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见,对《波士顿市政厅》的评价无非两个面向:社会的和美学的。然少有人将此两种评价范畴相结合。本文试图探讨《波士顿市政厅》如何基于怀斯曼的“直接电影”基底,生发出社会现实性与批判性,再辩证生成其独特的影像美学表达。
虽然固执的怀斯曼本人不愿承认其电影为“直接电影”,但其摄影主体的缺席、冷静的镜头语言、长时段的“无言”凝视以及冷眼旁观式的目击皆构成其“直接电影”特质。而这一目击或旁观者的目光对准的往往是医院、监狱、学校、警局、图书馆、市政厅等福柯(Foucault)意义上的“规训空间”。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通过对古代刑罚到现代全景敞视监狱的考古,分隔出了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规训空间”,诸如兵营、学校、监狱、医院等,而这些往往是同构的,“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它的完全版本是基于观看权的全景敞视监狱[1],其运行基础便是观看权(权力/权利)的占有/剥夺,这一剥夺与被剥夺成了观看主体的焦虑与创伤。“谁在看”的问题被提出,而在后结构与后现代主义之后,传统意义上的观看主体不复存在,转而变为“无主体的自我凝视”与“永恒匮乏的观看欲望”,前者是福柯式的“自我规训”,后者是拉康式的“他者的凝视”;前者内化了(被)观看的目光,后者驯服了外在的“观看创伤”。福柯式的主体若没有自我规训便不成其主体,拉康式的主体若没有欺骗式的驯服,便无法凝定创伤,无法成活。
将上述两种观看置换进怀斯曼的电影同样有效,此处仅以《波士顿市政厅》为例。本片“去主体化”的拍摄不仅首先隐去了拍摄主体,其次隐去了观看/被看主体,再次隐去了观众/旁观者主体。简单来说,怀斯曼通过“非介入”式的“直接摄影”,将其充满创伤性的拍摄对象驯服为平静的观看客体。在影像内容上,它是对被摄对象以及观众的“规训”(市政厅本身是一个规训场所);在影像语言上,它是对观众射向创伤性场景,又被这一冷淡的场景反射回自身的凝视(gaze)[2]的驯服。在本片中,这一驯服通过长时段的对时间与空间的“凝视”而达成,这一“凝视”扁平化了拍摄对象,却又突显了诸多细节,可以说本片没有细节,或全是细节,无论哪种说法,都是对凝视带来的创伤的凝定与驯服。
那么,这一创伤在影片中究竟指什么?显然是被知识-权力所剥夺的观看权(即全景敞视式的“你看不见他,他却无时无处不在看着你”)。虽有种种听证会与检举机制,但作为一个政治场所,市政厅仍是对普通大众隐而不见的一个场域,而正是权力对主体知情权的剥夺,又随时监视着主体,才使得主体产生种种焦虑,正如片中一位焦急地号召市政厅应实行多语听证会,好让外籍或少数族裔的人能听懂,从而获取相关信息。听证会(甚至市政厅)不正是为了应对这一焦虑而产生,但又永远“失败”的产物吗?这一创伤同时往返于怀斯曼的其他电影中,它是由于医院、监狱、学校等规训空间的“全景敞视”监控而引起,这是一种基于知识-权力的监视。
这一创伤需要即刻被安抚、凝定。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在论及托马斯·德曼德(Thomas Demand)的摄影作品时写到,“它用平静的秩序和寂静迎接我们的凝视”,而“刺点(punctum)[3]往往藏于细节之中”。此话同样适用于《波士顿市政厅》,“直接电影”首先形成一个知面(studium),而正是因为“直接”的扁平,又突显了诸多细节中的刺点,它们凝定观看的创伤,却又不断召唤着创伤的更深处。刺点在本片中是延迟的与总体的,它由市政厅的日常事务生发,却无时无刻不召唤着争论的产生(如片中许多会议上的论辩),无数刺点弥散于无数长镜头组成的4个半小时中,更使刺点与创伤在此凝固、延迟,并在压抑中更剧烈地不断返回。
为了不使欲望与创伤被压抑过久,《波士顿市政厅》通过外部视角的、或长或短的“极简式”转场来消解、抚顺这一由长久凝视带来的疼痛。片中的转场场景要么就是类型学式地切换着建筑外形;要么就是固定机位拍摄某一段街道的人事物。由视点转换(由内部至外部)带来的“视差”不仅利于抚平长时间观看的凝痛感,更使固化的知识-权力带来的麻痹感有所舒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诸多室内场景视点的切换中,本片仍旧处于同一个资本主义规训话语秩序中,无法形成更多样的“视差之见”,批判性就此削弱,这也是本片的缺陷所在。正如观众被片中喋喋不休的(字面意思与福柯意义上的)话语所麻痹与催眠一样。
有趣的是,时间太长导致的乏味与“直接电影”带来的创作性缺失正是《波士顿市政厅》招致的两大批评。前者由于长时间抚平创伤的努力而带来更日常、深刻的创伤;后者由于缺少导演的主观创作与建构而导致创伤的溢出,这也是为何看似“理中客”的怀斯曼电影实则使观者感到阵阵压抑与痛感的原因。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创伤在影片中的肆意漫出,才使得现实中的创伤被暂时性地凝定在影像里,而不致使因压抑而内爆。进一步说,为了生活中必要的创伤需求以及因长镜头带来的乏味,怀斯曼必须将拍摄对象限定于带有冲突与伤痛的特殊场所,进而通过主观的后期剪辑制造矛盾与冲突,带来怀斯曼所言的“戏剧性张力”,从而再进一步将创痛凝定于4个半小时的胶片中。这也有力反驳了怀斯曼电影缺乏创作性的批评,倘若从这点来看,称其为“直接电影”并不合适。
正如人之主体需要意识形态的询唤与知识-话语的建构一样,观看主体也需要被驯服的凝神静观,从而反身确认自己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波士顿市政厅》的创作性与建构性(并非“直接性”)使之成为一部驯服着观看主体的影片,而影像作为斯蒂格勒(Stiegler)口中的第三持留(Third Retention)[3],承担着与片中怀斯曼(或摄影机主体)一样的旁观目击之功效,正如福柯与汉德克(Handke)意义上的目击证人一般,前者游走于固化的权力与下放的“卑微”之间;后者浪荡于语言的词与物之间[4],并通过象征秩序回溯式地凝定词语意义。如此看来,《波士顿市政厅》作为一位大写的“目击证人”,不正是游走于权力与卑微、象征与实在之间,并通过影像-语言或语言-影像的第三持留作用,后效式地为人们留出回溯读解的空间吗?片中的诸多政治符号并非固化的存在,而将会在多年之后产生新的延异[5]与能指的滑动[6]。
