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1983

一点毫无逻辑的不吐不快。作为一个同时喜欢这部电影和圣鞠的观众，观影体验真可谓精分。

波兰导演Andrzej Wajda在1983年拍过一部法革题材的电影《丹东》，讲述1794年4月前后丹东与救国委员会的冲突。电影原著是波兰戏剧作家Stanislawa Przybyszewska于1928年所著戏剧《The Danton Case》。罗伯斯庇尔是Przybyszewska笔下的悲剧主角，一个远见卓识却无能为力的卡珊德拉。在一般人看来，CSP与丹东开战，不过只是寻常派系倾轧。而在这位痛苦的哲学家眼中，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丹东的胜利将摧毁革命，而丹东的失败将摧毁革命的原则。他试图避免战争而不得，别无选择地以毁灭革命的方式拯救革命。多年以后，将剧本改编成电影时，有感于波兰时局的Wajda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Wajda并无意于表现罗伯斯庇尔的悲剧——恰恰相反，电影展现的是丹东的悲剧——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强权的抗争与被毁灭。电影给与了丹东相当的同情——就连他的缺陷，他的陨落的幕后推手之一，也被表现为有血有肉的人的真性情。为了成全丹东的悲剧，原著作者笔下的悲剧主角罗伯斯庇尔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独裁政府概念的具体化面孔。

尽管文本和电影分裂，但主要角色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电影里的丹东，只是在原著基础上加上了时代的元素，镜头下的罗伯斯庇尔，忧郁与沉思中依旧留有Przybyszewska的刻痕，德穆兰依旧孩子气又执着，吕西儿勇敢而单纯——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圣鞠斯特。

在《The Danton Case》中，圣鞠斯特与罗伯斯庇尔的关系极为特殊。与罗伯斯庇尔而言，丹东是政治理念的冲突者，德穆兰是私人感情的冲突者，而圣鞠斯特，是一个可以毫无保留信任的朋友——罗伯斯庇尔不会与德穆兰探讨革命的前途，也不会向CSP其他人吐露他对丹东的感情变化，但他会在病中和圣鞠斯特谈论灵魂不灭与前线境况，会在与丹东和解未果后向年轻人倾诉他的愤怒与忧虑。这并不是说圣鞠斯特只是一个模糊的接听器，或者对话的宾语，他有自己的独立观点，他并不避免分歧，他与罗伯斯庇尔辩论，说服对方或者被说服。

有趣的是，Przybyszewska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之间存在着某种“爱”的情感，这是精神上的，不是情欲上的。Przybyszewska并无意刻意表现“爱”，但行文中仍可窥一二：CSP里的对话剑拔弩张，业已决裂的昔日旧友间冷淡刻薄，在说每句话都需要小心翼翼地措辞地时候，这两个朋友互相调侃，互相赞美，互相关心，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然而，到了Wajda的镜头下，这个角色变化之丧心病狂，与角色本身的丧心病狂，都令人大跌眼镜。电影一开头，圣鞠斯特拿着一捧花冲进罗伯斯庇尔的卧室，挑拨丹东德穆兰与CSP的关系，唆使罗伯斯庇尔处死德穆兰。直到在丹东被送上法庭，圣鞠斯特都在坚持不懈且毫无动机地要求毁灭丹东派一众。丹东被处死后，圣鞠斯特兴致勃勃地来到病得神志不清的罗伯斯庇尔身边，建议他担任政府的独裁者。令人不解的是，圣鞠斯特的唆使对情节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罗伯斯庇尔最后决定逮捕丹东与圣鞠斯特并无明显关系），即使认为这个角色更多地作为某种象征——比如疯狂的国家意志——也不能自圆其说。关闭报社，逮捕记者，操纵审判，压制国民公会，都与圣鞠斯特无关，恰恰相反，圣鞠斯特在电影里表现出未开化野蛮人一般的粗鲁与暴力：例如当街撕碎指控委员会为独裁者的标语，当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言时殴打议长，撕毁议长的文件，等等。此外，圣鞠斯特与罗伯斯庇尔的互动，充满了毫无必要的暧昧色彩——也许这只是Wajda所理解的Przybyszewska所言的“爱”，也许Wajda试图用homosexuality暗示某种变态与邪恶。即使Homophobia可以归结为所谓时代局限性，但以如此角度刻画人物，显然不是高明之举。导演对圣鞠斯特的刻画，很难不归结于纯粹的恶意。

