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玖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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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玖零》，1991年上映的电影，其片名指向的是一个“国家”：德国，指向的是一个时间：1990，但是“Allemagne 90 neuf zéro”的法语里，戈达尔像是在玩一个文字游戏：在表面上，“德国玖零”意指柏林墙倒塌后的德国，它在“玖零”的时间定义中成为一种历史的象征；而90和“新”有着同源关系，德国玖零意味着一个新的德国，不管是表面意义上对时间节点的关注，还是背后对“新德国”的解读，都在审视德国之存在，“哦，德意志，我的德意志！”

德国玖零的时间性是不是一定就是历史的具体书写？而历史是不是指向了时间的本质？这个问题在六个“变奏”展开之前，就成为戈达尔提取的母题：“我们能讲述时间的故事吗？从时间的本质出发？”回答是否定的：“不，我们不能，那将是徒劳无功的，就像让一个音符或者一个和弦保持一个小时之久，并试图让它成为音乐一样。”在一片雾气的场景中，自问自答的方式就已经否定了仅仅讲述时间的故事的做法，电影62分钟，让62分钟的电影讲述时间的本质，就像音符或和弦抵达音乐本身一样，是徒劳无功的。既然是一场徒劳的讲述，德国玖零要偏离时间的叙事，让历史变成一段孤立的历史？

这里就引出了戈达尔的历史观，“一段孤立的历史，然而它一定在那里，在场或不在场。”历史是孤立的历史，是无法讲述时间本质的历史，甚至是不在场的历史，但历史也是在场的，它甚至超越了善与恶，没有幸福可言的历史总是为现实服务。所以戈达尔要进入历史，并且要让历史在场，要让历史走向玖零的现实，走向玖零之后的未来，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连接中，历史不再是孤立的存在，历史就能回到关于时间本质的问题，或者，历史就是一种在场。从不在场的孤立状态到在场的超越时间的存在，戈达尔让历史言说，而让历史言说，就必须进入历史，甚至闯入历史。

德国玖零到来，一定是对于过去的某种告别，格拉夫在电话中说：“冷战结束了，成为美国人已经没有了意义。”他扔掉了手中的话，汽车碾过了那块“卡尔·马克思街”的路牌；在众多关于德国历史的书籍中，那个女人先说“我是Dore”，但转身又说我不再是Dore，我是美国音乐才女Lotto Kestner，发出“我命多灾，那些岁月都已流向何方”疑问的Dore已经消失了；当然，最重要的消失是维特夫斯基的身份，“变奏一”便是“最后的间谍”，他曾经是间谍，30年来一直隐姓埋名为Caution，一直在Leibnitz那里，但是现在柏林墙到了，冷战结束了，他也成为了“最后的间谍”，格拉夫从30年前的档案中找到了他的住址，给了他最后的情报，这份情报不是让他执行新的任务，而是：“回你的西方去。”

他成为了最后的间谍，回西方去成为了任务，Caution成了维特夫斯基，这就是改变，改变之后的不在场，和卡尔·马克思街的路牌，和“我命多灾”的Dore，和间谍这个身份，甚至和柏林墙一样，都属于了过去，都属于历史，而且是孤立的历史。历史被改变，德国玖零之来临，身为最后间谍的维特夫斯基还是以冷战的思维来审视这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当一种思想从群众中升起，它会转化为一种物质力量。”他将之看成是哲学的力量，“哲学可以调解思想的腐败。”但是当格拉夫让他回西方去，最后的间谍的变奏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奥德赛的故事：如何回家？家又在何处？

“夏洛特在魏玛”是他回家变奏曲的第一步，魏玛是席勒写下《强盗》的地方，是李斯特曾尝试教劳拉·蒙特斯弹琴的地方，1552年-1553年克拉纳赫曾在这里居住，而二战时红军曾接管了这里。走进魏玛，就是走进德意志的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却不是孤立的，“我是浮士德”的命名是对于德意志精神的一种探寻，这就是历史在场的一种证明。“你对德国持什么看法？”这是关于德国精神的一个问题，名为“德尔菲娜”的女人回答说：“我指责东方的领导人，在集中营度过了一生；我指责西方领导人，谈论民众就像在谈论商品；我还指责德国，因为它指责所有失败者。”而男人的回应是：“我们很难指责一个民族，因为他们偏离了上帝为他们铺就的道路。”德尔菲娜和男人的谈话，关于德国，关于德意志民族，但是明显是一种批判，明显和冷战有关，而这也就意味着历史不是孤立的历史，德国也不是孤立的德国。

