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英雄戚继光

一直想写点关于倭寇的东西，可又总拖拉着没有动笔，最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转发著名编剧王海林写的《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微博，转发评论中纷纷陷入了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当中，一种在前两年打砸日货高潮当中的深深忧虑再次产生，决定借着写这部电视剧剧评的说一说倭寇和民族主义。
倭寇始于唐末，历经宋元都没有形成规模，反而在明朝强盛起来，直到嘉靖时期达到顶峰，形成滔天之势。这就让人很奇怪，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极其强盛繁荣，沿海之利多不胜数，按理说日本人要抢掠也得这个时候来抢，可宋元时期的倭寇恰恰是小打小闹，始终不能成气候，而实行海禁，沿海片帆不能入海的时候倭寇反而强盛起来，有钱的时候不大规模来抢，沿海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就靠抢贫困的老百姓又能抢到多少东西呢？显然这不合逻辑，更何况当时的倭寇经常进入到宁波、徽州南京等内陆城市去打，这更不符合日本浪人的打法。而且倭寇人数多时十五六万，先不说在冷兵器时代，隔着长长的日本海峡哪来的这么多人，而倭寇所过之处基本不抢东西，不骚扰老百姓，明朝大军一到，倭寇迅速做鸟兽散，大军一过，十几二十万的倭寇又迅速聚集到一起，这怎么看怎么像是美国打伊拉克时美军一到，萨达姆的几十万大军突然蒸发了，等美军走了，萨达姆的军队摇身一变又重新出现。嘉靖一朝，前线捷报屡有“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从贼若干颗”的文字，那从贼是什么呢？
《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当时被倭寇掳走内陆人也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船上大概两百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两百个倭寇中，只有十几个真倭，明史说的“十之三”看来还夸大了。万历年间编写的《虔台倭纂》的官员谢杰甚至发出绝望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海滨人人皆贼，就已明确的说明倭寇基本上就是海滨的百姓，就是大明朝的子民百姓。
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禁止一切海外贸易，正德年间因少数葡萄牙走私贩和中国海商勾结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的走私贸易，让明政府感觉贸易会带来“南方之祸”，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到嘉靖时连捕鱼都不允许，“片板不许下海”。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沿海地区的土地都是碱的，根本种不了，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沿海有句话叫做：“海者，田也。”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东海沿海数百万渔民从此绝了生路，就在此时，倭寇来了。
倭寇打跑了官军的卫所，使部分区域处于无政府状态，海禁瞬间不顶用了。于是一些中国商人、海盗和更多的渔民就与倭寇勾结，但他们为的就是捕鱼和进行海上贸易，而不是为了抢劫杀人，毕竟没有人想抢自己家乡，杀自己的父老乡亲。倭寇来了海禁就开了，我们能捕鱼填饱肚子，还能做海上贸易赚大钱，可谁也不愿自己家乡父老遭殃；可如果官军政府来了就又要海禁，我们就赚不了大钱，吃不饱肚子。在这种选泽很快就有答案了，周边地区都有样学样，暗中沟通支持，到最后渔民自己假扮倭寇，捣毁当地的府衙，导致整个东南警报频传。
也因为是为了填饱肚子，这些渔民。海商没有自己的纲领和口号，即便规模最大的时候也没有像陈胜、黄巢、方腊等农民起义一样树起一面大旗，因为他们加入倭寇大军的诉求不是推翻政府，仅仅是要吃饱肚子这么简单。