影像是一位充当着活人与死物之中介,并不断欲诱着人的“宁芙”(Nymph)[7];也是一个不停引诱着观看目光,却使其永远擦肩而过,并回过头来“看”向你的屏幕陷阱。
注释:
[1] 全景敞视监狱:边沁设想的一种现代监狱类型,在其中,囚犯能看见中心的警官瞭望台,却不知警官何时在监视着自己。福柯将其发展为主体将外在的监视目光内化的“自我规训”。 [2] 凝视:在拉康的术语中,“凝视”与“观看”不同,前者主要指观看对象反射回主体自身的“目光”,这一“目光”构建了主体,却也使之永远处于匮乏的状态。 [3]刺点:罗兰·巴特术语,指一张照片中某个突出的非逻辑部分,它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细节,可以引起人的强烈情感变化。 [4]第三持留(第三记忆):斯蒂格勒术语,指除却主观记忆外,通过客观物质的辅助而存留下的“第三种”记忆(如文字、硬盘、影像等)。 [5]延异(Diffêrance):德里达提出的概念,由延缓和差异组成,与逻格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代表着意义的不断消解。 [6]能指的滑动:拉康认为符号的意指结构并不像索绪尔所说的那般稳定,而是基于能指基础之上的指向模糊性与无限递推,也称为漂浮的能指或能指的滑动。 [7]宁芙:阿甘本借用希腊女神(Nymph)而发展出的一个术语,指客观物质通过“诱惑”人的主观表达而成为一个介于情感与物质之间的事物(比如图像、电影等)。
无疑,《波士顿市政厅》(City Hall)在体量上就吓退了不少人,275分钟的长度非常容易超出人类生理上的忍受能力,这也是为何当初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影展)期间我没有去电影院观看此片;不过之后机缘巧合下需要参加一次圆桌,于是我分成数次,断断续续地看完了这部影片,也略后悔没有去影院,在有中文字幕的加持下先把握该片的全貌。尽管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的影片只在肥内电影课上看过一些片段,例如《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中导赏员讲解鲁本斯的《参孙和达丽拉》(Samson and Delilah),以手持摄影机和固定机位分别对应讲解这个概念与画作自身的恒常;再有粗略观看的《书源:纽约公共图书馆》(Ex Libris:New York Public Library),他们镜与镜之间的关系,素材组织的紧密有序,都在不同程度上协助我进入《波士顿市政厅》的世界。
历时:生成到累积
从影片要讨论的主题出发,即关于市政厅这个巨大机构,不难体察确实需要一定长度的时间去组织,毕竟城市问题错综复杂。因为怀斯曼惯常的习惯,镜头总给人一种稳定,无感情的感受,加上无旁白和无采访,镜头仿佛等待着事情的发生,但偶尔穿插的听众神情镜头和景别的变化总在提醒我们摄影机的存在以及人为的干预。
借着展现波士顿市政厅的职能范围,整体上构造出了段落与段落间的补充与呼应,看似是独立的单个问题,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似乎都处理得整整有条,不过到了影片快结束的部分,社区服务会议中,大麻商店的建设议题就呈现出极大的不同,按影片前面的逻辑,理论上会围绕大麻商店为中心积极解决,但这段伴随与会者的积极发言,一个问题延展出了更多的面向,一方面人们会担心商店的配套设施能否跟上,当然这也是相对温和的质问;另一方面,少数族裔会质疑这个新的就业区域能否多元化,于是议题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气氛也变得紧张;最后更有之后的警力分配是否合理被提问,和单纯从个人角度担心没有停车位将该如何,以及社区安全的隐忧都被一下子带出。敏感的观众不难发现,这段爆发的所有问题,基本都以其他形式在此前出现,因为影像序列的生成,累积与滚动,经历大段漫长时间的铺陈,才产生了如此强力的效果,当然这也是怀斯曼筛选拍摄素材和组织剪辑的功力所在,在这样的干预下,一部纪录片才得以拥有剧情片那样的起伏。
但是,导演对此到底作何态度?片里出现的垃圾碾压片段中,由小到大的垃圾被一一放进车尾碾压;加上影片最后可以看到砍树的镜头,首先在吊臂上砍下树枝,然后把大段小段的树木通通用机械粉碎,两部分都看似在有序地工作,实则却展露出直接与暴力的色彩,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市政厅在处理问题过程中与其的相似性?这就要看观众如何去领会了。
提问:市民到市长
不容忽视的当然还有出镜率很高的市长马丁·沃尔什(Marty Walsh),在镜头前他展现的面貌都相对积极,因此当他缺席时,某些会议的进程似乎就不那么顺利了(就如上文提到的大麻商店段落),作为保证城市正常运转的一部分,市长是重要的,但也有那么一些瞬间,影片对市长,对个体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问与质疑。
在一军事博物馆中,举行着老兵纪念活动,开始的镜头是一连串的画作(多为战争主题),交代美国的起源历史;紧接着不同时期的退伍军人讲述自己的经历,由讲述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开始,到越南战争,然后以一战与二战作结(这里在呼应画作的历史次序);最后市长也发表了自己的讲话,但取景方向与前面几名的发言人有所不同,我们还能在画面后景看到出口的标识,一个红色的“EXIT“,此时市长以其戒酒的经历去回应刚刚老兵们的发言。
这个场域非常复杂,作为军事博物馆,自有反战,反省的色彩,里面的退休老兵在讲述过去,穿插着那些旧日的军备与照片,好像在不断提醒我们牺牲者缺席的在场,但到底谁才真正有资格讲述战争的残酷,是这些幸存者吗?据网上的一些访谈,此片的素材长达110小时,但为何在市长发言时偏偏选了此角度,或者说为何这样编排发言的次序,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况且刚刚提及的警示色出现的出口标记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早在沃尔什呼吁社区老人积极沟通致电时就出现过,取景的对比具象了他们理解社会运作方式的不同,红色的”EXIT“可能意味着此路不通?无论如何,影片都透过镜头内的元素以及素材编排的去展现种种关于场域与个体的双重性,不发一言地提出了他的问题,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观众。
