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1.从那桌散伙饭，到吕受益痛苦去世，只有一年时间，疾病就是如此迅捷的摧毁一个人，不留痕迹。

2.吕受益死后，黄毛在吃一只橘子，那橘子干干巴巴的，是吕受益生前给他的。

3.据说维c有抗癌的作用，而橘子是唯一便宜而不用削皮的维c水果。所以吕受益才会随身带橘子。除了少数成熟的那几个月，橘子很酸,但他想活。

4.对于黄毛来说，命太贵了，相对来说受伤，劳累都是小事。所以他才会在屠宰场打工，第一个冲上去救牧师，用手砸碎玻璃杯。对于他来说，每一天都是赚的。他不渴求生命，却珍惜。

5.程勇让病友群主们摘下口罩，以表示尊重。和勇哥一起时，吕受益从没戴上过口罩。

6.吕受益的妻子做了一桌子菜，程勇坐下时，她特意把肉菜换到陆程勇面前。

7.第五版红色百元人民币发行自1999年，片子中是四版五版混用的，大概在2000到2003年

8.程勇送思慧回家，思慧推脱两次，是不愿。后来答应了，是报偿。

9.思慧换上情趣内衣，平静如常，说明程勇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思慧女儿治病，要花很多钱。

10.程勇离开思慧家，门关上时，思慧一笑，她知道这个人与其他不同。

11.程勇去吕受益家时的房子与吕受益死后的不同。他们换了房子。这一年之间，治病又花了很多钱

12.程勇平时抽纸烟，警察曹斌去套话时，他特意点起雪茄，是为了假装油腻商人。而且他的工厂很小，赚不到每月几十万。

13.吕受益清创时露出的“伤口”，其实是人造瘘口，一般不需要清创，也不是特别疼，但看着十分恐怖。真正的癌痛是化疗痛，占位疼痛，拍不出来，但是比伤口清创疼上百倍。

14.警察封住了海关的出口，要想让程勇不被抓，黄毛只能自己开车去闯。他真的不会开车，车一开始摇摇晃晃的。

15.程勇第一次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为了忽悠牧师入伙。后来他重新卖药，打着卖到被抓为止的准备。他践行了这句话，于是成为神。

16.就算程勇-不重新卖药，他之前卖药的事还在追溯期。只要假药贩子把他供出来，他还是会被抓。但是假药贩子没说。

17.医药公司代表在电视上说假药有风险，推广高价进口药。右下的标志是“健康之路”。现实中很多假药打着健康之路的模式做广告。

18.病友们在医药公司门前游行，喊口号。吕受益在一旁边看边吃盒饭。他知道这没有用。

19.吕受益病情恶化之后，医生说只能强行移植骨髓干细胞。其中“强行”是因为吕受益的身体太差，已经达不到安全移植的标准。

20.如果做干细胞移植，最好的供体是直系血亲，也就是说肯定要给吕受益的孩子做干细胞提取手术。吕受益不可能接受。可能这也是他那么快自杀的原因。

21.开庭时，程勇说的台词和口型好像对不上。当然，这一段本来就不是给我们看的。

22.程勇父亲的病可能是脑动脉瘤，随时有破裂，中风的危险。脑动脉瘤介入手术价格在5-15万，符合片中的8万。

23.药厂需要赚钱，得以研发新药。他们没有错另一种意义上，恰恰是他们救了病人。然而当格列卫在中国卖23500时，在美国只卖13000。其中的差价有关税，有中间利润。

24.程勇出狱，思慧没有出现。她的女儿还好吗，导演里没有说。吕受益停药一年，进入急变期。那么停药3年呢。

25.全片聚焦在程勇的转变，而假药贩子王长林像是彻头彻尾的“坏人”，然而正是这个坏人，在被抓住后非但没有供出程勇，反而说着自己救了多少人，笑的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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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程勇在一片杀虫烟雾中看到的神像，左手拿着兵器，右手拿着头颅和一只碗。是印度神迦梨。迦梨曾与恶魔搏斗，然而恶魔的血滴到地上，又会变成新的恶魔。迦梨只好托着碗，去接恶魔的血。当程勇重新卖药，他就像是与病魔搏斗的神，托着很多人的希望。

27.一开始曹彬冲向程勇，被众人拦住，后来黄毛死去，程勇冲向曹彬，同样被拦住。这两幕像是镜面对称，只是人物换了位置。

28.医药公司代表与曹彬握手时，沾了一滴血。他面露厌恶，急忙拭去。这是编剧的讽刺。

29.程勇被警察按在地上，满怀希望的看着巷口。只要药箱被带走，很多人能活着。当他看到药箱被围堵回来，他的眼神熄灭。

30.在现代医疗和安全的环境的保护下，我们甚至忘了非正常死亡才是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战争，乱世，又或者是叫不上来的疾病。恰如《三体》中所说，生存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种幸运。然而在温和的环境下，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

《我不是药神》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有何异同？ //movie.douban.com/review/9497705/

《我不是药神》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它是一部基于现实题材且兼顾商业化和叙事性的通俗剧情片。创作者很了解国内广大观众的普遍喜好，创作依循的法则还是往通俗娱乐靠拢的，有喜有悲，以小见大。若熟悉当年“陆勇案”的原型故事，就知道剧本改编上的取舍与权衡。原型陆勇也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为病友到印度考察并购买仿制药。电影为了增添戏剧性，将他的身份被换成药贩子程勇，病人的身份分给了吕受益，有时你会觉得这两个角色是具有互补性质的，无论身份或性格。

