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2017

果断打出满分！真是一次历史文化、视听艺术的享受。结合以前上映过的《敦刻尔克》、《国王的演讲》，你会对二战的同一历史时刻有不同角度的丰富了解和精神感动。导演只有38岁，却连续拍出了《傲慢与偏见》05年、《赎罪》07年、《安娜卡列妮娜》12年等历史题材名片，不仅是他个人才华出众，更是他所处环境对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和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及稳定所致；片面、多变、狭隘、虚无的历史、艺术观掌控下，是出不了这样有价值的艺术作品的。

我们绝不投降，我们将战斗到底

本文不算影评，只是个人的一个小的观影笔记。

今天去看了《至暗时刻》，一部关于丘吉尔的传记片，导演是乔·莱特，主演是加里·奥德曼。

先说说整体观影体验。总体而言，影片节奏很快，尤其是频繁出现的时间点提示，都在营造一种迫在眉睫的紧张感。影片的配乐使用了大量的弦乐，很像约翰·威廉姆斯或者汉斯·寂寞的早期配乐，旨在营造史诗感，这种配乐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但很容易使人热血沸腾，融入影片的情绪。不同于以往的丘吉尔传记片或相关影片中的丘吉尔角色塑造（参考《丘吉尔》（2017）、《王冠》第一季、《国王的演讲》等），《至暗时刻》发掘了丘吉尔大量幽默的一面，比如和妻子撒娇、要见国王时紧张的吐槽以及在厕所面对掌玺大臣电话时的发脾气，正是这些轻松却不出格小幽默，很好地缓解了影片中紧张压抑的气氛，让观众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故事层面，影片讲诉的并不是丘吉尔的生平，而是截取丘吉尔在二战前期临危受命接任首相到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段时间内的经历。影片用一场演讲开启大幕，工党党魁艾德礼咄咄逼人地质询时任首相张伯伦的昏庸无能，要求其立即辞职，背后的议员一边鼓动着手中的稿纸一边大喊「Aye」。彼时，德国纳粹闪电袭击比利时，直逼盟军而来，法国已经岌岌可危。工党要求组成联合政府，但拒绝张伯伦的领导，首相一职成为烫手山芋。保守党只得派出唯一受工党认可的丘吉尔担任首相，此时的丘吉尔已经66岁，因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之役的失利而在党内备受排挤，没人看好他。此时的欧洲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时，内阁之中一片看衰，以前首相张伯伦和外相哈利法克斯为首的等人主张与纳粹和谈。内外交困，丘吉尔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虽然这样的励志传奇故事在每年的颁奖季上显得很套路，但自古套路得人心，好的故事，即使套路，依旧能引发共鸣。

多变的加里·奥德曼

表演上，加里·奥德曼的表演无可挑剔。说话前嘴唇微张和细细颤抖，说话时像含了一口水一样模糊不清，演讲时声音却沉稳有力，微微佝偻的脊背，时而不记得刚刚说的话。从动作姿态到面容神情，加里·奥德曼演活了丘吉尔。不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邪恶癫狂的警察，不是《惊情四百年》里恐怖鬼魅的德古拉，不是《哈利波特》里敦厚慈祥的教父，更不是《蝙蝠侠》里正直勇敢的警长，而是丘吉尔，是既放肆又可爱的普通人丘吉尔，是苍老又坚毅的一国首相的丘吉尔。另一方面，由于聚焦于丘吉尔，除了秘书伊丽莎白·莱顿之外其他人物的塑造就略显不足。以乔治六世为例，影片前半段着重描绘了乔治六世对丘吉尔的厌恶和恐惧，但后半程丘吉尔陷入是和谈还是抵抗到底的困境中时，乔治六世突然转变态度支持丘吉尔。虽然史实的确如此，丘吉尔的人格魅力也感染了国王，但影片在此处的留白略显突兀，需要不了解历史的观众脑补国王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心里斗争转而支持丘吉尔，或者观看《国王的演讲》才能了解全貌。

加里·奥德曼版丘吉尔

上面我说了《至暗时刻》是一部很套路化的电影，我并不是贬低此片，反而本片在传统的传记片里将这种套路运用自如，使得影片整体流畅耐看。这与导演乔·莱特多年拍摄英伦经典的经验密切相关，《至暗时刻》有着很浓厚的英伦导演的古典气息，不同于美式传记片的大开大合，影片始终在室内场景里打嘴仗——唇枪舌剑，短兵相接。另一方面，本片是一部对仗工整的励志传奇，影片中有多处伏笔，镜头、剪辑、场景、调度等细节方面也花了心思。比如影片中两段慢镜的对比最为突出，这段手法似乎是导演《赎罪》里敦刻尔克片段的延续，通过这两段的对比，导演快速交代了影片气氛的变化——从和平祥和的安居乐业到战争来临的乌云密布。还有在上任后第一次发表演说时，有一盏亮着的红灯。整个房间都是红色，丘吉尔坐在灯前，神情凝重。整个灰暗的红色房间，既显示了丘吉尔目前正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又暗示了丘吉尔内心的不安。影片的剪辑也值得一说，比如莱顿闭眼流泪剪接飞机轰炸，飞机轰炸地面渐化成士兵的脸，都超乎观众的预期，体现了战争的残酷，为影片基调中注入了一丝悲剧色彩。

