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圆2010

4月7日晚，作为先锋光芒影展第五回闭幕影片的《团圆》在广州公映。那夜影院爆满，很多观众坐在通道台阶上看完了影片。两个月前，第60届柏林电影节，它获得了最佳编剧奖。

《团圆》的故事，重复了导演王全安此前两部电影《图雅的婚事》和《纺织姑娘》的剧情结构：一个女人如何同时面对两个男人，一个与她有“恩情”，一个与她有“感情”。只是在《团圆》里，这种结构被放置在1949年以来台海问题的时代背景之下，然而影片中政治性又被导演有意浅浅带过，更多的关注在于家庭，在于生活本身。

《团圆》是王全安第二次获柏林电影节的奖项，2007年，《图雅的婚事》获得柏林金熊。他也是张艺谋之后，第二位两次获得柏林电影节奖项的中国内地导演。

在放映结束之后的采访中，平和的王全安一再表示现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导演们更需要回到电影本身，他说：“回到职业本身，我们是很弱的，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很低下的，我们不要怕面对这个问题，只有这个时候回到这儿了，你才能跟我们梦想的那个结果有了联系。”

“我们对生活已经陌生了”

《21世纪》：《团圆》的灵感和故事来自于一部纪录片，你觉得你的剧情片比这部纪录片多了什么？

王全安：原来的纪录片架子很好，人物关系也很完整，但纪录片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往往容易局限在事物的表面。原来的纪录片呈现得其实很剧烈，也残酷，以我现在的心境来看，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到那些冲突上，就很容易把事情推向另外一面。但作为一个艺术片，抽半部出来，你可以创造一个更完整的氛围，而不是把人逼到绝境里去。而且承接同样情节的故事片的好处在于，可以来表达我个人对生活的一种愿望：不管我们遭遇了什么，既是因为这些遭遇我们难以团圆，团圆也仍旧是值得追求的，这是一个信仰。

《21世纪》：你打算拍纪录片吗？

王全安：纪录片是我在故事片之外，最有兴趣的一个形式。我觉得中国的电影人最需要补的一课，就是我们对生活已经陌生了，已经和生活有了很大的隔膜。我的第一部影片《月蚀》，拍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常常停下来，因为觉得哪儿有问题，怎么跟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凭什么不一样？我们需要生活来告诉我们它究竟是什么样，对于中国的导演来说，这一点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导演都重要。我特别有拍纪录片的愿望，一直有那种雄心勃勃的纪录片计划，因为它给我很深的滋养，我很受惠于纪录片，它们拓展了我观察生活的视角，就好像我亲身经历了一些很丰富的东西，事实上，也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但很遗憾，我一直没有真正动手，因为纪录片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要货真价实地付出。

《21世纪》：你刚才谈到剧烈，谈到残酷，你曾说过，10年前想拍《白鹿原》没有拍成，反而是个好事，因为十年前你想把它拍得很激烈，但现在不会了。作为电影导演，你觉得过去20年来，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王全安：我能够收拾起自己的心性了，把自己基本框在电影的戏剧法则里来面对电影。以前也受制于环境的影响，以及我们这个环境对电影的定义，或多或少会负载别的东西进去，那些东西大多时候是四两拨千斤的，例如你有一个批判在里面好像你马上就变的重要了。我现在已经能耐得住性子，把自己拉回到叙事和戏剧以里。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一到这里面去，你顿时会觉得自己非常无力，因为一旦你面对真正的职业的时候，你就会这样感觉。要不然大师就可以不那么职业了，但重要的导演，那些真正令我们肃然起敬的导演，就是他在法则以里，对叙事对人物命运的揭示。我的这种转变的形成，一方面是我对整个电影的了解在增多，一方面也是我自己的修炼在提高，慢慢地你就觉得办法多了，你就觉得你有了那份能耐，有了能够拒绝别人舍饭的感觉，我要自己买饭票去，自己挣这个饭去，靠手艺吃饭。

“跟包治百病说拜拜”