开篇第一景位发生在印度神油店，可以看到店内同时供奉着印度的迦梨女神和中国的财神爷，以小见大角色的基本特征。程勇被塑造成了典型的反英雄，反英雄的特征多数是“游离、对抗、自我确认”，这三个阶段可以在三幕式结构中一一找到对应。电影从多个侧面交代了他的缺点和软肋，他的婚姻、事业都不如意，更没有钱为病重的父亲动手术，这为走私印度药提供了理由；他的顽固、傲慢贯穿影片的前半部分，这是服务于后来的人性升华的。

影片的前半部分既充满戏剧性又有喜剧的瞬间，且喜剧的点没有招致反感，因为它不是凭空虚构空中楼阁的喜剧素材，是靠情境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幽默，不过分夸张，也没有消解掉现实的严肃性。

医药问题会让观众有代入感，程勇和吕受益去医院向病人推销印度药，吃了闭门羹。观众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底细，也会认定他们是骗子。这与后面张院士声势浩大的假药洗脑营销此呼彼应，这些经艺术处理搬上银幕，在潜移默化中与观众产生共鸣，因为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有教化、导正的意义。

团队的招募，有点儿“复仇者联盟”组队的意思，他为这起事件增添了群戏的视角，尽管有的角色只是功能性的。他们之中有阶层、老少和地域之分，构成了社会阶层的众生相，其中还有基督教化的力量，信仰可以视为病人的强心剂。而病人团体又是一个大社会的缩影，但凡有病人出现的部分都能体会到人生百态。

当程勇为病重的吕受益再次赴印度拿药时，浓重的杀虫烟雾中出现了两尊真正的神像——湿婆神像和迦梨女神像，缭绕中更添神性色彩。这一幕衔接在吕受益生与死的两场戏之间，是用了心思的。湿婆神具有毁灭与重生的双重性，迦梨女神也有死亡与再生的双重性。“死亡”既是对吕受益的实体而言，也是程勇的灵魂而言，他亲手“埋葬”自己，从而“重生”。之后的程勇因为吕受益的死心存愧疚，走上了“封神”之路。就像在韩片《辩护人》中，也有一个改变主角态度的阻力，就是饭店老板娘的儿子被定罪，公权力捏造了事实。这里也一样，人物升华了，观众也开始忽视他先前的缺点，变得包容他，因为他开始替弱势群体发声了。

追悼会那场戏，程勇在楼梯口见到彭浩，这个人本来话就不多，特别需要靠画面传递情感，他剥橘子吃就是缅怀吕受益的一种方式，他与程勇无话可说。这场戏没用一句台词，却胜过千言万语。考虑到吕受益和彭浩的结局，他们是唯二吃橘子的人，这里还有点儿《教父》系列和《英雄本色2》吃橘子立flag的意思，当然只是纯粹的巧合了。我原本担心接下来的故事会变成狗血的说教片，但剧情上还是有条不紊地拿捏着分寸。

说句题外话：“黄毛”彭浩的外形，前后分别借鉴了黄渤在《疯狂的赛车》和《无人区》里的造型，尤其是《赛车》中的“黄毛”耿浩，那个角色也是靠开车运送水产为生，养活中风的教练，在角色塑造上有共通的地方。

后面的情节扯入各方之间的微妙关系，每个人物都在各司其职，都是无奈之下的举动——瑞士制药公司的维权、警察局长的法理大于情理、小舅子的两难处境、药贩子的救人、病人的自救，哪怕是错了的张院士，也能守住他做人的最后底线。人本就是矛盾的，剧本把这种矛盾如实展示出来，也是利用人类共有的本性去制造更多的矛盾。剧作技巧还是看得见的，丢出的议题延伸，把并没有说出来的受限于体制的问题折射出来，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民生的痛点。

背景设立在是2002年，与原型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吻合，它指出医改前国人对医药问题的漠视，合理求生欲在法律面前的抗争。当然，它依然隐去了不可触碰的与体制的正面冲突，将瑞士制药厂塑造成外化的对立面，是不得已的做法。其实，制药厂只是尽力收回研发成本，他们做了很多电影没有讲出来的事实，没有他们何谈仿制药。真实世界不总是非黑即白，如果能将瑞士医药代表塑造地不那么脸谱化，让他也有点人情味会更好。现在的反派嘴脸太过明显，这也完全是按照通俗剧情片的样板设计的。

电影并没有说程勇的做法就是唯一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病友争取了一种机会，病人可没有等的时间。张院士说的一席话最能指出问题关键——“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治也治不过来。”这正是全片的精髓所在。

当然，影片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地方还是偏电视剧的视听语言，还有看守所里大妈和警察小舅子的对话就过于直白和造作，把观点和道理都给搬上台面了。观点应该是叙事铺陈，而非借角色之口倾吐。

还有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是后半段经络堵塞之后，最需要气血畅通的一个渠道。不过这个集体煽情的疏通方式还是显得有些刻意营造。这些都是电视剧惯用伎俩，不过创作者还是很懂多数观众的心思，很多笑点、哭点都是掐算好的时间，分毫不差，这点还是佩服的。

在现有的审查环境内，它肯定要弱化之后的诉讼过程，无法继续深挖，只能落脚于伦理与现实的博弈，点到为止。电影做出的妥协我们是心知肚明的，比如有一场吕受益自杀的戏就被删掉了。

不过总的来说，片子还是挺好的，它打破了常规，是一部相对精彩而不做作的电影。它更多地是借鉴韩国商业片和现实题材的模式去拍中国自己的问题，包括有用到《听到传闻》和《99个人》的配乐，也是要把韩片的风格做到极致。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在现有条件下，直面现实的影片已属难得，知足吧。