整个灰暗的红色房间，既显示了丘吉尔目前正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又暗示了丘吉尔内心的不安

莱顿闭眼流泪剪接飞机轰炸

《至暗时刻》不算神片，但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佳片，尤其是其中加里·奥德曼出神入化的表演。最后将丘吉尔的演讲里的几句话送给这几天处于「至暗时刻」的国人——我们绝不投降，我们将战斗到底。

《至暗时刻》与下面几部片对比着看更好。

国王的演讲 (2010)

8.4

2010 / 英国 澳大利亚 美国 / 剧情 传记 历史 / 汤姆·霍伯 / 科林·费尔斯 杰弗里·拉什

王冠 第一季 (2016)

9.3

2016 / 美国 英国 / 剧情 历史 / 本·卡隆 史蒂芬·戴德利 菲利普·马丁 朱里安·杰拉德 / 克莱尔·芙伊 马特·史密斯

赎罪 (2007)

8.5

2007 / 英国 法国 / 剧情 爱情 悬疑 战争 / 乔·赖特 / 詹姆斯·麦卡沃伊 西尔莎·罗南

敦刻尔克 (2017)

8.4

2017 / 英国 法国 美国 荷兰 / 剧情 历史 战争 / 克里斯托弗·诺兰 / 菲恩·怀特海德 汤姆·格林-卡尼

本文已发表于《澎湃》，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放出第一支预告片开始，影片《至暗时刻》就因为主演加里·奥德曼的精湛演技而备受期待。果不其然，这部讲述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传记影片刚刚上映，立刻引来好评如潮。

2017年似乎是英国二战历史的聚焦年，关于诺兰的《敦刻尔克》的讨论尚未完全退却，《至暗时刻》又将观众的焦点引向了1940年5月那个决定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生死存亡的关口。听到电影中频频出现在内阁讨论中的“敦刻尔克”，小伙伴们是否有想把两部影片连着再看一遍的冲动呢？

事实上，不止《敦刻尔克》与《至暗时刻》，2017年前后，英国还出品了几部高分电影及电视剧，贯穿起来，恰好就是一部英国二战历史的教科书。那么，重点来了，就让我们一边拿起爆米花，一边把历史学起来吧。

二战前：《唐顿庄园》

大热英剧《唐顿庄园》中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剧情，这大家都是知道的了。第六季全剧终的时候，剧集中的时间最终停在了1926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刻。彼时，距离二战爆发还有整整十四年的时间，似乎离得还有点远。但认真看剧的小伙伴定会发现，《唐顿》中其实暗暗埋下了许多和二战有关的情节。

早在第三季的一次家庭晚宴中，当唐顿二小姐Edith向家人告知自己应报社之邀投了稿，Maggie Smith饰演的老夫人率先以“贵族之女不应在报纸上发表意见”为由站起来反对。二小姐立刻以英国最早的战地女记者之一“Lady Sarah Wilson”为例进行反驳，说她身为堂堂公爵之女，依然可以身赴前线报道战争。老夫人对此的回应相当巧妙，她说：“She’s a Churchill. The Churchills are different.”

对，你没有看错，Lady Sarah Wilson在婚前的姓正是Churchill，她是英国第七代马尔巴罗公爵的小女儿，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姑姑。从老夫人的评论中，我们已然可以看出丘吉尔家族的不同之处，他们热衷于政治，家族中出现过多位身居要职的成员，同时行事作风也有别于一般的贵族家庭。拿Lady Sarah Wilson来说，她成为战地记者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了报道战争还曾被捕过，这在20世纪初的英国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举动。

Lady Sarah Wilson

到第四、第五季，《唐顿庄园》中直接出现了开始在德国政坛崭露头角的希特勒和未来的纳粹党。铁粉们应该都记得，唐顿二小姐Edith的前男友Michael为了去德国和有精神病的妻子离婚，正赶上了希特勒于1923年11月8日在慕尼黑发动的“啤酒馆暴动”，莫名死在了德国。剧集中同时还借格兰瑟姆伯爵之口说出了“啤酒馆暴动”之后，德国当局对希特勒的处置——他虽然被捕入狱，被判了五年监禁，但其实只服刑了9个月就被释放了。正是在这段服刑期间，希特勒写下了被视为法西斯理论和行动纲领的《我的奋斗》。

《至暗时刻》中因奉行“绥靖政策”而被迫辞职的英国前首相张伯伦也曾在《唐顿庄园》中出镜。在最终季中，时任英国卫生大臣的张伯伦受老夫人之邀前往唐顿做客。唐顿的仆人们在厨房里议论纷纷，他们援引当时报纸上的评论，说出了张伯伦所在的保守党对工人阶级的不友好，以及张伯伦被看好成为下一任首相的人选。

《唐顿庄园》中的张伯伦

《唐顿庄园》没能继续演到二战一直是很多粉丝的遗憾，但好在还有之后的许多作品能让我们全面了解二战时期的英国。

二战中：《至暗时刻》《敦刻尔克》《繁华酒店》《国王的演讲》

作为二战“三巨头”之一，温斯顿·丘吉尔一直是中国观众最为熟知的英国政坛人物。在2002年BBC举行的“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全民调查中，他也获选成为英国民众心目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但看过《至暗时刻》之后，或许你会从影片的种种对白中看到二战爆发前丘吉尔在政坛和民众中的不受欢迎。

