蔑视

文|乔纳森·罗森鲍姆（Jonathan Rosenbaum） 译|灯響塑料

几乎整整33年前，即1964年10月，让-吕克-戈达尔在美国上映了他电影事业中在美国发行最广的作品，也是他迄今为止最昂贵的电影，其评论界的反应是压倒性的负面。但是现在，《蔑视》作为一部艺术电影被重新发行——全新的拷贝，长了三分钟--评论界的反应几乎同样是压倒性的积极。在解释中，我们很想说1997年的我们比1964年的我们更成熟--我们已经吸收或至少赶上了戈达尔的一些创新——但我不认为这正确乃至充分地说明了批评反应的差异。尽管目前所有的评论都把《蔑视》当作某种形式的宁静的经典艺术，但它现在和它第一次出现时具有同等的先锋性，甚至超出当时。但是，由于它被包装成一部艺术电影，而不是主流版本--也由于戈达尔是一位66岁的可敬大师，而不是一个33岁的不羁新秀，我们自然会有不同的期待。

我还记得我在大学时对这部华丽的电影有多么困惑。虽然这是戈达尔的第六部电影，但它只是在美国发行的第三部，之前是1961年的《筋疲力尽》和1963年的《随心所欲》。其中第一部是廉价的美国式黑白惊悚片，第二部是廉价的法国式黑白艺术片；《蔑视》采用漂亮彩色印片法和高昂的镜头，显然与前两者有所不同。这是一部大型国际合拍片（由碧姬-芭铎和杰克-帕兰斯主演），甚至在我的家乡阿拉巴马州上映，它实际上是以这样一个场景开始的：芭铎裸体躺在床上，旁边是衣衫不整、当时还不出名的米歇尔·皮寇利。他们进行着奇怪的浪漫对话，谈论他有多爱她的各个身体部位；在全彩镜头中，似乎毫无理由地使用红色和蓝色滤镜。《蔑视》由粗俗的美国演艺界人士约瑟夫-E-莱文联合制作，当时他因与Steve Reeves一起发行意大利制造的大力士电影以及随后与费德里科-费里尼的合作而最为人知。(事实上，巴铎的所有裸体镜头都是在戈达尔认为影片完成后由莱文下令拍摄的；他尽可能切实地满足制片人的要求，甚至在开头对巴铎身体的评价中阐明了电影的商业化过程）。

斯坦利-考夫曼在《新共和》杂志上的评论是对这部电影的满满的鄙视的典型。它这样开头："那些对碧姬-芭铎的身后——宽银幕和彩色——感兴趣的人将在《蔑视》中找到充分的回报"。他接着说，影片中最长的一个镜头，即皮寇利和芭铎的角色在罗马的公寓里发生的事情，"可以在所有的电影学校中作为一个导演的傲慢自负和破产想象力的典型。......在[考夫曼所说的戈达尔的''小团体'']关于他的所谓风格的装腔作势的胡话中，人们可以听到他们倒抽的冷气："那部电影一定要花上几千美元一分钟！"。任何商业工作人员（指电影工作者）都会关心如何让每一分钟的电影片段有意义。但让-吕克并不关心！这里隐藏的指涉不是审美，而是预算上的炫耀。

影片上映后不久，我邀请了苏珊-桑塔格，她当时是一位文学和戏剧评论家，对电影有一些兴趣，在我的大学里做了一个讲座。她当时在《党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营地的文章，在《纽约时报》周日杂志上引起了轰动，一篇关于《随心所欲》的文章出现在一本雄心勃勃的新电影杂志《Moviegoer》上。她来的那天晚上，她读了一篇仍未发表的名为 "论风格 "的文章，这篇文章将出现在她即将出版的文集《反对解释》中。讲座结束后，在离校园不远的一家酒吧里，我很震惊地听到她说她已经看了四五次《蔑视》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认为这部电影不是一塌糊涂和令人尴尬的东西，我想，也许它值得再看一次。

