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1644年，闯军攻破北京，崇祯帝上吊自尽，在最后时刻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临死前留下最后的四个字是“诸臣误我”.作为一个粗通明史的人，我个人觉得这句话说的五分对，至于另外那五分错的，我只能说，三分在崇祯自己，两分怪天。 毕竟，一个偌大王朝的毁灭及至消失，仅仅一个庞大的外力是不足以成功的，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道理通俗得很。反过来说，就像影片中吴又可回答孙传庭时说的—— 孙传庭：“你觉得，我大明朝气数已尽了么？” 吴又可：“自古王朝，始兴终乱，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 多么的悲哀，多么的无奈，难道孙传庭不知道大明气数已尽，再也难以挽救么，他知道，他也看到了这个无法避免的结局，所以才有杀缙绅的那场戏里说的—— 孙传庭：“自古平天下，人心为要，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败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却一回都不能败！！！” 人心已去，还有什么能说的，缙绅不肯接济官军粮饷，漫山遍野的闯军攻城，而官军却在为五千兵马的粮饷发愁，堂堂大明朝，已经到了连五千人马的伙食都难以供应的地步了，何其悲也！！！再往前拉回一点，看一下紫禁城中那位天下之主的表现—— 崇祯：“开封已被围三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 王承恩：“皇上，照孙传庭所说，此五千兵马新练而成，又缺粮饷，冒然出关迎战，恐有闪失，这可是咱大明朝最后的精锐了啊。” 是的，这确实差不多可以算是最后的精锐了，想当年把李自成的闯军打成商洛十八骑时，孙传庭何等的意气风发，可是，当年那群随他一起征战的伙伴呢？ 卢象升——总督天下兵马却只能靠自家天雄军抵抗满清，缺兵少粮的情况下苦战殉国，一代“卢阎王”终于在抵抗外侮的战斗中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曹变蛟——一军总督，被闯军称为大小曹中的小曹，最后在松山大战中以身殉国，而他的上司却恬不知耻的投靠了满清。 洪承畴——与孙传庭一起打得李自成丢盔弃甲，却在松山畏缩不前，被清军偷袭粮道得手，最终不战自溃，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满清的“股肱之臣”。 十年前的明王朝，虽然危机重重，但至少名将云集，三军用命，虽然闯贼作乱，但还不至于有性命之忧。但当孙传庭接到崇祯圣旨从天牢走出时，局势已变，当年的战友早已十不存一，朝廷连五千人官兵的粮饷都无法供给，一年的时间都无法给孙传庭，他接到的命令就是，迅速出潼关解开封之围。以五千官兵独抗数十万流贼，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传庭绝对称得上是英雄，而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最后的英雄。可悲的是，历史从来都不曾给孤胆英雄机会，孙传庭能做的只是多让明朝苟延残喘几年罢了。更可悲的是，他的主子，从来都不曾信任他，让他带兵的原因也只不过是因为无人可用了，电影里有一幕，吴又可夜间外出查看士兵伤情，偶遇孙传庭，孙传庭对吴又可控制疫情的表现表示赞扬—— 吴又可：“多谢督师信任。” 孙传庭：“我信任你，可是又有谁信任我呢？” 其实这么说起来，吴又可对疫病的控制又确实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同样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吴又可一个江湖郎中被拉来治疗大明最后精锐部队的瘟疫，孙传庭以一介戴罪之身从天牢被崇祯拿来保卫江山，结果却如此不同，吴又可最终控制了瘟疫，而孙传庭却无法挽救明朝覆亡的命运，正如吴又可自己说的，王朝的覆亡非一剂猛药可以挽回，这正是瘟疫与动乱的不同之处。在我看来，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与电影不相关的：我对电影本身研究不多，所以对一些电影的表现手法确实不甚了解，但对于这段历史，我了解一些，我想说的是，每次看到有关明末历史的文艺作品，都有想捶墙痛哭的冲动。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的末年有明朝末年这么悲哀，小冰河期，北方数年干旱，赤地千里，瘟疫纵横，生者十不存一，而此时朝内党争激烈，外有满清叩关威胁，明朝实际上实在是在几股外力所摧垮的，而实际上在以前的历史中，只要有其中一种，王朝的统治就已经摇摇欲坠了。每次我都禁不住想问，为什么这贼老天就一直要不停的摧残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呢？（这里说一句，满清入关时，我认为完全可以说是异族异国侵略，当时的女真族并不能归类为中华民族）为什么我们祖先用勤劳智慧辛苦创造出来的伟大文明就一次次败给那些茹毛饮血的落后文明呢？ 不过所幸，中华民族衰败千年的气运已经到达谷底，我很庆幸自己生活的时代能看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蒸蒸日上，而不是像几百年前的人们那样，挣扎在乱世中苟活，即使贵为将军，阁老，皇帝，也对这无法挽回的气数哀叹不已。 最后再补上一些详细资料： 1642年，孙传庭赴潼关编练部队，以解开封之围，但禁不住崇祯催促，仓促出兵，于郏县被李自成大败，退回潼关，这时崇祯又再加孙传庭兵部尚书衔，要求其再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适时孙传庭刚逢大败，手中有大量新兵，实不宜出战，孙传庭却道：“大丈夫岂能再度对狱吏乎！”再次兵出潼关，柿园之役战死沙场。让人不禁想起几年前的松山之战，洪承畴步步为营，本已有扭转局面之势，然崇祯催促速战速决，使这场明清战略大决战以明军惨败告终，更远一点，安史之乱时，安禄山以新胜之叛军攻潼关，哥舒翰稳守潼关本能保京师完全，唐玄宗却催促哥舒翰出潼关与安禄山决战，最终招致大败。历史这东西，真是惊人的相似与讽刺......

