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大审判

作者 枫林仙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Никита Михалков）、亚历山大·诺沃托茨基（Алексадр Новотоцкий）及弗拉基米尔·莫伊谢延科（Владимир Моисеенко）显然是三位俄国古典文学修养深厚的电影人。但当我看过他们2008年改编自美国电影的《十二怒汉》后，那些“俄国化”的东西却让我失望了——它们实在是太熟悉，以致于无法打动人；相反，倒是让我深感遗憾。

俄版《十二怒汉》在玩儿过炫目的俄式蒙太奇片头后，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幅似曾相识的场景。这个场景曾经发生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的开头：法庭上，一群陪审员在聆听审判长讲话，要求他们审慎对待一起刑事案，作出被告是否有罪的判断。在座者或者心不在焉，或者全神贯注，或者吊儿郎当。在进入陪审团合议厅后，这些陪审员开始各怀心事，为了日常的事务力求早早判决交差，然后他们开始东拉西扯……只不过在托尔斯泰那里，陪审团最后阴差阳错地判决被告马丝洛娃罪名成立。而在这部电影中，却引爆了漫长的争议。

表面上看，随后的故事发展截然不同。然而，事实上，俄版《十二怒汉》与《复活》的内在精神逻辑完全是一致的——它们都偏执于道德上的省查，却轻视法律，漠对程序正义，对其中的深刻内涵隔膜甚深。

让我们回放电影的开头部分。从十二位来自莫斯科各个行当的公民陪审员进入体育馆，吵吵嚷嚷开始会议，直到第二次表决后十二人的反应为止，就技巧而言，毫不逊色于美国原版。然而俄国化的地方随后就开始了。同样的“开端”也发生在《复活》中。托尔斯泰的小说描写的是俄国进行了现代司法改革后的一起案件，但托尔斯泰却对这一确立了司法独立性与透明度的时代完全隔膜，将审判描写成了一出黑色幽默的场景。通过与司法过程的疏离，托尔斯泰将人物的精神发展与读者的视角都引向了道德拷问。

在俄国版《十二怒汉》中，托尔斯泰式的刻意贬低早已消失——这也许正好反映了俄国在这一百多年来的进步。但托尔斯泰式的隔膜却仍然存在。“但我们在讲的，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俄国工程师说出这句话时，他已经开始用俄国古典文学中的那一套人性论来发言。此时，切入了关于俄国社会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反犹种族主义的对话。由此，一方面是对俄国当前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展示，另一方面是对一个有车臣战争背景的案件的审判。每一个在场者都开始讲述自己的小故事和经历。工程师讲述自己如何堕落和复苏；工人则讲述自己的叔叔如何参赌、打劫和被宽恕；最起劲的反对者则抱怨莫斯科不再是莫斯科人的莫斯科；犹太老头子讲自己父亲的风流韵事；甚至有人挥舞着匕首跳起了高加索山民的舞蹈……

这种讲故事大会是俄国文学中的传统套路——一群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凑到一起，于是开始讲故事和议论，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中间夹杂些眩目的绝活或歌舞，参与者乐此不疲乃至通宵达旦。从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蒲宁甚至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此类会饮比比皆是。这种俄国式的会饮（symposium）绝不是一般的故事会。其中心主题乃是从客观的故事讲述，一点点分枝蔓岔，经过现实与感情的交叉地带，渐渐过渡到内心的道德反思，其主题是人生、命运和对社会的道德批判。例如，墓地管理员说道：“法律是死的，没有人情味儿。”然后这位墓地管理员开始抱怨俄国社会的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他总结说，“七十年来，这个国家没有一点儿进步”。在一个接一个的滔滔不绝中，人们讨论了高加索的混乱，对高加索人的歧视，社会的腐败和不道德现象。所有这一切，与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是在审判一起严峻的刑事案件，而是在批判俄国社会，如同聂赫留朵夫跟随玛丝洛娃案件的进程而展开观察和反思。