诚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历史和艺术的解读方式，即使真人真事，艺术加工也不为过。但不论艺术的目的究竟如何，对于一个为共和国浴血奋战，为拯救革命与捍卫原则不惜去死的不满27岁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此不择手段的抹黑，很难说是一种负责任的诠释。在技术角度上，《丹东》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但电影对圣鞠斯特的刻画，称之败笔也不为过。

我一向不喜欢抱着一种分析的态度写影评，因为我觉得阅读影评是代替不了看电影的，影评人只是负责从电影中挑出一些亮点，对它们作一些哲学的思考。因此我不喜欢写影评时把什么细节都写进去，很多没那么重要的细节观众自己去看的时候自然会看到，不需要影评人来扼杀他们的想象空间。我更喜欢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有话说的时候就即兴发表一番高论，没话说的时候也不强求。这样写出来的影评或许会显得很“主观”，但我觉得阅读别人的评论就是对于intersubjectivity的一种思考，好的影评能够给人惊喜，让人解读出更多的东西，而不是铁定一个什么是什么。

波兰导演瓦伊达的这部《丹东》，我也看了大概有三四遍了。我反复看它，倒不是因为这部电影有多好，而是因为我沉迷法革历史人物，市面上又没有多少描绘这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瓦伊达在《丹东》里的艺术表现手法一贯地富有张力，但《丹东》的主题在今人看来，实际上是老生常谈的。《丹东》无非是一部借古讽今的电影，以罗伯斯庇尔统治下的法国暗喻瓦伊达那个年代的波兰，从而探讨极权主义政治的性质。相比同类电影如《再见列宁》，《丹东》对极权政治的探讨其实并没有那么深刻。《丹东》刻画了一个很经典的极权主义世界：一个禁欲主义形象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一个政治高压之下万马齐喑的社会，一个与独裁者相对立的、富有反叛气质的异见者。秘密警察捣毁报社，独裁者用高超的诡辩颠倒黑白，“民主选举”的国民公会在罗伯斯庇尔和公安委员会的监控和操纵之下有如摆设；罗伯斯庇尔的政敌丹东和德穆兰抨击他的恐怖政治，呼吁言论自由与司法公正。到头来丹东和德穆兰还是不敌罗伯斯庇尔的权势，被送上断头台处死了，但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身不由己地意识到了，极权化的革命终将无可逆转地走向崩溃。

《丹东》远不是独特的，像《再见列宁》、《铁皮鼓》、《爸爸去出差》这样的电影都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极权高压下的社会，以及这种社会里人的精神状态。但是这些同类电影对极权主义性质的探讨，包括对它们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反思，都比《丹东》要来得更为复杂和深刻。瓦伊达在《丹东》里设置的对立很明显：罗伯斯庇尔禁欲、非人，善于用精巧的话术与复杂的理论偷换概念，混淆黑白；丹东则纵欲、粗俗、有血有肉，说话直白简洁，富有真情实感与普遍既定的道德真理。这样的套路，现在的我们已经见了太多了，无非就是批判极权主义政治的虚伪，揭穿它对人性与真理的扭曲和践踏。罗伯斯庇尔的粉丝想要批判这部电影是很容易的，瓦伊达明显“非人化”了罗伯斯庇尔这个角色，把他建构成一个他者，一个人民的敌人，恐怖政治的化身，行走的断头台。影片开头返回巴黎的丹东看见大雨中险恶的断头台，接下来镜头便转到病卧榻上、面无人色的罗伯斯庇尔。这个镜头的意义不言而喻，丹东返回巴黎，面对的是断头台，是恐怖政府的高压，是这个政府背后的罗伯斯庇尔。

要是瓦伊达仅仅纠结于刻画一个禁欲、非人、冷血的独裁者，与一个纵欲从而“有血有肉”的反抗者之间的对立，那么这部电影的内核是免不了庸俗的。罗伯斯庇尔刻板印象中的禁欲往往被强调为他非人的表征，而丹东的纵欲与腐败却被当成了他人性的证明。这不禁让我们质疑，独裁者是否一定是禁欲的，非人的，异化到能够成之为一个清晰可辨的他者的，声色犬马是否又一定能和本真的人性划等号。历史上的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无非是两个政治家，罗伯斯庇尔喜欢禁欲，丹东则纵情声色，丹东抨击罗伯斯庇尔不通人性，无非一是个人趣味与罗伯斯庇尔对不上号，二是利用政敌的私人作风人身攻击，歪曲罗伯斯庇尔的公众形象罢了。在清廉的罗伯斯庇尔眼里，丹东的纵欲与腐败代表了他人格的堕落，丹东是个道德败坏的政治投机者，是危害国家与革命的人民公敌。在享乐主义的丹东眼里，罗伯斯庇尔的禁欲体现了他的虚伪与不通人情，罗伯斯庇尔不仅仅跟人民是疏离的，而且缺乏最基本的人性。罗伯斯庇尔认为丹东不道德，丹东认为罗伯斯庇尔不是人，他们都认为对方是人民公敌。站在客观的角度，个人作风是个人作风，和一个人的执政能力和思想水平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丹东党也好，罗伯斯庇尔和公安委员会也好，热月以后的督政府也好，到头来都没有能力维持一个稳定而强力的政府，更加没有解决法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原因。到头来还是要拿破仑一介武夫来给这帮沉溺于勾心斗角的政客收拾烂摊子。