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传染病对人类而言仍然十分可怕。

那么在几百年前的古代发生了瘟疫，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故事发生在1642年，明朝内忧外患，一方面要面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又深受瘟疫的困扰。

眼看就要打不过李自成了，崇祯皇帝只好把囚犯孙传庭放出来，让他临危受命。

乍一看好像是崇祯给他一个戴罪立功机会，但其实他入狱的原因很冤，他是被奸人陷害，再加上崇祯是非不分，他本来就不该入狱。

孙传庭来到潼关后，发现这里问题很严重，援剿总兵贺人龙不听从调遣，粮草不够，地方豪强强占军田……最重要的是还爆发了瘟疫，将士接连被感染。

这个时代的人面对瘟疫基本上是无解，因为这是1642年，要再过40多年列文虎克才会发现细菌，再过200多年伊万诺夫斯基才会发现病毒。

这就好比三体人发射了两个智子到21世纪的地球，物理学家们突然发现那些被定为公理的物理规律都不成立了，却又找不出原因。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药局提领赵川身上。

他学了几十年的医术，救死扶伤无数人，这场瘟疫却让他束手无策。

患者喝了他熬的药一点效果都没有，还是逃不出死亡的下场。

麻黄桂枝解表，黄芪白术补气，都是祖宗传下来的经方，为什么一点都不管用，他百思不得其解。

医家传统，祖宗疗法，突然都毫无作用，这直接颠覆了他的三观。

一个自认为在专业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其它人也对他十分认可，突然有一天被难倒了，而且穷尽毕生学识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可想而知会对他造成怎样的打击。

正如智子把物理学家逼得自杀了，这场瘟疫也让赵川开始怀疑人生。

他一边问“到底哪里不对了”，一边撞在了士兵的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早在公元前430～前427年的雅典就曾遭遇瘟疫，公元21～1266年的罗马帝国也是如此。

从有记载以来，传染病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古代人没有研制疫苗和特效药的技术，但是可以思考病毒的传播方式，从而找到减少伤亡的方法。

比方说，虽然古代人不知道什么是精细胞和卵细胞，但仍然知道做爱可以生孩子，所以就能够想出避孕的方法。

早在古埃及时期人们就用纸莎草、蜂蜜、碱和鳄鱼粪做成栓剂，达到避孕的效果。

而人类首次发现精细胞，是在1677年。

同样的道理，古代人不知道病毒是什么，也没有能力杀死病毒，但是可以尽可能控制它的传播，从而控制疫情。

电影中，江湖游医吴又可就是在偶然中悟出这个道理。

冯远征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饰演医院外科专家安嘉和，在本片再次饰演一位医生。

他打开窗户，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处于逆光环境的他就看见了灰尘。

灰尘平时我们看不见，但不代表没有。

于是他猜测，病邪就像灰尘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我吸进去染上了瘟疫，再呼出来传给你，你呼出来再传给他人，这就是瘟疫的传播途径。

所以他的结论是首先要告知全程百姓，大疫将至，务必人人小心。其次是隔绝病患，以防人人传染。以及开窗通风，以防疫气聚集。

事实证明，吴又可的猜测是正确的。虽然他不能通过做实验来验证他的猜想，但至少大体的思路是对的。

然而军队的指挥使根本不相信他：放屁，净在这里危言耸听。

吴又可的思想太超前了，自然不被人们接受，就像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坚持日心说，结果就是被活活烧死。

在所有人都不相信科学的年代，你相信科学，你就成了另类。轻则被排挤，重则被处死。

和“空气传播”相比，人们更愿意相信是他们触怒了瘟神，要给他们降灾。

他们并没有采纳吴又可的建议，而是请高僧做法，驱瘟神，烧疫鬼。

那些驱邪捉鬼的江湖骗子能发家致富，像吴又可这样的真正能救人性命的医生却颠沛流离。

吴又可当初在太医院工作，但他看不惯庸医弄权，所以才辞官做了游医。凭借他的医术，他完全可以升官发财，但是他不在乎名利，而是坚持做他认为正确的事。

他辞官做游医反而因祸得福，他接触的病人成百上千，看到的症状也是千奇百怪，从而让他的医术更加高明。

这同时也导致很多人跟不上他的思路，不理解他治病的方式。

军营里刚刚出现瘟疫的时候，吴又可和赵川一起去给患者看病。患者的症状都是发热呕吐，但他俩写的药方却截然不同。

赵川坚持认为他是对的，吴又可是错的，又是说“这为世代医家所遵循”，又是说“《伤寒论》历经千年，不能因为侥幸治好了几个患者就对医圣不敬”，又是说“如此狂妄忤逆，是我医家之大忌”……