史实的确如此。虽然出身政治世家，且很早就因为在南非报道战争被捕又独自越狱的事件而闻名全国，但丘吉尔在正式成为首相前的政绩一直饱受诟病，其中就包括影片中提到的“转换党派”（从保守党转到自由党，再从自由党转回保守党）、任海军大臣时期批准海军攻占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行动、以及任财政大臣时期搞坏英国经济等等。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从平民到政府都不相信短期内会再次爆发战争，而丘吉尔偏偏大唱反调，在二战爆发前的十年间，不停的警告纳粹德国与希特勒的威胁，令他更加不受待见。

其实在1939年9月1日德国正式进军波兰之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一直是英国政坛的主流思想，英法两国都希望以和谈和签订条约的方式换取纳粹德国的停战。就像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那样，直到逼不得已对德宣战，甚至在荷兰、比利时相继投降之后，英国政坛中仍有不少人对希特勒的野心认识不足，幻想可以与之和谈。

从1940年5月10日奉命组阁到6月3日敦刻尔克大撤退结束的三个多星期，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丘吉尔或者说近代英国的“至暗时刻”。英国不仅要面对欧洲盟友的相继投降，还极有可能在敦刻尔克丧失绝大部分陆军主力。就像我们在电影《敦刻尔克》中看到的那样，德军从海陆空三面夹击被困在敦刻尔克海滩的英法联军，丘吉尔政府最初的估计是能撤出十分之一的兵力就很不错了。

《敦刻尔克》剧照

在民用船只的征用和英国空军的火力掩护下，33万英法联军得以从敦刻尔克海滩撤出。但法国也同时宣布投降，整个西欧地区只剩英国还在抵抗纳粹德国的入侵。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撰文推荐过一部名为《繁华酒店》的英剧。这部由ITV电台于2017年1月推出的英剧中，衔接了1940年间从张伯伦下台到“不列颠空战”的所有重大事件。

《繁华酒店》剧照

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希特勒指挥德国空军向英国发动了二战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繁华酒店》的主要剧情便发生在“不列颠空战”期间。剧集中的首都伦敦，随时都要面临德国战机的轰炸，市区建立了多处防空洞，只要防空警报拉响，人们便要立刻避入就近的防空洞中。这并不是剧集的戏剧化处理，历史上，1940年9月7日至11月3日，德军以每晚平均200架战机的数量连续57天对伦敦进行轰炸，白金汉宫也未能幸免。

酒店在这一时期的伦敦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消息汇聚与传播的中心。在《繁华酒店》中，有英国上层人士的亲德立场，有空军士兵的顽强抵抗，有犹太难民的悲惨处境，有美国摇摆不定的中立态度，也有伦敦市民在猛烈空袭下照常工作生活的乐观与从容。直至1941年10月，一方面由于在空战中损失了过多的战机，另一方面又制定了进攻苏联的计划，纳粹德国停止了对英国的进攻，不列颠空战告一段落。

《至暗时刻》中有一段丘吉尔在卫生间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打电话请求支持的情节，并未得到罗斯福的回应。事实上，为了顺利撤军，英军在敦刻尔克丢弃了大量武器和物资。且至1940年年底，英国的外汇储备也行将枯竭。好在在不列颠空战期间，丘吉尔终于通过罗斯福说服了美国国会，得到了美国在军事物资上的大力援助，并与罗斯福一起签订了《大西洋宪章》。也是在不列颠空战期间，希特勒对苏联宣战，丘吉尔暂时搁置多年反共立场，与苏联结成同盟，为日后的全面反法西斯联盟奠定了基础。

丘吉尔卓越的演讲才能也在《至暗时刻》中再现，其两篇在下议院的著名演讲都得到了很好的演绎。相比这位依靠演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天才演说家，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克服口吃、在1939年底发表的“与民同在”的演讲也同样在英国二战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几年前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国王的演讲》想必大家都还记得，讲的就是乔治六世的这段经历。

《国王的演讲》剧照

英王乔治六世同样是英国二战史中不可不提的人物。前面提到在不列颠空战期间，白金汉宫也遭到轰炸，乔治六世和他的王后在二战爆发后拒绝内阁“离开英国”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民众与纳粹德国斗争到底的士气。而关于王室与丘吉尔之间的摩擦和渊源，《至暗时刻》中点到即止，若想深入了解，还得去看下面这一部剧集。

英王乔治六世

二战后：《王冠》第一季

Netflix去年推出的高分剧集《王冠》（IMDb 8.7分，豆瓣9.2分）是想了解英国历史的观众绝对不能错过的一部剧。虽然剧集的主角是现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但因第一季主要讲述的是女王登基前和登基过程中的事，所以同样是学习英国二战历史的样本教材。

《王冠》剧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的王室也很不太平。英王爱德华八世继位仅仅325天，便因决意要赢取离婚人士辛普森夫人而退位。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温莎公爵引发了英国的宪政危机，由于没有子嗣，他自动退位后，他的弟弟、患有口吃的英王乔治六世才逼不得已接任王位。（爱德华八世在《唐顿庄园》第四季中作为威尔士亲王也有出场，还和表小姐Rose共舞一曲，表小姐就是在《至暗时刻》中饰演丘吉尔女秘书的Lily James）