很多人都在夸演技好，说出了所以然的却不多。

我想来说一说。

首先，男主角徐峥贡献了全片数一数二的表演，我几乎无法挑毛病。如果说他过去的表演还有匠人气，那么在《药神》，他已开始朝一个更高的境界精进。

但表扬他的声音太多，我就不锦上添花了。

我想做的，是把掌声送给另外三名安静的“非著名演员”。

他们的演出在我心中同样无可挑剔。

- 章宇（黄毛扮演者）

章宇的表演在《药神》里是不可替代的。

理由是：他身上没有表演痕迹。

无论是徐峥还是王传君，他们的优秀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导演的指示下）准确地控制自己的力度，他们非常清楚优秀演员举手投足之间毫厘毕现的分寸感，必须像刀刻一样准确。

章宇不是。

相反他的表演是有毛边的，这让他真实得无从反驳。

注意，表演痕迹和表演“毛边”不是一回事——

痕迹，是演员本身用力了；而“毛边”，是人物前世今生的残片。

因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往往就不是准确地活着，我们是在某种世界观的指引下朝某个地方走去。而以何种步伐走去，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

章宇抓住了这一点。

他扮演的黄毛在片中有名字，叫彭浩，是个杀猪的。患上白血病的时候，他还未成年就从家里跑出来了，不想给家人添麻烦。

这是一个极为内敛的人，内敛而深情。

抢吕受益的药，不发一语；

见神父被张院士的人打，他迎头而上，也是不发一语；

吕受益死后，程勇去找他，他依旧一点表情没有，让他滚开。

黄毛所有的反应，都干脆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因为演员呈现的这个角色是简单的，行动目的清楚，偏偏——

他的眼睛非常有感情。

这里，我们看到人物的“毛边”。

黄毛的利落不是因为无情，而是隐忍。他之所以总面无表情，不是因为他没想法，而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默默消化。

唯一能出卖他的是那双不动声色的眼睛：

程勇第一次给黄毛结工钱时，说“黄毛，你欠我的钱算是还清了，咱们算是两清了”。赶他走。黄毛原本靠在墙上，听完这句话一语不发，眼睛动了一下。

他走上前，拿起自己的衣服准备离开。这时候，有人叫住他。黄毛依然没停，但从他眼珠勾回的方向我们很清楚——他在等程勇的反应。

程拿出同样的两瓶药、一个信封放桌子上，严肃又带着笑意让他留下来。黄毛出于强烈的自尊心，没有立刻去接受药和钱，但在其他人的起哄下，他拿了。

眼神还是往下掉，非常羞涩地说了一句“谢谢勇哥”。

别被那一头黄毛、带风的八字步骗了，他的故事藏在眼睛里。

那些眼神串起来让观众可以把这个人看得很深、很远，几乎能想象到——

在生命的前二十年，在得知自己患病后，他是如何一点一点去消化身体和心灵上的苦痛。

也是因此，黄毛这个角色有了很醇香的味道，像雨前的龙井、陈年的好酒。

而这，要归功于演员的克制。

“假药”大卖后，大家在神油店疯狂“撒币”，一时间人人得意忘形。

黄毛也不例外，但他的眼神仍是静的，嘴也依然抿着——

他归根结底是亲近这个世界的，却又始终与这个世界隔着一层警觉与疏离，这是过往在他的心灵里留下的伤痕。

可他的深情，又推了他一把。

后来他“放飞”了，载着车子越过层层警车，又“嘭”地一声生命戛然而止。

黄毛给我们的震撼是一圈一圈散开去的。

感谢章宇的表演。

- 王传君（吕受益扮演者）

王传君早晚要演吕受益这样的角色的。

我没有看过《爱情公寓》，但是我朋友对他的评价让我记忆犹新：

他说王传君“清淡而不失阳刚”。

我认为这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他在《药神》中的表演气质。

王传君很高，以他的身形演一个重病患者其实是吃亏的。

可能他自己也清楚这个劣势，于是把“态”做得特别足。

我不知道王传君把自己的脊椎弯曲到了何种程度，才能让吕受益佝偻成那样。印象中唯一能与他的身形控制一战的，只有小雀斑在《万物理论》中模仿霍金的表演（那次他拿了奥斯卡影帝）。

——这还只是第一层的。

对于吕受益这个角色来说，这种“态”还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形体折射。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本质上是《西游记》的变体，教父是唐僧，黄毛是悟空，那么吕受益就是沙僧。

他是“不幸”而“不争”的。

那场抗议的戏你们肯定记得，他跟病友们在格列宁公司外面静坐抗议。但病友们对医药代表群起而攻之的时候，他只是坐在那里，边观望边扒自己的盒饭。

他不是那种会主动上前的人。

听医药代表在那里讲假大空，他飞起一个白眼，跟着，啃光的鸡腿骨也飞出去；看有人朝医药代表砸东西，他窃笑。

这样一个吕受益，非常中国。有情绪但绝不勇猛，心如明镜又不会拒绝妥协。

他是蝼蚁一样的生命个体，始终蜷缩，不愿睁眼。

这种精神上的病态才是慢粒白血病给他最致命的一击。

王传君在诠释吕受益的时候一把抓住了这种生怕不小心生命就会被扯断的卑微。

哪怕是在神油店里，所有的人都因为程勇把代理权出让而愤怒离去，吕受益也没有走。

他问程勇，大家是不是都喝醉了。

程勇说，滚。

吕受益这才像树懒一样起身，满眼的迟疑与眷恋。

王传君在这个状态下，一直保持并延续着一种病态的求生欲，他这个角色，本身就是《活着》的福贵。

但王传君又不是福贵。

影片后期，他进入急病期，清创，痛不欲生。

做完骨髓移植后的那天爬起身，他的眼神有点不一样。

第一次闪烁出了果敢的光芒。

第一次做了一个坚决的决定。

他决定去死。

死之前，看一眼儿子和妻子，他那一眼里面，没有什么泪，但是溢满了感情，他是为了他们，勇敢了一次又一次，他还是能够战胜自己的懦弱，不拖累家人的。

这是另一种勇敢，不是么。

- 王砚辉（张长林扮演者）

我在写章宇和王传君的时候，心里有一种信心。他们的表演都很出色，但是思考路径依然是有迹可循的。

但是写王砚辉，我感到一种“深不见底”。

这个词是香港导演麦兆辉用来形容段奕宏的。

但看完《药神》以后我十分肯定，王砚辉同样适用于这个评价。

其实从《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烈日灼心》《幕后玩家》到今天的《药神》，王砚辉都有一种极其稳重的、属于他自己的节奏。

