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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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拍摄其名作《北方的纳努克》时多次让主人公爱斯基摩人纳努克“再现”捕猎场景。于是引发了最早的起码是最为著名的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的争议。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摆拍到底有没有损伤其“真实性”的争议至今仍未能统一。需要知道的是，纪录片并不因为其“记录性”而比一般电影（叙事片）更加接近“真实”，相反它或许更加能骗到我们，因为它是“记录”的——我们选择更加相信它。所以如果暂时抛下对于其拍摄“真实”要求的心理包袱，而仅在影片的逻辑层面是否合理进行把握，也就是将纪录片当成故事片来看，这或许能让纪录片暂时逃脱拍摄真实的限制而抵达更高层面的艺术真实。值得一提的是，纳努克一家因为拍摄而没有储存够过冬的食物，在弗拉哈迪离开后全部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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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苛责更多，这部片子是有很大程度地触碰到当下乡村生活的真相的。观看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两种情绪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是因我如此地熟悉那样的土地与人而产生的亲切感。二是正因为熟悉而清楚地知道那里可能会发生的各种苦难辛酸。就像片中失意的乡村文化人杜深忠说的：“咱这里的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它仅能提供足够养活我们的东西，不能再苛求更多。正如那里的婚姻不讲求爱情，物质与生存是第一要务。当要渴求更多的时候只能走出去寻找。而在乡村里走出去的方式大概只有两种：去读书或者去城市打工。打工是“拿着人肉换猪肉。”最终还是要回到那片土地，甚至要承受难以生还的意外——片中张自军的死亡，其足以毁掉一个家庭，这也是杜深忠不愿意外出打工的最大原因。考学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也是杜深忠让儿子认真读书的原因。而后者痴迷街舞，无疑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极其奢侈的爱好。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困境与无奈中，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这就是当下的乡村，在夹缝苟延残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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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片子既没有喷它的人说的那么烂，也没有捧它的人说的那么好。作为众多叙述中的一种，它选择了乡村，选择了那些生活得不那么容易的人们，渺小无力，却尽力活着，生命中偶有的诗意与温情就是面对寒冬时的粮食。结尾镜头拉远，依稀看到积雪遍野，覆盖着群山坳里的那个村落，它正代表着千千万万的土地与人。