唐顿庄园第四季圣诞节特辑中表小姐Rose与威尔士亲王共舞

在爱德华八世与英国教会、英国政府磋商迎娶辛普森夫人期间，丘吉尔是少数支持温莎公爵的议会成员。也是因为这一点，乔治六世对丘吉尔心存不满。

历史上的温莎公爵夫妇

《王冠》第一季始于1951年。这一年，丘吉尔在卸任战时首相五年后，二度出任首相。接下来的几年中，乔治六世去世，伊丽莎白女王继位，丘吉尔扮演了女王导师的身份，帮助王室顺利过渡。在十集的故事中，能看到丘吉尔、温莎公爵、下一任英国首相罗伯特·安东尼·艾登（在《至暗时刻》中也有出场）等人轮番登场。同时，更重要的，是看到二战对英国社会的深远影响。虽然得益于美国的援助赢取了战争胜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重创了英国，使得其世界地位及影响力被美国取代，海外的殖民统治纷纷瓦解。

英国前首相罗伯特·安东尼·艾登

《王冠》第一季中比主演出彩的丘吉尔

在《王冠》第一季的后期，核武器的诞生、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都初现端倪。刚刚放出的《王冠》第二季或许能带给喜爱研究历史的观众又一种新的角度，来审视大冷战期间的西方世界。

本文发表于《方圆》杂志。

看电影，就是看人。 影迷如老餮，电影上映，瞅一眼主创名单，看看导演何人，演员是谁，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至暗时刻》正热映，此片可看，因这三个人：乔·怀特，加里·奥德曼，以及丘吉尔。 乔·怀特，英国新锐导演，文学修养深，起手作就是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还改编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为乔·怀特暴得大名的。是2007年的《赎罪》。恍惚迷离的细节，清新饱满的画面，散发出浓厚的文艺气息，飘逸的形式下，却是关于赎罪与宽恕的严肃主题。 一边是如绞肉机般烽火连天的二战，一边是青葱岁月伉俪情深的布尔什维克烟卷。 天堂和地狱，原来都在人间。

《赎罪》与《至暗时刻》的历史背景，大抵重合，都涉及二战初期和敦刻尔克大撤退。 《赎罪》将普通人的故事写成史诗，《至暗时刻》则把历史风云人物还原为“普通人”。这两部电影，各有各的高明，导演端的好手段。 加里·欧德曼，无冕影帝，演技出神入化。他是《吸血鬼惊情四百年》里的德古拉伯爵，《空军一号》里的恐怖分子，《不朽真情》里的贝多芬，曾凭《裁缝，锅匠，士兵，间谍》入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此次，为演丘吉尔，喝成啤酒肚，贴出双下巴，明年奥斯卡，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加里·欧德曼演擅长诠释那些具有巨大精神力的人。德古拉伯爵，恐怖分子，贝多芬，乃至丘吉尔，莫不是如此。 最典型的，要数《空中一号》中的恐怖分子，把这个角色跟丘吉尔放在一起，张力就显出来了。自其异者视之，一个是苏俄恐怖分子，一个是英国铁血首相，肝胆楚越，风马牛不相及；自其同者视之，恐怖分子和英国首相互为镜像，都是具有巨大精神力的狂人。 加里·欧德曼诠释恐怖分子，极有层次，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静与动只是浅层对仗，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才是加里·欧德曼的最出彩之处。他运用肢体语言，将一个神经质的恐怖分子刻画得入木三分，有血有肉，堪称《空军一号》这部无脑动作片中唯一的“灵魂”，相形之下，哈里森·福特饰演的硬汉总统，成了脸谱化的“呆瓜”。 如本文开头所说，看电影，就是看人。看《至暗时刻》，第一是看导演乔·怀特，第二是看演员加里·欧特曼，第三，则是看本片灵魂人物丘吉尔——那个爱抽雪茄、作V字手势的英伦油腻白胖子。 电影中的丘吉尔，有点四平八稳，既有杀伐决断的一面，又不失幽默亲和。导演之本意，并不是颠覆丘吉尔家喻户晓的惯有形象，而是拍出这个秃顶老白男的威慑力和魅力。

于是，我们看到至暗时刻的连番好戏，大多跳不出传统套路的条条框框。他在下议院豪气干云的精彩演讲，他向美国总统搬救兵时的心急如焚，他与妻子独处时的铁汉柔情……

不得不说，西方自有一套“政治正确”，刻画丘吉尔这种历史伟人，不能像虚构角色那般天马行空，大方向绝对不能“错”。 丘吉尔的荧幕形象，跟革命电影中那些“高大全”的人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导演多撒了一层人性的佐料，算是保守“地方风味”。 无欲则刚的“高大全”形象，我们觉得假。殊不知，人性的，太人性的，同样会失真。 在《丘吉尔自传》《二战回忆录》等书中，丘吉尔的形象更为饱满，更贴近历史真相。 说得吹毛求疵一点，电影把丘吉尔拍得太像个正常人，有些“为尊者讳”的意思，事实上，丘吉尔压根儿就不是个“正常人”。 丘吉尔对军事的狂热，对战术的精通，并不亚于希特勒，他对奔赴疆场建功立业的渴望，在同时代的英国，亦无人能出其右。当然，他的“三观”比希特勒正得多，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保守党的重要人物，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在丘吉尔之前，英国的首相是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

1938年，希特勒出兵侵占奥地利，随后又陈兵捷克边境。作为大国元首，张伯伦见周遭的小弟们被流氓欺负，自然气愤难平，于是做出了一个大国领导人常有的举动——强烈谴责。