也许有人会拿抗日战争中数量不亚于日军的伪军来反驳，认为渔民跟从甚至假扮倭寇不能改变这场战争的本质，但抗日战争的本质是日本政府主导的对中国的烧杀抢掠，中国人民对日军更是深恶痛绝的，可是倭寇并不是这样的。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 “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看看沿海渔民对待倭寇，就如同亲人子弟兵一般，这也充分说明倭寇的主体并不是日本浪人，而是沿海渔民，后来的大海盗头子汪直更成了倭寇的总头子，即便日本浪人也听从汪直的指挥和安排，日本大名的武器物资进口都要从汪直手里要，日本浪人充其量是一个雇佣兵的角色。大走私集团雇佣了一些失去领地的浪人而已。
我们再来看当年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他真的是毫无争议的抗倭民族英雄，还是按照建国后对镇压农民起义领头人的评价：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呢？。
这个问题真的太大，我不敢下结论，戚继光抗倭胜利了，在戚继光之前也有过很多次胜利，但是每次胜利之后官军撤走不了多久，倭寇又会闹起来，就和抗倭名将谭纶用 “老鼠洞”比喻的， “禁海越严，则获利越厚，而趋之者愈众。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连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可是这一次老鼠洞是真的堵上了，但是堵上老鼠洞的并不是电视剧所演的那样戚家军军纪严明，戚继光的破釜沉舟，而是嘉靖皇帝驾崩了，朝廷里的很多有识之士和新皇帝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史称“隆庆开关”。 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国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沿海人民富裕了，不但不闹了，反而还会保卫自己的乡土不被真正的日本倭寇侵犯，在没有近代舰船，中国人口又占绝对优势的冷兵器时代，仅靠大刀长矛，又没有本地人的支持，日本人根本闹不起来。但隆庆开关毕竟不是宋元时的全面开放，紧紧是给禁海政策开了一个口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清朝延续明朝的禁海政策却没有闹什么倭寇，因为即便清朝禁海最严的乾隆末期，也开着广州十三行等若干牙行的口子。
倭寇的事情说明当时海洋贸易依然控制在中国人的手里，却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成为寄生在国家肌体上的官僚集团已经对中国地区国际贸易关系造成了极大危害，引起了广大民间力量的坚决反抗，所以，以中国人为主力的倭寇横行，是中国民间力量对这种畸形贸易关系的反抗。隆庆虽然有限的开关了，但和后来的广州十三行一样属于官办贸易，渔民虽然有了一条生路，但是能获得的利益有限，而明政府却通过有限开通的月港获得了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渔民和商人依旧离心离德，大规模的倭寇没有了，但是小规模的摩擦不断，明王朝最终灭亡在这样无休无止的内耗当中，原本担心产生祸乱而对民间进行围堵的政策最后反而成了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得不值得深思。
到了今天，戚继光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谁敢反对迅速会给爱国主义扣上一顶大帽子，或者弄出一个“反爱国主义”名字，一番嘲弄揶揄一番，好像有了“民族主义”这个大旗一切都顺理成章了，那么多奏章，那么多名臣都很清楚倭寇的主体是什么，但是没人会公开承认，朝廷面对如雪片的奏章，更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却从来不说这是官逼民反，即便有了那么多明确的证据，朝廷依旧咬定了渔民是被日本浪人挟裹的，有了日本浪人这个明确的目标，一切都在大义上变得正确了，于是横店影视城成了中国杀鬼子最多的地方，电视里天天手撕鬼子，炮轰鬼子，哪怕一个弱女子被鬼子被侮辱后都能纵身一跃，杀死十几个鬼子，于是心满意足，可是这样的爱国主义我怎么看怎么是中国人在虐日本鬼子，受害者分明是日本鬼子啊！就像隆庆开关一样，虽然暂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制止住了大的祸乱，却依旧是对以往的小修小补，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充其量是一碗慢慢毒杀自己的毒药而已。
