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

特别棒的一段采访

贾樟柯在17年前接受FrédéricBonnaud的采访时讨论了电影「站台」，那时的贾樟柯由内而外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谈起对电影「站台」创作的初衷与特别的创作经过、与父亲的关系、流行音乐与流行文化的影响、他对青春与生活的认知、和「站台」盗版DVD席卷中国的那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贾樟柯：我想拍一个电影，它有漫长的时间，有时间对人的摧毁，人和时间的斗争。拍完「小武」以后，我没有办法去做别的电影，我一定要把「站台」拍出来，它就像我心里面压的一块石头一样，我如果不把这块石头搬走，我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

这部电影我拍的更加的自由，在现场有非常多即兴地创作，作为导演在那个时候我非常地敏感和脆弱，在电影的开场有一个他们排练的镜头，一个人在拉手风琴，一个人在吹笛子，就是那样一个温文工团的场面，那个场面我在拍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我觉得能过重新看到记忆深处的东西，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悲伤。

这部电影有两组主要的角色，一组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八十年代的生活，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流行音乐和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和流行文化是我成长过程里面是对我文化上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你可以去想象，在一个没有图书馆，没有剧院，没有音乐厅，没有画廊的一个小镇上，流行音乐对我们有多重要。每一首歌都是我青春期的记忆，那些歌能帮助我回忆，所以这部电影里面有这么多的歌能帮助我们中国观众回忆我们的过去，回忆我们的八十年代。那些歌曲里面不止孕育包含了这些人的期待，他们对未来的幻想，也凝固了他们的时间。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年龄的阶段，通过这些歌我甚至能想起我的皮肤，我的朋友的一个微笑，或者某一天的一个一闪而过的表情。

每个人开启记忆的方法都不一样，对我来说音乐是特别好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也是电影最珍贵的地方，他突破是我们心情的一个表达之外，他还是我们记忆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不是表达对生活的失望，是生活的真相吧。就是当你进入到生活的秩序里面，当你被各种各样的原因体制化以后，当你的生命再也没有太多可能性的时候，你要面对的是非常漫长的时间。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面，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今天的生活和明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就要这样活下去。

我觉得生命本身有一个秩序，它有一个起伏，青春是那个最高的一点，因为你有梦想，有希望，但是当青春过去之后，大多数人都回到了原来的生活里面。在「任逍遥」里面小季说：我生活到30岁就不想活了，就想死去。我觉得他就是恐惧「站台」的结尾，恐惧那样一种生活。所以当他开始发现生活的秘密，发现生活真相的时候，可能梦想也就没有了，可能青春也就过去了。

当我在北京看到了第一张「站台」盗版DVD的时候，我收到了上海、广州、青岛、济南、贵阳、太原、石家庄差不多十几个城市朋友的电话，哪一个夜晚我特别不平静，我不知道为什么。

视频：http://t.cn/A6zrlT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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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统位于格鲁吉亚的黑海之滨，城中有一座雕塑，名为男与女。每天，两座站立的雕塑，会开始旋转、移动，穿越对方的身体，然后孤独远去。

隔天，周而复始。

对于这座雕塑的含义，许多人知道它的出处，是一爱情悲剧。然而，当你在夕阳下注视这座雕塑，每个人的实际感受，又是不一样的。

有人感到安慰——即便他们知道会分开，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对方。有人感到悲伤——美好的爱情之于人生，往往是拥抱交身的刹那。

重看《站台》，我突然回想了这座雕塑——倒不是因为电影里被嘶吼的那首《成吉思汗》，大汗铁骑，踏至东欧黑海。

当时，电影里的录像厅，正在播放一个新婚知识之类的两性教育片。自带配乐优美，线条小人魔幻，一板一眼的解说词讲道：

“

……体位的变换是不需有所避讳的，当两人彼此相爱时，任何体位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尝试各种做爱的方法，也是提升爱的手段之一。男性上位是一般相爱男女最自然采用的体位。女性仰躺着是被动的姿势，而男性在上位具有主导权，是攻击性的姿态。

”

我错以为，《一一》也有类似的一堂生理知识课，就洋洋在看一个科教片，大女孩进来那段。当我一番查询，发现没有两性，而是科学。解说词是这样的：

“

……他们的舞越跳越高，不知不觉的把自己就变成了小冰粒，然后穿过云层，飞向地面，在这飞翔的过程里，小冰粒在空中留下了正电，把自己变成负电的雨滴，两种对立而又相吸的能量，在小雨滴冲向地面的同时不断累积，互相越来越不可抗拒，终于在一个闪电的瞬间，正电和负电又激烈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雷。我们地球一切的生命，应该就是闪电创造的，科学家相信四亿年前的一道闪电，创造了第一个氨基酸：一切生命的最基本单位，这就是一切的开始。

”

《站台》当然不是一部爱情片那么简单，正如再看的我，会把它看做一部青春片，悲伤缠绵，余韵未了的那种。夜晚空荡荡的税务局会议室里，正在给花浇水，收拾东西的尹瑞娟，听着收音机里，在播放一首曲目，送给某、某、某听众，其中一位是平遥柴油机厂技术科的李端阳同志。