德国法西斯吃准以张伯伦为首的英联邦是个“嘴炮”政府，继续变本加厉的侵略，而张伯伦也就继续变本加厉的谴责，并幻想跟纳粹媾和，想要以出卖他国（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保得英伦三岛太平无事。直到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大军压境，入侵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才如梦方醒，放弃绥靖政策。而此时，希魔羽翼已成，难以翦除，世界大战即将进入白热化。 我们评价英国绥靖政策，不见得非要一味指责，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此政策还算是符合英国的特殊国情的。 二战时期，英国这个老牌日不落帝国，实在是已到了日落西山时候，世界霸主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其国内经济受一战和大萧条影响，一直处在疲软状态，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南非、缅甸、印度在内的八个自治领也非铁板一块，有很多都暗怀异心、蠢蠢欲动，早就不跟英国同心同德，只是迫于强力或出于安全考虑，才勉强跟英国绑在一起。 除了英国当时的实际境况，张伯伦作为国家元首，其自身的气质和性格也是实行绥靖政策的原因之一。 张伯伦童年坎坷，六岁时就失去了母亲，以致于性格极度内向，甚至腼腆到不敢参加学校的辩论会，虽然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张伯伦暂时战胜了自己的性格弱点，一路开挂，平步青云，但由童年阴影导致的性格缺陷，是难以根除的。此外，他不爱交际，只对植物学和鸟类感兴趣，甚至成为皇家园艺学会里的鸟类专家。由此我们推论，张伯伦很可能知鸟而不知人，尤其是不知希特勒这个“鸟人”，这才上当受骗。

希特勒者，狂人也，张伯伦者，懦人也。狂人遇懦人，自然是想捏扁就捏扁，想搓圆就搓圆。

有张伯伦这个懦人当政，英国自然被希特勒吃得死死的。当此万马齐喑之际，大不列颠好汉个个摩拳擦掌，两眼冒火，这帮好汉之中，最顶尖的那个，正是丘吉尔。

丘吉尔：“兀那厮希特勒，洒家不出手，你真当我英伦三岛无人哉？” 丘吉尔，猛人也。他不像张伯伦，喜欢提笼子架鸟，而是从小酷爱打仗游戏，曾收集两千多个玩具士兵，闲着没事，就在自家领地，用双筒猎枪打兔子。 恶人自有恶人磨，就像昆汀电影中表现的那样，只有比纳粹更“恶”的“无耻混蛋”，才能替天行道。 当“无耻混蛋”丘吉尔接替张伯伦，成为英国首相，希特勒的好日子也就快到头了。 狂人遭遇猛人，丧钟为谁而鸣？为希特勒。

说丘吉尔是猛人，绝非图口舌之快，而是有根有据，首先，他的家世就很猛。 丘吉尔出身豪门，祖父马尔伯勒，曾任爱尔兰总督，父亲则是下议院领袖，兼财政大臣。丘吉尔上学，父母为他选择最贵的贵族学校，有游泳池，足球场和板球场都很大。丘吉尔憎恶学校的课程，每天数着点，度日如年，一回到家，就摆弄自己的玩具士兵，玩打仗游戏。 早在哈罗公学读书时，丘吉尔就彰显出有勇有谋的特质。他喜欢在泳池边搞恶作剧，悄悄溜到别的孩子身后，猛地将对方推进泳池。有一次，他太岁头上动土，把一个六年级学长推进深水区，当对方表明身份，兴师问罪时，丘吉尔赶忙说道：“非常抱歉，你长得这么矮，我还以为你是四年级的呢。”对方听了这句话，如火上浇油，气不打一出来，眼看丘吉尔就要饱尝一顿老拳，这时，他机智地说：“我父亲是个大人物，财务大臣，他也很矮。”听了这句话，学长心里受用，哈哈一笑，化干戈为玉帛。

玩具士兵决定了小丘吉尔一生的志向，此后，他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让他得以进最顶级的军校——桑赫斯特军官学校。 在军校里，丘吉尔的课程包括战术、设防、地形学、军法、军政等。 《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声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羽的万人敌，即是指兵法。 同样，在军校诸多课程中，丘吉尔独对战术最感兴趣，渴望学以致用，有朝一日能够“万人敌”。 丘吉尔钻研了大量军事典著，比如哈姆利的《战争运作》，梅因的《步兵战术》等，还定购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俄土战争的史书，很快，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军事图书馆。 比起阅读理论，丘吉尔更爱“打野战”。他和伙伴们挖战壕、筑掩体、垒沙袋，设置铁蒺藜、制造定向地雷，并学会了使用火药，炸石桥、做浮舟，他甚至还绘制了一幅坎伯利地区的简略地图。 当希特勒还是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在维也纳卖画为生时，丘吉尔就已经学完了大部分的军事课程，为日后干掉狂人希特勒打下坚实基础。 数载军校磨练，让丘吉尔踌躇满志，但一战前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又令他颇感遗憾。无事时，丘吉尔喜欢攀登到军校哨塔顶尖，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叹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 丘吉尔在自传中，写到那时心境： 若早生100年，我就有机会参加长达二十几年的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光是想想，就能让我激动万分。可如今，一切已成过去，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军队再也没有与白人军队交战过。全世界人民越来越热爱和平，越来越明智，妈勒个巴子，伟大的战争年代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好在，世界上仍然有一些野蛮民族，比如祖鲁人，阿富汗人，苏丹的德尔维希人。如果幸运的话，印度可能会发生兵变，我们将有机会再度征服印度，但跟可怜的印度人打仗，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跟打几只野兔子没啥区别。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丘吉尔骨子里是热爱战争的，但他喜欢“被动”，不打“无义之战”。 最好是有个“疯子”发动战争，他率领军队抵抗，这样一来，既能过足“战争瘾”，又能在道义上立住脚。 好在那个年代不缺“疯子”，狂人希特勒，用他那厚颜无耻的侵略满足了猛人丘吉尔“被动”抗争的需求。 这些堂而皇之写在《丘吉尔自传》中的内容，自然不方便在搁在电影里，因为“政治不正确”。 了解这些后，再来观赏电影，别有一番风味。当丘吉尔在下议会中，进行那“战斗到底”的演说时，唾沫四溅，全场雷动，镁光灯闪烁，但是，在他心底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那头渴望战争的巨兽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喂饱。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在海洋作战，在天空作战，在陆地作战，在田野和长街作战，全方位海陆空地满足了丘吉尔的“战斗欲望”，那个在童年时，就用玩具士兵模拟战争的男人，第一次真正获得释放。