《21世纪》：看过《团圆》之后，我想说，我仍旧最喜欢你的第二部作品《惊蛰》，它才华横溢，异常敏锐，它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浓烈的作品气息，在你此后的影片包括《团圆》中实际上变得非常内敛了，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努力要把自己放到电影的规则里面来创作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失去了别的一些什么？

王全安：我理解你的意思。其实我是做出了一个选择的，你说的那种对环境的对现实的敏锐，我觉得对中国的很多导演来说，都能做到，特别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东西比较朴素。但我们能不能有序的，有能力组织更好的层次，通过戏剧，再次回到这个上面来？钻到这个里面，钻到情节里面，就像一个迷宫，当你的才能不能跟它抵消的时候，你就消失了，你就平庸了，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要做出选择，我要面对这个，要让我的作品能够从里面穿过去，并且再次穿出来。

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之前我还没有办法在电影类型上做出一个选择，我还在延续以前的那种外在的形式，比如一部现实风格的电影，它的元素就限定了它在戏剧上不可能那么饱满。现在我要甩掉以前束缚我的那些东西，而采用比较纯的戏剧的形式，彻底摆脱它们，有序的组织这些东西，这样的话，里外就会很一致。

《团圆》，内在的其实是一个情节剧叙事，叙事效率很高，但是这种电影，以前我们强调的是对现实的犀利感。我不太认为这种现实的犀利感对中国来说多么缺乏，艺术圈里主体还是在做这个，我认为这其中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了。我宁肯牺牲掉，或者我在这个方向迷失掉，我都愿意这样走一趟，因为中国实在是多一个少一个这样的导演都无妨。但是敢往里走，又再走出来，我们就成了，我们终于就求得一个东西。要不然，新一代导演就不往这里面进了，五代导演只是进了一下，一看难，就退出来了；我们这拨人压根就不进，但这个东西太需要了。

所以你说的，我特别认同，我也是处在这种蜕化和蜕变之中，我最终还是希望它华丽、饱满、它是歌剧，艺术在正常的情况下，创造美感是它的核心任务。我们以前那一段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斗争期，是争得公平的抗争期，我理解，我也允许革命者存在，但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到了一个我们应该为世界贡献更有价值的东西的阶段了。你不能老喊口号，喊口号容易啊，你能不能为世界带来一种新的美感？

《21世纪》：你说的这种美感，具体该怎么理解？

王全安：美感就是建立在以前所有熏陶过我们的那些东西之上的新的发现。打个比方，我们会觉得金字塔有一种美感，你也具体说不出来这种美感是什么，但它确实体现了一种美感。当然批判金字塔的人也存在，也有他们的价值，但是穿过时间之后，金字塔依然存在，批判金字塔的人已经消失了。我的意思是指，你究竟选择干什么？当我们面对现在这样一个状况，如果我们对环境真正敏锐，解读了这个时机的到来对我们多么重要，价值有多么大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选择知难而上，要敢于创造，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混个“仙”啊，混个“大师”什么的。

回到职业本身，我们是很弱的，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很低下的，我们不要怕面对这个问题，只有这个时候回到这儿了，你才能跟我们梦想的那个结果有了联系，以前我们都是“仙人”，必经之路就是先占山为王，当个“大仙”，现在我们打算跟包治百病的那个事情说拜拜了，我就是干这个活儿的，就是论手艺。

“生活是一个悖论”

《21世纪》：你一直很关注女性题材，《图雅的婚事》、《纺织姑娘》、《团圆》，简单的说剧情结构都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对于这种重复性的结构，你创作上的思考是什么？

王全安：在生活里最能打动我的还是女性。因为普通人的生活，英雄少，拿破仑少，都是普通的男人。普通的男人在生活里面，个人的感觉就不如女性踏实，因为社会角色对他有要求，如果他达不到，他就要吹牛。女性往往比较实在，她往往能拨开迷雾，切入到生活比较本质的问题，能够面对这些问题。后来我发现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女性有孩子，孩子的问题容不得她玩二乎，要吃就得吃，要穿就得穿，她必须实在。从异性的角度来说，女性也比较执着。当然如果我要拍上海滩那样的人物的时候，那肯定是一个男性的世界，那就另说了。