穿插:此地到彼地
除了发生在室内的事件,那些穿插于段落间的空镜同样值得留意。在视觉上,调剂了大段室内会议影像的沉闷,同时简单地对波士顿的城市风貌进行了速写;但更重要的是,他承担着说明的功能,就像网络地图的实时街景功能一样,似乎在指引方向,带着观众从此地到彼地,远离一个地方,再靠近一个地方,进入其中发现新的事件。有时,某些地点会多次返回,如市政厅和警察局,但随着昼夜变化或者取景的差异,以及时而以镜像出现,时而隐匿在阴影中的建筑物,都降低了对相同物质的辨析度(就像那些因为视点不同而发生偏移的观点),或许这就是这些镜头暗含的另一层要义。
不过也有特殊的情况,波士顿市政公园的温室中绿意盎然,也有专人在负责管理这些绿植,但紧接的却是室外萧瑟的情景,无人看顾的用地以及光秃秃的树木;之后镜头指引我们来到了市长经济发展办公室,这里正讨论着城市承包方面的问题,一些少数族裔正争取成为总承包商而不是二三级承包商。这两段由空镜连接的段落就显得非常有意思,在室内讨论的人们无疑已经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生活在某种程度的温室中,继续争取更多,但室外的那些呢?二三级承包商之下的人呢?这些片段总是那么适时地停止,把我们引入更多的问题中,也对上文“提问“产生呼应,对于永续的问题,人们将要如何面对。
影片最后,市长从镜头的左下角离场,波士顿天空与海水呈现出此前还没见过的紫色调(夜晚将要来临),黑幕出现后,311热线电话声再次响起。就这样,《波士顿市政厅》最终再次回到他内在的循环之中,如同那些需面对的问题,即使如网状般纠缠不清,还会不断延展,但终归是需要逐个试着去解决的。这个被称之为市政厅的庞大机构,那建筑意义上的外观仅是他的象征,只有成为城市循环的一部分才得以展露他的意义。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2020新作《市政厅》(City Hall)长达275分钟,即超过四个半小时。即使我认真地、端庄地对待,也分了三次才看完(1小时、1.5小时、2小时),可以说相当于看了三部长片。
如此折磨观众膀胱和意志的长度,确实值得询问怀斯曼老人家————为什么《市政厅》要剪得这么长?可惜我问不到怀斯曼老人家,以下是本人结合《市政厅》自行体会的结果。
事实上,于怀斯曼本人而言,《市政厅》在长度上并不独特。前有《临终》(Near Death,1989)的385分钟,后有《在伯克利》(At Berkeley,2013)的244分钟,《缅因州的贝尔法斯特》(Belfast, Maine,1999)的245分钟,《州立法院》(State legislature,2007)的217分钟。
根据豆瓣的信息,我粗略整理了怀斯曼作品的时间和年份。
可以看出,或许从《Welfare》萌芽,从《Central Park》开始延续,怀斯曼便放飞自我,不在局限于两小时的影片时长习惯。至于怀斯曼为何改变,这是另一个相关话题。
我并没有看完怀斯曼所有电影,但可以根据《市政厅》做出以下论断:这种长度并非王兵《死灵魂》里长段的人物缓慢自述所构成,也并非想田和弘在《完全演剧手册》里长镜头所延展的。
抛去城市建筑街道外景,《市政厅》的275分钟里有将近50处场景(sequence)。演讲,讨论会,听证会等活动构成这50处不同的场景。在资助拍摄本片的PBS官网上,介绍语以“City Government touches almost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开头,几乎解释了《市政厅》“冗长”的直接意义——呈现地方政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的广泛性。
这50处场景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政策讨论触及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在收容所中的LGBTQ年轻人、市长不断以自身爱尔兰后裔身份强调的移民少数群体的自我骄傲、老人们的午餐会、警察会议、有市长背书的护士争夺权利的街头抗议、基于性别和种族的收入差异、退伍老兵的回忆演讲、推广亚裔料理的午餐会、有关大麻店的社区讨论等等——不遵循时间和空间逻辑,穿插在繁多的城市外景景观里(大多是波士顿市中心的建筑景别、街道、商店、房屋)。影片广泛地呈现与市政业务相关的场景,构成《市政厅》长的要素之一。
要素二是针对具体场景的呈现。具体而言,如何呈现,即剪辑的使用。简单地回答,由于怀斯曼本人一直肩负着剪辑师的任务,大胆地讲,我们每次看到的都是市面上所谓“导演剪辑版”。某个场景的长短,是否完整地呈现便折射出怀斯曼的导演视角。当不少场景都由mayor做演讲的最后发言时,他讲话的长短似乎透露出某种偏向。印象中比较长的场景是退伍老兵的叙述,开头是怀斯曼拍摄一部部重大战役的油画,有四五位退伍军人分别讲述自身经历,最后还是由市长结束演讲,他以自己叔叔牺牲的故事结尾,简洁不拖沓。有些场景里,mayor的演讲成为主角,有些则匆匆略过。
剪辑的使用第二层便是长镜头的消逝。在会议这样具体的场景下,怀斯曼并不热衷于对单一人物的捕捉。相反,在演讲场景里,怀斯曼偏爱于对讲者演讲的长时间声音的记录。在确定演讲(声音)的完整性后,将记录下观者的影像剪辑进去,(假装)得到多机位的影音同步,虚构出讲者和听众的同步。
然而长镜头的抹去,并未使得影片失去时间感。就声音而已,怀斯曼持续地”播放“,足以使观者延续对同一场景下同一行为的影像想象。就镜头而已,怀斯曼大量使用固定镜头。即使是手持拍摄,他几乎抛弃对跟随镜头的使用。即使是固定镜头,他也很少放大或缩小画面。很明显,固定镜头的客观功能弥补了长镜头持续性的缺失,也避开长镜头的主观视角。
讲论主观与客观,容易回到纪录片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命题上。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话题。但是传统意义上,所谓客观追求镜头的完整呈现。而怀斯曼影片对剪辑的依赖,对场景长短的依赖,足以反驳所谓客观性。
抛开主观与客观不论,观看的视角才是重要的。从哪里望过去,怎么望,就构成要素三,得以回答本文问题——为什么《市政厅》真么长?