戚继光虽然抗倭“胜利”，在历史上留下巨大的一笔，但是纵观他的一生，却十分悲情。而严嵩无论在普遍认知还是这部电视剧中，依旧是阻碍时代进步的大贪官大奸贼，抗倭的艰难自然顺理成章的归咎到了严嵩身上，所以严嵩倒台了，抗倭事业顺利开展了，这很符合中国普遍的历史观：每一段王朝的兴衰，总有一些悲剧的英雄，和造成这种悲剧的奸臣，最后亡国的责任十分明确的由奸臣承担，却从来不去考虑奸臣是不是真的是奸臣，即便他真的是奸臣，亡国的原因又和奸臣有几分关系？后来不是不知道前朝灭亡和奸臣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恰恰是自己的王朝滋养了大量的奸臣，但是后来的王朝从来不去思考这些，而是把亡国的责任继续丢给奸臣，就和大明满朝上下都知道倭寇并不主要是倭寇，但却又众口一词的说他们就是倭寇。
我在汪海林编剧的微博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归纳为这部剧的主题：国事无党。我觉得归纳的很好，剧本创作中，就紧紧抓住这个主题，当时朝内，各方势力暗潮涌动，政治斗争瞬息万变，各阵营、各派系的斗争，如果去一一展现，就是我本人最厌恶的宫廷阴谋剧，展现阴暗和无价值的官场斗争，如果有了“国事无党”这个主题，抛开政治分歧，抛开利益之争，在外敌入侵的背景下，写超越派系超越利益的政治人格，不写风向写风骨，不写如何做人而写如何成为人，去弘扬一种更有价值的历史形态，写昂扬和牺牲，完成戚继光——这个我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自满自足。

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但我们却总要把他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明朝党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因为这是个阴暗面就变成国事无党，让历史在每个人的笔下都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表达，如果这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娱乐剧尚无话说，可要上升到一部弘扬爱国主义影片的时候，这是完全在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毒害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是要一丝不苟的全景式的展现：对的错的，好的坏的，阴暗的光明的，而不是一味的追求伟光正，这样塑造出来的英雄只会随着历史背景的深挖而遭到人们的质疑，乃至反感，最后变成完全失去公信力，再也没有人相信这种宣传，即便宣传的有很大比例是对的，也没有人再去相信，我们已经有过太多这样的例子，譬如雷锋。
说了不少，很多东西想深入下去，但是篇幅有限，不能深入，因此很杂，乱七八糟。虽然由很多批评之声，但我却对这部电视剧并没有什么意见，因为电视剧我并没怎看，我写这部剧评本身就是借助电视剧来评说电视剧之外的东西，和这部电视剧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纯粹为了评而评！

明代的两位民族英雄——戚继光与郑成功，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两人都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
1528年，戚继光出生在黄海边的山东半岛，父亲戚景祥是明朝世袭将军；
1624年，郑成功出生在东海边的日本平户岛海滩，父亲郑芝龙是明末闽南人，大海商兼海盗。
他们都在风云变幻的时势下，驰骋海上，成就一番功业：
戚继光面对的是“北虏南倭”，北方有蒙古入侵，南方沿海是倭寇之乱；
郑成功面对的是，北方清兵入关势如破竹，南方沿海是荷兰占据台湾开辟远东殖民地。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继光出色地平定南方倭寇，抵御北方蒙古。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断，不信中原不姓朱。”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两岛为基地，北伐南京试图恢复中原的军事行动，可惜告于失败。但他东征台湾，最终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