1. 作为一部获过华表奖、拿了龙标，正计划上院线的电影，《乡村里的中国》至少有三个不那么容易吸引观众买票的地方：这是一部纪录片；这是一部乡村题材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片名如此庄重而宏大，似乎难以轻松观赏。 2. “没想到这么好看，我以为会特主旋律。”不止一个观众说了类似的话，尽管观看试映的观众多是受推荐而来，影片“很好看”这点还是令不少人意外。不少人建议焦波给电影改名，认为现在的名字不够吸引人，像宣教片。（有人建议说可以改叫《苹果熟了》。）事实上，这部片子最初还有个很科教片style的片名，叫《24节气》——这个ms吸引人买票的难度级更高。 3. 2012年正月，焦波带着临时召集的团队——5个平均年龄不足21岁、没什么拍摄经验的年轻人住进山东淄博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以300块钱的月租费租下一个小院，自立春到立春，他们在这里住了373天，用摄像机在24节气的时间线上记录下一些始终存在却从未被展现的画面和话语，从乡村日常中发现充满情节和细节的中国，一些内容在人们意料中，另一些在意料外。 4. 拍摄前，焦波把风险讲给团队每个成员听。 1987年出生的四川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剧玺博一直在尝试影视创作，觉得有机会拍片子“正合我意”，他是这部影片的导演、摄影和剪辑。 剧玺博校友、1988年出生的导演和摄像李梦龙想大不了就当复读了一年，他跟焦波说“我现在在农村，社会最底层，即使拍完片一无所获，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接着往上走。”焦波回复他“我们都是这样”。 毕业于淄博职业学院，1990年的制片主任、会计和司机刘晓晨从焦波5年前在汶川拍汶川孤儿时就跟在他身边，虽然在城市长大，对要过一年乡村生活，他的感想是“我的适应能力很强”。 刘晓晨的师妹、助理和场记，1992年出生的陈青满心好奇，当这是工作前的实习和社会体验。摄影助理北川当时15岁，是焦波收为徒弟的6个汶川孤儿中的老大。 5. 除了刘晓晨和陈青，所有人的家都在农村，而除了李梦龙学的是编导，其他人的专业五花八门，从广播电视新闻到计算机和声乐。焦波不担心没经验拍不出东西，“我做摄影就不是人家那种特别灵活的人，出去一次一张好片子，我要用30年拍我父母，5年拍汶川孤儿，这么来拍一组好片子。冯小刚3个月拍一部电影，我们几个人用一年，4天拍1分钟行不行？耗吧。” 6. 接到任务时，离必须开机的立春只有二十几天，焦波回熟悉的淄博老家找村子，15天跑了十来个村，他发现包括故乡在内，很多村子都和村民一起变得“不城不乡”，“冯骥才说每天都有80多个村庄在消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这样。” 最后他们在沂蒙山区腹地找到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杓峪村，这里在变化，但还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和给小孩缝春鸡的习俗。它是城镇化道路上很多跑在前头的村子的昨天，也是一些更封闭、更传统的村庄的未来。 7. 考察时，焦波遇到两个放假在家的大学生，学导游的杜滨才说村里每年都自办春节联欢会，他是主持，红头发、高个头的杜海龙会跳迈克•杰克逊的太空步，有个为供他读书十几岁时辍学打工的姐姐。焦波来到杜海龙家，发现杜海龙父亲杜深忠是个爱看书读报练书法的农民，妻子张兆珍经常为丈夫的“不务正业”跟他打嘴仗，“俺俩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战争片。”这对夫妇后来成了《乡村里的中国》的主角。 8. 2012年2月，焦波领着团队进村，用电信手机号的剧玺博和用联通号码的李梦龙很快发现手机没了信号。村里路都是上下坡，第一天拍摄，陈青走了几步就累得不行。山里早春格外冷，晚上睡觉，焦波靠把一只脚放在另一边膝盖下来暖脚。