观看的视角有三点。第一是怀斯曼在《市政厅》延续人们认为的他对不同机构的观看。因此,选择怎样的机构是契合作者本人的影像思考。早期怀斯曼作品便显示出对法庭、对高中、对学校的关注。即使《市政厅》对故事和人物的剥离,难以看出怀斯曼对市长的特别关注,以及当代民主党政治观念和政策在地方政府以如何方式影响人们日常生活。
第二点便是观看的距离。前文提到,《市政厅》热衷于固定镜头的呈现,不太适应放大或缩放。因此,单一镜头对人物轮廓的恰当涵盖可以感受出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距离。恰恰是这种适中的距离,非常像电视台直播的特写镜头。然而它使得观者(就我而言吧)容易忘掉画面,而专注于具体话题的讨论中。就某个场景的影像特殊性而言,《市政厅》是平庸的,它不够贴近人物,无法给观者造成“回味”。所谓“回味”是指像1969年的《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其中警察在社区路边靠着车给黑人嫌疑人扣上手铐的场景,它是如此贴近,以至于“冲击性”回荡至今。因此《市政厅》的“冗长”在于对决策过程和讨论的直接呈现,它平平无奇,论开花结果它只还在授粉阶段。它注定不是大众娱乐产品,可能那些热衷PBS的老人家会在家里睡着再醒来,继续滋滋有味地欣赏。
视角的第三点是城市外景镜头。除去一两个意外一闪而过的俯视镜头之外,绝大多数的外景镜头都是以仰视或者平视镜头。这样的镜头足以足以反驳所谓客观性,因为它们都是路人视角,而且固执地聚焦于某个建筑或者店铺。只有在影片最后给出一个城市整体外景慰劳观者四个半小时的波士顿会议穿梭之旅。
最近看怀斯曼容易这样想:有点长,要是能短点就更好了。但是怎么把影片弄短呢?怕是得换个导演了。那位导演肯定要重新选择场景,视角,和剪辑思路。但他/她就不是怀斯曼了。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6163.html
19:00开场,23:35落幕,275分钟的纪录片,是我坐在电影院里看完的最长一部电影,在这四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先是安静地观看,之后是调整坐姿,中间有过左顾右盼,也有过朦胧入睡,只不过各种姿势和表情在不亮灯的影厅里被隐藏了;期间,也从坐着的最左侧H排1座位置像前、向右、甚至向后投射出目光,看见有人因为迟到弯着腰找到自己的作为,有人则从座位上站起走向后门,还看见我的右侧坐着的是导演周浩,后面则是导演杨荔钠,或者,发现有人靠在座位上已经入睡,在电影没有结束之前,也有人最后提前退场。
右前方是绵延了275分钟的纪录片,影厅里是观影纪录片的各色人等,在这个被时间和空间封闭的世界里,有人迟到,有人瞌睡,有人退场,当然更多的人从头至尾完成了观影——屏幕之下仿佛是另一部纪录片,在幽暗、无声却动静有别中上映,每个观众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没有必然性,也没有统一性,这是不是也契合着怀斯曼《波士顿市政厅》里所表现的主题:宽容和多元?纪录片一开场,被怀斯曼记录的就是各种人声,市政厅推出的“311热线”中,电话这头是工作人员,电话那头是求助和咨询的市民,在这头和那头所构建的对话中,在不同人声的互动中,声音组成了一个多元的世界;而到了最后,怀斯曼再次记录那些从热线电话中传出来的声音,从开始到结束,热线电话构成了言说的方式,在对话中,在声音里,不仅仅是政府为市民提供服务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是以宽容和多元的方式建立沟通的渠道,而这正诠释了波士顿市长马丁·J·沃尔什的施政理念:“我们要有真正的对话。”
从对话开始到对话结束,怀斯曼绝不仅仅是用一种形式呼应主题,当用对话阐释市长的施政理念,对话又该如何发生?其实在“311热线”电话出现之前,怀斯曼却把镜头对准波士顿市政厅的那些建筑,在几乎是空镜头的静态展示中,波士顿的摩天大楼耸立着,低矮的平房和联排式的红砖公寓则体现着市民特色,当然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市政厅的建筑,1968年建成的波士顿市政厅由卡尔曼·米基奈和诺尔斯设计,它表现了最显明的“野兽派”风格,也正因为这个原因,2008年它被评为世界上最丑的建筑之一。而在怀斯曼的镜头里,从开场的空镜头展示,到后来不断插进来形成和动态叙事互为补充的静态景观,“野兽派”建筑和最丑的建筑构成了怀斯曼的一种隐喻:它在感官上缺乏亲和力,甚至让人产生某种畏惧感,这种夸张式的丑态制造了距离,就像电影海报上以仰视的视角所拍摄的市政厅,突兀在那里,仿佛一头正张开大嘴的大白鲨——是不是波士顿市政厅所代表的政府就是一种噬人的怪兽,它背后的权力就是一种野兽般的存在?