换句话说，他的存在给这个电影增加了厚度并且有一锤定音之效。

那个人一站在那，场子就镇住了，戏就来了。

与章宇、王传君“以质取胜”不同，王砚辉之所以能够在人性上走得更深，大约因为他在人的自私性、功利性以及短视性等劣根性层面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观察。

你看人物张长林体现的人性跨度之广就知道了：

在大会堂演讲时，他是张院士。

卖的“格列宁”是假的，扑热息痛加点面粉；托儿是假的；院士头衔当然也是假的。

于是我们看到，他从台下飞奔下来时，像一直扑腾着翅膀的小鸟；被人群拥戴时，那种无法言说的满足好像痒痒挠挠准了心房；被神父点名时，他错以为要夸他，赶紧立正站好，一副等待全世界赞美的模样。

像什么？

小丑。

这根本不符合一个中年男人的正常状态——

假，是他表演的核心。

可他越假，人群却越狂热，我们看着便越觉荒诞。

可以说这小节的荒诞感是演员王砚辉给电影的增色。

对此相对应的是后面一段，他的假药点被“点”了，被迫流亡。之后勒索程勇，他要20万，程勇给了30万，他脸上有一闪而过的惊诧——

那一刻他知道程勇现在是真心行善。

几乎是一瞬间，张长林的模样和神情都变得十分恳切，他说：

我卖了这么多年药，发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啊，你也治不过来。 算了吧。

人的阴暗面，在张长林身上变成了一种合理存在。

他能够真正站在一个先天有“缺陷”人的角度，彻底摒弃一切高屋建瓴的东西，去思考一个人的处境，而且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光彩。

此时，他像一个贴心的朋友。

而被警察抓住后，警察审问张长林，他依然没有正形。咳了一声，要了一根烟，不太正经地说是自己在卖。

——他最终没有出卖“朋友”，把自己怼进去了。

这时候，他是一位死士。

可在王砚辉的处理下，人物和“正义凛然”四个字没有发生任何关系。

警察怒了再逼问，他像棉花糖一样，没有什么反应，又笑笑，说确实不是自己。此处我一直想到他在《烈日灼心》中那段堪比真实死囚的受询表演。

朋友们，要解读王砚辉的表演就要记住这一点——

他有一种纪录片性，或者说是一种中立性。

他所有的角色几乎都没有高潮，但是完全没有人能够撼动那些人物的分量，原因就在于他每一个角色是自成一体的。

他是一个注定被记住的、出神入化的演员。

感谢王砚辉的表演。

注：关于王砚辉的表演，更详细的分析见此：//mp.weixin.qq.com/s/Y9QUY7MpVDKSVstWZRp7gQ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

演员的一生，会因为他们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经历痛苦、煎熬、抽离，而浓度高一些。

但这一切归根结底，还要感谢观众。

是观众的欣赏，让“演员”真正地活着，并活下去。

《药神》除了这三位，其他的演员也非常出色，这是一部没有弱演员的电影。

如果我们的国产电影都能以此为标准去制作，国产电影一如医院外围坐的病患一样，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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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宋雯婷

后台回复“大佛普拉斯”“血观音”“我不是药神”等获得相关解析文章，

回复“周冬雨”“黄轩”“杨幂”“王砚辉”“马伊琍”“胡歌”等获得相关演技评论文章。

给《我不是药神》打了三颗星。

能看，还行的意思。对新导演文牧野来说（不考虑宁浩与徐峥的护犊保驾），电影拍成这样，已经是一种美德。

我突然反应过来，翻了下被宣传营销方反复拉出来作比较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打的也不过是四颗星。这个时候，《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变成了一个美国好电影的形象，尽量往它靠拢，就有了一道免遭批评的金牌。

只要提到价值，中国电影的标准便会坍塌。

这里的价值，可以替换为“良心”，“真诚”，“勇气”，“不容易”，“排除万难”等一类词汇。

不难发现，它们的确是《我不是药神》所讲述的主人公事迹，也被有意凸显放大。因此，给这部电影提不同意见，变成了有风险的一件事：你要承担道德压力。

事实上，我更想看到的，是这样的褒赞：比如王传君被徐峥骂完一个“滚”字，无需台词，红了眼，对眼前人的突然魔怔，感到难以置信。天上落雨，他最后一个走人。电影在这里，拍得好。

但我不喜欢的，是前后大发感言的两名老太（前一个被叱喝为托），她们的表演模式，与横店片场大呼青天老爷的群演模样，究竟有何本质不同？

《我不是药神》是有野心的。

徐峥这个半路出家、亦非完人的投机药贩子，却帮助了许多病患。电影并非原型人物的翻版，他是否被美化，无需追究。但有个事实被电影模糊掉了，真正救了病人的，依然是那款被研发出来，攻克了癌症的仿制药。