我其实是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所面对的东西。我是个不太挑剔的人，一般环境给了我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说，你谈恋爱了，你就拍女人嘛，你又可以拍电影，又可以谈恋爱，为什么不呢？这也没耽误我什么。拍完了又能拿奖，何乐而不为呢？

《21 世纪》：就这三部电影来说，同一母题下，你不同的思考是什么？

王全安：其实我一直在重复一个东西：生活是一个悖论，矛盾总是此起彼伏。一般主人公都会面对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时，又会出现新的问题，生活就是这样的。让我感动的是解决问题时的那些努力，那种挖空心思的努力，这是我反复去讲的。

即使你失望了，你受挫了，像图雅那样，她要是不结婚，不结婚成功，也不会有结婚成功之后的问题，但是尽管是这样，你再次遇到这个情况，我还是建议你再次离婚，再次结婚，因为意义就在于，我不希望你受挫，真正的内心受挫。像图雅那样的处境，我还是会说，你该偷情还是应该偷情去，去风情去，我是指人作为一个生命，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你都应该心安理得的面对你自己。

我的这个声音比较弱小，也比较独特。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个环境对自我的否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病态了，变着法儿否定自己，艺术家也变本加厉。每个人应该活得快乐一点，活得自我认同一点，我在拍《惊蛰》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发现你没什么惭愧的，不管你是个什么人。生活中的人没那么惭愧，怎么到了电影里面就那么羞愧呢，活得那么有问题？我就是觉得肯定是哪儿出来问题，可能通过这些电影，也是想传递这样的声音。

所以我对环境该不该转变，不是特别感兴趣的原因是，导演做不到那些事情。理想中的状态，可能是有一天，你只有对拍摄的对象认同了，他才能有魅力的可能性，否则这些人永远都是病病歪歪的，你都觉得他的存在不合理了，你怎么让他有自信？艺术的创造来自于自信，你得认同他，你跟他是一体的，这样才有了最好的艺术创造的基础。

你说我的电影背后有什么东西在呢，我想可能是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我又往前走一步，OK，我说我们来点戏剧吧，来点歌剧吧，能给生活能带来点什么，让我们觉得愉快，而且还有美感。

作者：宁二 来源：21世纪网

原文地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4-13/2NMDAwMDE3MjU2Nw.html

我的好朋友说，她母亲前段时间去了台湾，拜访了从未见过的远房亲戚。那位爷爷在当年的背景下，去了台湾，可是仍思念故乡的亲人。寻寻觅觅甚至登报寻亲，终于抓到了线索。故人已不在，但血脉仍亲。我问他们见面是怎样的感觉，她说他们就像两个陌生人相遇一样，见面、送礼、坐下来聊天喝茶，彼此看看对方，问候几句，心安。

那年，像这样的分别故事太多。两岸相隔的不是海，是时间。每个人都因同一个缘由分开，而每个人的“再见”故事却千差万别。《团圆》就讲述着这样一个“再见”的故事。

台湾老兵刘燕生在1949年撤退台湾时和已孕的妻子玉娥失散，未能一起登船。这样一别就是几十年。燕生再娶，玉娥也有了自己的丈夫和家庭。两岸关系好转后，燕生终于有机会跟着返乡旅游团回到上海。他终于见到了玉娥。他不仅见到了她，还想带她去台湾。就这样一个念头，打破了一个家庭原有的平衡，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整部影片的情节和演绎极其细腻，好几场戏我都看哭了，但我最受不了地是徐才根演的老陆，在得知老婆要跟初恋回家后决定离婚，去民政局那天的早晨他一个人坐在位置上，放空地默默地，好像如平常日一样吃着早餐。没有刻意煽情，却让人心疼。我实在太喜欢这部影片，也想把我所理解到的“细微之处见真情”记录下来。