然而，除去这部电影相当不错的镜头语言、冷色调的灯光手法和压抑的背景音乐，罗伯斯庇尔贯穿全片的心理暗流也是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与他表现出来的冷酷无情的铁腕革命家形象相对，罗伯斯庇尔由始至终一直在焦虑、犹豫和思考。导演强调罗伯斯庇尔的非人形象的同时，也在强调他冷漠外表与实际上的内心活动之间的矛盾。沃杰西奇作为一个舞台剧演员，很好地表现出了这一种张力。相比圣鞠斯特的狂热和公安委员会的坚持，罗伯斯庇尔一直在犹豫。开头圣鞠斯特试图说服罗伯斯庇尔处死丹东时，罗伯斯庇尔没有同意。后来公安委员会第一次讨论清洗丹东派时，罗伯斯庇尔先是沉思，然后表示犹豫不决。有的人或许会把罗伯斯庇尔态度的暧昧解读成他的虚伪，我却认为罗伯斯庇尔心里的确是在犹豫的。瓦伊达的罗伯斯庇尔不仅仅是一个刻板的独裁者形象，他也是革命的矛盾、狂热和焦虑的embodiment。不可腐蚀者时不时的高烧不仅体现了他煎熬的心理状态，也象征了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fever一般的时期。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那段密谈既体现了两个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和他们关系的崩溃，也体现了罗伯斯庇尔冷静外表底下的心理对立。被醉酒的丹东质问的罗伯斯庇尔看似一言不发，其实好像在接受拷问。这个谈判破裂之后，罗伯斯庇尔就不再犹豫了，后面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看不见”罗伯斯庇尔是怎么想的——直到结尾，当他又一次在床上神经质地惊醒（影片开头他也是这样，在他阴暗的小房间里惊醒），对着观众说出了一段仿佛预言一般的诡异话语。

结尾罗伯斯庇尔的话是这部电影最为出彩的地方。我们看到断头台砍掉丹东的脑袋的同时，罗伯斯庇尔拿白色的床单把他病得蜡白的脸一点点蒙上，仿佛一个将死的人，给自己蒙上尸体遮脸的白布。圣鞠斯特满面喜色地走进来，与影片开头一样强硬又狂热——全片冰冷又残忍的圣鞠斯特宛若罗伯斯庇尔背后如影随形的死神，张开一对名为“恐怖”的黑色翅膀，笼罩着他的革命导师与这个仿佛鬼魅之都的巴黎。（有的人批判此片的圣鞠斯特不符历史，并且丑化歪曲了他真实的形象，但是这些人同样忽略了圣鞠斯特在这部电影里的象征意义。）“你现在必须当独裁者了。”圣鞠斯特笑着对罗伯斯庇尔说，冰冷的蓝眼睛和定性式的语气都不容置疑，仿佛冥界判官在宣读判词。罗伯斯庇尔揭开白布，露出一张死尸一样的脸，“我感觉……我所坚信，我为之生存的一切，都已经永远崩溃了。”他说。“革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他突然看向镜头，眼神惊惶无助。然后罗伯斯庇尔瞪着镜头——他与观者直接对视，仿佛出离了电影里他所身处的历史时期，代替导演对观者说了一段话：“You see now that a dictatorship has become a necessity, the nation can't govern itself, democracy is only an illusion.”这个镜头的罗伯斯庇尔宛若突然鬼魂附体的德尔斐女祭司（Pythia），超脱了俗世的时间，向他床旁的圣鞠以及镜头之外两百年以后的观众传达了一个神谕。结尾镜头定格在埃莱奥诺弟弟的脸上，男童面无表情地对着镜头背诵着《人权宣言》，镜头一点点放大，特写他的脸，最后影片在男童无辜的脸与念经一样的背诵声中结束，直到男孩的脸和声音也隐没在逐渐放大的光晕与杂音中。