不论是个人志向，还是实际功勋，戚继光与郑成功，都无愧于英雄这一称号。而在这些共同之处的背后，却隐藏了这两个英雄最根本的分歧：郑成功所出身的海上集团，就是戚继光曾经打压的海上势力——明代中国海商-海盗集团。这个集团有联合，有继承，也有争霸和火并。“霸主”先后有王直、王滶、徐海、李旦、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等人。

在浙江台州-三门湾的蛇蟠岛上，有一座五人群雕：东海枭雄。蛇蟠岛是个魔性的地方，据说从前有过很多灵异事件，也曾是海盗盘踞之处。正所谓绍兴师爷、宁波客商、台州绿壳（方言：海盗），一路东南，越是远离中原，越是“荒蛮”。不服中原王朝管教的海盗啸聚东海。
“海盗祖师”孙恩：反抗东晋朝廷，兵临建康，转战吴越，最后进攻台州的中枢要塞——临海城失败，赴海自沉。
其妹夫卢循，继续南下闽粤，一度攻破长江防线，然终兵败交州，投水而死。
“浙东海精”方国珍：台州路桥人，贩盐起家，元末以海上势力控制浙东，在台州府城临海筑台称王，最后投降朱元璋。
“净海王”王直：明代大海商-海盗。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反抗海禁政策，武装走私，使浙江双屿港成为东亚贸易中心。双屿、沥港先后被扫荡后亡命日本，控制平户一带，建立东亚最强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希望朝廷能开放贸易而接受招安。然终被杀，临死道：“死吾一人，恐害两浙百姓。”死后局面失控，“嘉靖大倭寇”动乱爆发。
“万船之王”郑芝龙：明末清初大海商-海盗。发迹于日本平户，活跃于东海、南海。在海权勃兴的时代背景下，他拥有强大的海上武装势力，垄断东方贸易航线，周旋于东亚与西洋各大势力之间。后归顺明朝，成为南明隆武政权的支柱。打败荷兰人，取得制海权，大规模组织福建民众移民台湾。清朝入主中原后，不顾郑成功劝阻而投降清朝，最终被清廷囚禁、杀害。
海上活动进入高潮期的明代“东海枭雄”们，他们的兴衰荣辱、是非功过，都要追溯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实行禁海国策的那段历史。

明代以前，中国历代对于海洋总体是开放的，特别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但是明朝建立后却迅速走向禁海。朱元璋建国伊始，就对东南的大海保持一种警惕。朱元璋崛起于江淮，其下层社会出身的背景促使他倾向建立一个稳定的、内向的小农社会。而他早期的对手，割据太湖平原的张士诚，割据浙东海滨的方国珍，分别是盐工、盐贩出身，相对具有海上背景（尤其是后者方国珍），对商品流通态度积极。朱元璋建国后，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大陆农业帝国”。他考虑，一旦对民间开放海洋的话，民间海上势力崛起，长此以往，内陆农业为本的经济体系会根本动摇。执政之初，他就迫害了江浙商业贸易巨富沈万三（原张士诚地盘），而方国珍一些部下流亡海上，也进一步促成朱元璋实施海禁。
相对具有战略眼光的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证明中国绝对有控制海洋的实力。而他的战略，也并非“通洋裕国”，而是确立以明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商业贸易模式，并非继承宋元的自由贸易，而是确立官方贸易秩序，禁绝民间贸易。随着这一朝贡贸易的“华夷秩序”得以成功确立，朱棣去世后，明朝政府各方利益集团围绕着航海和贸易制度，展开论争与博弈。从当时掌握舆论的传统儒家士大夫的观点来看，远航活动劳民伤财，危害民生；而对于朝贡贸易的现实既得利益者来说，“国营贸易”可以垄断贸易的利润（后来事实证明：长期以来，西班牙开辟的美洲殖民地产的白银一大半都通过这种贸易流入明朝），而一旦开海，民间资本参与海外，将难以控制，利润垄断模式也将被打破。博弈的结果就是，连大规模官方远洋活动也取缔，全面禁海。