隔阂

在燕生抵沪的那一天，玉娥一家人全员出动帮忙准备菜肴。他们见面的第一顿饭，玉娥一个一个介绍她现在的家人：这位是丈夫陆善民，这位是大女儿……每个人的名字都带着姓，而轮到刘燕生自己的儿子，玉娥说“他叫建国”，没有提姓。儿子人已中年头发渐秃，沉默地坐着不理燕生。“姓”的缺失和无言，就如同他对儿子的爱和养育一样，是空白。

玉娥一家人讲着上海话，而老刘从台湾来，讲着一口台湾口音的普通话。语言的不同非常直白地挑明着一件事，燕生和玉娥的生活在时间的洗刷下，已完全不同。影片甚至很细腻地用泡脚来强化这种不同。老陆每晚泡脚，上海的冬天很阴冷，脚暖人暖；而燕生从来不这样做。他们自当年入伍开始，就注定面临不同的境遇，而却因为玉娥的羁绊，彼此牵扯。


离婚

玉娥与燕生的感情是真实的，他们俩在老地方依旧能很欢快哼起当年的小曲，眉来眼去满是真情流动。玉娥很快就答应了燕生回台湾的请求，正如她自己说的，想为自己做个主，“我跟你爸几十年了，有恩情；我和刘燕生只有一年，我们有感情。” 老陆听说后，不假思索地答应着。不是他想压住内心的暗涌，而是几十年的点点滴滴都不重要？他还没时间、也没反应过来消化这个事实。

和家里人不悦地“商量”完后，老陆说“我们去离婚”。去民政所的当天，玉娥特别换上漂亮的衣裳，挽着老陆。到了民政所才发现，他们当年是没有领证的，属于事实婚姻。没有结婚证，不能办离婚。于是荒唐的事来了。为了办离婚，他们先办了结婚证。

在照相馆的大红布前，他们终于有了一张尴尬微笑的结婚合影。结婚证的盖印，像是时间为他们俩几十年岁月敲下的烙印。陆善民与乔玉娥是形式上也是夫妻了。老陆忍不住嘲讽自己，我第一次拍结婚照，是为了离婚！而此时的刘燕生正在东方明珠，透着望远镜眺望着老陆和玉娥所在的民政所，他们正在结婚。




餐桌

家宴在中国百姓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生死、新婚，还是宴客、团聚、过节，中国人选择坐在一席席餐桌前。一席人围着坐，伸着筷子尝着满桌子的菜，男人通常还大口大口吞着酒，才能把心里喜的悲的全部掏出来。

每一次吃饭，玉娥都夹坐在燕生和老陆的中间。老陆喝了点酒，开始停不住说话讲起了往事。他当年在共产党解放时是副连长，本该有很好的发展，但看到玉娥拖着孩子实在可怜，放弃了大好的前途，在造船厂做了一辈子电焊工，一路陪着国民党兵的遗属，一起度过难关，过了几十年日子。

他说他不懂什么是爱什么是情，可他也不理解，玉娥要走这一路走来的几十年算什么名堂？他不敢说的被孙女喊出来了，一句“不公平”让他激动地站起来，还和隔壁桌吵了起来，结果中风，进了医院。

老陆身体好转，燕生为老陆熬了汤，三个人一起吃晚饭。左边坐着老陆，中间坐着玉娥，右边坐着燕生。他们聊起当年撤退时，燕生说当年下着雨，老陆却说当年明明艳阳高照。这些年，玉娥和老陆培养的是日子里的真情，而燕生只有在歌声中化解思念。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它收藏了我的梦，我的爱，我的伤痛，我的梦
啊 年轻的故乡
啊 最后的家园

末了，他对老陆说，我不打算带玉娥回去了。



欲言又止

老陆给燕生欢迎时，买了100元/只的大螃蟹，一买还买了四只。这个价格就算是放到今天也贵的吓人，可老陆舍得，就是要对人家好。燕生给生病的老陆熬汤补营养，也是跑遍了整个菜场。这两场戏最精彩的是买菜回来后他们分别和玉娥的对话。