要是说瓦伊达的罗伯斯庇尔是一个麦克白式的悲剧反英雄，《丹东》是一部罗伯斯庇尔麦克白式的黑暗心理悲剧，这个诡异的镜头也令人想起《麦克白》中的一幕。接近结尾处，兵临城下的麦克白在得知妻子自杀后，说出了这样的一段独白：

She should have died hereafter;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time for such a word.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in thi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And all our yesterdays have lighted fools The way to dusty death. Out, out, brief candle! 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这一段独白的麦克白就像那个预言式镜头的罗伯斯庇尔，是突然跳出了文本里的历史时间，直接与观者对话的。他们同时是他们所属时代的木偶和先知。

【1】本文标题出自历史上罗伯斯庇尔本人的演讲。

一部电影的恐惧 不知道它从何时开始 直到我有知觉 直到它已咬破我的皮肉 直到它的毒液已刺进我的血管 渗透我全身 我开始发抖 不知是心脏、血管 还是空荡荡的胃…… 没有胃液、胆汁、胰液、血液 只有燃烧“震颤”的毒液 我体内有各种颜色 各种细微的、密密麻麻的味素 它还在吐红信子 喷出催眠的仪式 我如坐针毡 却困在原地 我想奔出烈焰 又想忍受这煎熬 换得燃烧殆尽后 沉入大海的宁静 可它没有给我海 也没有风 只有继续发热的灰烬 我无处躲藏 也无人倾诉 默默蜷缩在一个人的黑暗里 多么希望 有人轻抚我的背 给我三秒钟温暖 199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200周年，《南方周末》文化版一整版讨论法国大革命，当时我对法国的一切都充满兴趣，历史书上这章课文，我已默默看了多遍，也对那些复杂的派别关系有些着迷。疯子手里拿着那份报纸十分得瑟，让我眼馋，因为我们住校生能买到的报纸，只有校园破书店小贩手头的那几张罢了，于是我只能找他借，一直缠到他烦了，我才终于借到手去复印，看完。如今这份复印材料依然躺在我家那堆资料中，疯子早已投身哲学，而我也在跟艺术（包括文学）死磕，渐渐远离了少时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热情。 2002年，我为基斯诺夫斯基着迷，继而发现了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看到他对毕希纳的剧本《丹东之死》的介绍，我第一次用具体到个人的、牵涉到内心信念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心里沉重，我迷惑于丹东的伊壁鸠鲁主义和罗伯斯庇尔的禁欲、严苛统治这两极殊途同归的虚无之境，也怀疑毕希纳写完此剧就病亡有可能是因为遭遇信仰危机。我也有些颓丧，但还不至于恐惧。 2010年，我去一个活动看电影《丹东》。这是一个波兰导演1983年的电影，导演的立场在丹东这边，对罗伯斯庇尔也抱有一定理解，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部电影蕴含了多少苦涩、悲壮的寓意，也许它就是导演本人的武器。导演势必体会过类似的恐怖气氛，因此能把这种政治压力下的集体恐怖渲染得如此逼真，把我青春时代读到的文字变成了狰狞的影像，摆出这场恐怖的催眠仪式。 可这部电影为何会让我如此恐惧呢？我都恐惧到快要站起身冲出屋子了！等我精神恢复正常后，我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 恐怖片迷应该知道，把声音关掉，一部恐怖片的恐怖指数会下降很多。严肃电影要制造恐怖效果，配乐及音效依然很有用。这部电影的配乐偏古典，有时用一种音阶变化不大而且拉得很长的声音来营造紧张氛围，大卫•林奇的电影就经常用这种配乐（他自己也常常参与作曲），这种声音搭配人物运动缓慢的动作（非慢动作镜头），能让人产生压力，很有代入感，再添加上有节奏的提琴声——比如公安委员会签署丹东等人的逮捕令时，这一层层声音把气氛推到顶端，也刺激出观众的情绪高潮——似乎《闪灵》的配乐也是这么玩的。 这部电影里的人物声音也让人有恐惧感，每个人物对民众或开会人士演讲时，声音都很激动，因为大革命的政客们演讲时那种压人的气势，本来就是一种征服敌人和民众的武器。这些声音在很好的音响效果之下越发突出，连同民众呼啦啦的声音，一起创造出当时恐怖统治的气氛。 说起这些人，丹东、罗伯斯庇尔当然有许多特写镜头，他们内心的纠结，不是靠对话，更多是靠身体细节表现的，比如罗伯斯庇尔的身体始终笔直挺立，这是禁欲主义者严厉控制自我的外部形态，而他的病态内心，也是从僵硬的动作、人前冰冷人后惊恐的眼神、满身大汗流露出的。有个镜头特写，他演讲的时候，两脚踮起，这既是他色厉内荏的表现，也是他已将全部精神、力量集中到演讲——极端恐怖政策的武器——上的表现。无论是被逮捕等判刑还是准备上刑场，丹东派的人，脸都铁青发白，动作呆滞又如惊弓之鸟，这真是将死之人的神态，化妆化得好。而罗伯斯庇尔的公安委员会委员们，要么眼睛里放出病态的激情光芒，要么妆化得妖气鬼魅，这些都会让观众不安。剧中人处于恐惧、紧张的状态，投入看戏的观众也会跟着恐惧。当被囚禁的嘉米叶•德墨林看到丹东时，我知道他一定会脆弱无助地扑向偶像的怀抱，因为我也入戏了。 这个戏还有个让人产生恐惧的方法，导演会突然给某些静景特写，比如罗伯斯庇尔在画室被画成神话人物的那场戏结束时，镜头突然从他脚下的“阿多尼斯”聚焦到前景的石像之脚，我不知道导演这是要表达什么，但这样的处理加上紧张的配乐确实会让人不安，更不用说那个老妇人擦洗断头台时拍铡刀的镜头了。当我这种敏感的观众被带入那个恐怖氛围，这些静态景物都会让我害怕。 说了这么多，估计我是当晚唯一被吓坏的观众，想起多年前自己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自然感觉幼稚。历史不是纸间的符号，是具体的血肉之躯和激烈往事。法国大革命中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抱持的两种革命理念，基本上到现今依然存在，这里不再多说。这类电影制造的逼真的历史氛围，能使观众经历一种仪式，或许会打动一些后人：当你想遵循某种理念而拿起屠刀时，请摸摸自己的脖子，看看法国大革命吧。