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生随之产生。没有大规模战乱、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经济越来越发达，物产愈加丰富，雇佣关系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民间贸易需求和人口流动（朱元璋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流动）需求都不可遏制地增长。但是这些需求却被禁止。正所谓靠海吃海，地狭人稠，不利农耕，海外贸易需求最强烈的东南沿海地区，只能冒险走私。而走私风险极大，已经获得贸易利润的民间走私集团，于是纷纷购置武器，雇佣军队（如王直等人雇佣日本武士，即“倭寇”；郑成功手下有日本人、白人、黑人等外籍雇佣军），成为武装走私集团。就这样，明朝中期以来，这个武装走私的中国海商-海盗集团，纵横东海，对于明朝政府来说，他们已经是尾大不掉的强大海上势力。而强硬派朱纨的铁血禁海政策，进一步激化两者对立（朱纨本人是个很符合传统儒家道德的士大夫），眼光长远的胡宗宪试图招安王直使其为大明所用，却被坚持儒家道德立场的王本固抢去，以道德舆论逼其处死王直，最终局面失控，倭寇之乱全面爆发，沿海各省陷入动荡，直到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等干将转战各地多年才最终平定。

就抗倭战争而言，戚继光无疑是个英雄。他改进作战武器和战术思想，改革卫所制度，荡平沿海的骚乱，确保了东南赋税重地的稳定，也直接维护了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戚继光成功地使得今后数十年大明的海疆再无战火，因此，他是海防上的英雄。
而一个世纪后的郑成功呢？明末清初之际，他率父旧部坚持抗清，攻南京而不克。只能凭借海上势力固守福建沿海。后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并全力经营。因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多次屠杀华人，他甚至欲攻取菲律宾。然而壮志未酬而暴病，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颜面而死，年仅39岁。
比起戚继光，郑成功的命运可以说是悲壮的。他面对的时势更加严峻，敌人也更加强大。强势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以鲸吞之势扫荡中原的清政权，远非定期南下侵扰的蒙古鞑靼-瓦剌部落可比。而持有西方先进武器，号称“海上马车夫”，正处于17世纪全盛期的殖民帝国荷兰，也远非昔日由中国武装海上走私集团+日本雇佣军组成的杂牌军“倭寇”能比。郑成功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的“海权”思想，他是海权上的英雄。
通洋裕国：父亲郑芝龙的崛起，在于“通洋裕家”，通过海外贸易成就郑氏家族在财富和军事上的地位，而郑成功比起父亲，更具有“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提出“通洋裕国”，以海外贸易为岌岌可危的南明隆武政权提供经济支持，在隆武政权灭亡后，与降清的父亲决裂，自立为藩，继续坚持海外贸易，经略南洋，维持并进一步发展郑氏集团。
夺取制海权：郑成功凭借海上优势，控制沿海岛屿，伺机沿海、沿江北上，坚持抗清。作为陆权帝国的清政府，尽管控制中国大部，仍然奈何不了称霸海上的郑成功。而在与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郑成功从金门-厦门出发挥师东征，横渡风急浪高的台湾海峡，通过海上决战歼灭荷兰舰队，夺取台湾海峡的制海权，然后围困荷兰人在台湾岛的据点，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击退援军，包括退走来自荷兰远东基地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舰队，最终收复台湾。
海权战略：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国开始殖民活动，世界逐渐走向整体。在远东，台湾岛是东亚大陆（中国本土）、日本列岛、东南亚三个地缘板块的要冲，占据台湾，就可以同时面向这三个板块进行贸易通商和殖民活动。这就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先后来到台湾进行殖民活动的原因之一。与欧洲殖民者的经济模式相似，郑芝龙-郑成功集团也是因海外贸易而崛起，他们父子同样明白台湾在海权上的战略地位。因此郑芝龙在台湾海峡的料罗湾海战击败荷兰人，并且大规模组织福建移民去台湾，郑成功更是击退荷兰殖民者，直接在台湾建立第一个汉族政权。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后就逝世，如果他有幸活得更长久一些，无论他下一步的战略是以台湾为基地北上继续抗清，还是南下进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或者短期内不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致力于稳定台湾，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会继续坚持贸易通商，进一步加强海军，控制东方的制海权。