再看下其他人物设定，他们是如何变成一个个无处不在，打通阶层地域，连接家庭脉络的中国病人形象。

王传君的角色，是个一朝患病，跌落谷底的上海人。重大疾病面前，表面风光的城里人，一样倒血霉。

谭卓的角色，是个爱护女儿的妈妈。孤儿寡母，有反差，有同情，求生不易，无可辩驳。

黄毛的角色，是个农村来的，没文化，眼神杀。充满希望，但已被大病抹杀了可能的年轻人。

神父的形象，是韩国电影里常见，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基督教力量（《我不是药神》也多重借鉴了与抗争有关的经典韩片）。无医可靠时，信仰能暂缓痛苦。

据说，主流观众在心理上，大致是会排斥社会阴暗面题材的电影。面对这些电影，他们需要正视整个社会已经被撕裂，铁一般的残酷事实：原来还有另外一个阶层，许多群体，正遭受着非人、不公和就地死亡的待遇。

这种观影感受的痛苦折磨，会产生一系列影响：

一种是人心肉做的同情，也是“谁不会得病”的吁天感慨；

另外一种，是引发每个人对自己不作为，或者无所作为，漠然以对，选择无视的羞耻，刺痛和罪恶感。

《我不是药神》不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反作用力影响。所以，即便组成了父子、母子、夫妻、全家福合影的中国病人团，电影要做的商业化（通俗化、戏剧化）还远远不够。追逐、打闹、飙车和就义，它们都被加入到电影当中，变成一组更好看、更有卖相的群像脸谱。

我甚至怀疑，连夜场疯狂砸钱钢管秀，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这个段落，同样是有辅助徐峥与谭卓情感线索的功效，但后来无疾而终不得见的处理，导致我对这个段落，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无论参照原型人物的深度报道，还是单就结尾黑底白字的普法进程教育，明眼人都看得出，《我不是药神》的幕后黑，哪是一脸奸相的瑞士大药厂，又或者，结尾的辩方律师，底气敢再不足一些？

我知道，我在这里抛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不可能，就正如当下中国，完全不可能存在“神作”。

徐峥的偏向虎山行，面对法律的示弱，抛弃病友的闪躲，目睹惨相的偿还，本质上还是用同情来带动剧情，感动了执法者。

不是说，这样做就不行。只是，电影真的只能这样子？那牺牲何用，愤怒何去何从。

这样一部偏写实风格的电影，最不缺的就是惨。一个观众突然被打动，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原来片中人物会突然挂掉。《我不是药神》切入现实，展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可能，这会让许多观众受到内心震动。你很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无药可救的中国病人——没有任何穿越，或者再来一次的可能。

如此阐述，可能还是不够严谨。当下中国，不说大病，很可能一个顽疾，就会让一个家庭家破人亡。这个时候，医疗体制，医保医患之类的现实问题，立马山塌雪崩。呵，原来是早已经写好的魔咒。

病只是引，死才是结。

所以，被消灭的，被铁拳击倒的，何止是戴口罩的病人。《我不是药神》点到为止，要求他们冲上街头的做法，显然不可行，也不可为，若依此就说，它有《辩护人》或者《一九八七》之类的勇气，还是有点太造神了。

从放弃治病救人的鲁迅，到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眼泪是很自然的情感流露，说明人与人，还有存在起码的共情能力。但不得不小心，眼泪同样可能成为资本的麻醉品，正如资本在电影里，“荣幸”背锅。你也无法否认，为了扶正主人公，连《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也要找个撒气对象。但这不代表药监局就不应存在，法律就不会出疏忽漏洞。穷，就真的有道理。因为各种原因，《我不是药神》都没有走得更深。

如果穷病是中国的专利，那面对隔壁的印度，我们是否还有体恤病人般的同情。多数人拒绝了解，因为太远了，不相干。而观众为《我不是药神》落泪，只是因为他们进了电影院。

但我想说，穷病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正如不要因为王砚辉在审讯室总有过人表现，就认为他事实无罪。这句话，搁在美国的佛罗里达乐园，放在达内兄弟的比利时，也会很有道理。人与人是不同的，比如以穷富作为显性标签，但人与人的性命待遇，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命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更不是国家的。所以徐峥赶紧做的事情，是把儿子送出去。对于命运已然注定的人们，唯一的希望，是放弃对安全的幻想。

这不是过时的幼稚天真，而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许多人甘愿为之牺牲的崇高天性。说到底，救人的，还是药，而不是别的，泛滥的同情，还是撞车的精神。如果一个体制只欢迎你束手就擒，那么，无论贫穷贵贱，下场都是死——只是死法有所不同而已。

穷，刺痛了国人。死，才是没得救。

这药能吃，但一点也不神。

关注卫星号，大于整个宇宙

2014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仿制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493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检方最终做出撤诉决定，陆勇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成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电影热映，但事件背后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2014年陆勇案刚刚爆发时，我们曾对陆勇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了患病前后的经历及购买印度仿制药的缘由。陆勇的个案之后，我们更希望大家能由此关注更多医学干货，所以同时奉上一篇相关的书籍整合。

为何要将“仿制药”归为“假药”？陆勇行为是否算“销售假药”？如何解决国内诸多患者无力承担高昂药费转而购买国外“仿制药”的现状？国内药品管理制度以及医疗保障体系能否解决该现状？

事实上，这件事情暴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中国普通大众如何才能合法地用上抗癌新药，可以写一本书来探讨。很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案，必然是政府、药厂、公益、患者四方合力解决，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承担。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

中国仅两三种自主研发靶向治疗药物

2002年，江苏无锡的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随后开始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此药可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病情稳定，维持正常生活，但需要持续服药。每盒（120粒装）售价在23000-25000元。