这是1983年上映的法国电影。影片叙述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大革命的领导者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是他们二人不同的执政理念之间的争执。丹东希望温和的执政，给人民安定的生活。罗伯斯庇尔则实行恐怖政治，对革命的敌人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彼此之间由矛盾到分裂到互相猜疑。发展到不可调和，由开始的战友变成互相视为仇敌。最终罗伯斯庇尔利用手中的权力处死了丹东。影片纪录的就是丹东由乡下回到巴黎之后，一直到走向断头台几天中的事件发展。

以1789年巴黎人民攻破巴士底狱为标志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路易十六的封建王朝。人民从千年专制梦中醒来，睡眼惺忪，一片混沌。旧王朝推翻了，昔日的贵族或逃走或被杀或改头换面隐藏起来，人们捆在身上的绳索一下子解开了，猛然间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沉渣泛起，暗流涌动，各种各样的思潮、见解、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类政治人物轮番表演，代表着各种势力，演出了一出出的闹剧，也制造了一场场的无情杀戮。导致共和国终被葬送。

200多年后的今天，学术界对那时的研究文字车载斗量数不胜数。对法国大革命三巨头的解读更是观点各异。从理念、执政方式、个人性格、婚姻家庭、道德准则分析开来。让人无所适从。我不是政治家，不是历史学家，只是个喜欢看电影的普通观众。所以，只能循着影片的立场，去看待这些离我们很远几乎成了虚构的历史人物。

影片一开始，镜头就对向了在面包铺前等待买面包的一溜长队。在人们的抱怨声中或许能看到当时法国社会的一些端倪。

A：“现在吃什么？怎么又没了？”

B：“我想是因为打仗。”

C：“战争并不能解释一切。面包的短缺是个阴谋。”

D：“谁干的？政府的敌人。饥饿会导致叛乱。”

E：“也许政府是幕后黑手。”

F：“权力腐败，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

1794年的民意就是如此。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或许并不在意政权属于谁，是路易十六还是雅各宾俱乐部，是吉伦特派还是山岳派，都无所谓。他们迫切需要的是面包，是安定。和饥饿相比，自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丹东从一个最初的激进派转变为一个温和派，正是因为他了解人民的疾苦，他在为人民发声。可是对于掌权的罗伯斯庇尔来说，没有什么比捍卫自由捍卫共和国更重要的事情了。实际上，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是坚定的共和派，他们为了自由平等的理想，都贡献了自己的所有，并不惜为此理想献身。可是，对于治国理政，他们又是幼稚和无知的。他们的种种行为，没有得到人民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我一直认为，在革命刚刚获得成功的时候，大乱初治，各种阴谋各种叛乱不断，要捍卫新生的政权，肯定会有一段极端时期。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苏联创建时契卡的建立以及之后的大清洗，英国克伦威尔治下的血流漂杵，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必需的，也是无奈的。自由是个好东西，要得到它，却有一个极端痛苦的甚至是牺牲自由的过程。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谁更代表人民？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解释。人民有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哪头都不能丢弃。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同时也要顾及到他们的现实利益。当时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考虑的仅仅法国第三等级的利益，却忽视了广大底层人民的诉求。致使底层人民对于革命的认知停留在单纯对贵族的复仇之中。狄更斯的《双城记》和法郎士的《诸神渴了》就非常形象的描述了这种血腥思维带来的混乱。