的确,建筑外观上的高大、威猛、怪异,是制造了视觉意义的一种疏离,而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对话,也存在着某种隔阂:市民必须通过旋转门才能进入市政大厅,而里面还有安检门、红外线扫描仪,甚至直接站在办事大厅的柜台前,市民和工作人员也隔着一堵墙。系统仿佛是深邃的,仿佛是遥远的,但这或许是一种表象,正是从这个怪兽身上,从这道门开始,深邃、隔离的通道却成为对话的必然渠道,和311热线一样,成为政府和市民沟通的重要纽带,成为连接的重要桥梁: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市民关于救助流浪动物、道路维护、甚至房东和房客的矛盾等琐碎问题都得到了落实,而交通贴罚单、食物银行中欢乐的火鸡接力赛、给宠物洗澡也在线下得到了解决。
对话已经展开,对话持续进行,“我们要有真正的对话”成为一种实践,那道向外开放的门是一个标志,而在更多问题上,波士顿市政厅作为政府机构,开始寻找各种对话的形式。一方面,怀斯曼的镜头对准市政厅的内部会议上,沃尔什在不同的会议中强调要为市民切实解决问题,他要求服务部门跟进市民反映的现实问题,并着手进行解决,他强调的是:“我们的工作是代表和支持波士顿人民。”另一方面他以更开放的方式建立和市民的对话机制,311热线电话是其中的举措之一,而各种讨论会更是针对各个层面的问题,无论复杂还是单一,无论棘手还是简易,对话无处不在。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建设中,每个人的权力都得到了尊重,同性恋情人在这里结为伴侣,独居老人家的鼠患在这里得到解决,男人的停车罚单在讨论后被取消,残疾人的方便同行被重点考虑,女性在这里通过专业协会得到了平权的机会,社区人员参与社区的建设讨论,有色人种协会则努力改善不同人种的生存困境……市长沃尔什走向大街,走进人群中,和他们进行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完全可以看成是民主政府的最亮名片。
“更开放的对话,更多元的解决方式,更好的民主。”这是沃尔什在演讲中提到的理念,当市民遇到的各种问题,都通过对话得以解决,“更好的民主”就是在政府和市民之间建立一个通道。但是,为市民解决事无巨细的困难,这是政府本身担负的职责,当通过热线电话、边门通道、议事会议等形式建立对话的机制时,在凸显政府的民主时,是不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反衬出政府的权力构建?或者说,这种处于政府本职的对话反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言说?怀斯曼似乎也不想仅仅拍摄这样一种对话,他更深的意义挖掘则让多元性去除了阶级性,从而建立一种真正的平等和包容。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在政府层面上,沃尔什是市长,是政府权力的体现,但是从个体意义上说他却具有多元性: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曾患过癌症,有重度酒瘾——这样一个形象自然无法和市长联系起来,但也正因为此,沃尔什才是具体的,真实的,个体的人,当把自己放置在普通民众的层面,所谓的政府权力就可以从这里抽离出去,剩下的或许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对话的“社会性合约”。
这种解读,其实在“怀斯曼的凝视”中就得到了阐释,作为怀斯曼的第45部纪录片,90岁高龄的他亲自担任导演、制片、剪辑,“零采访,零旁白,绝少配乐”的纯观察式拍摄手法,延续了其“直接电影”的风格,但是怀斯曼就像波士顿政府一样,并不是隐形人,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影像后面制造对话,当问及在这部“直接电影”中,现实语境之外是不是具有一种象征语境的时候,怀斯曼举例说到了老兵举行仪式那一幕中,现实语境当然是军事博物馆里的纪念活动,但是从这个现实出发,无论是舞台之上护旗的老兵,还是台下庄严肃穆的观众,无论是这座军事博物馆,还是墙上的绘画,都带入了一种象征语境中:这是美国独立宣言起草的地方,这里有经历了战争的人,“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建立的历史”,而更深的含义则体现在政府这一维度中,美国宣布独立,是因为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一个国家的诞生;老兵经历了战争,恰恰证明是政府的缺失导致了战争——所以老兵纪念活动具有双重的象征意义:它既凸显了国家的重要作用,又隐喻了政府的职能缺失可能造成的困境。
而体现在“波士顿市政厅”里,怀斯曼说,当政府功能缺失的时候,他们就会着手去建立一种社会的合约,这种社会合约建立在社区公民和政府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功能的补充,“政府如何去履行他们的社会契约,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契约,一切都会非常混乱,大家会互相争吵。”也许是翻译的问题,在“波士顿市政厅”里,政府功能并没有走到缺失的那一步,建立的社会合约也应该是政府功能社会化的一种表现,怀斯曼的意思或者就是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多元的、社会化的对话关系,就如市长沃尔什,从政府官员到个体意义,爱尔兰移民后裔、普通工人家庭、曾患过癌症、有重度酒瘾都成为身份的一种标签,也成为书写这一份“社会合约”的基础内容——从行政机构的运作到社会契约的书写,从政府职能的丰富到城市管理的神深化,不管是国家制度,还是政治体制,不管是城市职能,还是社会契约,它们都必须在平等对话的维度中才具有生命力,才能形成真正的民主。
在一次关于大麻零售店预案的讨论中,白人和亚裔组成的团队坐在台上,非裔的住户坐在台下,看上去台上和台下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对立,在触及具体问题时有时甚至剑拔弩张,民众的质疑在于:“如何保证店面外不会因拥挤而造成暴力?”“为什么你的团队没有 ‘长得像我们’ 的人?”……看上去讨论毫无结果,但是在双方越来越深入的对话中,态度都是坦诚的,对于问题解决也达成了共识,而波士顿市政厅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对话,但是提供了这一机会,所以这样一种看似纯民间的对话却并没有让政府成为隐形人,相反,它在搜集更多民意时掌握了主动权,为决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只有这种社会性契约的书写,政府才能切实“代表和支持波士顿人民”,才能“有真正的对话”,才能建设和实现“更好的民主”。