刚开始玉娥其实还有勇气和老陆开口说要跟他回台湾。可是她坐在厨房里，看到从菜市场回来的老陆诚心满满地花了大钱想对别人好，就像他不顾一切地对自己好了几十年一样，玉娥想说的话就吞了回去。

而第二次在厨房，玉娥等着燕生煲汤，玉娥说有些话想对他讲。燕生说，先不用说，吃完饭再说。她没开口的应该就是她心里想好了，她不会去台湾。而燕生没有让他说，也没有再和她商量。



回别

临行前的最后一顿饭摆在小巷里。这场戏是整部电影中我最喜欢的部分。燕生像第一次见面时一样，站着跟大家致谢道别。到了兴致还唱起了一首歌，叫毛毛雨。大家听着，老天也听着，没几句就下起了雨，却不是毛毛雨。大家为了躲雨，慌乱地散了。告别结束，跟他当年找不到玉娥一样，突然而凌乱。玉娥一家人躲到楼里看着外面，燕生跟着尴尬地站在一边。



玉娥和刘燕生第一次失散是在码头，他们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告别，也是在码头。刘燕生和玉娥终于在一个码头，以“告别”的形式。燕生关照了很多话，然后拖着行李箱，回头走了。这一场想好了要带她回台湾的行程，这样结束了。

他摇着手对她说：再见，回去吧，回去吧。

对王全安的欣赏。是源自《图雅的婚事》。当时他说，任何一个导演都没有让大家在电影院里郁闷的权利。而今天，他尽情的让我郁闷了一把。泥垢了。

很早就知道《团圆》。这个题材非常容易出彩，原本以为是另外一个像《上海夏天》或者《饮食男女》一样温暖细腻又发人深省的片子。结果整篇充斥着编剧对于上海的臆想，对于老人的臆想，对于情感的臆想。

开篇，2005年，在上海居然还有街道因为有台湾老兵的探亲而准备的鼓号队。瞬间错位。这事情发生在1995年还有人信。1986年就有古北了。2005年在上海的台湾人已经是非常大的人群了。而且90年代已经形成小三通，台湾老兵2005年回内地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了，这根本就不合逻辑。

随后，三个老人的表现，根本不像是经历了岁月磨难，历尽时代变革的老人，而是三个披着老人外衣的年轻人。玉娥轻轻松松的就答应了燕生跟他回台湾的要求。编剧虽然年轻，总也有长辈吧？写这段的时候没问过家里的长辈如果遇到这问题会怎么处理吗？

老陆的价值观根本就不成立。49年结婚到了05年也有50多年了，50多年的婚姻说放弃就放弃？而且表情一直阳光？上海男人再温柔体贴也不至于心这么大吧？更别说在饭店喝酒那一段，居然还动手打人，而且是两个上海人打起来。王全安不认识上海人吧？

还有还有，两个老人事实婚姻，没有结婚证。那孩子的户口怎么报上去的？这片子是拍给老外看的吧？中国人的户籍制度之复杂王全安还没领教过？

最后一段最吐血。两岸直航是2008年。在这之前，台湾往返内地是要通过香港或澳门转机的。邮轮旅游在中国也是这几年才兴起的。燕生回台湾的时候怎么就坐邮轮回去了？浦东机场太贵拍不起吗？

还有，莫小棋到底是谁的女儿？是大女儿的？她管马晓晴叫阿姨。是二女儿的？二女儿还有一个儿子。在两个双非家庭居然还超生？大女儿跟大儿子一样单身？

其实这片子不至于烂到小时代，富春山居图的地步。但毕竟是王全安。还是有很大的期待的。更何况集结了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可能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吧。瞬间累感不爱。

一部老戏。
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戏骨，在平淡生活里埋伏的旧情，地道的中国古式伦理……戏叫作《团圆》，聚齐了却又不是那么回事儿，分分钟用有心无意的违和唐突每一个观者。
是上海侬腔里横冲直撞的台湾普通话，是颤颤巍巍的老太太站起来介绍家人时的窘状，也是片末家宴，下了一场雨，刘燕生尴尬地站在一家人的旁边躲雨……
在别人的故事里，复习了一下自己对标题这两个字的见地，内心横冲直撞地入戏。 所有一切的不合情理，不过仗着“我爱你”——令人失控的，正是不受理性控制的七情六欲，那种垂老最后的念想，和那颗热了又凉，凉了再暖，暖了再沉，终于生硬而迟钝的心。