黄毛衣的赵涛，伴着《是否》，在一管日光灯之下，革命绿的背景中，起舞，跃身，旋转，被誉为是《站台》最打动人的一幕。

《一一》里，日本人大田说，小时候家里很穷，但音乐让他相信，人生会是美好的。NJ深以为然，说以前父亲每天都在听音乐！他很讨厌那些音乐。但十五岁的时候，他初恋了。突然之间，所有那些音乐，他都听懂了。

八十年代，就是那样一个时代。你突然听到广播收音机里，传来了不一样的音乐，邓丽君、刘文正……许多年轻的中国人——无论是在南方沿海，还是在华北小城，发现自己都听懂了，从旋律到歌词。有思慕，惆怅，愤怒和孤独，人们找到了忠诚以外的诸多形容词。

具体于《站台》里尹瑞娟的独舞，它包含了两层意思，可能又不止于此。

一是，尹瑞娟情不自禁，沉浸在了文工团的工作回忆。这首歌，是从乐队组合的敲击旋律开始，经过崔明亮的哼唱传递，变得了收音机的节目，被尹瑞娟听到，又飘荡在汾阳的古老街道上。无论是依然热爱文艺，还是已经熄灭了理想。有看不见的东西，在这个场景中被唤醒了。

其二，观众对这代人的情感投射，在退出的尹瑞娟，解散掉的文工团年轻人身上，听到了心碎的回响，短暂的自由幻梦——忍住胸口的泪水。

穿插流行歌曲，被认为是贾樟柯作品的一大标签，有人认为是拿来就用，简单省事。但即便是新潮风范的《路边野餐》，毕赣玩的，施放情感大招所用的，还是烧制好的台湾民谣金曲。

歌曲的反复穿插，固然是点提时代的利器，但更重要的，如同《站台》里的年轻人，《小武》里的心雨，当他们听到歌曲，无论蠢蠢欲动还是情难自已，都会相信：人生是美好的。

而事情正在起变化。“花花世界真好”，在从广州寄来的明信片上，张军这么写道。

《站台》是从刘少奇平反的1980年开始，社会彻底开始解冻，再到《渴望》热播的1990年结束，所有人都去听毛阿敏在电视里唱歌，没有人看文工团的走穴演出。

电影前半段在汾阳小城发生，后半段开始了在山西、陕西，直近内蒙的四处流浪（悄悄呼应了片头处的《流浪者》）。不断出城、回城，唱着《站台》的年轻人，也是没有见过火车，后来又追着火车跑、目送火车远去的年轻人。

他们发出“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呜——呜——呜……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呜——呜——呜……”的呼喊节拍，又在开水呜呼鸣叫的声音中，结束了八十年代。整部电影形成了“每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的一咏三叹，令人感慨：身在中国，惟有变化才是永恒。

贾樟柯的电影，被认为是具有文学性的。这不仅是反映在片名的一语双关。《站台》是一首歌，也是一个名词象征——即便电影从头到尾，根本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站台（直到1999年，汾阳才通了火车）。

除了歌词旋律，电影片段，片中也会出现“一个朋友——普希金”的调侃，甚至包括后来贾樟柯电影必备的超现实段落。

《站台》的结尾

《站台》的结尾，是一个有些跳跃的镜头。崔明亮和尹瑞娟好像结了婚，在一起生活。就像《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的，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

这个镜头，与之前崔明亮到尹瑞娟家里谈心抽烟的镜头，形成了既视感的蒙太奇。在城墙上张望的崔明亮，知道尹瑞娟家里养了鱼，以至于尹瑞娟怀疑，他之前是不是来过了家里。

这个结尾，并不是想当然的，以走入庸常碌碌生活作为结束，而是变成了崔明亮或尹瑞娟的一个清醒梦。考虑歪倒在椅子上睡觉的是崔明亮，那么，《站台》是结束在一个梦中——就像你从来不记得，梦是从哪里开始。更多的文学性，是那些在汾阳，大同，还有山西土地上浪荡行走的小人物们，比如二勇，韩三明，还有赵涛、梁景东饰演的不同角色。由同一个演员，饰演不同角色，做着相似但不尽相同的事情（找妻子、找丈夫），这在奈保尔的《米格尔街》，黄锦树的《雨》作品（一号至八号）都有相同的文学笔法。

《站台》的野心，既有抛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2000年（也是电影拍摄完成的年份），时间上的跨度，也有温州发廊所寓意的地理信号：这温州，离广州还有400公里呢，地理上的跨度。类似的跨度，贯穿了贾樟柯的导演生涯。

“有共产党养着”的文工团，到差点无人承包，最后无人观赏，团员远走，人生离散。与此同时，汾阳小城里不断发生的新鲜事物，是喇叭裤的出现，烫头的兴起，流行音乐的到来，人们抽烟、放磁带、打麻将、喝健力宝，穿皮、买洗衣机、下馆子吃饭。

