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追踪

看了一篇豆友的推荐才接触到这部现在已非常冷门的好作品，好久没有这种能让我一口气看下去的剧了，虽然是95年老掉牙的片子。本剧虽然打着谍战片的幌子，其故事内核却是反思历史和探究人性。

它将新中国成立四十年间的社会变迁刻画得真实生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时代背景对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能让人从思想行为到社会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社会变革迅猛的时期，“见风使舵”追赶潮流的人往往能抓住机遇实现价值，而像两位主人公一样坚持原则的人却历尽艰辛。从前的特务头子在两岸合作方兴未艾之时摇身一变成了招商引资的座上宾；心术不正的女老师因为嫁入官家便可骄纵横行。为国家尽忠职守的人民警察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勤恳工作的人却二十年为了户口和编制徒劳无功；连在朝鲜战争中付出断肢的志愿军战士，只因被俘后得救而多年无法入党。这让他们疑惑于自己的善良和正直到底意义何在。这与我们的道德直觉也是存在冲突的。

这种社会状态让人们对人性的复杂微妙有了更深的体会与困惑。人性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片中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和国民党特务冯静波也从来不是正邪两立的，他们的价值追求和道德属性有着很多的模糊和交叉地带。二人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在很多事情上却殊途同归，他们只是对社会终极价值及其实现方式有着不同认知。由此观之，除非是公认的反人类分子，否则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不能成为对其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更何况如历史经验和片中情节展现的那样，同一个政党领导下的不同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中都有不同的道德准则呢？

有些惊讶于当时的审核尺度，能允许把这么多并不太光彩的历史描写出来，看来深刻的作品确实需要一定尺度空间。同时，扎实的剧本、演员收放自如的演技与平实稳健的表演风格足以让现在的编剧和年轻演员汗颜。要知道，当时的王志文29岁，就能饰演年龄跨度如此大的角色，李冰冰才22岁，就能把这么复杂的人物情感拿捏好。

现在为何拍不出这样水准的作品？一方面是尺度问题，一方面是市场决定一切的虚浮风气。当有艺术追求的文艺工作者曲高和寡、难以为继，越来越多的人只好变成商人，想着先积累资本，才能追求艺术。然而久而久之市场形成了一种惯性，很多人也就忘了当初的追求了。当然，这种趋势近年来有扭转之势，偶尔有亮眼之作问世，更多的人开始探索商业与艺术的结合方式。希望这不是昙花一现。

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公安反特题材电视剧《无悔追踪》，尽管出自著名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还有着公安部这样特殊背景的官方背书，却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在国内引发太大的反响。多年以后，当这部当年被埋没的精品剧作被有心人重新发掘，人们发现无论是对共和国史见微知著的描绘，还是在理想主义化角色的塑造方面，它都做出了国产电视剧中少有的深入探索。

《无悔追踪》的故事由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北京土唐刀胡同的民警肖大力在巡逻中发现辖区内一位名叫冯静波的小学教师形迹可疑，为了查清冯的真实身份，肖与冯展开了数十年的较量，在这期间，新中国在风雨坎坷中奋力前行，两个人以及他们各自家庭的命运也因此历经种种辗转反复。然而尽管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却始终都坚守着各自的初心和信仰。

一、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按照主旋律作品的传统创作规律，最稳妥保险的做法是为典型角色立传，塑造一位遍布闪光点的正面先进人物。但《无悔追踪》却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使用了“一正一反”的双雄对决模式来编纂故事。剧中为民警肖大力设置了一位缠斗数十年的“对手”——小学教师冯静波，冯静波这一“反派”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特务之外，他还兼具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如果对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的历史稍有了解，便会意识到这样一位身兼双重身份的“反派”角色，注定将呈现出一种与过往同类作品截然不同的复杂性。