影片非常细致的描述了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心路历程。他们两人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和战友，曾经共同建立了共和国，通过了1793年宪法。可是当王朝覆灭贵族消失之后，他们却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敌。对此他们都有于公于私两方面的考虑。一开始罗伯斯庇尔是反对处死丹东的，他说：“你准备让革命失去它最好的仆人吗？”为了劝说丹东改变信念，他不惜屈尊去于丹东会面。他的属下问他：“你就低声下气的要求丹东接待你吗？”他答道：“如果是为了国家利益，羞辱又有什么关系呢？”丹东也为这次会面做了精心的准备，鲜花、菜肴、服装。大家都希望结束这种党争。如丹东所言：“实际上，我们的信念是相同的。”可是事与愿违，他们在互相戒备的气氛中开始了这场谈判。结局并不是他们两人能够决定的。会谈之后，丹东拒绝和罗伯斯庇尔握手，说：“他的手太血腥了。”这之后，在极度的失望中，他们两人都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丹东一派的德穆兰也是罗伯斯庇尔的好友，为了挽救他，罗伯斯庇尔深夜造访德穆兰家里进行劝说，甚至在德穆兰被逮捕之后，他还亲自到牢房做最后的努力。当这一切都归于失败后，同样还是罗伯斯庇尔，毫不犹豫的将他们都送上了断头台。

和丹东会谈之后，罗伯斯庇尔立即下令逮捕丹东。在行动上，他是坚定且毫不迟疑的。

对丹东的审判就是一场闹剧。原本法定的十二个陪审员只来了七人，闹哄哄的法庭上，法官拒绝丹东一方的证人出庭。为了阻止丹东对人民的演说，议会迅速通过一个古怪的法令，不听法官的的话就立即被驱逐出法庭。等等。连表面上的公正都不存在了。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说：“我们负担不起公正。”丹东的战友更明白这种审判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政治审判，与正义无关。”由此可见政治斗争的丑恶和无情。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对这场斗争最后的结局都看的非常清楚。罗伯斯庇尔说：“如果我们输了审判，革命就失败了。如果我们赢了，革命也失败了。”丹东则这样说：“革命就像农神萨图尔努斯，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丹东被吞噬了，一年后，罗伯斯庇尔同样被吞噬了。这是历史的悲剧，或许也是这场不彻底的革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后还有法国王朝的复辟，断送了这场革命。不过以法国人民浪漫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陆续有1848年的街垒和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终于循着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走到了今天。

影片中有几个小片段很有意思。当士兵们闯入丹东家中逮捕他的时候，带队的士兵队长怯生生的向丹东宣布逮捕令，边读还边小心翼翼的观察丹东的表情，似乎被逮捕的不是丹东而是他自己。此外，在议会大厅的外面，政敌之间陷入了你死我活唇枪舌剑的争吵中，而一旁的卖花女还在无动于衷的推销自己的花。淡定而从容。让人觉得：搞什么政治啊，当一个普通人比当一个政治家舒服多了。

时至今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歌舞升平中，研究者们还在不遗余力的考察评判着那些革命的先贤们。指责他们的理想主义信念，他们的血腥，他们的智商，他们的道德。可是，难道我们真的比他们还要聪明吗？难道我们真的比他们高尚吗？难道我们真的有资格去评判这些伟人吗？他们都是屹立于那个时代的高峰，是我们这些庸人们永远不可企及的。

这部电影是根据一部话剧改编的。所以缺少场景的变化，对话显得冗长和枯燥。丹东由大鼻子情圣热拉尔·德帕迪约饰演。表演的很出色。

本人评分：7.0。

似乎没有人提……安杰依·瓦伊达拍摄《丹东》这样一部电影有其现实意义，影片显然在暗示当时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由于严重的经济压力与尖锐的社会矛盾，1980年波兰政府推行通货膨胀的企图引起大规模罢工，由瓦文萨等人领导的团结工会在取得合法地位后迅速发展，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公开反对派。时任总理的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宣布进行军管，团结工会转入地下。《丹东》的拍摄日期基本在实施军管前夕到1982年底瓦文萨获释这个时间段，那时组织松散的团结工会虽也呈现出派系争端的趋势，但还没有很激烈，因此不难看出影片中“罗伯斯庇尔— —丹东”是在暗示“统一工人党——团结工会”。