从外观丑陋且怪异的“大白鲨”,到311热线里直视的现实问题,从深邃、隔离的办事通道,到各部门举行的讨论和会议,从老兵纪念活动现场的战争隐喻,到市长强调自我的身份,在“直接电影”的镜头下,怀斯曼制造了双重叙事,波士顿不仅被观察、理解和移情,而且也成为社会合约的一个典型,正如海报上打出的那个片名一样,是“City Hall”而不是“Boston City Hall”——当淡化了城市标签,当取消了地名标注,这一建立了多元、宽容对话的“市政厅”就是所有美国市政厅未来的样本。
作者:csh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本人对“直接电影”、“真实电影”的讨论不是很感兴趣,即便人们常常用这些术语去界定他。
在他看来,这是“多无聊的讨论啊,既无聊又自负。认为电影就是真实,或者某种事物就等于真相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我认为都是那些学者创造了这些类型,还有这些可怕的术语……什么直接电影、真实电影、旁观者视点……”
不过,在这些他所厌恶的术语之外,我们仍能从他的影片中找到一些共通之处。譬如相对客观、不干涉被摄内容的拍摄方式、严谨的剪辑逻辑、对于公共空间的偏好等等。他的作品无疑在纪录片领域提供了一些统一而独特的案例。
在《波士顿市政厅》之前,他已经多次以公共建筑作为影片的主题。无论是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经典名作《高中》和《医院》,还是2010年代的《纽约公共图书馆》或《国家美术馆》,都从某种特定的建筑,衍生出关于美国当代城市与社会的思考。
对于许多影像创作者来说,这些片名似乎都是相当棘手的主题。但是,像怀斯曼这样的导演,仍能从既定的空间中推衍出无穷的叙事与主题线索。
即便在文学领域,维克多·雨果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巴黎圣母院》同样是一部以建筑为名的作品,而且他还以新颖的方式,在小说叙事的过程中添加了一整章关于圣母院内部空间的描写,这与怀斯曼穿插市政厅空间与人物活动的拍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部《波士顿市政厅》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一系列与市政厅有关的外景公共空间,以及一系列其他的波士顿城市空间,包括施工现场、垃圾车驶过的街道、社区大学等等。
不过与许多强调形式的城市纪录片不同,怀斯曼的镜头并没有在这些空间线索上驻留太久。仿佛这些建筑只是信息点,他并未像那些恋物癖影像一样,让我们陷入对空间、对形状的冥想。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冷冰冰的楼房并没有带来许多纪录片的新奇感。怀斯曼仿佛是在组合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试图从中找到一些隐伏在陈规惯例之下的线索。
当然,与城市影像相比,《波士顿市政厅》里的“会议影像”,在时间上占了更大的比重。在影片里,我们看到了大量的会议与讨论。无论是试图解决民众问题的波士顿市长与官员,还是其他公共机构的就职者,都使用着官腔十足的话语进行讨论。
从公共性来说,这些会议影像与城市影像构成了一种并置。在外景的画面里,我们在波士顿城这样的公共场域里生活,而公共生活的比重早已远远超过了私密生活。而在内景的画面中,我们用极富公共性的姿态与话语与彼此进行交流。
如果说这些建筑是冰冷的,那么那些话语也是冰冷的。我们看到了大量用话语构成的、问题-解决的讨论模式,就如城市化进程中拔地而起、服务民众的基础设施。但除了共通点之外,怀斯曼也会通过素材剪辑的顺序,呈现出一些冲突点。譬如,他先是为我们呈现了城市垃圾处理时污秽的景象,接着给我们展现了波士顿红袜队的庆贺活动中留下的大量垃圾。
前者代表着城市设施运作过程中一系列的环保问题,而后者与市长的发言结合在一起,展现着城市荣誉的政治性。垃圾与红袜队的素材并置,本身就表述着城市政治的复杂性,这也是一位如此客观的纪录片创作者的表意方式。
可以说,《波士顿市政厅》虽然使用了最透明的素材,但它也涉及了几乎一切美国公共领域中“必须”探讨的话题。无论是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战争问题、国族身份认同问题还是老年人的医疗问题,都囊括在这部影片270多分钟的时长里。
在社区交流中心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战争创伤与战争记忆的问题。但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发言人员,都在以得体而理性的方式交流,我们只能从退伍士兵的脸上,观察与战争有关的情绪。
而在婚姻登记处,两位女性准备登记结婚。见证人念着面前的誓词让两人重复,而无论是这位工作人员还是结婚的性少数群体,都有那么一些念错词的瞬间。怀斯曼捕捉下了这些非常具有真实感的瞬间,让社会与公共议题与真实的人类体验构成了交流。
可以说,在这部由官方语言与官方建筑构成的影片里,无论是诵读结婚誓词时念错的时刻,还是上文中那位退伍士兵扑闪的眼神,都是看似死板的影像与世界里不死板的刹那。许多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或许就是在无限的公共性荒漠之中,寻觅那些罕有的个体性。
但在个体性中也可以藏匿着公共性。在面对各种问题的时候,巧舌如簧的波士顿市长应对着抛出各种问题的市民,他就像是影片静默地记录的那些楼房一样,是这座城市的活体“基础设施”。
他带领着同样遵循某种方式“运作”的官员们,共同以有条不紊(但不一定高效)的方式,处理着这座城市出现的问题。怀斯曼这些以空间为名的电影,终究还是要探讨人类本身,以及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观看《波士顿市政厅》的时候,在面对这些冰冷的空间与人类冰冷的话语时,我们有时竟会发现他们如此相似。
或许在城市生活之中,人可以变得像物,而物也可以变得像人。
之前几次观看弗雷德里克·怀斯曼作品的体验都不太好,有的在素材的罗列上过于僵硬(《国家美术馆》《在伯克利》),有的则是拍摄对象令人昏昏欲睡,当然,这位电影人独特的工作风格让人很难因此去责怪他。但新作《波士顿市政厅》很快令我眼前一亮。我看到城市里的建筑成了一只只几何化的怪兽:在仰角中,摩天大楼巍然耸立着,玻璃幕墙反射着太阳光;在那些古老建筑的石墙上,褶皱和刻字让我们想到历史、过去与死亡,简单地说——时间;自然,还有那些低矮的小平房,那些联排式的红砖公寓耀眼得很——波士顿的地方特色,有的则像是要随时倒塌了一样,而有的则尚未完工,被塑料薄膜覆盖着。借助一种名为剪辑的力场,这些建筑,这些城市图景星星点点地流淌在银幕上。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高高低低的楼房组成的城市协奏,穿插在其中的一轮轮政府会议,则就住房保障、驱逐、无家可归者收容等话题展开讨论,即便摄影机避免了一切拟人化的视角,我们仍然不禁要问:那些房子里,在发生什么?
