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1986

当我们惊叹于由经验精心建构起的文明之美时，正如亚历山大沉醉于家宅和地图之美，人是否有必要对自然和文明进行批判性说明来证明自然的体系之特殊性？其实，当意志开始假定本体为经验时，就已经错了，因为此时意志需要考虑欲求的结果，而不考虑在自然认识中凡发生的事情的原则，当人的主观准则不能符合自然律时，人的审美、认知方式、逻辑思维就会畸形。事实上，人的主观准则已经离自然律很远了，人类以经验为主要根基创建了文明来替代了自然，进而功利经验主义替代了道德理性主义，我们得到了大自然的所有物质，却用与自然背道而驰的方式对物质进行再次联结。人们有时由于主观准则能动作用的消失而暂停联结物质，对自然抱有希望，但此时的客观环境已经不符合自然律，即使无为，也无法回到与自然律相符合的客观法则上，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也无法以为符合自然律的方式去处理对象。但乐观的是，我们不用去怀疑自然律的真实性、不必去等待，只需要有这样的意志，正如有去欣赏一幅印象画的意志一样，只要感官世界起能动作用，便能表象物质、重新认识自然律。

出于自身对探讨问题的不断需要，我们要把“自然”作为一种形式、倾向，独立于任何对象之外，而能够现实地作为自然倾向存在的，只有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的倾向的形而上学就是纯粹理性自身，纯粹理性本身必然的课题为：上帝、自由、不朽。当我们寻找到一种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有准备解决这些问题的一门科学后，我们就独立于任何对象之外，认识作为一种形式、倾向的“自然”，进而认识自然律。

与自然律相联系的理性，我们称之为精神。精神是造物主，它本身具有生命，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人都称其为“我父上帝”，因此，物质与精神间的联系是上帝的意志，作为物的性状的完善，是被表现在实体中的最高完善，因为它包含存在者对所有一般目的的充分性，即使是完全抛弃了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给枯树在每天固定的时间里浇水、去从一个被称作“女巫”的人那里求得母爱这样的目的也同样具有道德意义。实证主义者认为，上帝无法在感性直观里表象，因此上帝就不存在。其实，对上帝的否认就是对超过感性以外任何事物的否认，包括对理性、自然的否认。事实上我们所有理性存在者所需要的一切现象，包括物质实体都必然是造物主思想提炼后的产物，与上帝必定保留着某种联系，因此物质世界的自然必然包含精神和道德的特点，而认识这些精神与道德的特点，本质上就是在感受自然的美，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早已忘记自然的美，他们只承认精心打扮后的华丽与精致，只有信仰上帝的人才能感受到自然之美，因为在最广泛最深远的意义上，美是对世界的表达，上帝是完美的，真、善、美只是上帝的不同面孔，美若要臻于完美，更高层次精神元素的存在是极重要的，为了不断接近完美，我们需要马不停蹄地提高自己的精神层次，从抛弃经验开始，超越感性、超越质料、超越形式，直到完全自由，像独立于自然律之外的道德律以自由的名义直接规定人类意志一样，自由的人也以自由的名义直接规定人类意志，但即使这样，自由的人仍能保有童时的心灵，他们希望得到所有母亲的爱、即使是前人犯过的错误他们也会犯、会和比自己生理年龄更小的人玩捉迷藏游戏，但这些都是有道德意义的，因为自由存在者的感官世界整体上拥有具有完全由自身规定自身的原因性的无条件者，即自由的绝对自发性，他们自由行动的原因性是身体上无条件的，完善的自由存在者会相信他们就是自由本体，正因为相信，所以他们不朽，他们是内在永恒之美的预示、本身是完满又令人满足的善，他们能掌握自然之源最终最崇高的表达——道德，并用作为自然存在之符号的语言表达出来：“太初有道。”

为了发挥道德的能动作用，我们从“形式”上的自然进入到“质料”上的自然，即具有具体对象，但要排除一切经验：忘记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烧掉自己精心建构并引以为傲的家宅、与所爱之人不辞而别，以及，忘记自己的语言，因为我们是自由存在者，我们以上帝的意志来联结物质，让所有的物质在自然中不朽。我们要牺牲一切、回到最初的运动状态、成为孩子、创造新的价值！

