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女

前言

今天，韩国的电影工业成为亚洲的个中翘楚，独立电影也带有鲜明的韩式风格。可细究起来，韩国电影真正发展的时间，不过五六十年。在这短暂的半个多世纪中，出现了形色各异的导演和电影，构成了韩国电影丰富多元的面貌。这次我们将梳理出能够代表当下时代的韩国电影，看它是如何发展到今天我们所见的模样的。

正文

1919年10月27日，韩国第一部电影以活动写真连锁剧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连锁剧并非是我们现在概念中的电影，影像仅以故事背景出现在舞台上，而演员要在影像前进行现场演出，可以说是舞台剧和影像结合的一种形式。

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韩国电影终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1951年韩国制作电影仅有15部，到1959年达到了111部，在制作总量上翻了10倍，到1969年更是突破了200部。申相玉、俞贤穆、金绮泳等韩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也是在这时崭露头角。这些导演们不再单纯依靠剧情来构筑影片的内容，而是真正利用起了电影语言，开始重视画面、布景、场面调度。

1960年，[下女]的上映震惊了韩国观众。在这部电影中，金绮泳以家庭为背景，将性欲、死亡等场景以独特而又诡谲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奠定了金绮泳这位电影大师的叙事风格，更是表现出了韩国电影延续至今的特点，即它的现实性。

下女是韩国对家中女仆的称呼，60年代的韩国经济发展，阶级分化，很多来自庆尚道和全罗道农村的女人进入首尔。在为数不多的工作机会面前，她们选择成为下女。面对地位与性别都处于优势的男主人，弱势的下女成为男主人的私有财产，也经常沦为性工具。另一方面，在受到强道德束缚的社会中，下女也想利用这样的关系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父权社会中，地位低微的女性想要得到什么就会用性来交换。这也成为中国诸多古装电视剧的创作蓝本，婢女都做着一经侍寝便麻雀变凤凰的美梦。实际上更多情况下，性交换来的根本谈不上阶级跨越。[阿甘正传]中，阿甘的母亲和校长上床只是为了让阿甘入学，[茶花女]中玛格丽特靠性换得的浮华生活也只是镜花水月。这样的做法并非完全心甘情愿，可除却如此她们别无他法。

金绮泳在电影中建立的是一个典型的韩国中产阶级家庭，男主人是工厂的音乐教师，女主人在家做缝纫活儿来赚钱养家，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共同努力工作终于换了一间有两层楼的大房子，女主人照料不过来家务，因此要聘请一位下女。

下女进入这个家庭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个查看厨房的柜子。当看到老鼠药时，她诡异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随后她徒手打死了一只老鼠，在男主人训斥她“老鼠就用鼠药抓”之后，她去柜子里拿老鼠药，在拿出药之前又用手轻轻摸了摸嘴巴。随后这个镜头切到老鼠吃了鼠药在一旁颤抖着死去的画面。这一系列的画面不由让人心生一阵恶寒，也暗示了下女就是存在于这个家庭里一只邪恶的老鼠。下女用老鼠药药死了老鼠，最后也和男主人一同喝下了老鼠药，走向了死亡。

金绮泳在各个不同方面都表达了阶级的差距，比如代表着传统家庭中贤妻良母的女主人总是穿着韩服，而下女来到这个家庭后一直穿着新式的连衣裙。

再比如在这栋两层楼的大房子中，分割一楼和二楼的楼梯，是“上等人”和“下等人”差距。下女一次又一次将男主人从一层强拽到二层，更是显示了她想要跨越阶级的迫切感。

除此之外，金绮泳则在这座楼梯上安排了三桩死亡。一是下女滚下了楼梯，她的孩子死于腹中，这意味着下女试图跨越阶级必将无果而终。二是女主人的儿子在受到下女的惊吓后，失足滚下楼梯致死，这标志着这个曾经幸福美满中产阶级家庭的破碎。最后下女和东植双双喝下老鼠药，东植凭借最后一丝力气要走向妻子的房间，下女死死抱住他的腿不想让他走下楼梯，却大头向下被东植一级一级地拖了下去，最终仰着头死在楼梯上。这是影片的结局，也给了影片所有想探讨的一个答案。下女终将不能跨越阶级，可她的努力却能制造一桩可怕的悲剧。