没什么是理所应当的。在一场会议中,影片的“主角”——波士顿市长马丁·J·沃尔什对与会人员说:“我们要有真正的对话。” 这并非易事,因为显然摄影机只拍到了这位政客一个人的演讲,幕后的怀斯曼和台前的沃尔什都能理解这点。一句题外话:在1980年与脱口秀主持人迪克·卡维特的一次电视采访上,彼时正在宣传电影《各自逃生》的让-吕克·戈达尔如是说:“美国总统这么喜爱上电视,那为何不给自己拍一部电影呢?他们在怕电影的什么呢?” 若干年后,戈达尔还真的邀请了美前总统尼克松,希望其参演自己的电影《李尔王》,结果显而易见,他甚至没有收到对方的回复。1 回想戈达尔这一精辟的观察,更让怀斯曼的这部作品显得可贵。正如海报上那大白鲨似的市政厅大楼一样,这头长达275分钟的巨作降临在一个微妙的时代,毕竟人们几乎花上了无限的时长死守在各种电视屏幕前,来关注2020年美国大选的最新情况。显然,这早已比这部电影的体量要疯狂而无意义得多。但那些东西从不生成对话,因为电视从不创造时间,它劫持时间,在演播厅里做着可笑的“摄影机运动”和无休止的信息重复。当我们说我们看电视看得忘记了时间时,指的就是这种劫持。这倒是很符合美国政治,它似乎总是跟电视绑定在一起,如今则还有那些同样深不见底的推特“时间线”。
如今,在一切几乎尘埃落定之际,当我们能咬紧牙关选择摆脱被电视劫持而消失的时间时,我们更加能体会到怀斯曼在这部新作中给予我们宝贵的,关乎时间的重量。不再是实况转播的空洞“政治剧场”。怀斯曼的电影在于让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物在时间中与观众相遇,他走进一座座巨兽中去发现,看看里面究竟在发生什么,有什么样的人。
不需要肤浅的语言——专访、连线、信息,那些东西我们都见多了,只有相遇才会有对话,让我们去看看一切是怎么运作的吧!有些东西对生在城市的人们似乎已成无意识的习惯,比如说,将整好的垃圾或旧物往指定地点一放,这一秒钟后,这些身外之物的命运便被抛之脑后,下一次我们回到那里,它们早已神奇消失!怀斯曼就是偏偏要展示那些被忽略的:我们看到街边的垃圾车如何用那不断旋转着的笨重夹铲,瞬间将那些被丢弃的床垫、甚至整大件的金属烤箱化为乌有,这些占满整块银幕的重物被夹碎时的声音甚至有些清脆——摄影机轻巧地拍摄这些连续的动作,一切看着都如此简单;与此同时,市政大楼这座“巨怪”用旋转门调度着前来办事的市民,与安检门、红外扫描仪的即时影像与安保人员组成了通往一个系统的深邃通道;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贴罚单、食物银行中欢乐的火鸡接力赛、给宠物洗澡、甚至考古学家也加入其中…… 在对这些工作的观察中,电影似乎变得神秘起来,因为这才是政治与我们的对话;是电影与观众,电影与被摄对象之间的对话。
回到对话。对于这样一部观察政府机构的影片,很容易去问:“民众在哪里?” 正如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枕”在任意两场戏之间那些优美的空镜头一样,怀斯曼的城市空镜序列也用于分离片中的每一次会议(相遇),与此同时,它也清晰地成为体现政客与民众之间距离的明镜。它同时也让影片摆脱了线性的游记式叙述,成为密集而互相纠缠的网,自然也不再有二元的民众—政府关系;影片中的一天天虽流逝着,但时空是自由的,传统意义上的摄影机凝视不再存在,因此也是更直接的,也为影片的结构带来美感。因此,即便当市长亲自“下基层”,在情景中与民众交流时,我们也能够小心翼翼地去看和听他的动作与语言,而非被简单的政治信息所捆绑。怀斯曼确保了没有任何偶像崇拜的可能,但我们也庆幸地发现,在这个滋养着如唐纳·川普这样真正的怪物的社会中,在这个城市之间还是有些许向好的可能性。
民众当然在这里。在电影的每个角落中,各种各样的交流在友好地,甚至有些照本宣科地发生着。但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相遇中,一个主要由白人与亚裔组成的团队向一个人口主要为非裔的贫民区市民们宣传他们的大麻零售店预案,结果却遭到了来自民众全面又尖锐的质疑:“如何保证店面外不会因拥挤而造成暴力?为什么你的团队没有 ‘长得像我们’ 的人?” 这集合了人民与个体的大特写们力量无穷,接连地喷发于银幕上,是无与伦比的批判之力。于是说客们陷入沉默,最终在反复无常的行话中,只好承认自己还是得向市政厅汇报。不要忘了民众在这里,于是说客们预想好的“场面调度”被击溃,这便是真正对话的开始,而不是简简单单非黑即白的你问我答,或是经验主义的对症下药。“代表”某一群体,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理解与同盟。没什么是理所应当的。正如德勒兹在《对话》一书中所言:“高喊 ‘多样万岁’ 还不是创造多样。要创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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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则轶事记载于理查德·布洛迪(Richard Brody)著的传记《一切都是电影:让-吕克·戈达尔的工作生活》(Everything is Cinema: The Working Life of Jean-Luc Godard, 2008)
拍得不是「波士頓」,而是「美國」,是「民主的演繹」。所以影片從311熱線開始,象徵著市長與公民的連結。每一次空鏡拍攝波士頓市政廳的建築,那些漂亮的鏡面,都在見證民主機構的運轉,與社會秩序的建立。所以影片的重心要放在「對話」上,尤其是權力機構與公民的對話,才能看到公民是如何推動秩序的發展完善,推動民主的進程,同時也能看到民主的侷限,就是無法真正實現每個人的民主(最後社區會議討論民眾訴求與經濟發展的衝突),也看到政客式的漂亮說辭,很多時候並不能真正解決實際問題,儘管核心都在呈現他們對於解決移民、種族主義與弱勢群體現狀的努力,也能看到民主的溫度,停車罰款的取消,正是體現制度對於人的寬容一面。而最終,一切都變成演講上自豪的数据,和美國夢的生动演繹——移民後裔成為波士頓市長多麼驕傲。這就是「美國」。
我们的城市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他们真的好想,这也说明我们的发展程度确实正在接近。但人家70%的税收靠房产税,40%的支出给教育又甩了我们好几条大街,说白了一个城市的行政工作千头万绪,有比较才能进步。我们现在最急迫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就是公务员群体的执行力和敬业程度,你有再好的政策下面打折也白搭。其实我们的官员也可以以聊天的方式开会,多拍拍这种类型的片子。既能让大家知道管理的难度,也能够鞭策下级具体经办人员,这难道不香吗?非给板着脸开会读报告,何必呢。
一小时离场。(职能部门外景空镜+事无巨细的会议/讨论)循环往复n次。不管是Wiseman本人还是手册的编辑,大概都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meeting minutes。