作为一部主旋律“命题作文”，本剧创作的本意自然在于歌颂肖大力式的，忠于共产主义信仰，为了探求真相矢志不渝，甘于清贫淡泊名利的基层民警，但由于剧本的创作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加之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在建国后数十年的社会运动中遭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冲击，这就让编导在有意无意间将自身对于过去历史事件的种种反思，自我思想变化的轨迹，自我性格弱点的批判，包括对理想化人格的想象，统统投射到了冯静波这一角色身上。尽管冯在剧中未免被塑造得有些过于全能（ 虽然他最初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学地理教师，但他却在文学、语言学、历史、经济等方面均显示出一定造诣，甚至对自然科学和手工发明也极为擅长），但他在剧中数十年间种种细微的心理变化，的确反映出了跨越新旧两代社会的一批知识分子真实的生存状态。这一点，在剧作的前半部分体现得尤为明显。

事实上，整部剧作所抱持的知识分子视角（主要是前半部分）与所呈现出的知识分子气质是相当明显的。这点一方面体现在编导对于各种特定历史时间段与历史事件的高度敏感，该剧的剧本创作始终保有一种强烈的自觉书写历史的意识，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人物的语言）将新中国四十年的历史浓缩其中，表面看来是胡同里几位街坊的琐碎日常，实际上却已暗暗写就了一部国史。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对历史见微知著的还原，其实是沿袭了《茶馆》的叙事传统，为老舍先生的这部名作进行了一番续写。倘若对共和国成立后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有所了解，对片中那些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插笔闲话，就会更加感同身受。

另一方面，剧作在角色对话中还安插了大量各种对于语言学、文学、古典音乐、美术等方面知识的展示，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卖弄学识“掉书袋”的嫌疑，但在这些桥段其中，也不乏编导从知识分子视角出发，借助“旧人”之口对“新世”之事所发表的独到见解。

通过片中有限的线索加以还原，可以看到，冯静波属于典型的民国知识分子，他既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救民兼济苍生实现天下大同的宏愿，同时又在青年时代接受了三民主义的熏陶，将实现民权民生作为自己更为切实的奋斗目标。于他而言，在新旧政权交替之时“不合时宜”地接受“委任”，伺机反攻，过一种“演员”和“苦行僧”的生活，本质上是对自我信仰坚定与否的极致考验。但当他走入新社会，亲身经历了建国初期各项社会运动的洗礼，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他开始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想与他最初的信仰事实上存在相当多的重合之处。出于一种自我认识水平上的革新，也同时出于一种追求世俗层面个人幸福的需要，他试图坦白真相，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但随后一系列更为剧烈社会运动所带来的震荡打破了他的幻想。期间种种社会运动的残酷景象，加上他始终未曾公开的特殊身份，让他反而要比身边的人更加懂得如何安然度过一次次冲击，坚持到新时代的来临。

二、一个“轴人”

在剧作的前半部分，整个故事的叙事重心更偏向于冯静波。肖大力虽然贵为本剧的第一主角，却更多是以冯的对立面与追逐者的形象而存在，其个人性格中的独特闪光点并未有过多的呈现，此时的他只能算是一个尽职热心的基层民警。直至剧情推进至大跃进、文革等社会运动渐次发生，肖大力这一角色的亮点才逐渐显现，整个故事的叙事重心也开始向肖转移：在一个理性渐失全民癫狂的非常时期，他却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质疑放卫星浮夸风。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红卫兵围攻，进而被诬陷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被错误下放后仍然不放弃对冯案的追索，从而不幸遭遇家庭的巨大变故与个人身心的巨大痛苦。文革结束后放弃对于名利的追求，甘心扎根基层，将探寻真相作为自己的毕生心愿。他将对责任心的坚守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首要原则，哪怕为此落后于时代，过一种物质清贫的生活。