陆勇对新京报记者介绍，2004年，他偶然得知了印度在生产“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却只有3000元。试吃了一个月的印度“仿制药”后，各项指标均正常。2004年8月，陆勇将印度仿制药的消息告诉了慢粒白血病病友。2011年8月，在多位病友及印度制药公司的建议下，他购买了三张有国际汇款功能的信用卡，病友们将药款打入到此信用卡内，再由他转汇给印度的制药公司。

2013年11月23日，陆勇因在淘宝店上购买用别人身份证开立的信用卡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后经调查，陆勇被认定除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外，还存在销售假药罪行为。

2014年3月，陆勇被取保候审，7月21日，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罪、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

以陆勇事件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

司法机关以“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是因为印度生产的该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何为仿制药？国内法规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仿制药”的概念始于1984年的美国。当时美国有约150种常用药的专利期已到，而大药商认为无利可图，不愿继续开发，这些药成了无人认领专利的药品。美国出台法律规定，新厂家只需证明自己的产品与原药生物活性相当即可仿制，从而出现了“仿制药”的概念。“仿制药”与“专利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作用、适应症上完全相同，但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的20%-40%，个别品种甚至相差10倍以上。

在中国，因国内的药物价格高昂，很多无法负担正规渠道药品的患者转而选择从印度等国代购仿制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江倩教授介绍，目前，慢粒白血病的治疗方法以靶向治疗药为主。骨髓移植以及化疗因为副作用巨大且多复发，已经少有人选择。而就靶向治疗药来说，“格列卫”因其发明时间最早，临床效果最稳定，成为学界及患者最认可的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全世界的靶向治疗药物有150多种，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靶向治疗药物只有2、3种，集中于肺癌及淋巴瘤领域。”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慢粒白血病专家马军介绍，在慢粒白血病领域，我国没有自主研发的创新型靶向治疗药物。

国内患者从印度代购的仿制药主要包括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治疗肺癌的易瑞沙、治疗肾细胞癌和肝癌的多吉美等。

据媒体公开报道，这些抗癌药物从欧美医药公司进口，在国内售价昂贵，易瑞沙每盒5400多元，一个月需3盒至少16200元；格列卫一个月服1盒至少23000元。这样高昂价格使得许多癌症患者不得不选择从印度代购仿制药。

国产仿制药使用人数正在逐步上升

作为仿制药“大户”，印度一度被称为“世界药房”，缘何印度可以大肆生产“仿制药”？医药公司或药品发明人发明一种新药之后，需要在不同国家申请专利，以获得专利的特殊保护。以陆勇代购的“格列卫”为例，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为“格列卫”药品在我国申请了专利。在专利保护期内，我国医药公司不得生产相关“仿制药”。这也是过去十几年来，我国不能够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原因。

在各国的药品管理实践中，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专利权人恣意滥用专利垄断特权，有很多国家对“专利的特权”留下了一条可以变通操作的余地,那就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如危害公共健康、妨碍国家利益等），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某项专利。

国家产权局条法司一位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介绍，我国虽然有“强制许可”相关制度，但还没有个人或政府部门申请过实施强制许可，因此，强制许可制度也从未在抗癌药领域实施过。

而印度的专利保护法相对宽松，药品专利保护在印度执行也不像我国国内如此严格。2005年1月生效的印度专利法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提供专利保护，而不支持原有药物混合或衍生药物专利。同时，印度政府还根据需要实施了“强制许可”制度。因此，印度可以忽视专利保护法的限制，生产大量抗癌仿制药。

陆勇购买的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印度仿制药。陆勇供图。

不过，印度的做法在国际上也引起诸多争议。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印度的仿制药在一边出售，一边与原来的研发厂家进行专利法律战。

有媒体针对此案例呼吁，中国应学习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医保买单”，化解“保护知识产权和大量患者的救命需求”的矛盾，但马军对新京报记者表示，2013年4月，“格列卫”在我国的专利保护期已经到期。2013年7月，我国已经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售价约3000元每盒。且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省市自治区将“格列卫”纳入到了医保范畴，无论进口“格列卫”还是国产的仿制“格列卫”都在报销范围之内。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副所长刘开彦也介绍说，从临床来看，使用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患者正在逐步上升，“能够上市的药品，在疗效上其实差不多，更多时候觉得进口药（更好）是心理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格列卫’仿制药。但目前售价3000元每盒，相较于印度仿制药，的确还偏贵。”江倩呼吁，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价格仍然需要降低，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地区将“格列卫”药纳入医保范围内。

马军表示，目前，我国治疗肺癌、乳腺癌等重大疾病的多种首选进口药都已经纳入了医保范围，马军估计，纳入医保范围的重大疾病进口药物已经占到20%左右，未来更多的进口药物纳入医保也是趋势。针对进口药专利权问题，马军说：“最近几年，许多进口药的专利权陆续到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们会有更多类似‘格列卫’的药物可以进行仿制药生产。”

了解了陆勇的个案，下面我们来整体谈谈仿制药与癌症的那些医学“干货”。

文 | 菠萝

仿制药是假药吗

人类医疗的持续进步离不开新药的不断涌现，无论是西医的抗生素、伟哥，还是中医的云南白药、牛黄清心丸，都对治疗疾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做出阶段性贡献。

现代社会，新药刚上市的时候，都伴随着专利保护和品牌，因此新药又叫“专利药”或者“品牌药”，而“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仿照“专利药”而制造出来的药。通俗讲就是我们常说的“山寨”。

和其他山寨产品相似，仿制药比起专利药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仿制药的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价格的10%~15%，对于动辄每月花费上万的抗癌药来说，仿制药这个选择非常有吸引力。