但是，这并不是说丘吉尔是希特勒那样的战争狂人，丘吉尔是理性的，对战争的热狂，对同胞的热爱，对侵略的反抗，这三者在他那里得到完美勾兑，而内心的野兽和社会的公义，在丘吉尔那里，也显得两两相宜。 丘吉尔确实具有“无耻混蛋”的可爱性格。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只直抒胸臆地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热爱，还把竞选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猛人丘吉尔，称得上议员班头，国会领袖，作为几朝元老，他曾说，自己参选议员的次数，多过任何当时还健在的下院议员。 关于竞选那回事儿，在丘吉尔嘴里，显得有点龌龊。先去各地方大佬那里“拜码头”，扫清候选障碍，再拜访社会名流，走访选区，研究选民癖好，起草竞选讲稿。当这一切处理妥当，就请大财团一掷千金，花钱炒作，通过报纸媒体给自己脸上贴金，与此同时，要不择手段地朝竞选对手身上泼脏水。 对于那些看似震撼人心的演讲，内幕更加无趣，丘吉尔说，无非是想几句大口号，再煽煽情，还得不时穿插几句笑话，显得自己举重若轻。每次竞选演讲，竞选小组的同仁最惨，他们要把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听上几十遍，每次听还得装出兴趣盎然的样子，简直虚伪透顶。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大嘴巴丘吉尔下野后，在他的自传中，彻底扯掉了“皇帝的新装”。但他关于竞选和演讲的真实看法，同样是“政治不正确”，你不会在这些主流大电影中看到。 若丘吉尔健在，看见人们在电影院，被那些演说口号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想必会暗暗莞尔，嘟囔一句：Idiot。

作者哲空空交流微信

看《敦刻尔克》的时候，以为那会是部像《拯救大兵瑞恩》或者《辛德勒名单》式的好莱坞大片，没想到诺兰玩起了结构和电影时间，完全违反好莱坞的创作规律，那当然是部好电影。不过看《敦刻尔克》之前如果看了《至暗时刻》，会更好的理解那部电影。

《至暗时刻》的故事并不复杂，讲德国在二战中不断侵略欧洲国家的过程中，英国面临和解和对抗的选择，国内保守派步步紧逼，而丘吉尔以其个人的意志和领袖魅力，说服国会继续对抗法西斯，最终英国在为战胜法西斯的战争中做出了贡献。

对丘吉尔这个人，我听过一些趣事，也看过他写的散文，据说他还会画画。他除了是政治家，还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至暗时刻》中刻画的丘吉尔，是他在1940年内的关键时刻下的一段时间的事情。正是因为面临抉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独特的魅力。

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丘吉尔是个爱家爱国的人，虽然晚年的他脾气古怪，初次和莉莉·詹姆斯主演的打字员见面，就呛得她委屈地说不出话来，但他和妻子，仍旧充满温馨的爱。电影中也讲了她妻子回忆讲述的一段往事。

《至暗时刻》剧照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他仍旧看得清大势，当保守派打算和解的时候，他明确的说明，坚决不允许希特勒那个独裁者继续下去，他明白不管英国多么危险，一再容忍地退让，只能让这个世界陷入混乱。

他不断研究战争形势，并做出有效的部署，包括发电机计划（敦刻尔克大撤退）。当他被逼地快要接受妥协的时候，国王看出了事情的真相，他开始支持起丘吉尔来，对于战争的事，他让丘吉尔去问民众，而当民众说出永不妥协的时候，他从人民那里获得了力量。

伟人就是伟人，懂得从人民群众中借势。

电影对丘吉尔的刻画是出色的。

首先，这个人物在故事中有始有终，他从当选首先开始，就没打算妥协，一点也没顾忌到保守派的意见，并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底。

其次，这个人物的癖好和人物本身结合很棒。可能丘吉尔在生活中就是那样一个人，对打字员要求严苛，生活中不拘小节，慢悠悠抽着雪茄。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一点惧色也没有，一直给人民带来无比的勇气和信心。在家庭生活中，我们又会感觉到这个人物活生生的存在。