与时常因为自我反思陷入痛苦纠结状态的冯静波不同，出身于底层，成长于体制内的肖大力属于那种认死理一根筋的“轴人”，支配他种种语言与行动的原则是对于探求真相本身的执着以及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无限忠诚。在建国伊始的十余年，这种原则普遍的存在于社会中，肖的面目与芸芸众生并无太大分别。但当社会运动的飓风将众人尽皆席卷其中，人性深处的恶之花被浇灌后肆意绽放，造化弄人，肖大力没能抓到冯静波，反而自己却莫名其妙成为了被追捕的对象。飓风结束之后，以反思为名，曾经神圣的信仰大厦尽数崩塌，此时坚持留在“原地”的肖大力反而成为了不合群的一个。如果说，剧作前半部分是藉由对社会运动的切片式微观展现来反思历史，到了进入八十年代的后半部分，剧作的反思对象则变为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社会的迅即转向带来人们身份的巨大变化，肖大力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但他周围的人们却选择了与时俱进。当年的国民党特务摇身一变，成了需要团结的爱国统战对象，当年迫害自己妻子的人，成了教育局局长夫人，海外关系不再需要遮遮掩掩，出卖肉体成了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人们疯狂的向“钱”看齐，肖的“迂腐”反倒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肖大力（包括冯静波）由一系列社会现象生发出强烈的失落感与疑惑感，所指向的其实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在追求物质富足成为主流话语的当下，信仰与理想这些精神层面的追求是否还有价值？这一问题曾经在上世纪末引发过一次社会性的讨论，譬如造导弹与卖茶叶蛋哪个更有意义？尽管今天看来，当年那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言自明，掌握知识早已成为这个时代谋求物质富庶的主要途径。但如果我们将“导弹”从知识进一步引申为精神世界，那么当年的讨论仍然并不过时。

三、山顶与山间

可以肯定的是，本剧成功塑造出了两个看似价值观截然相反，但又都具有高度理想主义色彩的主角。肖大力和冯静波，他们之间追逐者与罪人的人物关系设置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维克多·雨果的经典之作《悲惨世界》。冯静波正如犯下无心之罪的冉·阿让，以兢兢业业从事教育工作的方式“洗罪”，用大半生时间完成了自我的灵魂改造，实现了对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由本能的敌视抗拒到发自内心接受认同的巨大转变，但在内心深处，他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应坚持的底线和操守。另外一边，肖大力则如将法律和正义视为无上之物的沙威，终其一生对自己的对手冯静波穷追不舍，坚信“他当一天王八就得驮一天碑”。和沙威一样，肖大力的信仰在剧中也经历了来自外界与内心的种种冲击，但与因被冉·阿让搭救导致信仰崩溃，最终自杀的沙威不同，肖经受住了这些考验，把追逐真相作为了自己人生最后的追求。但他的追逐又不完全是不近人情，没有丝毫烟火气的。经过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肖家和冯家这对街坊邻居，早已从两家活成了一家。肖追逐冯，是因为他心中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和对公安事业的热爱，但他不去主动揭发冯，是因为他始终坚信执法必须基于明确的证据，不能用无端的主观揣测加以定罪。更为重要的是，与冯一样，肖在内心中同样保有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良知，这种良知因为社会运动本身呈现出的非常态得以被激发。剧作尾声，冯静波的妻子柳叶眉告诉冯，肖大力其实一早就知道冯的真实身份，但肖不忍心毁掉一个与自己同为邻里数十年的家庭，最终选择隐忍观察，而这一等，就是足足四十年。

如果单纯用阶级观点加以区分，肖和冯确实是身处对立阵营的敌人，但如果用人性论的角度加以分析，他们实际上却是同一种人格的一体两面。他们在骨子里都对自己认定的信仰无比忠贞，不轻易因着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站在各自所处的山巅遥遥相望，尽管起初看似相距甚远，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却在精神气质层面产生愈来愈强的共鸣，对于对方的选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共鸣与认可所基于的，正是他们对各自信仰的忠诚与执着。

肖大力最为耀眼之处乃是对真相孜孜不倦的探寻和对所从事公安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他的固执除了是一种塑造主旋律正面角色的需要，也暗含着编导对于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后，社会物质条件迅速改善对人们精神世界严重冲击带来的深重忧虑。剧作的后半段虽然更多聚焦于基层民警，但编导在骨子里仍然忘记不了自己的知识分子本色，试图借角色之口发出重利亦不能轻义的呼吁。对信仰的执着同样也体现在冯静波身上，尽管历经多次社会运动的洗礼，但他在内心中始终坚持着一份传统知识分子式的道德操守——保持人格的尊严与独立性，不因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攀附权贵或欺凌弱者，心系天下的安危与百姓的疾苦。在多年的相处中，冯逐渐在肖的身上看到了与自己趋同的一面，意识到自己心怀的理想在一个新时代同样有实现的可能。但肖和冯对于各自内心信仰的执着，又决定了他们无法将这段敌对关系，将他们各自担负的使命真正放下。虽然他们共同携手走过了荆棘密布的山谷，迎来了阳光普照的日子，但他们仍然要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因为他们都是忠于内心的理想主义者。冯静波最后选择认罪，既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一种赎罪，让自己从数十年的压抑中彻底解脱，也是对自己的对手和朋友肖大力的一种成全，这是对他最好的一种致敬。