即便如此，多年之后，《蔑视》才对我来说更为重要。今天我会毫不犹豫地称它为一部杰作，而且肯定是60年代的伟大电影之一——如果不是 "战后欧洲产生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正如评论家Colin MacCabe去年在《视与听》中给它贴的标签。但我仍然对我早期对它的矛盾心理感到更舒服，而不是对它现在被誉为永恒的、无疑的经典。事实上，我认为，在真正欣赏这部电影之前，必须承认和理解戈达尔的折衷主义。

《蔑视》根据我没有读过的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小说《Il disprezzo》（英文为《The Ghost at Noon》）改编，主要讲述了剧作家保罗-贾维尔（皮科里）和他的妻子卡米尔（巴铎）之间的关系，她以前是一名打字员。在罗马时，保罗受雇于美国制片人杰里米-普罗科什（帕兰斯），为一部由弗里茨-朗（朗本人）执导的国际大片编写剧本，该片改编自荷马的《奥德赛》。在保罗被雇用后不久，在一个曾经热闹的意大利电影制片厂的废墟上，作家坚持让卡米尔乘坐布罗可修的红色阿尔法-罗密欧去制片人在罗马郊外的别墅，而他则乘坐出租车跟随；这个翻转的姿态引发了卡米尔和保罗在他们的公寓中旷日持久的争吵，几乎占了影片的三分之一，大约101分钟中的半小时。 行动转移到卡普里岛，那里正在拍摄《奥德赛》的电影，《蔑视》的其余部分展开，记录了这对夫妇之间日益疏远的关系以及普罗可修对与卡米尔的关系的兴趣。由于保罗和卡米尔只会说法语，而布罗可修只会说英语（而朗会说德语、法语和英语，但很少说意大利语），普罗可修的助手弗朗西斯卡（乔治亚-莫尔）扮演着翻译的重要角色。(她有时也作为普罗可修的受虐情妇出现，保罗在普罗可修的别墅里对她进行了半心半意的挑逗，这被卡米尔看到了）。

在《蔑视》的早期设置中，戈达尔将保罗描述为雷斯奈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的一个角色，他想成为霍克斯的《赤胆屠龙》中的一个角色。他还表示，当你第一次看到约翰·韦恩在赤胆屠龙中的表现时，你并不在意他在哪里上学或他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关键在于——定义他的——是他在当下的表现。这种描述基本上是将荷马史诗中的英雄转化为电影术语，它也解释为什么即使带着枪也不足以使保罗成为奥德修斯。虽然《蔑视》的内容比电影制作要多得多，但戈达尔作为电影评论家的漫长生涯--始于1950年，并一直持续到他早期的专题片之后--处处为这部电影提供参考。如果我们仔细考量到他的几个主要来源，可以看出他当时对电影概念的理解是多么开阔而博学：

1.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保罗和卡米尔在他们未完成的、主要是白墙的公寓里的这一幕，在很多方面都是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和让-塞伯格（Jean Seberg）之间几乎同样漫长的一幕的续集，尽管那基本上是一个漫长的诱惑，而这是一个日益不满的纪实。毫无疑问，安东尼奥尼（戈达尔在1964年详细采访过他）对这个场景有着支配性的影响——对其与两个角色的随意疏离、小说式的心理模糊性、减弱的连贯时间（duration）感，以及对一个麻烦的关系的起伏的显著感受。在1964年，当我还不能看出安东尼奥尼的影响时，因为保罗的大男子主义和我认为的戈达尔对它的无批判性的认同，我拒绝接受这部电影；今天，我更倾向于将《蔑视》中同一主题的这一组镜头解读为一种深远的自我批判。

正如安东尼奥尼在他这一时期的所有电影（《奇遇》、《夜》、《蚀》、《红色沙漠》）中描绘了他与莫妮卡-维蒂关系的各个方面，戈达尔在紧接着《蔑视》之前和之后的大多数电影（《小兵》、《女人就是女人》和《随心所欲》，以及之后的《法外狂徒》、《阿尔法城》、《狂人皮埃罗》、《美国制造》）中考察他与安娜-卡琳娜的关系。在《蔑视》中，戈达尔让芭铎在保罗和卡米尔的争吵中分别戴上了卡琳娜式的黑色假发。（安东尼奥尼在《奇遇》中也有类似的换假发场景）不幸的是，考夫曼--他是安东尼奥尼在美国最早和最热情的捍卫者之一--把戈达尔在《蔑视》中精湛的长镜头视为破产。对我来说，它是这部电影的情感和主题核心，部分原因是它与安东尼奥尼与维蒂的电影以及关于维蒂的电影一样，具有相同的个人紧迫性。(顺带一提，同样的紧迫感可以在罗伯托-罗西里尼50年代与英格丽-褒曼合作的电影中找到，特别是《游览意大利》）。