英国人写过《纸牌屋》，也拍了剧，后来美国翻拍，火遍全世界。《纸牌屋》揭露了西方政治的暗黑，岂不知，在中国政治面前，简直是小儿科。毕竟在中国有些人物我们是无法坦坦荡荡评论的。我们一概不知。

丘吉尔这个人物在电影中随着时间的推动，所经历的事一波三折。最打动人的是他到了民众中间，他去坐了地铁，并收集了民间意见。故事在这里达到了高潮，这才是个真正的领袖的样子。

看了这部电影，没感觉到那是至暗时刻，反而觉得是黎明前的黑暗。

而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却让人感觉这个冬天无比的寒冷、魔幻和黑暗。

《至暗时刻》剧照

丘吉尔是个英雄，英雄的诞生自时势，也得有沃土。

加里·奥德曼演技绝佳。

印度议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3月10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被好莱坞美化的丘吉尔是一名刽子手》

丘吉尔曾说过：“历史最终一定会善待我的，因为我希望成为一个亲自书写历史的人。”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虽然他是20世纪出现的大屠杀凶手之一，但不像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西方社会，他得以逃脱历史的审判。他曾被授予诺贝尔奖（竟然是文学奖）。而如今，饰演丘吉尔的演员加里·奥德曼还成了奥斯卡影帝。

正如好莱坞电影所证，丘吉尔的声誉几乎全归功于他二战期间激动人心的雄辩和天赋般的华丽辞藻（哈罗尔德·伊万斯曾将丘吉尔称为“文明堡垒上伫立的不列颠狮心王”）。

“我们不会疲惫，也不会失败。我们会一直战斗到最后……我们将在沙滩上战斗，我们将在降落跑道上战斗，我们将在田野间和大道上战斗……我们永不屈服”，英国修正派历史家约翰·查姆理曾将这几句贬斥为“听起来崇高的废话”。

在二战期间，丘吉尔表示自己赞成“恐怖性轰炸”。他曾写道，他希望以“重型轰炸机带来彻底的毁灭性打击”。最终造成诸如德累斯顿轰炸事件带来的恐慌。

丘吉尔在爱尔兰独立战争中担任陆军空军大臣，也是为数不多支持轰炸爱尔兰抗议者的英国官员之一。1920年，他认为飞机应该用“机载机关枪或炸弹”来驱散抗议者。

面对1921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暴动，作为殖民地大臣，丘吉尔表现得简直像一名战争罪犯：“我强烈支持对未开化的部落使用毒气弹，这将起到扩散恐惧感的效果。”他下令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大规模轰炸，在45分钟内彻底将一个村庄从地球表面抹去了。

在阿富汗，丘吉尔宣布：“普什图人要认识到不列颠民族是比他们更加高等的。反对者应立即杀掉，毫不留情。”他写道：“我们有系统地一个村接着一个村前进，惩戒性地破坏：摧毁房屋，填平水井，炸倒塔楼，砍倒茂密的树林，烧毁庄稼，破坏水库，抓到一个部落成员应立即捅死或砍死。”

在肯尼亚，为了把富饶的高地腾给白人殖民者，当地人被强行迁离，超过15万人被送入集中营。丘吉尔若不是指挥官，便是共谋者。在他的规定下，为了折磨肯尼亚人，英国人强奸、阉割他们，用烟头烫他们身体的敏感部位，此外还进行电击。

不过，丘吉尔罪行的主要受害者当数印度人。“拥有野兽般信仰的野兽民族”，丘吉尔是如此“风雅”地称呼他们的。他想在印度使用化学武器，但是被内阁成员们否决了。他批评后者“神经兮兮”，认为“英国涉印事务部门拒绝对当地人民使用化学武器是毫无道理的”。

1941年，丘吉尔宣布不在印度以及有色人种殖民地推动《大西洋宪章》的实施。由此观之，他被尊为“自由的圣徒”就更显荒谬了。他拒绝承认有色人种与自己拥有同等的权利。“甘地主义及其所主张的一切早晚都会被彻底粉碎”，丘吉尔曾这样说道。

在此类事件中，丘吉尔可谓是英国人中最激进的。他的看法之极端，甚至不能被解释为当时的普遍想法。就连他自己的印度事务大臣爱默利都承认，丘吉尔和希特勒的观点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大。

多亏丘吉尔，约四百万孟加拉人死于1943年的饥荒。他下令将食物从挨饿的印度人那里转给口粮充裕的英国士兵，甚至用来补充位于希腊和其他地区的欧洲储备仓库。当有人提及那些遭罪的印度受难者时，丘吉尔回应称，饥荒之所以出现，责任在印度人自己，因为“他们像兔子一样繁殖”。

在《丘吉尔的秘密战争》中，玛杜斯里·慕克吉尖锐地叙述丘吉尔在孟加拉发生饥荒时的作为。有文件表明，当印度人挨饿时，英国大量购买粮食，导致粮价上涨，印度本国生产的粮食盈余被价格导向出口市场。满载小麦的澳大利亚货船被禁止在加尔各答卸货（在加尔各答，饿死者横尸大街），丘吉尔反而下令把粮食运送至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的屯粮仓库增加缓冲存货，以防希腊和南斯拉夫未来可能的入侵。欧洲的粮仓渐满，而孟加拉人却在一个个死去。