然而，天不假年，1662年，郑成功39岁英年早逝，他还有太多的使命没有完成。关于他的评价，正如对手康熙皇帝撰写挽联道：“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台湾的明郑政权，在1883年最终被清朝攻取。对于郑家，或者明朝遗民来说，这无异于是个重大的不幸，因为最后一个明朝旗号的政权灭亡。而对于清朝来说，统一中国完成了重要一步。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地缘稳定的角度来看，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为中国地缘板块的完整，特别是进出太平洋的自由，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暂时抛开君臣大义和民族、种族问题的思维方式，单单从地缘的角度分析中国的陆权和海权。那么，无论是立足东海（中国-日本沿海岛屿）的倭寇，还是立足台湾海峡（金门-厦门-台湾）的郑氏集团，抑或是立足西欧、占据亚洲主要海峡据点、控制东方贸易航线的荷兰人，都是海权势力。而完整控制东亚大陆的明朝、清朝，都是陆权势力。
不同于日本、希腊、西欧这些依靠海岸线的半岛、群岛国家，中国处在东亚大陆，拥有最适合农耕的大平原。这也确立了自古以来农耕文明为本的大陆政权体系，而“南船北马”，南方的长江、运河、湖泊造就了内河水师，北方的草原造就了骑兵，而中原和南方山地丘陵造就了步兵。统一中国的政权，拥有这些军事力量，就能成就强大的陆权帝国。而中国的海权力量，只能在沿海的狭长海岸线上活动，要么附属于大陆的中央政权，一旦试图武力挑战中央政权的统治秩序，必然面临失败。所以14世纪的方国珍、16世纪的王直、17世纪的郑芝龙这三个海上集团领袖，尽管年代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有个共同点：都不愿抗争到底，而是见好就收，希望和解和招安。因为中国的地缘特点决定了，沿海势力终究只能影响沿海，难以渗透内陆，就像盛夏的台风，虽然强烈来袭却只能影响沿海省份。反之，统一北方和中原的政权，就能集中强大的人力、物力，进一步统一沿海，就像冬季几乎覆盖全国的寒潮。所以选择与大陆清朝政权抗争到底的郑成功，他的家族割据台湾的海权势力，最终还是无法对抗康熙皇帝所统治的，拥有东亚大陆的陆权帝国。

收复台湾后，清朝继续向西北的亚欧大陆腹地扩张，超过以往朝代，对汉满蒙回藏五个板块实施有效统治，并在外围拥有一批藩属国，建立了强大的陆权帝国。然而，进入19世纪，西欧各国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次从东南沿海敲开大门。此时的英法，早已不是16、17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同样也是海权帝国的英国，在19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后的日本，历经明治维新，也一跃成为海权强国，甲午一战，就是海权战略的日本，击败海防战略的中国（清朝）。因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战略是夺取黄海的制海权，而北洋舰队的战略仍然停留在守卫沿海的传统海防思路，而不是主动出击，海上决战，取得制海权。《马关条约》的耻辱，其实也是海防战略败给了海权战略。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史，本质上也是明清时代压制本土的海权造成的。道理很简单，大海就在那儿，大海的价值也在那儿，你不主动去要，别人总会来要的。一旦坐视大海沦丧，不禁很难再拿回来，而且对手会以大海为基地，进一步挑战大陆腹地。那样的痛苦，就像燕云十六州之于北宋一般。