2.约瑟夫·L·曼凯维奇的《安静的美国人》（1958）。曼凯维奇是戈达尔发表的第一篇电影评论的主题；戈达尔还在1990年的《新浪潮》中表达了他对这位非常有才华的电影人的钦佩。他们的类同并不难理解：在他们两人之间，曼凯维奇和戈达尔可能制作了电影史上最健谈的那批电影。戈达尔在1958年写了一篇关于《安静的美国人》的文章，宣布它是当年最好的电影。这部电影不仅是戈达尔的警句式对话的先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莫尔的选角（她扮演《安静的美国人》的越南女主角，也出演了《蔑视》）戈达尔对翻译过程的着迷提供了灵感。在曼凯维奇对格雷厄姆·格林的反美小说进行的不太忠实的改编中，与莫尔扮演的越南女孩生活在一起的中年记者（迈克尔·雷德格瑞夫）充当了他讲法语的情妇（莫尔扮演）和讲英语的奥迪·墨菲之间的翻译，一个更年轻、更理想化的美国角色在这一场景中向她求婚。此外，雷德格雷夫对墨菲的感觉——它混淆了性嫉妒、反美主义、个人差异和道德上的反感--预示着保罗自己对普罗可修的糊涂态度和保罗被背叛的前景。

3、4和5.弗里茨-朗的《孟加拉之虎》和《印度坟墓》（1959年）以及让-丹尼尔-波莱的《地中海》（1963年）。遗憾的是，这些非同寻常的电影在美国都买不到。这三部电影都对《蔑视》的意义做出了很重要的解释——特别是解释了《蔑视》对郎的处理以及他拍摄的片中之片的神秘性。这两部朗的电影共同构成了一部作品，一部在德国和印度拍摄的跨国巨作；它们将一种有意识的天真烂漫的童话故事形式与朗严谨的、几乎是抽象的设计、取景和剪辑方法相结合。虽然这两部影片在其他地方都很成功，但在这里，它们只作为一部经过配音、截断、重新编辑的故事片《失落城市之旅》发行，朗不承认这是他的电影，也没什么人注意到这部电影。虽然今天戈达尔和他《电影手册》的同事被认为是第一个将霍华德-霍克斯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视为严肃艺术家的评论家，但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对朗的两部印度电影的辩护——对包括朗本人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更加重要。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两部电影是一个曾经享有盛名的导演的可悲和有辱人格的粗劣作品，几乎就像英格玛-伯格曼这样的人导演了现在的《魔鬼征服者》一样--尽管朗只是在拍摄他20年代在德国与人合写的剧本。相比之下，《手册》影评人（其中包括吕克·慕莱，《蔑视》中卡米尔在浴缸里阅读并引用了他关于朗的书）认为，朗在这些电影中绝对忠实于他的观点和原则。正如一位后来的法国评论家雷蒙·贝卢尔所说，它们揭示了一种"无法说谎导致的悲剧性"；本着类似的精神，我曾在其他地方宣称过，它们是电影中极佳的作品（原文：in a similar spirit, I’ve argued elsewhere that they feature the only cave in movies worthy of Plato’s.我不是很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但这些电影的俗气的商业元素使大多数评论家看不到它们的诚实、完整和精致的美，这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在这里甚至连录像带版本都买不到。然而，这些电影不仅支持了朗版本的《奥德赛》的概念，而且支撑着了朗在《蔑视》中作为唯一不受腐蚀和廉洁的人物的地位。