当导演把这场本来严肃的司法审判变成文学式的会饮活动后，托尔斯泰《复活》中向道德内心转向的精神发展逻辑就开始起作用。虽然导演还按部就班地遵循了原版电影，呈现了几项关键质疑，但这时候，会饮的中心主题已经不是通过严密的司法逻辑来推敲各项证据和证词，并追求最接近正义的判决。

在美国原版中，陪审员们在“有罪”与“无罪”之间不断变换立场，其原因都是基于司法逻辑和对证据及证词的合理质疑（reasonable doubt）。简·方达舌战群儒的激烈抗辩充满了理性拷问的怀疑、审慎和果断。但在俄版中，陪审员们在“有罪”与“无罪”之间的游移却不是基于逻辑理性，而是发自良心的同情或怀疑。美国原版中涉及的几项关键的质疑（刀子、老人、女证人）之间的逻辑冲突是被关联起来呈现的，而在俄版中，则这几项却互相孤立，彼此之间的逻辑关联并未予以重视。它们仅仅充当了情节推进的踏脚石，更不是全部电影内涵的自然流露。因为，俄版的中心根本不是案件的司法程序本身，而是对俄国社会现实的道德反思和批判。莫斯科的陪审员们关心的是案件中几项关键质疑之间道德上的关联，而不是逻辑上的关联。

《复活》里的忏悔贵族聂赫留朵夫先生因那次陪审活动，而对司法制度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发起怀疑、否定和反叛。最终他跟随被侮辱被伤害的玛丝洛娃去往西伯利亚充军，忍受苦寒与煎熬，开始灵魂的救赎与自新。而在俄版《十二怒汉》里，聂赫留朵夫分身为十二位莫斯科市民。这位忏悔贵族的灵魂拷问转换成了十二个人的道德对话和辩驳。十二名陪审员从最初的漫不经心，没心没肺，一步步走向了对车臣少年的同情、理解、关怀以及接纳。这恰恰是俄国式道德宽恕的终点——宽恕受难的罪人。只不过在这部电影里，被接纳的只是一个仅有“罪犯”名头的无辜少年。

电影开头，工程师说，“但我们在讲的，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他所定义的“人”仅是道德意义的人。到电影结束时，他回到举行陪审团会议的体育馆，目光聚焦到了东正教的圣母像上，放飞了象征圣灵降临的小麻雀。随着这一举动，电影完成了整个对人的道德定义的完整陈述。《马可福音》中曾说：神的灵仿佛鸽子般降下，落在他（耶稣）身上。（马可福音，3：16）这里，麻雀代替了鸽子，把上帝宽恕罪人的圣灵带到了十二名陪审员当中。当它飞走时，已经洗涤了人心的污浊。到会议最后阶段，在场的陪审员们，几乎个个都坦陈自己对被告的身世非常了解——他们其实都是知情人。这时观众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只是在做一场道德拷问，他们追求的结果是——宽恕罪人，发现良心，更新灵魂。体育馆是一座神圣的东正教堂。墓地管理员则如同神父般，讲述了让富人与穷人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更换墓地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人们——善有善报。到这里，俄版的整个精神底蕴完全绽露，它就是一部翻版的《复活》。

区别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很难把俄国版的《十二怒汉》与美国原版相提并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数。显然，俄国版紧扣的道德上的质疑、探寻、同情、感叹与接纳，都完全是托尔斯泰式的精神拷问。这种关怀，完全是俄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因此，俄国版看似是在强调司法程序正义，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关心的仍然是陈旧的俄国式的道德和宗教拷问。整部俄国版《十二怒汉》的主题则是通过对凶杀案实情的暗示来点睛的。电影中反复暗示元凶是在案发现场搞拆迁的资本家——“他们为了资本主义，要赶跑两个老人家。”这才是导演想控诉的社会现实：人们的贪欲又被放纵出来，造成了现实中的罪恶。