我过去的孩子、我现在的孩子、我将来的孩子，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上帝的孩子，我为你们进行了一次危险但有必要的奠基，当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嫉妒你信仰上帝、追求自由、相信不朽时，你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继续坚持下去，而我愿意通过献祭我的生命来给予你们这样的勇气和信心！

《牺牲》并不是一部让人打眼一看就能明白八九分的电影。实际上，所有人看完之后《牺牲》莫不是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它到底说了些什么。不过这也不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第一次给人这种莫名其妙的感受了。塔氏一生共拍摄了七部长片，大概都是让人挣扎在睡与醒、懵与懂、爱与恨乃至生与死之间的巨作，无一不折磨着苏联大众的内心。一名观众甚至在看完他的影片之后毫不客气地称他的电影“无的放矢，它根本无法触及观众”，其恼怒之相，几乎跃然。总之，像塔可夫斯基一样拍电影的确是费力不讨好，别人苦恼，自己更苦恼。

《牺牲》是塔可夫斯基的遗作。据说，得道高僧在预感到自己将要圆寂之前，往往会十天半月不吃不喝，以此清除体内的污秽，留下一尊供人瞻仰的肉身佛。电影大师也有类似之处；当然，对他们来说，肉身能否留下并不重要，他们只是用自己尚存人世的最后时光倾力而为，将自己平生所学所感和盘托出，制成一部神话级的艺术作品交由世人评说。杨德昌，莱昂内，小津安二郎，基耶斯洛夫斯基，无不如此。他们到底是因为过于刚猛力竭而去，还是因为圆满完成了他们在人间的使命而飞升天国呢？谁也不会探究这类事情。

姑且把这些都当作某种“巧合”罢。然而，作为塔氏最后一部作品的《牺牲》绝非偶然得来。塔可夫斯基在其作品《雕刻时光》和私人日记中明确表示，《牺牲》的最初构想要比前一部作品《乡愁》来得更早些。尽管最初的想法与最终的成片迥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牺牲》影响了《乡愁》，而非前作引发了后作。不仅如此，塔可夫斯基深切地感觉到，虽然自己流亡异乡，但“我的基本信念没有丝毫改变，非但有所进展，而且更深化、更坚定”。从这个角度来看，《牺牲》正是塔可夫斯基后期风格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其艺术生涯的完美终点。

一

如果说《牺牲》还有什么“剧情”可言的话，应该是如下这些：主人公亚历山大他在的生日这天，和家人一起听闻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的噩耗。为了使亲人免于灾难，同时也为了避免世人落入他们自掘的深渊，亚历山大想尽一切办法，决心向上帝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片名所谓“牺牲”，正是此意。

何以要牺牲自己以换取别人的幸福呢？牺牲自己果真就能获得别人的幸福吗？必得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才能换取别人的幸福吗？……针对影片中最基本的价值，人们无疑会有成串待解的疑问。而事实上，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从整部影片的第一秒开始，塔可夫斯基就给出了无限多的暗示和可能，它们的出现并非巧合，也不是可以一言概之的符号。它们更像是一些碎片，组织出故事的情境，勾画出故事的走向，甚至直白地宣告着故事在不同时空之下同时存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它似乎在表明，塔可夫斯基只是谦卑地承认自己是故事的复述者，而非创造者。

在正片尚未展开之前，达·芬奇的成名作《博士来拜》赫然出现在屏幕之上。塔可夫斯基对达·芬奇的喜爱由来已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达·芬奇的画作面前，“我们的理智和情感战战兢兢地载欣载奔”，而他的第四部作品《镜子》中更是不止一次地出现了达·芬奇笔下的男男女女。塔氏钟情于达·芬奇画作的神秘与动人，《博士来拜》当然不乏这种特质，甚至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没有搞清这幅画作中的形象究竟如何对应历史上或《圣经》中的人物。风格之外，画作本身的含义更是与塔可夫斯基的想法若合一契——所谓“博士来拜”，指的正是马太福音中描述的耶稣降世之时希律王要求三位博士前往伯利恒拜访之事。

