为有些东西不总是能在片场重现：当魔力在那儿，必须要利用它。

您拍了很多镜头吗？

看情况。我与苏珊娜和安妮长期以来的默契为我们节省了时间。我保留了《妈咪》中许多第一次拍摄的镜头。但是对于那些感情丰富的场景必须得多拍几遍。

为什么选择了1:1这种奇怪的正方形画面比例？真的是正方形，画面似乎把我们拉长了？

画面的确是完美的、由电脑计算好的正方形。在我拍摄短片《学院男孩》时，我明白了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既受限又朴实无华的画幅比例。对于人像来说，这是理想的比例，因为观众只能看到人物，画面中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在电影中间拉开画幅的主意是从写剧本的时候就想到的吗？在《汤姆的农场旅行》中我们已经对你缩小画面的方式留下很深的印象了……

是的，在那些感到呼吸困难的时候。这次正相反，他们活得很开心，他们的视野也宽广。这次不同的是，人物直接参与进来推开了画幅的限制。是电影中的人物改变了语言，他也因此掌握了电影的命运。第二次画幅拉开也是一样，当他们出发去旅行；然后画幅缩小到画面中只有母亲，当现实再次夺走她的权利时。

为什么您觉得有必要为问题青少年群体虚构出这项法律，这是您在一开始构思阶段就想要表达的吗？

这项法律和黛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它也是剧情当中设置的一枚定时炸弹。我们会和剧中人物一起开心欢笑，但我们知道未来的某一时刻这位母亲将会履行这条法律，而且，这项法律也为影片提供了政治背景，从而解释了剧作中那些站不住脚的部份。在现实生活中，拘留所不会将一位已经纵火的年轻人送回家。为了维护社会安全，他只是被委托给国家看管。

跟往常一样，配乐方面，您列出了一份众星云集的歌单。

这次不同的是，这些歌曲都是剧中人物当时在听的，不再是导演选择的了，这些歌曲都来自男主角父亲在死之前录的一张歌曲合集，这会让观众很感动，因为正是这些歌证明了他在故事当中的存在，推动情节的发展直到最后，当他们在搬家时听那首席琳·迪翁的歌，我们听到那饱满的嗓音……即使到最后的时刻，史蒂夫还在拍手，这段完美的音色继续着电影配乐的风格。

一般来说，您选用一些Noia的原创歌曲，他是谁呢？

一个年轻的秘鲁人，非常有才华，他给《双面劳伦斯》配乐45分钟。给《妈咪》只配了25分钟，但我们还是都买下来了。我们并不总是能感受到这些配乐，但我把这些原创音乐放在我的电影中。而《汤姆的农场旅行》，我想跳过这些配乐，用无声来为心理惊悚片伴奏会更有效，但对于剪辑，配乐的作用占90%！所以我也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

那《妈咪》您剪辑了很多吗？

第一次剪辑完是2小时35分钟，本来还要多二十来分钟，在我看来，这太长了，我本来想要剪掉更多，但那样的话，电影就变样了。绝不应该强迫影片维持下去，否则影片就会受到严重损害。一个过于快的场景，有时会让它变得过于长。

您剪掉了一些完整的场景还是一些小的片段？

我去掉了很多场景当中幽默但有点跑题的部份，还去掉了那些啰嗦重复的部份！尤其是一个在史蒂夫刚被关进拘留中心后，两位女士在咖啡馆的场景。对演员来说，这个场景是令人十分满意的，对人物结构绝对是有帮助的，但是它削减了我更喜欢的一个镜头的力量，就是最后凯拉和戴安摊牌：这个场景很长，我也很喜欢它；感受到它的不易就好。

让电影即有英语字幕又有法语字幕，这真的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

是的，为了让观众能更好的理解影片，这是很有必要的，依然是我决定要这么做的。《汤姆的农场旅行》中有些场景我没有加字幕，但《妈咪》全部都有字幕。必须要说，在这部电影中，我的这些人物都说若阿尔语（le joual），就像英语中的俚语或者法语中的方言。这是一种有些魁北克人也同样理解不了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