其实俄式道德拷问与程序正义没有关系。俄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是关怀社会正义和善德善报。所以俄国版《十二怒汉》中，好几次嘲笑了美式司法精神，并在电影开始时，把从哈佛学习法律归国的经理刻画为一个丑角式的人物。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关心的是俄国的社会正义，他怀疑程序正义能否带来真正的正义。所以电影才在结尾时赫然打出一句话：法律至高无上，但仁慈高于法律！

俄版《十二怒汉》再度暴露了俄罗斯思想的短板：不理解程序正义的意义，不懂得在理性的程序性追问中，所包含的深刻人道主义内涵；而是凌虚蹈空，脱离经验的理性探求去寻找道德正义。这正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俄国思想的悲剧所在。不难留意到两个版本中提及最多的关键词。美版中的关键词是“合理质疑”；而在俄版中，则是“良心”。当中的差别令人深思。

浓重的俄国古典文学道统糟踏了这部精彩的司法电影。与悉德尼·卢梅特（Sydney Lumert）导演、雷吉纳德·罗斯（Reginald Rose）编剧的1957年美国原版相比，米哈尔科夫的俄国化努力，偏离了法治精神，更偏离了在反思社会现实时必不可少的理性精神。

   一般而言，我借电影体验另一种人生的耐性不超过3个小时……不过大审判让这段人生体验非常精彩。否则谁也不会花长达3个小时看12个男人拌嘴。。。
   12个彼此陌生的男人，聚集在法院临时借来的篮球场--一个并不严肃的地方，决定一个车臣男孩的生死。
   每一部《十二怒汉》都在讲述本国的某种社会矛盾，人们内心的歧视和固化的偏见。俄罗斯人讨论的是这样一个案子：车臣男孩被控谋杀了他的俄罗斯养父。
   这部电影上映于2007年，在此之前，俄联邦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公寓爆炸、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一次比一次惨烈，全都伤亡惨重，也就是说那个时间点，刚好是两次车臣战争之后，恐怖主义自虐，代价直接作用在普通人身上的时候。
   车臣，是毛熊身上的一块伤疤，他们自己也一样伤痕累累，格罗兹尼一度几乎化为灰烬，俄军同样也伤亡惨重。在影片中，不仅是出租车司机一口一个车臣小崽子，野蛮、未开化，能歌善舞还有些威风的车臣叛军首领--在这里直接把他定义为恐怖分子有些不太确切，因为影片没有显示他有恐怖行为。
   有次可见，在当时，俄罗斯人和车臣人已经出现了民族情感断裂。
   车臣，有民族的问题，也有历史的问题，不能简单的类别化。如果别人的故事可以变成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甚至可以从别人的国家看到极其类似的影子，值得我们自己警醒深思。
   再远的就不扯了，前苏联时期，斯大林采用的是一种强制性民族融合政策，强迫车臣人离开他们的国土，流放到苏联各地，以这种民族迁徙来完成同化；之后，为了安抚逐渐返回家园的少数民族，在经济建设上施以优惠和补贴，不惜牺牲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人的利益，强调他们的民族特性，比如说风俗习惯等等，不但埋下了隐性民族主义的隐患，也人为切断了民族文化的自然融合；在苏联时代后期直到解体前期，中央权力逐渐分散，甚至弱于地方权力，当高压政策消失时，受之压制的民族主义必将全然爆发。
   如果说，这是人类的实验，那么前苏联时期，在车臣人身上的尝试都一一失败了，给俄罗斯社会和车臣人自己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是不是很类似？
   
   在战争当中，其实只有孩子是完全无辜的。
   车臣孤儿失去了父母，甚至最后连心爱的小狗也失去了。他曾经在枪林弹雨中躲避，也曾经和车臣叛军的尸体呆在一起。他认得那个车臣叛军，在他眼里，他并不是坏人，那个人曾经宠溺的看着他，把刀递给他玩，和他一起跳舞。小孩哪里知道什么政治见解不同，哪里知道实现政治目标的背后有可怕的杀戮，他甚至不曾看见，前一秒钟还能歌善舞的他们，后一秒钟脸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残忍表情。
   他带走了那个人的刀，这并非是为了复仇，对于刀的崇拜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民族性格，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根。
   车臣孤儿被俄罗斯军官带走了，曾经他的家人对来到车臣的俄罗斯军人表示出了友善，也许那就是他的父母被杀的原因。所以，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孩子，究竟什么是他的复仇？
   