如果说肖和冯是两座信奉着各自信仰，不愿因外界的风吹雨打而折腰的山峰，那么在两山之间生存着的，更多是被时代裹挟着的凡夫俗子。他们有的在非常时期乘他人之危，做出落井下石的勾当，有的在他人落难之时挺身而出，不经意间闪耀出人性之光，有的善于揣摩风向永远做时代的弄潮儿，有的终其一生得不到体制信任郁郁不得志。他们如这片土地上数千年来生存着的大多数一样，秉承着利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价值观，他们的行为既可以被讥讽为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也可以被褒奖为与时俱进识时务者为俊杰，但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群小人物和普通人在大时代的浮沉中为了努力求生基于本能所作出的选择，无法简单的超越时代，用正确谬误的两元标准加以评判，他们各自的选择因为历史的走向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同样是这个国家历史中不容被忽略的一页。但也正因为大多数人如此，方才显示出极少数理想主义者的宝贵价值。

英雄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恰恰是因为他们敢于言庸人之不敢言，行庸人之不敢行。这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永远说着“正确”的语言，站在“正确”的立场，让自己在任何时候永远显得光辉伟大的利己主义者。相反，最欠缺也最为可贵的，恰恰是那些能够将自己认定的信仰从始至终坚持到底，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傻子”。肖大力和冯静波对于各自理想的坚持，让他们在社会运动中蒙受了不应蒙受之苦难，也让他们于新时代被丢弃在遗忘的角落，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但他们最终战胜了这种困惑，坚守住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他们最为伟大的地方。

在片中，两位主角并无过多意识形态上的较量，更多的沦为琐碎生活中的鸡零狗碎。在这些鸡零狗碎下是导演可能有意淡去的残酷——是的，真实远比剧情更残酷——三十多年来冯的如履薄冰和战战兢兢、文革中的命如草芥、不经意细节下的各种政治运动。 冯只是一名我们身边常见的优秀教师，懂一些关于政治的知识，但他懂政治吗？他只是通过书本、报纸知道三民主义、资本主义这些名词罢了。肖则是中共这架庞大并精密的机器上一枚牢固而勤恳的螺丝钉，是中共早期党员的典型代表，党给了他们一切，相应的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党并向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看相似敌对的双方，更多的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你来我往，抬头不见低头见，连婚丧嫁娶都搅在了一起。并不得不一同接受那不可抵抗的力量的倾轧——没有谁可以逃离，直到政治的大潮退去，两岸开始合作——显然面对这一切，肖和冯都很迷惘。 这才是最残酷的。政治侵入到我们每个人琐碎细屑、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甚至还要侵入到我们的内心。而我们对着一切毫无招架之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在时代的裹挟之下扭曲地为善或是为恶、苟活着。片中那些漫不经心的细节下，谁又知道埋藏着多少悲欢离合、生死聚散。 还有一点和其他影视剧不同的地方是对改革开放后历史的态度，本剧不尽然像其他影视剧那般是全然认同的态度。这点在肖、苏区长人物上都有所表现，在冯最后关于“墨猪”的痛斥上尤为明显。 身处这些故事已渐渐模糊的今天——虽然不过半个世纪而已，对于倾覆在我们父辈身上的一切我们又能有多少力量可以挣脱呢？