下女试图进行阶级的跨越，身在阶级高处的男女主人恐惧着阶级的跌落。这其中的冲突不言自明，在下女积极而病态对这个家庭的介入中，使这个家庭终于走向崩溃。

这部电影引起剧烈反响并不只是因为它的恐怖，而是它的故事和当时的韩国社会是如此的接近。丈夫、妻子、孩子、下女、大房子，这正是一个韩国60年代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样本。金绮泳的电影从来不是仅仅讲述一个独立个体的故事，他的每一个角色的背后有着数千个相似的人。角色的冲突成为群体的冲突、阶级的对立。男人和女人、下女和主人、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他们是从每个社会阶层萃取出来的典型符号化过的角色，而不是个体案例。

这种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电影给了韩国观众当头一棒，使沉浸于日常的人们以一个局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这种现实主义题材也成为韩国电影的重要主题，一直延续至今。

除此之外，[下女] 中金绮泳使用的夸张诡谲的表现手法，更是影响了后代朴赞郁、奉俊昊等一批导演。而影片本身的剧情实在让人印象深刻，致使2010年林常树重新翻拍了一版，评价上与原版[下女]相差甚远，不过是好是坏还是自己看过说了才算。

首发于《看电影》2019年1月刊

丛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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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版本的《下女》使用1.33:1的画面比例 （学院标准），画面集中于人物，少有场景塑造，2010年版本使用了2.33:1的变形宽银幕比例，对场景进行描绘，以彰显阶级差异。

在男主人公第一次与下女越界时，暴雨如注，镜头给至被闪电击中而燃烧的树，暗示着这是一种激烈的不伦关系。而当男主人公与下女一起自杀时，也雷雨交加，渲染了悲剧气氛。

诡谲的配乐、对老鼠的放大镜头、昌顺的死亡以及下女的蓬乱造型让这部影片有了恐怖片的意味。影片前半部多次提及老鼠药，为后面下女杀死昌顺、妻子谋害下女未遂、女儿企图偷老鼠药、男主人公与下女自杀埋下伏笔。

此版有意为男主人公除罪化，他的懦弱、犹豫不决使这不良关系成为家庭中女人们的斗争，最后男主人公爬着要在妻子身边死去，更是极为刻意得想要彰显这位悲剧的始作俑者的“忠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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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7 13:54:12

钢琴声和缝纫机声代表的女性，声音表现的示威和屈服。

女性的魔性。 妻子： 为了维护家庭的幸福表象甚至不惜忍痛牺牲实质。 当纯洁完满不幸成为遗梦，能多么迅速地变身为藏污纳垢的角色。 下女： 阶层上被剥夺的女性，用女性来破坏阶层。得不到的疯狂。原始本能。烟。 因为她的重点的是“像你这样的男人”而不是“你这个男人”。

丈夫。 A 对两个女孩的情书和投怀送抱能保持冷静。为什么就在随后而至的女佣面前失守了呢？ 1、当一个人恪守原则的激烈举动之后，下一步可能是意外地轻而易举地就背离了原则。 在这个原则不断地折磨和拉锯下，精神的疲惫和负罪感带来的负面能量不断积聚。 让女佣的引诱只需弹指之力。 崩溃在坚守之后，可以窥见精神的脆弱。 2、女佣很直接。语言在行动面前多么虚弱。他们有抽烟的小秘密。女佣直踏钢琴“禁区”（我不需要弹成调，只要扰乱你心绪。）勒索封口，堵门宽衣。 3、男人要靠女孩学琴赚取家用，这重身份让他有所顾忌。而女佣嘛，吃你一口酥。估计这个潜意识也有。 4、感觉。比起有心计没心计的两位女孩来说，女佣令人迷惑之处，在于同谋的角色，在于女人不需要征求同意的强大的破坏力。