手头宽裕时，他们去邻村小餐馆“下馆子”，手头紧张了，就一起做菜，为该谁刷锅刷碗闹过几回矛盾。 在村子里，他们度过了间隔时间最久才能洗一回澡的冬天——每隔十几天，才集体赶赴车程2小时的县城小宾馆开个房间，排队洗。他们每天都在村子里边转边看，“只有村里的小狗能跟我们比。”李梦龙说。 “苦中有乐，我们养过6只狗，2只鸡，1只羊，院子里种了南瓜豆角丝瓜，房间里挂个投影屏，偶尔放点电影，管这叫‘天堂电影院’。”焦波说。 9. 当村民们习惯了这群外来人，不再跟在他们后面看，在摄像机前无所顾忌地说话，他们真正成为杓峪村“村民”。 10. 土地上长得出庄稼，长得出果树，也长得出奇花异草。 今年60岁的杜深忠一辈子家徒四壁，心思从不在地里。他读过高中当过兵，34岁才结婚，婚后没两天就丢下妻子跑去北京上鲁迅文学院培训班，他几十年天天看《新闻联播》，能跟人聊巴金谈李白说国家大事，他也爱音乐，会一脸严肃地拉跑调的二胡，自从村喇叭里播过一次《春江花月夜》，就心心念念想要一把琵琶。因为干活不行，爱做“没用”的事，杜深忠在村里并不被高看，村支书张自恩的奉承话是这么说的：“你是个才人，就是果树管的少”。 “我20岁时的愿望到今天都没放弃。”说这话的杜深忠黝黑、干瘦，一脸皱纹，他的愿望是拥有一间书屋，“窗户明亮，阳光照进来，屋里都是摆满书的书架，门口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焦波说“如果没从村里出来，我就是你这样的人。” 梦想面前，没有城乡，在沉默的乡村，有很多异于人们固有想象的“杜深忠”。 11. 最打动焦波的，是杜深忠掏心窝的一句不那么“正确”的话：“我从来就不热爱土地。”后来许多农民出身的观众对这句话共鸣，土地给了农民什么？人们为什么以为他们一定热爱它？ 从村支书到村民，片里人物都说过一些不怎么“正确”的话，“有人说这些话不合适，我说不是那种年代了，敢说话是种社会进步。”焦波说，“我觉得领导干部能容忍老百姓说说过头话，也希望尽可能听到老百姓说实话。”让他惊喜的是，电影通过审查时没进行一帧的改动。 12. 焦波他们的房东张光爱热心豪爽、消息灵通，村里人送绰号“中央四”。导演李梦龙非常敬佩张光爱，尽管她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他说这个村里最能干的女人就像《大宅门》里的斯琴高娃，一个人扛着整个家族。她是片中打动很多人的情感线里大学生杜滨才的大娘。李梦龙说杜滨才也多次让他感动。他有片中没有太多展现的非常阳光的一面，是村子里的孩子王，孩子们都喜欢他，他也愿意跟小孩子在一起。 13. 我们了解真实的农村吗？ 拍片子前，焦波自认为认识已十分深入，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的了解还不够细腻。比如，他没想到杜深忠这样的农民，挣扎在现实重量下还始终充满激情、甚至带有诗意地追求精神上的梦想。 剧玺博过去从没想过要关注农村，在他长大的那个河北村子，人们已不再以土地为经济支柱。在杓峪村，他感受最深的是靠土地为生的难，和农民改变现状的渴望。刘晓晨一度感觉农村“比较野，穷山恶水多刁民嘛”，但在村里呆了一年，他发现这里就像黄渤春晚上唱的那首歌，“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李梦龙终于明白老师说的镜头要有情感是什么意思，他在镜头后面哭了很多回，用《天堂电影院》的台词总结感受，“生活和电影不一样，生活难多了”。 14. 焦波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制定政策的领导干部能看看这部片子，听听最真实的农民的声音，从倾听开始，改变现实，“这是他们偶尔下一次乡看不到的东西。” 15. 回到《乡村里的中国》这个片名，它让人联想起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人们始终认为，中国就在乡村里。“仔细想想，这名字也不错，对吧？”焦波说。 16. 这部片子并非没有缺陷，但它的确很好看。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4/04/c_133237289.htm