冷战结束了，只是在时间节点上的结束，但是冷战的思维还在，它制造的就是孤立。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美国和苏联，这就是对立的存在，柏林墙之存在就是这种对立的产物，在冷战的世界里，德国是不是也是一个矛盾体的结合？“美国人杀死了音乐，他们的战争不是国家的战争，他们总是被敌人想象参与了战争……”“美国”是一个象征，它是对德国的一种想象，1917年，一名叫Meyer的美国人成为抓获战俘的第一人，而实际上战俘的名字也叫Meyer，想象，让敌人和自我拥有了同一个名字；而苏联呢？变奏四是“俄罗斯的微笑”，它的关键词是共产国际，但实际上是秘密警察，是虚假情报，“他们混淆了乏味和腐烂……”美国式的想象，苏联式的微笑，在一边和另一边中，制造了不同的德国，一面墙立在那里，两边的世界都是虚幻，都是异化，那么真正的德意志在哪里？

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东方和西方不再对立，那么德国是该走向哪里？格拉夫让维特夫斯基回他的西方，但是西方在哪里？拿着手提箱的维特夫斯基经过教堂，走在冰面上，路过坍塌的罗马柱，搭乘卡车，他总是问一个问题：“哪条路通向西方？”那个骑马的骑士说：“方向人人自己找。”拿着长枪的骑士要去杀死那条巨龙，“也许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巨龙，都不过是等待着我们变得英俊而勇敢的公主；也许所有令我们恐惧的事物，都不过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在期待着改变。”那个卡车司机说：“我也不知道。大约是那个方向。”但是维特夫斯基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从历史到现实，从自己寻找到反向寻找，西方在哪里的议题或者是一个“西方在这里”的答案。但是这里的西方又该是怎样一个西方？这或者才是从德国精神出发最后的意义。

“战争没有改变我们的灵魂，也没有改变我们的习惯，从1914-1918，从1939-1945，甚至德国女人也没有不忠……”还是这样的德国灵魂，还是这样的德国习惯，还是这样的德国激情和德国理性，还有蒂尔加滕桥，还有马丁·卢瑟街，还有隔离膜思豪森冒险乐园，当然还有黑格尔、歌德，茂瑙，德国被终结了，但是德国精神没有被终结，这就是历史不再是孤立的象征，只有失去自我才是孤立的存在。所以在维特夫斯基回家的过程中，他记起了莫扎特的生日，他看到了废墟上唱着布莱希特戏剧的合唱队，或者他还看到了“漫长的告别”中的那份爱：不断敲打着玻璃的男人终于等到了爱人开窗，“我的天使，明天就在那里，超越地平线，在橘子丰收的树下，我们的嘴唇相遇。”超越国界的爱在漫长的告别中，走向的是另一个爱的开始，这正是期待着改变的希望。

经过魏玛，抵达伯林，维特夫斯基真的找到了那条回到西方的路？或者说德国玖零真的展现了新德国迎接未来的姿态？“当我跨越边境时，我遇到了一个鬼魂。”当维特夫斯基上了那条小船的时候，奥德赛的问题才真正出现：“我的国度，这是真实的吗？”他回到了西方，回到了德国，完成了德国玖零的回归，但是在夜晚的街上，他看到了满目的商品，他看到了橱窗里的模特，看到了“Test the West”的香烟广告，这是怎样一个“我的的意志”？想起的那个43年的女孩已经找不到了，茂瑙《最卑贱的人》的故事在上演，Sophie Scholl的历史还没有结束——这个关于被捕、审判及处死的故事象征着“希望与反抗”，在德国，在西方，谁还在被捕？谁还要反抗？

“我的国度，这是真实的吗？”维特夫斯基的疑问也许也是戈达尔的一种质疑，也许在德国玖零他根本没有家，在酒店里，他让服务员用书垫在不平整的床下，拿起床头柜里的一本书，他马上扔了，服务员过来对他说：“这是圣经，每个房间都有。”维特夫斯基在服务员走后说了一句：“垃圾东西。”圣经是每个房间的摆设，圣经是垃圾东西，戈达尔用回不去的维特夫斯基的眼睛，看见的是另一个德国，另一个西方，在“德国玖零”开启新历史的影像里，戈达尔说出的是对于“德意志终结”的反思，“这是一场绝望的斗争：金钱和资本；最后的斗争开始了：金钱和鲜血……”而所有这一切，在浮士德的德国、法西斯的德国、柏林墙倒塌统一的德国后，不再是孤立的历史，不再是冷战的对立，它却是另一种变奏，它的名字叫：西方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