汉朝和唐朝的强盛，在于统一中国本土后，进一步沿着河西走廊控制西域，建立陆权帝国。因为当时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就在西域。控制西域，意味着在军事战略上夺取中亚的核心制高点，在经济上控制商贸中心，在文化上输出中华文明的同时引入印度、波斯、希腊-罗马、伊斯兰各文明。盛唐的开放和包容亦源于此。而进入宋朝，燕云和西北地区控制权的沦丧，促使宋朝转向东南方的大海，建立海军发展海权，以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海外贸易。再看当下，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一带一路，正是对昔日这两条丝绸之路的重视与复兴。
而到了明朝，世界贸易的中心已经从陆上丝绸之路转到海上丝绸之路，如果能够有效地把这些中国人的海商-海盗招安，由他们去海外开拓，开拓的土地都归于大明，本来就是两利的事情。王直也一直持这个观点，他希望能够接受他的招安，由他降服分裂混战的日本各藩；郑芝龙也是希望招安，但是明朝与海上势力的和解来得太晚，此时明朝政权已经风雨飘摇。在大航海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中国民间的海商-海盗，原本也是可以和同时代西欧的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一样，远航海外，开拓新的世界。

“亦商亦盗，舰船浮沉三千里。可褒可贬，海洋纵横八百年”。从传统王朝史观而论，那些东海上的枭雄们，不服王化，抛弃土地和祖宗，打家劫舍，是海贼、倭寇。但是从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而论，作为中国民间海上势力的代表，他们控制海权，建立海军，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海上交通网，促进了文明的传播交流。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海防，还是海权？戚继光和郑成功用毕生心血实践自己的抱负，而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留给我们后人解答。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 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汉族，山东登州人。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军事家，与俞大猷齐名。率军之日于浙、闽、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十余年，大小八十余战，终于扫平倭寇之患，被现代中国誉为民族英雄，卒谥武毅。世人称其带领的军队为“戚家军”。有多部军事著作及诗作传世，戚继光纪念馆现为福建省爱国教育基地。另有，电影电视剧《戚继光》上映联播。

戚继光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明嘉靖年间的倭患相当厉害，当初一股40多人的倭寇竟能从浙东深入腹地，直窜安徽、江苏，千里一路掠杀，还围着南京城兜了一大圈。南京驻军12万人，却不敢应战，遭这股倭寇伤亡的军民竟达3000多人！而其时的蒙古铁骑虽没有成吉思汗时代的气势，毕竟延续着祖传的骁勇，大明边防也经常吃紧。但是，戚继光登场了，格局顷刻逆转。自嘉靖三十八年戚家军形成到万历十一年戚继光去职，戚家军共斩级十五万余，这在天下总体承平的年代，真是太给力了。更可叹的是，戚继光居然从未打过败仗，连失败是成功之母的一点切身感受都没有。为何他能如此之牛？因为戚继光走了一条创新之路。
——理念创新。戚继光是一个大军事家，会写诗，也特别爱动脑筋，所以就写了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兵书。这些兵书绝对是原创的，基本上没有论文抄袭的嫌疑，而且特别管用。正如他在《纪效新书》序言中讲的：“夫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这部书系统阐述了选兵、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等内容，有许多的新思想。比如，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防御重点，迅速瓦解歼灭之。这类管用的兵法，就被几百年后的（河蟹）所借鉴。不仅如此，戚继光还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以“保国卫民”训导官兵，可谓从世界观的层面提升了戚家军的战斗力。