描绘这个龌龊之徒的又一部“圣人传”夺得奥斯卡奖。丘吉尔曾提议对伊拉克人使用毒气，1944年他还曾下令撞倒大街上的雅典抗议者。对于这些遇难者来说，对于普什图人、爱尔兰人以及像我这样的印度人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何几句华而不实的演讲辞就能够洗净他散发种族主义气味的双手所沾染的鲜血。

我们中的多数人会永远记住：丘吉尔是一名战争罪犯，是正义和人道的对立面，是目光狭隘的帝国主义者，他对于非白人种族的抗议充耳不闻。归根结底，他最大的失败——他漫长的至暗时刻——是不断企图阻碍我们获得自由。

（青年观察者庄蕴菲译自3月1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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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In Winston Churchill, Hollywood rewards a mass murderer

Shashi TharoorMarch 13, 2018

A STATUE of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stands near the Victoria Tower of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as a British Union f

“HISTORY”, Winston Churchill said, “will be kind to me, for I intend to write it myself.” He needn’t have bothered. He was one of the great mass murderers of the 20th century, yet is the only one, unlike Hitler and Stalin, to have escaped historical odium in the West. He has been crowned with a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no less), and now, an actor portraying him (Gary Oldman) has been awarded an Oscar.

As Hollywood confirms, Churchill’s reputation (as what Harold Evans has called “the British Lionheart on the ramparts of civilisation”) rests almost entirely on his stirring rhetoric and his talent for a fine phrase during World War II. “We shall not flag nor fail.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The revisionist British historian, John Charmley dismissed this as “sublime nonsense”.)

Words, in the end, are all that Churchill admirers can point to. His actions are another matter altogether.

During World War II, Churchill declared himself in favour of “terror bombing”. He wrote that he wanted “absolutely devastating, exterminating attacks by very heavy bombers”. Horrors such as the firebombing of Dresden were the result.

In the fight for Irish independence, Churchill, in his capacity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and air, was one of the few British officials in favour of bombing Irish protesters, suggesting in 1920 that airplanes should use “machine-gun fire or bombs” to scatter them.

Dealing with unrest in Mesopotamia in 1921,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Churchill acted as a war criminal: “I am strongly in favour of using poisoned gas against the uncivilised tribes; it would spread a lively terror.” He ordered large-scale bombing of Mesopotamia, with an entire village wiped out in 45 minutes.

In Afghanistan, Churchill declared that the Pakhtuns “needed to recognis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British] race” and that “all who resist will be killed without quarter”. He wrote: “We proceeded systematically, village by village, and we destroyed the houses, filled up the wells, blew down the towers, cut down the great shady trees, burned the crops and broke the reservoirs in punitive devastation ... Every tribesman caught was speared or cut down at once.”

In Kenya, Churchill either directed or was complicit in policies involving the forced relocation of local people from the fertile highlands to make way for white colonial settlers and the forcing of more than 150,000 people into concentration camps. Rape, castration, lit cigarettes on tender spots, and electric shocks were all used by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to torture Kenyans under Churchill’s rule.

But the principal victims of Winston Churchill were the Indians — “a beastly people with a beastly religion,” as he charmingly called them. He wanted to use chemical weapons in India but was shot down by his cabinet colleagues, whom he criticised for their “squeamishness”, declaring that “the objections of the India Office to the use of gas against natives are unreasonable”.

Churchill’s beatification as an apostle of freedom seems all the more preposterous given his 1941 declaration that the Atlantic Charter’s principles would not apply to India and the coloured colonies. He refused to see people of colour as entitled to the same rights as himself. “Gandhi-ism and all it stands for,” he declared, “will, sooner or later, have to be grappled with and finally crushed.”

In such matters, Churchill was the most reactionary of Englishmen, with views so extreme they cannot be excused as being reflective of their times. Even his own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Leopold Amery, confessed that he could see very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Churchill’s attitude and Adolf Hitler’s.

Thanks to Churchill, some four million Bengalis starved to death in a 1943 famine. Churchill ordered the diversion of food from starving Indian civilians to well-supplied British soldiers and even to top up European stockpiles in Greece and elsewhere. When reminded of the suffering of his Indian victims, his response was that the famine was their own fault, he said, for “breeding like rabbits”.

Madhusree Mukerjee’s searing account of Churchill’s role in the Bengal famine, Churchill’s Secret War, documents that while Indians starved, prices for foodgrains were inflated by British purchases and India’s own surplus grains were exported, while Australian ships laden with wheat were not allowed to unload their cargo at Calcutta (where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had died of starvation littered the streets). Instead, Churchill ordered that grain be shipped to storage depot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Balkans to increase the buffer stocks for a possible future invasion of Greece and Yugoslavia. European warehouses filled up as Bengalis died.

This week’s Oscar rewards yet another hagiography of this odious man. To the Iraqis whom Churchill advocated gassing, the Greek protesters on the streets of Athens who were mowed down on Churchill’s orders in 1944, sundry Pakhtuns and Irish, as well as to Indians like myself, it will always be a mystery why a few bombastic speeches have been enough to wash the bloodstains off Churchill’s racist hands.

Many of us will remember Churchill as a war criminal and an enemy of decency and humanity, a blinkered imperialist untroubled by the oppression of non-white peoples. Ultimately, his great failure — his long darkest hour — was his constant effort to deny us freedom.

The writer is the author of 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 He chairs the Indian parliament’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ashington Post

Published in Dawn, March 13th,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