2012年元月2日，我去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的张宏森家辞行。张局长说：“我支持你去拍个片子吧。找一个村庄，住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村里住上一年，一天都不能离开”。

当时我毫不犹豫就接了，现在回想起来可真是无知者无畏。

但我想既然选择了去干上一个事情，就要全力以赴地干，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有农民身上的那股倔强劲儿。

既然决定干，那就得先组建团队。由于经费等诸多问题，找专业导演、专业摄影师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我组建了一个平均年龄21岁的摄制团队，年龄最小的摄影师北川才15岁，唯一的女孩子陈青20岁。

这是一个零经验的团队。我们只能靠两个字：坚持。我跟队员们说，冯小刚三个月拍一个电影，我们六个人373天（那年闰六月）拍一个电影行不行？我说他一个人的脑袋，我们六个人的脑袋可以不可以？

373天拍这一部电影，把它分解开的话四天拍好一分钟就行，一年下来就能够凑够一个半小时，不难吧？

团队组好后，还要选择拍摄地点，我在家乡淄博附近找了一圈,有的村太过安静,有的村太过城镇化,更多的村不乡不城。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叫杓峪地村子,这里的人眼睛都很干净。

开拍之前，我们在杓峪村里碰上两个大学生，一个是杜滨才，还有一个叫杜海龙。

我们先去了杜海龙家。

他爸爸杜深忠正就着从门框外射进来的光影在地上写毛笔字。他说：“老师，这个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

我一听，便被震住了。

他又说：“我在上面尽情地挥毫泼墨的时候，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无奈，包括我老婆无尽的唠叨，全都荡然无存，我完全沉浸在这个光影的享受当中。”

听到这里，我简直傻眼了：这不是农民，这是个艺术家啊！谁能想到一个老农民的口中能说出这么浪漫的一番话啊！

杜深忠是一个立体的，用一句话无法概括的人。

他读了大量的书，还喜欢书法和写作。40年来他一直想在文学上、创作上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遭遇的全是退稿。他说焦老师，虽然我现在60了，但我20岁时的梦想仍然没有放弃。

此外他也喜欢音乐。起初他想学二胡，结果二胡还没拉好，又说要买琵琶的时候，我眼前一亮，故事终于来了！弹琵琶这是很高层次的一种追求，他并不是像别人那样，我每年收多少果子，我有点吃的就行了。

他不甘于那样的生活。

有一次我和杜深忠一起下地。他说：“焦老师，你把机器关掉，不要录像，也不要录音，我给你说一说心里话。这个说对土地有感情，那个说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无奈，没办法。”

我心里一震，对他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怎么不让我录呢？”

他说：“这是主旋律吗？”我说：“怎么不是主旋律？说真话就是最好的主旋律。我就是当年从那片土地上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逃离出来的。你说的正是像我这样的人想说，但是没说出来的话。这些话，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你不是不喜欢土地，而是太喜欢土地了，是爱之深，恨之切”。

他对土地的感情非常复杂，有一种很深的痛感。

除此之外，杜深忠还常常表现出独特的智慧：人家把村里几百年的大树运到城里面搞绿化，搞形象工程，他总结为“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獾吃了他家里的玉米，他老婆说赶快把獾灭掉算了，他说不行，“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

他教育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你不要认为我一辈子一事无成，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

真的太震撼了！这不是我们能导出来的东西。

我们的拍摄持续了一年，我也在这个村里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年农民，和孩子们过了一年农家生活。当然，也可以说是在这块土地上打了一年滚儿。

片子出来后，我们拿到了公映许可证，在我家乡淄博和济南进行了小规模的放映，收获了不少好评，后来也陆续拿了一些国内外的奖项。

这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欣慰的。不同于普通的乡村题材影片中浓烈的乡愁，我想表达的乡愁是淡淡的温和的。所以尽管乡村的问题很多，我还是要求拍摄、剪辑的时候，不能太沉重。

原来我觉得我已经很了解农村和农民了，但在拍摄这部影片时，当我真正走进农村，跟他们一块吃住，一块生活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乡村和农民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所以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影院去欣赏这部电影，能够真正地认识乡村，理解乡村。