我发觉自己开始贪恋这种年迈演绎的爱情，厚度堆积，层次波澜，然后在一种“我会像这样终老吗？”的心态推你向前，在来自朋友的规劝里，像是敲开了一层壳，去思考父辈，甚至是祖辈的立场。

乔玉娥最开始的决定并没有犹疑。为一个家和众多子女辛苦大半辈子，却觉得三十年来仅仅是活着（翻译用了survive），突然想给自己一次任性。“我跟你爸几十年了，有恩情；我和刘燕生只有一年，我们有感情。”
可是最后，这依然是不够的。
无论是出于对“家不能散”的认知，还是对于“不公平”的感知，以及后续带来的一系列补偿的牵扯，都没有那一碗佛跳墙的冲击强烈。
我不知道那个情节设定的缘由，但我和其他姑娘一样，在老陆回忆死了的台湾老婆的当下，替乔玉娥死了心。“这个佛跳墙，还是我台湾的老婆教我的。她在天上，要是知道我把这么好吃的东西做给你吃，一定会生气的。她啊，是个爱吃醋的女人。”
当下我眉心一跳，觉得乔玉娥绝对不会跟他走了。
因为她不能不想，这真爱究竟重有几分。在鳏居之前，没有被想起的旧时记忆，关于城，关于人，以至于自问，飞蛾扑火，是不是一场自作多情。倘若只是为了圆自己一个念想倒不无不可，但一个女人为之的奋不顾身，的确值得更好的理由。

譬如，仅仅只是旁观，都会心疼的那句：“我这一辈子，一没有钱，也没有本事。既不懂情，也不懂爱。”可若不是情爱两字傍身，一个背景极好未来光明的军人，又何苦为国民党“遗孀”做了一辈子的电焊工，在文革时间面对抓捕，记忆里却是哭得滔天的她和孩子。
这漫长的柔情，捆住了她的手脚。受一个人的好，的确是需要背负的。

人的本能，和植物一样，趋向光和热。
可内心还是会焦灼，不知好歹地享用，但内心却像苦行僧一样，需要日夜压抑那些隐秘而庞大的渴望，直到把自己渡成佛陀，把一百天当一天去过，把一天，当作一百天去消磨。
内心平静安逸甚至自在，可是死水一潭，甚是犯懒，不想起波——每一颗石子，都只能认命且惜命地接纳，在内心深处日日葬花。
刘燕生说自己不带走也带不走乔玉娥的时候，请求老路允许，和她合唱一首歌。
老陆说：“啊呀那个我知道的，我也会唱。”
乔玉娥惊讶地否认，说他不会的吧。他说，会的，但你从来没提过唱歌的事。
又何止是唱歌的事呢。连自己都会规避的，打过的趣儿，吃食里飘出的饭香，第一次见面的小饭店，喜好一直一直一直记得，然后一直一直一直，用规避冒充着掩埋。

年前的时候，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叫用一句古诗来写“我不爱你了”。
记得很多姑娘赞的那句来自鱼玄机的《赠邻女》，却不是最广为人知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而是尾联——“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翻译过来，大体就是既有才貌，那么主动争取，便是宋玉这样的才子也能求得的，又何必怨恨王昌那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呢？不恨，也就是不爱。但说来轻巧的，永远是刀刀溅血，入骸三分，即便给了一打宋玉，她也只是那个被送上道观自诩看破的红尘中人。
心又比谁多一窍？唯自己，救不了。

从小到大在合唱团里唱的歌，最喜欢的是小学时候一首古律，由一群尚连年轻都不能称谓的小姑娘，羊角辫、白布鞋、没有装饰的连衣白裙，咿咿呀呀，只要想想就感到战栗：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定不负相思意。再美也跟着如上的条件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