   可是社会群体对个人，往往仅凭简单的身份标签加以认定，没有人知道这背后的悲苦和矛盾。事实好像很清楚，一目了然，在这12个人到达不太严肃的体育场时，他们心里也许就是这么想的，就好像法院工作人员对他们说的一样：证据确凿，这是个很简单的案子，用不了多久就会有结果的。
   有人在吃免费的食物，有人兴致很高弹起了钢琴，无意中展示的小细节，已经让人与人之间拉开了距离：昂贵的手表、闪闪发亮的戒指、考究的衣服。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不过，凡是都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被现实打击过的物理学家，曾经酗酒放弃人生；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识别一个人却很标签化；一直不怎么说话的退休军官，看似认定了孤儿有罪，但其实内心里却是另外一个想法--他认为孤儿无罪，但他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最好的结局。
   在这样的场合，公民义务也无法阻止人们赶时间，好像随时打算随大流，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和稀泥精神。也有人打算大干一场，但注定会为其他人的不认真而焦虑急躁。
   第一个敢于做唯一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个人也未必从内心里认定孤儿无罪，只是这种一边倒，没有经过辩论的看法，是否可靠？他心中存疑。也许应该给少年再多一次被印证的机会，给法律和真相一次机会。
   最重要的是，唯一一个反对者，要面临的压力，是这个社会的集体偏见，他必须要向这种偏见挑战：车臣孤儿为了复仇杀害了他的俄军官养父。从身份上说，人们的认定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身份背景好像必然会联想到这样的故事，必然会发生这样的故事。
   甚至，人们认为，那位没有尽力为孤儿辩护的律师，代表着“某种正义”，而不是律师的失职。忽然想到了中国的《十二公民》，富二代和贫穷生父的身份认定，谁是弱势群体一目了然，却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无论真相如何，富二代因为这样的标签忽然间变成了事实上的弱势群体。当时吵得最凶的就是李某某事件，因为决定采取无罪辩护，好像律师都成为了众矢之的，被指为了赚钱不论是非。其实无罪辩护只是法律的一种辩护方式，只是代表目前的证据也许无法认定嫌疑人有罪而已。
   法律作为人的最低道德底线，一开始制定的时候就是从受其束缚的人的观念出发的，这就是为了在很多亚洲国家，强奸幼女罪甚至会得到比较轻的判罚，这是人们过去的观念，还有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理越辩越明，开始只是提出一种法律精神--质疑、求证，一点一点推进出真相。一开始事不关己的人们，观点开始摇摆，开始自发的求证，并逐渐坚定自己心中的想法。当一个人心中的观点越发的坚定和清晰时，他会开始较真儿，就好像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一样，人人都会去维护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于是，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不过，俄版的《十二怒汉》，提出的观点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它是可以为人所正确利用的。但是，当时的俄罗斯社会，也许更需要的是高于法律之上的仁慈--修补已经出现断裂的民族情感，这一点，法律也许无法做到，只有仁慈可以。
   看起来，这和日版的《十二怒汉》是完全相左的观点--日版提出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理大于情理。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结果却是一样的。
   我还想补充一点，作为少数族群，长期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法律和暴力机构也偏向主流时，他们只能通过一种法律之外的，极端化的组织维护自身的利益，譬如俄罗斯的黑帮和中亚群体。这种方式是错误的，毋庸置疑，再怎么深层次的原因也都并非可以原谅的“情有可原”，这是我有时候神烦记者写一些过度悲情误导舆论的深度剖析的原因。
   不过，病的是整个社会。