文/焦波

2017年11月24日

一下午非常认真的看完这部讲述中国农村的故事，即使南北有异，浙江农村的总体发展更好，但片中的一幕幕还是使我一一对应起自己的家乡记忆，深有共鸣。以家庭为单位分为几组人物，团队花了一年多的时候以24节气为时间线串联起这个村庄的生活图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民俗活动、人情往来的社交原则、基层的政治运作方式，中国农村的伦理原则、处事逻辑、认知观念，都在这片中深刻反映。有人评价焦波，因为审查原因，对社会敏感问题只刺破不深入，点到为止。这部收获数十个大奖的高分纪录片，还是较为精准真实的画出来中国农村的生活事实，也是对《乡土中国》鲜活的展演。 1.农民老杜和妻子日常相处斗嘴金句频出，简直可以被称为乡村哲学家，他热爱书法、爱文学、爱音乐，他和妻子被繁重的农活和生存的无奈紧紧压着，作为一个农民，他们总的年收入不超过一万元。却一直在内心保存了一方精神家园，现实的挣扎并无法剥夺这唯一的远方，于是老杜真的买了一把梦寐以求的琵琶。你会惊叹看似粗鄙无知的农民活得如此明白通透，老杜是个具有英雄主义的人，就是有着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的品质。即使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老杜非常善良、正直、乐观、纯粹、坚韧，面对女儿的付出与牺牲，他怀着愧疚记在心底，当女儿准备结婚时，他对女儿说，只要你们是真的相爱，这是最高原则，没有什么条件，并且尽全力给了女儿自己所能给的最好的嫁妆--两万块钱。面对乡村的一切苦难，他心怀悲悯。面对村人的投机贪婪，他无奈痛斥。他告诉儿子要向更高的地方去，因为这贫瘠的土地不养人，即使他是一个靠地生存农民，却清醒知道他不爱他所在的一切。老杜也是一个撕裂矛盾的存在，他被现实与理想拉扯着，他的背后，是无数个有着相同处境的农民群体。老杜最后的镜头太有趣了，汇报演出时，他一个人拿着琵琶坐在台上正在试音，村人就大喊下去，快点下去。这个行为带有玩笑性质，却是老杜的梦想与现实对抗的隐喻。 2.不过我更喜欢老杜的妻子，她总是碎碎念给丈夫泼冷水，但是行动上一直是支持着他。到后来我们才了解，她其实也爱文艺，并且她内心是无比崇拜、敬佩、支持丈夫的，只是迫于现实，若一个家庭总是追逐所谓的精神食粮，那现实的一切谁来承担呢？老杜像渴望天空的风筝，妻子不阻拦它冲向远方，却只能牢牢握住手中的线不让他跑偏，且在她的能力之内最大可能的保存了老杜的精神家园。村书记送老军人老杜家来印着领导人的挂历，她吐槽这玩意有啥用，都没地方挂。面对被獾糟蹋的庄稼，气愤的说拿农药毒死它算了，丈夫告知那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她吐槽獾糟蹋粮食祸害农民，国家保护它，那有什么来保护农民。老杜是清醒的，妻子更是现实的，她的一切标准都是服务于生存。琵笆、二胡、书法、挂历、一切无法直接用于生存的物质资料，在她观念中都可以废弃，她只想顽强的生存下来。 3.大学生磊磊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农民父亲，日常相处就是非常典型的传统亲子互动的模式，极度缺少沟通。身为儿子他为父亲的付出感恩，却也依旧怨恨看不起自己的父亲。我在思考，爱就一定包含着全部的接受和无条件的喜欢吗，带有片刻怨恨和厌恶的爱就不是真的爱了吗? 4.前几组人物都是家庭为单元展开互动的，那村书记这个基层干部的角色就将整个故事跳出家庭结构跨越到社区组织与基层政治生活的更为宏观的叙事背景之中。因为上层干部的指令，他砍掉了本属于村民的树，此举引发了一场纷争，村支书这类村民干部与公务员不同，但其权力来源不同，职位性质不同，姑人们对其态度也是十分微妙。他们虽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他在这个村落中是带有双重身份的人。之后村人采取各种方式报复他，他们电话争吵的对话就非常有趣，村支书嘲讽村人是个光棍，今后死了没人给他上坟。但过年节，他还是拎着礼品，恭恭敬敬的上门拜访希望修好。这就是乡村的人伦啊!他上门安慰丧子的老人，调节村人间的暴力冲突，完成上级指派的政治任务，为村落脱贫寻找更多的发展可能，却换来一千多的酬劳与一肚子辛酸。 5.书记调解村民矛盾时劝告大妈要按照规定，相信法律，大妈神回复发人深省，对现实有着神人般的洞察力。"理?早晚等着出了人命才是理，不出人命的时候没有理，我看透了法律。" 6."有钱的王八坐上席，没钱的君子下流胚。"振聋发聩啊！[/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