镜头从托举乳香的博士一路向上，略过圣婴和圣母，最终落在一棵树的树冠上，正与正片第一个镜头中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手植一棵枯树相连。伴随着镜头移动的，是巴赫最著名的作品《马太受难曲》中的女中音咏叹调《我的神，由于我所流的眼泪，请垂怜我》。通过展现这样一幅图景，影片的意味其实已经在隐约之间渐而明朗起来：《牺牲》所讲述的，其实是一个现代背景下的古老的故事，一个视受难与救赎为一体两面的信仰寓言。

至于那颗枯树，正是连接彼时和此刻的核心意象。在片中，塔可夫斯基借亚历山大之口解读着达·芬奇的神秘，延伸着《博士来拜》的内涵——在传说中，一位僧侣每日为枯树浇水，坚信他对上帝的信仰有着神奇的力量。最终，他活着见证了枯树上覆满幼嫩的叶芽——恰如影片结尾，圣徒亚历山大已然崩溃，他的儿子则一如既往地为那枯树浇水，确信着传说当中“枯树开花”的悲壮希望。

二

塔可夫斯基的流亡多少有些与众不同：他并非因为政见，而是因为艺术观点与苏联当局向左而被迫离开家园。这也是塔氏的精神与身体共同流亡，甚至前者还要早于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当局对塔可夫斯基美学观念的电影拍摄方法的否定与欺凌让他深感痛苦（他在日记里多次指称执导《战争与和平》的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是让《乡愁》落选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罪魁祸首，而事实上，邦达尔丘克也确实是当年的评委，二人之间矛盾颇深）；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塔可夫斯基所坚持的信仰观念也确实与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如果说，塔可夫斯基在其早期的《安德烈·卢布廖夫》中还对民族-国家-战争悲剧这一近现代概念体现了最大程度的容忍的话，《潜行者》便是塔氏与苏联当局在“不流亡”这一前提下达成的最大程度的妥协（或决裂）。正是在拍摄这部影片时，塔可夫斯基发现自己拍摄的胶片被人调包，因此不得不在极端崩溃的情况下重新完成全片的大部分拍摄。在此之后，塔氏开始了他的流亡之旅，同时也正式开启了塔可夫斯基更为宏大的人类悲剧叙事。

如前所述，古典美学，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题材美术与音乐确实是理解塔可夫斯基电影的重要参照。不过与之并行不悖的是，塔可夫斯基的观点也是深植于苏联的现实中的，其对现代的忧虑和对古典的推崇可谓“一体两面”。塔氏坚信，工业化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现代化问题，随着物欲的不断膨胀，人类陷入了无法挽回的自大狂妄之中，而“相信”，成为了一种人们业已丢失的能力（潜行者语）。从《潜行者》到《乡愁》再到《牺牲》，塔可夫斯基用三部电影的篇幅来论述上述问题，可见其对塔氏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在这三部电影中，塔氏先后经历了三个思想过程：从“要信仰”，到“要从信仰深化至敢于牺牲”，直到最后“要主动牺牲”，也就是《牺牲》时，塔可夫斯基的主角也终于达到了与圣徒齐平的位置，达到了西方宗教语境之下的最高精神境界。

而从西方具体到俄罗斯，塔可夫斯基电影中的人物的“牺牲”情结，通常是以“圣愚”这一颇具神秘主义气质的形象展现的。圣愚是东正教中圣徒的具体形象，他们形容邋遢，神志不清，但往往能救人于水火，因而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根据这一形象而来的人物角色在塔可夫斯基的几部重要的作品中均有存在，他们或者本身就是主角——如潜行者和《牺牲》中的亚历山大；或者充当影响主角行动的重要因素——如《乡愁》中的多米尼克。在塔可夫斯基的心中，正是这些看似易于常人的疯子掌握着信仰殿堂的钥匙，掌握着可使众生免于堕落自戕的权杖，掌握着人类最后的希望的命门。有趣的是，瑞典演员厄兰·约瑟夫森连续两次在塔可夫斯基的影片中饰演了疯子，虽然二者职业有所不同，但状态却出奇一致，足以成为人们管窥塔氏“圣愚救世”观的一条有趣的通路。