文工团也从革命歌曲的表演，过渡到了轻音乐，甚至易名“深圳电声乐团”，摇滚霹雳舞迪斯科，怎么劲爆怎么来。

对比《站台》的首尾处，有一目了然的色彩变丰富。古城正被挖得天翻地覆，似乎在等待更大的变革。文工团承载的热爱文艺与追逐梦想，显然是代表了个人意识和个体意志的觉醒，譬如夹杂了崔明亮与父亲、团长的嘴仗口角。喇叭裤与健美裤，更是引出了年轻一代对身体、衣饰和发型的解放，誓要与上一代，还有之前三十年，完全不一样。

当文艺变成了个人的喜好，并且有了选择的自由（接踵而至的流行歌曲甚至是粤语歌的出现），那么，无疑是对意识形态浓厚文艺座谈会的一次挣脱，而在堕胎与查旅馆等几处段落，似乎也在暗示着，个体的解放，依然有被惩罚清算的危险。

崔明亮与尹瑞娟、张军和钟萍，这两组情侣的爱恋情愫，是《站台》群像组合的基础。对比剧本和成片，可以发现双胞胎本来占有更多戏份，结果都被拿掉。在尹瑞娟消失的后半段，如果引入更多人物——尤其是已经有了韩三明这样抢眼的角色出现，观众势必会在频繁的省略留白中，失去焦点对象。更何况，《站台》以固定机位和长镜头为主，缺少近景和脸部特写。

话说贾樟柯极其喜欢费穆的《小城之春》，八十年代的爱情，既有崔明亮与尹瑞娟的发乎情，也有张军和钟萍的踩油门超车。

表现崔明亮与尹瑞娟的内心进退，《站台》有两组回合交锋，积雪的冬天与一片土黄的夏天。

当城墙挡住了崔明亮与尹瑞娟其中一人，他们反复走位，变化着位置，你左我右，你右我左。人们很容易以为，他们会在镜头看不到的地方，发生着什么，喜欢，轻吻，快跑。结果一点小甜蜜并没有，只有千年如是的古城，一堵不会有回声的消音墙。

另一次是“你说的都没错。错在哪儿你知道吗？你说得太晚了。”

崔明亮站在了城墙门洞形成的圆框里，尹瑞娟站在了右边的暗影中。明与暗的对比，牢不透风的城墙，再次说明两个人的情感无路。

可以形成前后对比的，还有等来了电的舞台上，黑暗中，灯亮了。文工团唱响起李谷一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画面上是人头济济的村民。紧接着，在荒野中，空无一人的冷色中，崔明亮在一滩油污中，点起了一团猛烈燃烧的火。

贾樟柯在《站台》时，既有近似《风归来的人》和《恋恋风尘》的侯孝贤时刻。譬如崔明亮与二勇，带着双胞胎去街上淘货，被人伏击殴打。根据故事逻辑，滋事者应该是演出时被崔明亮打耳光的台下小混混，但电影并没有做交代。

打架的发生，看不见。打架的过程，大远景。这很侯孝贤。

还有许多影迷津津乐道的，韩三明的五块钱。后来，在崔明亮拿给文英的时候，它变成了十块钱。拿着生死状下矿洞的矿工，大字不识。他走的路，与崔明亮跟着文工团的流浪之路，截然不同。

但两条不同的路，却在十块钱时，产生了画面以外的深情。

双胞胎姑娘，被几个野老汉，骗着蹦完了一曲《路灯下的小姑娘》。发现他们并不是要找的站长头目，一个多么狡黠的玩笑呀。紧接着，是两个姑娘，像春天的树，站在空地上，不想走动，突然起大风，扬沙土，完全是老天爷的垂青时刻。

观众在这个时候能知道，后来继续找人，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但到底遭遇了什么，电影依然不想给说法。最后，两个姑娘，继续跳着她们的《路灯下的小姑娘》，路上并无人欣赏。

《站台》的妙处，在那些需要大银幕放大的地方，比如背景处的时政宣传画，成为海报的“为人民服务”大字，墙上挂着的领袖头像，还有起舞时的报纸架。同时也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比如通缉令，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还有结尾处，崔明亮去拜访尹瑞娟家，背景声是部队的操练。但在迷梦中，背景音，又变成了学校的孩童喧闹。

让我们再回到开头的男与女雕塑。

是否，看《站台》的我们，也在重复着拥抱、穿透对方，又不断远行的过程呢？

更准确的说，是中国人与八十年代，何尝不是那样抱有渴望，为之冲动，头破血流，一把火的献身，结果呢，我们穿过了时间，时间远离了我们。我们曾经满怀深情，无限惆怅，时间却不为任何人停留。

当贾樟柯继续写那些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变动，从水位线到社会事件，一边是从二十岁走到三十岁，同样看过《站台》的我，像周围人那样，强烈感受到，身处的国度，又要进入另外一段路程。

人们依然在唱歌，跳舞。天空的颜色，却是电影里死寂的灰。

拥抱我们的人

最后 都成为

看不见的背影

小时候听不懂的歌，长大后都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