加长加强版的《大同》。PS:广州纪录片节·中国首映
那年去波士顿跑马拉松的时候,前一天所有参赛者有一顿免费的盒饭,啤酒。。。
开会PTSD
第一次看这位老导演的作品,四个半小时的片长却比普优那部哲学历史片来得轻松。零介入的客观记录方式是最突出之处,无微不至地刻画市政厅人员的日常工作、民众与市政官员的对话沟通,以及出镜率最高的市长的流利发言里逐渐拼凑出整个波士顿的运转模式。从宏大的城市规划,到微小的路边乱停车吃罚单,包罗万有的社会问题娓娓道出。与其说是呈现了波士顿市政厅的日常工作,倒不如说是维持美国社会这台庞大机器运转的复杂模式,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之处,但导演毫不偏颇的全方位展示给观众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
前面领导讲话开会说话漂亮也禁不住睡了make some chinese dream in the greater Boston,后面睡醒了轮到people sing还挺喜欢的,旁边迟到许久但坐下来后看得好认真不睡的小哥不断偷偷查看手机时间暴露了开会的心态:怎么还没完呢……按你胃,是睡了也不白看的好片,城市,让生活更糟糕。20201217@广州猎德百丽宫影院金红棉纪录片节周三打工日晚上七点到十一点四十分放映。
剪辑点与画幅的四条边、四个角,是和城市的线条与棱角同样锋利,同样有力量的东西。积雪像未经修整的铺路石般圆融了一切,少了边线的重合,我们因此更清楚地看见了处于宣讲与交流间的区隔。
叹为观止。解剖行政机构运作机理,进而拓展至地区、社会、国体、政体乃至世界和人类。怀斯曼所理解的这个国家与体制,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所沉淀下的观察、理解和移情,在这四个半小时里奏起阵阵回响。而整部作品对于2020年这一特殊的节点来说,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的思考提供了一个有机的窗口和方向,而这个答案,又似乎并不遥远,甚至从未离开。室内的人与室外的景交织在一起,简单明了的表述了因果以及随之而来的期许,随着川普的倒台,影像在此时具备了强烈的实效性和预见性,谨慎而坚定的呼吁,提醒,以及对可能出现的希望的喝彩。
Trump 時期的尾聲,in Jackson Heights 以來的多元主義景像在當下美國的實踐與困境,尖銳衝突群體由LGBT伸展到女性和新移民。劫後餘生的波士頓與人同呼吸,市長在市民前表現出的謙卑,不是與Trump 相反嗎?說 Wiseman 沒有觀點的人似乎看不到根源於Democratic Party的信念,這位理想主義者,對民主社會的盼望與質疑,這國度會鼓勵發聲,人人自發擔起責任,為何悲劇不斷?但無論怎樣他更願意與邊緣者同行,你會在普通人身上發現理性的光芒,背起作為公民道德責任,他所描寫的參與式民主並不天真樂觀,內裡都是基層之間掙扎,大麻藥店一幕的社區交流也不一定只存在矛盾衡突。原諒我要將他與卡夫卡並肩,是兩者都在法之門前理出樂譜般的敘事結構,建基現實又穿透表象達到本質,枯燥官僚體制裡依然為存有的人性和幽默歡笑,也可在翻滾的垃圾車尾中找到詩意。
#IDFA2020#也看了不少怀斯曼了,越来越感觉其实在怀斯曼的电影里内容根本不是最重要的:unbiased approach即使在自然科学里也是极为重要的研究目标,而怀斯曼纪录片真正的价值就在这种完全旁观且事无巨细的视角和镜头语言,就像天文观测一样,有了高质量的raw data就等于成功了一半,至于能从里面挖到什么就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了。 //这个映后谈绝对是本人见过国际大导最冷清的映后谈……参与程度堪比看糊糊爱豆直播,我一个人大概能问五条
8.5,某种意义上和Malmkrog是同种电影。在美术馆、图书馆等场所中,怀斯曼组织的是平行的言语;但在杰克逊,在市政厅,社会议题的紧密性使得讨论是纵深的。
因为我没去过波士顿…至少在电影中比纽约更亲切、干净,政府的责任感让城市充满了活力;把蒙罗维亚算绝对意义的小镇,波士顿则是相反的典型“运行良好”的美国城市样版,市政厅直面被人诟病的城市形象、偏见思想、执行机构低效或者贫富差距失业犯罪率等等问题,民主政治造就了政府机构运行的复杂,但这样的规划和民众参与才保证了机构(美国)“透明公正”的良好运行
民众的政治参与。
某种程度上Wiseman和Godard都到了一种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地位,比如他们的片都已经到了只出现片名就赢得掌声的地步。我这么说还是因为《影像之书》和《市政厅》共享的是一套逻辑——他们都在利用自己的话术给既有的无序做总结和下定义。观众仍然可以绞尽脑汁为他们的逻辑拼盘整理出一套合理的解读,但他们却并没有想要为观众敞开大门。更加严重的是市政厅比起图书馆所牵涉的范围要大得多,用五个小时来呈现一个城市市政建设的方方面面,以怀斯曼的风格习惯是不可能的。这让我想到那张经典的在书上划重点的贴图——如果你什么都拍,那你拍的什么就都没有意义了。
金红棉影展 @ SZBC|期望大银幕看怀斯曼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四个半小时毫不沉闷,杜比厅观看体验绝佳。特意挑了能伸开腿的位置,也感谢缺席的邻座。波士顿市长的形象十分务实。很多议题相对国内过于progressive。意识到正在被拍摄多少影响了被摄者的状态|虽然还是有不少错误、和谐和待改善的时间轴,字幕质量好过预期。因为最近也在翻怀斯曼的片,所以对翻译难度还是有认识的:要在相对缺失context的情况下准确判断一个完整体系或专业/专门事件的片段内容,很多细节都难以确定。迅速拿到国内放映加上长时长和大量文本,字幕做到这样值得肯定。还有一点可能是影院座位设计的锅:字幕处于画面最底端,会被前方观众的头挡住,比较影响观看体验
如果将这部电影放给Leslie Knope女士看的话,她会异常激动地把她所有的女朋友和同事叫过来,并人手制作一份大圣代;最后却只剩她写着笔记,周围的人全部昏昏欲睡(开玩笑,扯远了)。如同Wiseman的好几部一样,它在技巧上的展现无甚新意,也同样靠时长“压”人,但内容上的迷人让人无从忽视:它展示着一种不断运行着的规整和规则之内满不甘心的对抗,亦是对底层政务最美丽却又诚挚的画像。料理交流、商业论坛、严肃的辩论还有独属于这里的体育文化,小小的市政厅承载着比想象中更多的事务;爆炸之后,民主、创伤、融合如何自处,又该如何巩固,是提给每个波士顿人的问题,也同样是对这个国家的。
4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波士顿市长Martin J. Walsh和他的领导班子政府部门的日常。素材拼接,编导似乎没有观点。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12.13【金红棉】@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