非常棒。好的电影总是给人震撼，切中人性、社会的核心，让人深思。

“法律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仁慈呢？”电影就是围绕片尾抛出的这个疑问展开。从一开始想尽快结束这个看似证据确凿、毫无疑问的案件，然后各回各家，到后来开始认真思考整个案件的细节，大家各自讲不同的经历，一遍遍模拟案发场景，每一位开始投“有罪”票的人，无不都是触动到了内心深处的仁慈，良知，最终转而投”无罪“票。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一个决定一个人生命的转变，每一位陪审团的人员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然而让人更加震撼的是坐在桌头的艺术家。一开始不只有物理研究员持怀疑态度，艺术家比谁心里都清楚，看似人证物证俱全，实则纰漏重重，小男孩不可能是凶手，肯定是有人设下的圈套。但是为什么他还投“有罪”票，而且到最后大家都投“无罪”他仍然不变想法。如果说其他几位陪审员有良知，那么这位艺术家应该称的上伟大。因为他知道小男孩没有亲人，无家可归，既然被人陷害入狱，那么判“无罪”出去反而危险，陷害他的人一定会想办法再杀掉他，倒是在监狱更安全，待捉拿到真正的凶手再让小男孩出狱。想找出凶手是需要请律师，需要找证据，需要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可是大家确实都很忙，没有人愿意去为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付出这么多。其实他们已经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尽职尽责，否则小男孩可能永远生活在狱中了。

但是伟大往往就是比尽职尽责更进一步。出狱的小男孩，面对再次被陷害的危险，艺术家冒着风险，担当起小男孩的安危。就像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一样，为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太伟大了。

“法律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仁慈呢？”

法律的确是至高无上的，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它也是把双刃剑。法律用来惩戒恶人，也被恶人用来陷害别人。而正是仁慈，正是内心深处的良知，让法律具有了它本应该有的意义。

但想了想，还是只给了三颗星。

为什么？

因为这部电影太不pure了。它设置的主题太多，想要传达的信息量实在太大，虽然不至于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但实际拍出来的状况是多少显得混乱：鲁迈特原版的对陪审团制度的质疑保存了，车臣战争对俄罗斯人心态的影响更是他着重强调的，然后贯穿始终的对俄罗斯现状的不满（“满街都是奔驰宝马奥迪，到剧院步行只要三分钟的路堵了八次”），涉及到每个人叙述部分时又掺杂了每个人太多的个人感情，几乎每个人都说了一个自己的跟案件未必有关系的段子，然后又对案件本身兴趣大增（因为跟民族问题相关啊）增加了不少悬疑剧元素，最后还自作聪明地弄出个陌生男人……王怡认为这个版本比鲁迈特的立意高，呵呵，或许吧，但立意不是一切，虽然米哈尔科夫总算没有让他的电影失控，但还是显得凌乱不堪，而且力道一散，感觉无论哪个主题，都着力不够，只是浮光掠影，就这样过去了。不管立意不立意——我讨厌以文学的方式来讨论电影，就影片成色看，无论是节奏、集中性，还是叙事的掌控力，这个都比老版要逊色不少。

接着说说技术。无论新版还是老版，都是技术相当出色的电影，但区别在于，老版的技术，跟叙事融合得很好，无论是开场极漂亮的跟踪长镜，还是进入封闭空间后精准的走位，都没有一点突兀的感觉，而新版，很多时候，让人觉得是炫技——技术成了一种装饰性的尝试。比如4次插入进来的小狗叼着人手经过的镜头，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可以减少一次，总是重复，连闪着亮光的悬念，到最后都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看这部电影，说明一个道理，不是把海鲜放在一起煮，就叫佛跳墙的，大杂烩还是大杂烩。

顺便说说米哈尔科夫，这个斯拉夫主义很重的导演，可以算目前俄罗斯导演中名气最大的之一了，但我不是很喜欢，因为那种斯拉夫的味道太重了！有时候为了渲染这种情结，他不惜破坏整个电影的结构（西伯利亚理发师），使这情绪本身成了电影中一个独立出来的部分。说到意境，跟同样有斯拉夫情结的索科洛夫比，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