遍览该剧，肖大力和冯静波都不失为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不幸的是生在这个时代。

小人物的命运就像波涛中一叶扁舟，哪里是自己能主宰的？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人们被折腾的天翻地覆，特务也被折腾的天翻地覆，人性也在里面颠来倒去，每个真心实意听党话的好孩子都没有好结果，抗美援朝的断了胳膊一辈子无着落，上山下乡的到了儿没迁回户口，想到郊区当工人的一辈子回不了城。那些假装听党话却都不差，当领导的当领导，嫁大款的嫁大款，发大财的发大财，昔日的敌人底层的被镇压，上层的成了座上宾。冯静波前十九集半都是压抑憋着演的，在运动中始终小心谨慎，但也因此没有害过人，最后半集爆发了，因为他的心中尊重的信念再一次颠倒过来，原先砸烂的，现在又奉为经典，原先唾弃的，现在又引领潮流，原先追求的，现在早已弃之如草芥，一个国民党特务都看不下去了！他居然发出了怒吼而且掷地有声，字无骨骼为墨猪，人无骨骼呢？！谁能回答？！你们不是一直自称最有风骨吗？怎么自甘沦落，自扇耳光呢？！然而个人在时代面前是如此渺小，只有愤怒地吼出无力的讨伐，别人听不听，也只能随他去吧。

罗曼罗兰说，这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当你认清了世界的真相你依然热爱生活。极少的人有如此崇高，当自己一生的努力被时代嘲弄，自己也唯有发泄式地自首而已。

此外，有人说冯静波和肖大力最后是同一个人，有道理，但肖大力因为教育程度所处位置导致自己思维层次更低些，大力能感受到痛苦却很少思考原因，冯静波深沉冷静却因此苦入骨髓，既是为自己，也是为这个民族和国家。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曾可达，作为蒋经国的亲信，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经国忠心耿耿，但是他最终被蒋经国放弃了，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是他没有正确领会蒋经国的意图——他把梁经伦和方孟敖作为通共嫌疑人举报了。

曾可达作为忠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反共有问题吗？没有，很合理，但是蒋经国不是这么想的，这两个人对蒋经国推行币制改革有重要作用，在蒋经国看来，币制改革才是第一位的，反共也得让位，再加上谁都知道他俩是蒋经国的人，只要他俩对币制改革有作用，别说只是嫌疑人，就算坐实了共产党也不能抓，结果这俩人被自己的心腹举报了，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肖大力作为派出所所长跑到学校解散红卫兵有问题吗？没有，维护社会秩序，很合理，但是他只想到了社会秩序却没有正确领会这场“严肃政治运动”的精神——砸烂官僚主义。

可能肖大力并没有感受到官僚主义吧，毕竟剧中文革前的剧情里对这方面几乎没有涉及，只有一个苏大姐稍稍沾点边儿，还是通过冯静波之口表达的：“她不尊重人”。“不尊重人”这个评价很暧昧，肖大力也经常不尊重他，但是这两个“不尊重”并不一样，肖大力是因为对敌特的厌恶，苏大姐是因为对小老百姓的轻视。肖大力被打倒了，苏大姐也被打倒了，但是剧中的重点毕竟还是肖大力。

不少影视剧或明或暗地涉及到文革，但是套路基本一样：战争年代的英雄，解放后两袖清风、兢兢业业地工作，然后在文革中被打倒。不能否认，这种现象必然是有的，但是为什么总讲这些好干部被打倒，怎么就不讲讲那些迅速官僚化的官老爷们被打倒的事呢？

剧中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剧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剧中反映出的文革期间的社会秩序一直都是良好的，即使公检法被砸烂了，社会还是有序地运转，受批斗的基本都是干部圈子，小老百姓还是该咋活咋活。有些人在这里这可能会有一条推论：那我们都别当领导，别当教授，不要进步啦。其实进步和当领导可以没有必然联系，只是在现行社会条件下，二者紧密相连。再者，关键不是当不当领导，当不当教授，而是怎么当。是和老百姓紧密结合，还是当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老爷。

最后，是肖大力没有人情味儿的问题。我也觉得这个角色塑造中缺少人情味儿，我所说的人情味儿不是拉关系走门子——实际上，剧中的肖大力也在给自己老婆跑工作，帮别人张罗事情——而是缺少共情。例如柳叶眉哭着跟他说想强娶自己的人是个糟老头子的时候，肖大力表现出的只是因自己说话不合适而产生的尴尬，这就太冷漠了，如果能加入愤怒等情感的表现，那么这个角色的人情味儿也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