然而，除了通过一种抽象的方式，戈达尔似乎仍然无法在片中的电影中做一些真正的朗氏风格。(他在保罗爬上普罗可修在卡普里岛的别墅——实际上是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的别墅——的台阶的一个俯瞰镜头中，在唤起朗的几何视觉风格方面做得更好，这让人联想到《大都会》中的巴别塔情节。 虽然戈达尔的目的是唤起与朗有关的对古代和宇宙的清醒认知，但他所遵循的正是波莱的42分钟实验电影的很不寻常的范例——戈达尔在制作《蔑视》的同时写下的对古代的梦幻般的遐想的焦点。波莱的《地中海》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影片，它在围绕各种主题的沉思性摄影机运动之间反复切换——希腊废墟、西西里花园、西班牙斗牛、医院推车上的女人、渔夫--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许多神秘感。今天看来，波莱这部没有情节的电影看起来很像《蔑视》中的许多抒情插剧。

6. 文森特-明奈利的《魂断情天》（1959）。当保罗戴着帽子、抽着雪茄洗澡时，他援引了《奔跑吧》中的迪安-马丁作为他高贵的先例。事实上，明奈利50年代和60年代情节剧的许多风格特征都预示着《蔑视》--最引人注目的是大胆的色彩编码，反映在戈达尔使用匹配的黄色浴袍将弗朗切斯卡和卡米尔与普罗可修联系起来，以及在其他地方，他在装饰中对鲜艳的红色和蓝色有感染力的使用。更重要的是，戈达尔有时会与明尼利相同，给当红的顶尖电影制作方式（《玉女奇男》中的好莱坞，《罗马之光》中的电影城）以讽刺的处理。

就像威廉-福克纳曾经把他作为小说家的成功归功于他作为抒情诗人的失败，迪兹-吉莱斯皮解释他早期的小号风格是模仿罗伊-埃尔德里奇的失败尝试一样，戈达尔没有成功做到的事情却为他做到的事情打下了根基。如果说《蔑视》发明了一种思考世界的新方式--将拍摄电影的整个复杂事务与这些事物结合起来：对古代和现代、爱情和电影制作、声音和图像、艺术和商业、思想和情感以及四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反思。那么它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迂回和障碍来实现这一设想。事实上，我们也许可以说——戈达尔在作为一个艺术家成功的过程中，分别以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娱乐家、一个散文家和一个电影评论家身份失败了四次。

作为一个影评人，他是如何失败的？《蔑视》的开头和结尾都展示了一个特别的跟踪镜头的制作。其中第一个镜头伴随着弗兰切丝卡走过电影院后院的一片土地，而一个男声在念完电影的主要字幕后，念出了以下内容。“‘电影’，安德烈-巴赞说： '为我们的视线替代了一个符合我们欲望的世界。蔑视是这个世界的故事'。戈达尔显然很喜欢这句话，因为他在《电影史》和他的最新作品《永远的莫扎特》中都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但据我所知，这句话和这句话的出处都不正确。更可能的来源是富有争议的《电影手册》批评家Michel Mourlet的一段话。作为朗的印度电影最热情的捍卫者之一，他在1959年巴赞去世几个月后写道："既然电影是一种替代我们自己的目光，以便给我们提供一个符合我们欲望的世界，那么它就停留在面孔上，停留在光芒四射或伤痕累累但总是美丽的身体上，停留在荣耀或破坏上，它们见证了同样原始的高贵；停留被选中的种族——即我们自己身上，而我们是生命对上帝的最终投射。

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和艺人（entertainer），戈达尔是如何失败的？《蔑视》的剧情在罗马的一个下午和卡普里岛的一个上午进行得一波三折，被不断的离题和迷宫般的沉思打断。帕兰斯饰演的普罗可修是一个令人尖叫的滑稽制片人，芭铎你可以想象的是最奇怪的 "前打字员"。我们或许可以把朗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来敬仰，但他声称正在制作的电影的毛坯看起来简直太糟糕了。有一次，皮寇利扮演的保罗带了一把枪，但他从未用它做过什么。当两个角色在最后死于车祸时，戈达尔甚至无法让自己向我们展示这场事故；我们只能在银幕外听到它，然后看到一个笨拙地摆出残破的汽车和乘客的镜头，就像一件奇怪的现代主义雕塑。有时，戈达尔完全取消了音轨（除了乔治·德勒吕的配乐的重复动机，斯科塞斯最近在《赌城风云》中使用了该配乐）；在一组镜头中，在电影院的嘈杂试镜中，他定期关闭环境声音，以便让我们听到对话。在许多其他地方，戈达尔让我们注意到他的技巧，从而阻止我们简单地跟随故事的发展：他在争吵的保罗和卡米尔之间来回移动镜头，定期切入看似动机不明的闪回、幻想，甚至超前的叙述（flash-foward）（其中大部分是在原定在美国发行的版本中被删除的3分钟），甚至在拍摄过程中加入蓝色或红色的滤镜。