事实证明赵川并不能阻止瘟疫，僧人做法也不能。

所有的办法都不行，他们才决定让吴又可来试一试。

吴又可的做法是隔离感染者，感染者住在一个地方，未感染者住在一个地方，不得越界。

其次是让所有人用布蒙面，相当于戴口罩。

这两件事同时进行，确实有效控制了疫情，至少每天新增的感染者的数量大大减少。

这种方法在400年后的今天仍然奏效，每个人自我隔离两周，从而找出所有的感染者，进一步控制疫情。

不过吴又可这么做只能保证不出现新的感染者，对于已经感染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全部治好。有的人喝了药就好了，有的人喝了药也不会好。

孙传庭见状，做了一件至今都饱受争议的事：在出征的前一天，他趁感染者们睡着后下令放火把他们全部烧死，企图逃出来的也会被火枪击毙。

孙传庭对此的解释是，如果带上他们，他们非但打不了仗，还有可能传染整个军队；留在这里又有后顾之忧，如果有人把他们放了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其中有一个军人才十多岁就被强迫充军，他不想打仗，他想回家看他的母亲，所以他即便治好了病还是希望吴又可不要解开他的白布条（系了白布条的就是感染者）。

他还远远没到打仗的年龄，他躲过了战争，却没躲过无情的烈火。

孙传庭在整部电影都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你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评价他。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有缺陷、有污点、有心机、有城府的角色，远远比那些伟光正、十全十美的角色更能打动人。

孙传庭的初衷是保家卫国，但是他也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假如杀一个人可以救十个人，也许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但是他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同样的，既然烧死感染者们可以拯救整个军队，甚至拯救全国人，他也会毅然去做。

虽然死者的家属会骂他，百姓会骂他，直到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还会骂他，但是他不在乎，因为他坚信牺牲小部分人、拯救大部分人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几百年前没有疫苗和特效药，感染瘟疫就是九死一生，孙传庭烧死感染者有他的道理。但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就没有必要了，既然感染者是可以治好的，又何必杀了他呢？）

当初孙传庭刚刚到潼关后，就先假装向贺人龙示好，然后趁其不备将他拿下，把贺人龙以及他的亲信全部杀了，从而完全掌控潼关。

有人绑架他妻子威胁他，他就骗对方会带他去治病，其实是一刀捅死他。

凶残暴力同时又懂得智取，堪称智勇双全。

地方豪强强占军田，孙传庭向豪强追缴历年积欠的军粮，豪强就烧了账本，又烧死王令吏，死无对证。

豪强觉得孙传庭拿他们没办法，孙传庭就以暴制暴，先斩后奏。

他们觉得孙传庭不可能把他们全都杀了，但孙传庭偏偏就是要把他们全都杀了。43个豪强全部斩首示众，家产充公。

他们心狠手辣，没想到孙传庭比他们更狠。

最狠的是他把所有感染瘟疫的人都烧死，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这个世界必须有人做好人，也必须有人做坏人，既然大家都不愿做坏人，那就我来做吧。

他拥有一切成大事的特质，只可惜遇到了崇祯。

崇祯不肯给他充足的准备时间，也不肯给他军饷和增兵，只是一味地催促他出兵，最终孙传庭大败李自成。

果然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孙传庭曾经问过吴又可：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

吴又可说：明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孙传庭和吴又可阻止了瘟疫的蔓延，但是没能阻止明朝的覆灭。两年之后的1644年，李自成就攻陷了北京。

吴又可治疗瘟疫和崇祯治理朝政形成鲜明对比，人祸永远比天灾可怕，瘟疫不能让明朝覆灭，但是昏庸的皇帝可以。

如果皇帝昏庸，有再多的猛将神医都无济于事。

大明劫的“劫”，不仅是指瘟疫，更是指他们有崇祯这样的皇帝。

片尾字幕显示：

吴又可领先世界近200年开创性地提出了病毒学说及病毒的传播方式。

他在1643年完成了不朽名著《瘟疫论》，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基础，书中所记经方“达原饮”用于治疗非典收到了奇效。

人们把明朝抗击瘟疫的故事拍成了电影，也许未来也会有人把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故事拍成电影。

说不定到时候片尾字幕是这样的：

2003年，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护工作者经长期努力抗击了非典。

2020年，终南山说“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而他自己却在第一时间赶赴武汉，继续救死扶伤。

2003年，在抗击“非典”的工作中，李兰娟对浙江省非典防治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措施。

2020年，李兰娟公布两种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