三

塔可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在远离故乡的瑞典完成了拍摄。所幸，对塔可夫斯基评价极高的英格玛·伯格曼奉出了自己的班底，尤其是伯格曼御用摄影师史文·纽克维斯特的加入，为塔氏作品添入了一份从未有过的瑞典/伯格曼的冷冽气息。

当然，如果不是塔可夫斯基拥有极强的控制力和极高的声誉，恐怕这条牺牲的小船还是会”说翻就翻”：只要看看伯格曼同时期的作品《排演之后》或《芬妮与亚历山大》，就会发现二人的镜头语言有多么不同，尤其是在影片的色调方面。据纽克维斯特回忆，塔可夫斯基对《牺牲》中的部分场景进行了幅度达60%的减色处理，而这与极擅长暖色的伯格曼可谓大相径庭，前者正是用减色的方式诉说着世界的黯淡和无望，凸显出圣愚作为“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悲壮，后者则刻意强化着面无表情下内心中涌动的激流。有趣的是，二人最终竟殊途同归，探讨起人类的痛苦与卓绝的斗争来。无怪二人惺惺相惜，却从来不敢见对方一面——这得是一种怎样微妙的默契和对立的结合体。

《牺牲》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无疑接近结尾处那个长达六分半、让人内心无比疼痛的镜头。第一次拍摄时，摄像机竟然在中途卡带，事故不仅让胶片被毁，整个剧组只得眼睁睁看着面前的房子烧成灰烬，四个月的辛苦就此化为一缕青烟。身患重病的白羊座导演顿时陷入绝望，但他却在这时得到了整个剧组和制作团队的鼎力支持。仅仅两个星期之后，一座价值不菲的、与先前一模一样的房子拔地而起。这一次，轨道上并排放置了两架摄像机同时进行拍摄，直到整盘胶片达到了六分半钟的极限长度，镜头完美地戛然而止。整个剧组紧紧相拥，全若稚童般嚎啕而泣。

而下次如这般悲伤而欢欣，已是在塔可夫斯基的葬礼之上了。《牺牲》在瑞典公映后不到八个月，即1986年12月29日，这位诗人的儿子，电影热爱者与创造者，为世人留下无尽感动和震撼的大师与世长辞，终年54岁。在他的葬礼上，巴赫的音乐一曲接一曲，绵延不绝。

五年后，苏联在同样的悲伤和欢欣中应声解体。

老塔居然拍了个反战/反思现代文明片，也许和他晚年有关，人晚年总会想到更多，老塔心怀世界。

现代文明就是建立在杀戮与罪恶上的一栋房子，战争的阴魂不会散去，世世代代世界都是这样丑陋，现在只会比以前更加糟糕，文明的血腥原形毕露只需要等待，那时候人们就像微型房屋里的人一样束手无策——也许只有奇迹才能救世界，或者把世界的罪恶烧掉，虽然成为一棵枯树一般，也就是日本文化的所谓回归自然，去掉人那画蛇添足的改造。虽然是枯树，但只要有天真的小男孩去浇灌，也会开满鲜花。没有牺牲就没有获得。老塔说充满希望与信心，这固然不错，但是是对未来，在我看来还是充满了对当今世界的悲观。

那些超现实的战后画面很震撼，尤其是永恒的冬天，因为核战世界气温下降和人们在废墟中出逃，但是背景却用无比的寂静衬托恐慌的画面，各种塔可夫斯基长镜头达到的巅峰。主角变成巨人看到自己房子无比地小的幻觉，正如我们的世界在核战、超级大国面前是多么脆弱渺小。老塔对自然无言的描写依然那么美，把潜行者、飞向太空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满分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