恰如这张《维荣之妻》的截图含泪质问：丈夫为情赴死，妻子该怎么办

B 老婆让你上楼，你便上楼？ 这是情节设计最匪夷所思的一点。家丑不可外扬我能理解。来自下女的威胁并不能多大程度触动观众，简单地说，这还不是一个绝境。更不是一个闷在家里能解决的问题。可是妻子能忍到这步，而丈夫不管多么勉强，正襟危坐鞋袜肃整不也是任人亲了嘛？你的立场在哪里？丈夫这种懦弱到家的态度，仿佛万般无奈便宜都想赚尽，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升级。 没见到爱，更不解恨，何谈命归于你，魂在我妻？ 让妻子情何以堪？ （恰如这张《维荣之妻》的截图含泪质问：丈夫为情赴死，妻子该怎么办）

除了人物设定，情节铺设不够有层次，下女仇恨结得莫名其妙，妻子让步得莫名其妙，人物虚浮。当然最终归为一种想象层面，也算化解吧。说是给老公们的一贴警示教谕。

楼梯用得意味浓厚。 最终咚咚下楼（下女拖住男人腿，脑袋砸在楼梯上而死）表现不乏力度。

“不可靠叙述者”的形象早在18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就已大量涌现，但该概念正式被提出则是在布斯1961年的著作《小说修辞学》中，布斯认为：“当叙述者的讲述或行动与作品的规范（也即隐含作者的规范）相一致时，我将其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则为不可靠叙述者”。

“不可靠叙述者”主要指疯子、儿童、精神失常者等特殊身份的叙述者形象，相比文学叙事，电影叙事方式的综合性决定了电影中不可靠叙述者形象更加重要。“悬念”是悬疑电影的核心，而不可靠叙述者传达出的正是一种引导观众不断推理的变形的信息，由此可见，悬疑电影中的不可靠叙述者对情节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的作用。

《下女》作为一部同时探讨了社会伦理、男女对峙、怪异寓言的电影，在“悬疑”这一特点上反而显得并不深刻，即便如此，它依然严格的进行了双线索的规划，一是故事的叙事线，二是逻辑线，即故事的真相。

根据上述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定义和解释，我们知道，不可靠叙述者的叙述（言行）是与故事逻辑线不一致的，悬疑电影偏爱用这一类边缘型人物产生信息误导。影片中女仆看到庆熙向东植示爱后也借机诱惑东植，并与其发生关系，东植妻子知道真相后将女仆推下楼梯导致其流产，从此女仆性情大变......不可靠叙述者产生，一个人造“伦理地狱”中的不断反转和猜忌也由此展开。

除了非常态人物的不可靠叙述，角色的“谎言”也是用来欺骗观众的绝佳手段。影片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当女仆再一次把东植叫到自己的房间后，家里的女主人不堪忍受现状，一番心理斗争之后从柜子里拿出老鼠药，放进了给女仆的那碗饭中，但她不知道女仆早就把老鼠药换成了糖，真正的老鼠药被藏了起来。这一部分的结局，是女仆尝出自己的饭里加了糖，愤怒的揭晓了真相。女仆心怀隐秘的目的隐瞒事件真相，欺骗片中其他角色的同时也误导了观众。

利用不可靠叙述者女仆的认知偏差导致的语言行为失常，选择她的视角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中间不断插入两个孩子相对客观的视点，营造出故事线和逻辑线不断交织、错位的关系，使观众的不断游离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观众被影片中非常态的主人公引导、误导，因而不断产生对结局自发的推理。

不可靠叙述者的行为和语言带给观众的不只有误导，对影片所传达的信息也起着强烈的预示作用，使观众不自觉的提防人物的所作所为。例如，女仆在小男孩的呵斥下给他端来了一杯水，由于此前给了老鼠药大量的镜头，此时观众对于“水中下了药”有着强烈的预感，但是女仆端起杯子自己喝了一口，观众悬着的心放下了一点，当小男孩将信将疑的喝下杯子里的水，女仆拿过水杯把含在口中的水吐了出来。

虽然导演在这里拐了一个小小的弯，但最终结果仍然符合观众的猜想，因此，当观众已知角色目的时，对事件的关注心理仍然可以作为主要悬念。

综上可知，不论是非常态的不可靠叙述者本身，还是用来蒙蔽其他角色和观众的谎言，都可以通过误导和预示构建悬念。不可靠叙述者本身和观众反应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这一概念在悬疑电影中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不可靠叙述者在其他角度中的解释以及在其他维度上的发展，依然有很大的实践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