开头关于面包短缺的争论很有象征意义。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阴谋，由“那些想诽谤政府，并煽动人们反抗的人”实施；而另一人则认为是政府所为，“权力的腐化，这是老生常谈。”这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波兰人对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的看法。造成危机的原因是一些特务与反动分子的蓄意破坏（毛时代中国对波兹南事件也持有此论），还是波兰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施行党政专制、干涉企业活动，从而失去了改革现状的能力（团结工会《活动纲领》）？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紧接着就被打断，迎面走来了罗伯斯庇尔的密探与自由主义英雄乔治丹东。

与其历史形象不同，瓦伊达选择把乔治丹东塑造成一个自由主义英雄：性情率直幽默，享受生活，鼓吹仁慈和宽容，避免流血与杀戮，最终面对残暴的独裁者英勇就义。他将自己心中的瓦文萨投射到了丹东身上，他对丹东命运的同情正是对团结工会运动的同情（顺便一说，瓦伊达在2013年还拍过一部《瓦文萨：希望之人》，即便当时瓦文萨已经成了被嘲讽的对象，真实铁粉）。不同的是，瓦文萨于1982年11月获得释放，而丹东则死在1794年4月的断头台。

饰演罗伯斯庇尔的演员沃捷希奇·帕斯佐尼亚克，曾在祖拉斯基1972年的电影《魔鬼》中扮演一位效忠普鲁士的黑衣人，在该剧中他是魔鬼的化身，癫狂而残忍。这与《丹东》中那个稍显神经质的禁欲主义者形象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丹东》中的丹东与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有趣的组合：丹东乐于享受，为人随性大方，爱美食也爱美女；而罗伯斯庇尔则像个苦修者，神经质的言行举止，刻板的私生活（被丹东嘲笑是处男）。很难想象性格迥异的两人竟同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在不久前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与其支持团结工会、反对波兰当局的立场相一致，瓦伊达在电影中也是赞扬丹东、贬损罗伯斯庇尔的，这点已经表现得极为明显。丹东作为自由主义的英雄，追求民主与自由，最终殉道，而禁欲的独裁者也受到良心上的审判。他企图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颠倒为当时的波兰政治，在丹东的死亡与罗伯斯庇尔的胜利中，找到一种政治表达的方式。

与《丹东》不同，现实中的“丹东”——莱赫·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最终和平接管了政权，赢得了胜利，“罗伯斯庇尔”们在苏东剧变中身败名裂。这似乎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自由主义最终击垮了万恶的专制。然而胜利之后呢？如果最终是丹东战胜了罗伯斯庇尔，那么大革命会不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呢？

回答是相当讽刺的。团结工会上台后并没有带来什么新气象，而是搞出了休克疗法：放开价格干预、国营企业私有化、财政紧缩，削减职工工资与福利，跟哥穆尔卡与盖莱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两位社会主义波兰领导人均是因为推行通货膨胀引发工运而下台）。1989年波兰国会大选后仅仅4年，国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一，总统瓦文萨拒绝总理辞职并解散了弹劾他的国会，团结工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两年后瓦文萨在大选中被前共产党人击败，2000年大选时选票仅1.01%，团结工会也逐渐衰落，其如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除去历史的反讽，在电影中，即便瓦伊达处心积虑地塑造丹东的英雄形象，事实上丹东还是沦为了罗伯斯庇尔的陪衬；瓦伊达透过丹东之口对罗伯斯庇尔的指责，更像是对罗伯斯庇尔的赞扬。与他想塑造的那个英雄相比，丹东的弱点太多：狂妄自大，视胜利为囊中之物；决策看似高明，实则没卵用；做事优柔寡断，甚至当魏特曼率领士兵出现在他面前准备攻击国民议会时，他依旧嘟囔着不想流血的说辞避而远之。与理想主义的热忱相比，丹东在政治上的表现简直像个白痴。

丹东与菲利波的对话倒是体现出瓦伊达还是比较忠于史实的。丹东向菲利波自白，说自己和罗伯斯庇尔不同，他并不贪恋权力，菲利波则回答，“我们都知道，你富得足以用不着干涉政治。”历史上的丹东并不是什么正面的英雄人物，他在革命中投机倒把，大发战争财是他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重要原因。这显然也是丹东的软肋，他听后立刻大发脾气，想要断绝与菲利波的合作；当后来他对德穆兰说着“回到我们平静而谦逊的生活中”的大话时，菲利波讥讽道，你的生活将是平静的，而我们的生活是谦逊的。丹东立即回击：“如果你把贫困视为一种革命的美德，那就加入罗伯斯庇尔吧。”