作为一个散文作者（essayist），戈达尔是如何失败的？他拒绝追求单一的线性论证或甚至主题，即使在他不讲故事的时候也是如此。他的对话中散布着但丁、荷尔德林、布莱希特甚至朗的各种名言警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地方插入无谓的电影参考资料（我们发现罗马的剧院正在播放什么。我们发现在罗马的剧院正在播放的是：《赤胆屠龙》和《高于生活》。我们看到《哈泰利》、《惊魂记》、《瓦尼娜·瓦尼尼》和《随心所欲》的海报。我们还知道在举行试镜的剧院里正在播放什么：《游览意大利》。）

那么戈达尔作为一个艺术家是如何成功的？他的成功是将上述混乱变成一种具有其必要性的综合论述，并没有浪费任何要素。巴赞可能不是影片开头那句话的出处，但作为对电影是什么的苏格拉底式审问者，他就应该说了这句话。《蔑视》中讲故事的破碎节奏，以及在明星和人物、人物和漫画、电影和关于电影的想法、事件和关于事件的想法之间的频繁滑动，都指向创新的思维方式，因为戈达尔从不同的角度进入材料，套取其隐藏的意义。如果说这些意义采取了立体派马赛克的形式，而不是线性叙事或论证，那是因为故事和散文只是感知现代世界及其矛盾的诸多道路中的几条。

埃里希-奥尔巴赫在《摹仿论》——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文学批评著作的第一章“奥德修斯的伤疤”中对荷马的风格与《旧约》的风格进行了详细的平行比较：

“一篇是完整的、面面俱到的说明，时间地点明确，互相紧密联系的各种事件无一疏漏地出现在画面的前景，充分表达的内心思想和情感；从容而悠闲地描述所有发生的事情，少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另一篇只突出对于行为目的有用的现象，其余的一切都模糊不清；唯一强调的是情节的重要高潮，各高潮之间的事情无关紧要；地点和时间都不明确，需要进行解释；内心思想和感情都没有表达出来，只能从沉默和断断续续的谈话中加以推想；整个文章朝着一个目标发展并充满了引人入胜、连续不断的紧张气氛，因此更显得一气呵成、神秘莫测而又难以捉摸。”（吴麟绶译）

如果说《蔑视》有一个单一、首要的主题，那就是奥尔巴赫所概述的两种风格之间的，以及它们所暗示的两种感知世界的方式之间的痛苦距离。如果我们用这些风格更广泛地描述古代和现代，那么很明显，《蔑视》不是简单地从现代的有利位置回望古代，费里尼的《爱情神话》更接近于此。《蔑视》是一种更接近于反面的东西：审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可能会出现在希腊诸神面前。将一种对立的风格叠加在另一种风格之上，戈达尔不可避免地产生一部充满矛盾的作品。就奥尔巴赫的两种模式而言，戈达尔平静的摄影机动作和影片中丰富、忧郁的配乐代表着荷马史诗的风格，也同样是奥德赛和其他各种史诗的标志。但无论明显与否，他的摄影机所穿越的地方（包括地中海，如最后一个镜头）和配乐所伴随的东西通常都充满了动荡。

戈达尔在影片中扮演朗的助理导演，他最后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在最后的跨海追踪运动中听到。在摄影机开始拍摄时，他对摄制组发出最后的命令："安静"——这个命令随后被翻译成意大利语。戈达尔对宁静和连续性的看法必然是分裂的，因为现代世界是一座巴别塔，各种语言和话语都在争夺着试图驾驭我们无法掌握的纯净。而即使是沉默也不是无中介的。有法国人的沉默，意大利人的沉默，德国人的沉默，美国人的沉默——也许甚至还有希腊人的沉默，而影片更愿意对此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