但仿制药会不会有其他山寨产品一样的质量问题呢？

真正的仿制药是不会的。在多数国家，要成为仿制药上市，标准是非常高的。美国FDA规定，仿制药必须和它仿的专利药在“有效成分、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包括副作用）以及针对的疾病上都完全相同”。这在中国叫“一致性评价”。

打个比方，“狗不理”是一个品牌专利包子，要做一个仿制包子“猪不理”，那么“猪不理”必须在包子大小、调料成分、肉菜混合比例、褶子数目、吃完后消化排出速度等方面都和“狗不理”一致。

事实上，印度正规的仿制“格列卫”和瑞士诺华的品牌“格列卫”有效成分100%一样，仿制药本身的效果也经过了无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测试，和品牌药没有区别。

所以，单从药效上来说，它肯定不是假药，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药和好药。但由于印度的仿制格列卫在中国并未登记或被批准上市，属于黑市产品，这才被冠上了“假药”的头衔。

很有意思的是，2013年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后，中国多家药厂可以合法生产仿制格列卫，按理说买国产仿制药就好，为什么现在大家仍然要冒险去买印度仿制药呢?

还是价格惹的祸！因为国产仿制药价格依然远高于印度仿制药。

专利药必须那么贵

上次网上有人骂，说苹果手机制造成本才1千多，居然卖5千！那如果告诉你抗癌药物生产成本才100块钱，但卖1万，大家可能要疯。我再告诉大家2014年上市的治疗丙肝的神药Sovaldi生产成本900元人民币，在美国售价为50万。

是因为药厂太贪婪，不顾患者死活了吗？

并非如此。

苹果手机也好，抗癌药物也好，主要成本都不在于原料和生产，而在于上市前的研发和上市后的市场推广。

现在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越来越高，已经超过10亿美金，即使顺利也要大概10年，而且多数都会失败。这么高风险的事情，药厂为什么要干？就是因为新药出来以后有专利保护，能够垄断市场多年，在这些年里，给药品定以高价，这样才能收回开发药物的成本。药物是个特殊的商品，但药厂毕竟是个商业公司，为了持续发展，必须要盈利。

仿制药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几亿美金和10 年时间。因此仿制药虽然便宜但可以很赚钱。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厂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厂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新药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或者拿钱来投资房地产，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

当然，由于药物的特殊性，政府也不会允许市场被长期垄断，对新药的专利保护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是20年。但这20年并不是从药品上市开始算，而是从很早期，药物进入临床实验之前就开始算了。 由于药物的开发需要10年以上，因此很多专利药上市的时候，20年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新药在市场上真正垄断的时间只有几年，在那之后，专利过期，仿制药就会大量进入，极大地压低药价。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促使药厂要在短暂的垄断时期把药价定得尽可能地高，毕竟春宵苦短，好日子有限。

总之，为了整个社会新药研发系统的持续运转，专利药必然贵， 甚至必须贵，才能维持对创新药厂的吸引力。期待专利药降到和仿制药一个价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说，即便每月卖1万的抗癌药降到 2 千，恐怕仍然不能解决很多人用不起药的问题。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专利药是不是太贵，而是能否有更好的系统帮助低收入患者出这笔钱。

我能想到几个大方向：

药厂：改变药物开发模式，尤其是积极寻找能预测疗效的生物标记物，精准寻找临床试验人群，减小临床试验规模，提高成功率，降低成本。

政府：推动本土药物开发，增加竞争。积极推进医保谈判，降低准入药物价格。打击无效的“中国神药”，避免患者浪费宝贵资金。

个人：提前购买大病保险，避免侥幸心态。寻找可靠信息源，不要盲从身边的“热心人”和隐藏在山中的“神医”。

公益：帮助切实需要的人群接受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医疗，但必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把钱发放给个人。

为什么印度有便宜仿制抗癌药

而中国没有

在很长一段时间，“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等抗癌药物，除了昂贵的品牌药，只有印度才有便宜仿制药，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仿制药水平很高；第二，印度政府专利保护上不作为。

印度是全球主要药物出口国家，有“世界药房”之称

正常情况下，仿制药必须在品牌药的专利过期以后才能上市，不然专利岂不是成了摆设？比如“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是2013年，在那之前，理论上其它厂家都是不能卖仿制药的，不然就是侵权。美国、欧洲，乃至中国都是严格执行药物专利保护的。这些地方有很多制药厂早就想仿制“格列卫”，不少公司实际上连仿制药都做好了，但是都只能放在仓库，不敢卖，眼巴巴等着2013 年专利过期那一天零点钟声的敲响。

但印度政府不吃这一套，它搬出了专利法中最狠的一招：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是专利法中为了防止公司滥用专利权而加上的制衡条例，简单说就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在专利没有到期，且不获得专利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支付少量专利转让费，就授权仿制药企业合法仿制并贩卖相同的药品。说白了就是政府可以“强买”。这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找到“狗不理”董事长，说你的包子配方我先拿走了，一会儿去找人生产，但你也不要伤心，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卖一个包子给你一分钱。

“强制许可”这个条例最初的意义是为了防止落后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通常是在传染性疾病暴发时候使用，比如艾滋病、埃博拉等。不少国家对抗艾滋病药物都是“强制许可”，卖得非常便宜，保证大家都能使用，其中不仅有非洲国家，还有泰国和巴西这类不是特别穷的国家。

对抗癌药使用“强制许可”，争议就要大得多，因为癌症并不传染，对整个社会而言危害没有传染病大，不至于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但反过来说，穷人买不起抗癌药只能等死，是否也算是国民基本医疗得不到保障，有损国家安全？于是各个利益方开始吵个不停。