反观罗伯斯庇尔，虽然举止神经，但从始至终都体现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他行动果断，思路清晰，辩才也并不逊于丹东。在与丹东会面时，丹东能够指责他的，也顶多是私生活死板地不近人情；而指责他人进行恐怖统治的丹东却有一个致命的地方，那就是如罗伯斯庇尔所言，专制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措施，用来对付那些在革命中发财的人。他所指的正是丹东。

毫无疑问，1983年的波兰人民有足够的理由指责波兰当局。在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引起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裂的大背景下，波兰的哥穆尔卡上台进行改革，改革内容非常资本主义：否定合作社、实行分田单干，提倡企业自治、市场决定价格，削减中央计划命令而加强物质刺激。他的继任盖莱克继续施行一些为自由主义者（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当时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所乐见的改革措施，“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大借外债以促进本国建设。两位社会主义波兰的领导人所推行的改革，其内容与瓦文萨的改革并无较大出入。

然而这些改革（其推行通常被视为某种“民主化”）却接连导致了三位领袖的下台。哥穆尔卡改革使波兰农业生产过于落后，导致食品价格飞涨，哥穆尔卡试图推行通货膨胀反而引发罢工浪潮，于1970年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继任的盖莱克实现了短暂的表面繁荣，但很快就因为外债高筑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盖莱克政府不得不冻结工资并将肉类食品价格提高至40%~60%，结果再次引发大罢工，紧随其后的就是雅鲁泽尔斯基上台与团结工会运动的爆发。

对社会主义波兰的历史而言，从来没有什么丹东对罗伯斯庇尔（坚持反修立场的卡齐米日·米雅尔在当时影响力不大，并于1984年被波兰当局关押），只有丹东对丹东对丹东。对波兰人民而言，无论是统一工人党的哥穆尔卡与盖莱克，还是团结工会的瓦文萨，都不能够承担瓦伊达在《丹东》中的想象。如果说罗伯斯庇尔是为了革命不得不采取恐怖统治的话，丹东就是口头上叫嚷自由民主，实质上却绝不允许他人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复辟资本主义不是为着人民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复辟也没有给波兰人民带来什么更好的生活。

在丹东大声谈论没有面包就没有共和国的时候，罗伯斯庇尔戳穿了这种话术的虚伪：停止促进革命，你就是在扼杀革命。一面是自由主义英雄，另一面则是趁火打劫与投机倒把；一面是对自由民主与工人自治追求，另一面则是不断扩大经理权力，将工人委员会逐渐贬抑为咨询机构。如果说面包短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从革命中大发横财的丹东们需要为此负多大责任呢？从哥穆尔卡开始，到瓦文萨结束，波兰从经济到政治逐步成为西方的附庸。在新生权贵们享受“平静”的同时，民众的生活则越来越“谦逊”。“丹东胜利之后如何”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就历史而言，一直是爱说漂亮话的丹东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片尾的男孩来到罗伯斯庇尔床前背诵《人权宣言》。罗伯斯庇尔审判了丹东，男孩又审判了罗伯斯庇尔，然而这两种“审判”仅仅存在于银幕上。波兰人民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不满情绪是正当的，反抗也依然是正当的，但在反抗的过程中，他们寄希望于丹东，最终也被丹东们代表。东欧官僚困于自身的错误路线，在经济上大步走向资本主义，政治上拒绝政治民主，最终经济的改革催生出一批新的当权派，而新的当权派打着“民主化”旗帜上台后继续拒绝政治民主。无论是瓦文萨还是杜布切克，都将民主口号视为打压异己的工具，一旦民主到自己的头上，就立刻转而压制群众力量。

对安杰依·瓦伊达的理想而言，《丹东》是一种无情的嘲讽。在他担心丹东败于极权统治会如何时，丹东早已不断地走向胜利，从上一个丹东到下一个丹东，而真正的“不可腐蚀者”罗伯斯庇尔则从未出现。团结工会中的左翼成员虽试图与瓦文萨等派系做切割，但在民众心中，团结工会早已与瓦文萨绑定在一起，再多的努力都无济于事。1995年时，全波兰协议工会的成员达250万，超过了团结工会成员的两倍。团结工会运动从起初的理想走向自身的反面，恰恰印证了圣茹斯特的那句格言：“革命半途而废的人终将自掘坟墓。”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评价小农“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这句话或许也很适用于瓦伊达这样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