——组织创新。假如戚继光从事机构编制管理，一定很懂行。在东南沿海抗倭时，他将步兵编制依次设为队、旗、局、司、部、营，每队12人，每营2699人，想再加1人凑个整都不成。他以队为基本单位，尤其重视基层建设，发明了一个“鸳鸯阵”。鸳鸯阵由11名士兵组成，队长站在队前中央，其余10人分成两列纵队，分别持有4种不同的武器；队长身后是2名持标枪的盾牌兵，其后是2名狼筅兵（一种形状怪异的特制兵器，以长铁棍为主干，上面扎满铁枝和倒刺），再其后是4名长矛兵，最后是2名短刀手。我在台州专门看过阵法的演示，这可是长短兵器结合、推出五道攻击线的组织形态。戚继光到蓟镇后，又大刀阔斧，将全部防区划分为12路，上面设东、西协守，分管东西各路军队。同时，戚继光还组成车、骑、步三军，创造性地设立了7个军营，并在各营配置重车156辆，轻车256辆，步兵4000人，骑兵3000人。戚继光几乎可算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三军总司令。
——技术创新。打仗可要凭真家伙，所以戚继光很重视抓第一生产力，更确切地说，是第一战斗力。由于戚继光注重研究葡萄牙等西洋新式火器，又搞了自主创新，所以戚家军拥有当时东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除了鸟铳外，还有火力威猛的佛郎机炮、神威将军炮、加农炮等。要知道30年之后日本最强悍的萨摩兵团，全军有2万杆火枪，却只有2门轻炮，直到了江户时代才出现大型火炮。尤其可贵的是，戚继光的技术创新充分体现在综合集成上。主镇蓟州时，为对付蒙古骑兵，他积极推动车、骑、步协动的技术进步。在戚家军的车营中，配置的战车特有创意，有2名士兵，2门“佛朗机”炮，并且摆了8片可折叠的屏风，平时放在车辕上，战时打开树立一边，供步兵出入。这个战车胜似现代的装甲车，作战时，战车先在骑兵之后排成队形；待敌军逼近，骑兵退入战车阵内，车上的士兵施放火器；经过一轮喷火吐烟，步兵随即从车后冲出，最后再是骑兵出击。有了冷热兵器混用、互动的技战术保障，即使成吉思汗再世，蒙古骑兵也只能呜呼哀哉了。
——制度创新。戚继光绝对可以到国家体改委工作，他多年来大力改革军制，不用卫所制的世兵，而招募流亡农民和矿工，组建新式部队。同时，建立了严明的军法，要求必须步调一致，因而推出“连坐法”。若作战不力而战败，主将战死，所有偏将斩首；偏将战死，手下所有千总斩首；千总战死，手下所有百总斩首；百总战死，手下所有旗总斩首；旗总战死，手下队长斩首；队长战死，而手下士兵没有斩获，10名士兵全部斩首。当然，斩级的赏赐也很丰厚，每一级赏银40两，按购买力折算，相当于现今的万元币值。戚继光还设立了固定的考选日期，武艺精通者予以奖赏，武艺生疏者予以处分。此外，像作战有功、被俘不屈、遵守军纪等，一律有赏；恃强霸道、讹言狂惑、偷摘瓜果、奸淫妇女等，一律论罪。这就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如此拚命地创新，必然换来官兵的拚命和敌人的被拚命。与戚继光同时代的对手们就惨了！戚家军也终于成了一个知名品牌，连宋朝的岳家军比之仍显逊色，至于杨家将则是泡沫多多的演义传奇。虽然戚继光后来去职，但以戚家军为班底的队伍，一直是明朝的国防中坚。万历朝鲜之役，为克复平壤立头功是戚继光的老部下；镇守辽东的袁崇焕，所倚重的关宁铁骑与戚家军也有渊源。可叹的是，戚继光毕竟不在了，他的班底虽存，但创新的灵魂已逝，创新的锐气已退。当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兴起之时，日落西山的明朝再也没有了依靠。即使像袁崇焕这样仅有的几张牌，也被握在手中的崇祯不经意地撕毁，于是不再创新的明朝军队，连同那个暮气沉沉的朝庭，自然走向了覆灭。

中央台的马屁是拍得越来越响了。

晚上在客厅看书，我妈刚好端盆来洗脚，就开了电视，陪她看了两眼中央一套的《戚继光》。且不说皇帝常服穿黑、太监穿紫、大户人家女眷出门等等，就说台词吧，也是说客读成“shuo ke,” 好不害臊。

特别有一点，几乎每一场景结束时都有一句类似"是倭寇害了中国"之类的话，细思恐极：原来抗日神剧也可以拍古装啊！之前跟我妈聊天，听闻她同事某君因为赴日旅游而被大家暗中侮骂“卖国贼”，颇觉中央台应该负一点这同事名声受损的责任。

又看见严嵩贪了戚继光的军费，他老爹盛怒责备：世上最聪明的人是当今圣上，你不要再和皇帝玩心眼了。感到一阵“呕秽似的恶心”，便落荒而逃了。

我妈洗完脚，电视一关上床玩微信去了。记起以前微博上常有“配饭视频”一种说法，看来现在中央台恐怕要用“洗脚专供”来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