在其他国家都还在民主争论的时候，印度政府果断出击，二话不说，“强制许可”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包括前面提到的“格列卫”、“易瑞沙”、“ 多吉美”。印度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药实在太好了，但印度人民买不起，所以不好意思了。仿制药出现后，这几种药物在印度的价格瞬间降了90%以上。由于印度的仿制药公司水平非常高，药物质量非常好，真正的价格便宜量又足，这些仿制药不仅满足了印度国内需求，更是成了走私药品的热门源头。

印度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没有保险的群众和慈善组织的热烈欢迎，但拥有专利的药厂非常恼怒，但却几乎无能为力。诺华为了“格列卫”专利保护，和印度政府为了打了十多年官司，最后还是被“印度政府”判决输给了“印度政府”。和政府打官司怎么可能赢呢？

“强制许可”是把双刃剑，它帮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解决基本医疗问题，但同时导致药厂对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药物毫无兴趣， 因为做出来了也卖不了什么钱，这种项目往往只能靠慈善推动，比如盖茨基金会。

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猖獗已久，一直无药可治，也没有疫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没钱赚。2014年在非洲再次大暴发，死人无数，但由于传到了欧洲和美国，立刻引起了多个药厂的注意。短短一年，好几个公司的埃博拉疫苗和药物都已经治愈了猴子模型， 甚至有了良好的临床效果。要推动新药，还是必须有经济利益驱使。

我猜测，未来印度还会对更多的抗癌新药在专利保护期间进行 “强制许可”，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则应该不会。对于应该优先保护专利鼓励创新还是优先保护患者的争论还会长久地继续下去。

这注定是个没有正确答案的话题。

《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作者：菠萝 版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本文系独家内容。作者：新京报记者 张婷；菠萝；编辑：走走，从一到一。采访内容原刊于《新京报》2014年12月24日b17“中国眼”版面，书籍整合内容选自《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经出版方清华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菠萝。本文内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单纯就电影来说，剧本可以打五颗星，导演只值两颗星，演员们表现可以四星好评。但是作为被抹黑的医疗口，我只想打两颗星。

电影看完感觉很丧，非常丧，丧的不想说话。感觉丧并不是因为泪点，实话说电影全程我虽然有几次感动，但并没有哭。可是最丧的就是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无力改变我们医药上全盘被西方压制的处境，也无力改变人们对医疗体系的偏见。

不剧透，单纯就格列卫说一说，印度是因为他们是在瑞士研发成功后无视专利保护仿制的，研发费用低所以便宜。瑞士是私人公司研究的，自然考虑的是盈利的问题。我个人就是医疗口搞科研的，我们科室每年科研经费也有几百上千万，这还是小实验组，这种重大研发必然经费更高，我去查了查资料说足有十几亿美金。所以就瑞士的公司来说他们的定价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生在没有帝国主义扶持并且还在努力崛起中的tc。

是的，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印度无视专利保护都可以被wto允许，而我们的中兴只是倒卖就被几十亿美元制裁。国内愿意药这么贵，愿意治疗的时候把大把的外汇送出去吗？然而有办法吗？科研口看似经费投入越来越高，sci越发越多，可是我们用的以微升论价格成千上万的试剂，我们用的几十上百万的仪器，全部是进口的。甚至同样的实验结果，因为你是国内的实验室，你就需要比国外实验室更多更完整详实的实验结果才能发表同样分数的文章，为什么，因为杂志是人家国外的。我们赶上了第四次科技革命，在工业上，在网络化上确实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对于积弱几百年的以西医为主导的现代医学领域，我们还差的很远很远。

然而在电影里我看到的并不是这种反思，导演单纯的把炮口对准了医患关系，对准了按照法律要求执法的pc，把他们塑造成了瑞士医药代表的帮凶，刽子手，反派，连唯一看似有良心的pc也是违背了自己的职业道德之后才成为电影中的正面形象，似乎干掉了这些人，患者就能迎来自己的春天。医院不希望自己的病人活下去吗？事实上现实中的医生会主动向你介绍使用可以纳入医保的药品，会暗示你去买印度仿版并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允许你使用，远不会像电影里的医生形象那样冷冰冰的让你去等死。真正解决困境的途径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真正全方位崛起，我们科研实力得到根本性的提高，这样我们才能自主研发出这种革命性的“救命药”。

是的，我相信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药物绝对不会卖那么贵，因为国内的研究经费来源基本全是非盈利性的国家财政拨款支持，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研发实验室的个体投资，也就是高昂研发成本是国家担的，患者只需要负担药品本身的价格。只有这样，患者才真的可以迎来自己生命的希望，而非靠几个药贩子或者pc的大发善心。

所以我说，这部电影完全偏了，你凭什么让人丧？你凭什么把矛头对准无辜的群体？你难道不该激励人们，为积弱而努力？为不足而奋发？

还有那句曾经觉得又土又空，此时却不吐不快的口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打完影评，明天继续做一个努力的科研狗，希望粉丝们骂我的时候想想你们曾经说过的要提高科学家待遇，口下留情，拜谢

————————7月7日早更新————————

其实很多评论无意反驳，网络上确实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对别有目的的人与之争论毫无意义。刻意歪曲我的意思的，莫名辱骂的，反正都摆在这里我也没删，明眼人自有判断。最近几天出现了好多跟我意见相同认为电影片面化脸谱化的影评，我还是比较高兴的。总而言之，正常的善良的人应该同样都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变得越来越好，然而对这样一部为了迎合观众心理与社会矛盾热点刻意扁平化脸谱化所谓“反派”形象的电影，指望其成为改变社会的突破口简直滑稽。不能反应真实的电影，它能改变的只是出品人的腰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