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2018

“她死了，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当徐先生（郭京飞饰）如此告诉江萌（杨幂饰）时，两人尴尬地沉默着。

这是《宝贝儿》中诸多虐心的桥段之一，它的震撼力来自这样的基本事实：在永恒面前，每个人都是失败者，我们必须吞下它的苦果。

是的，从结果的角度看，努力改变不了什么，真诚必然落败，唯有爱与苦痛，会长久地在心中徘徊，见证我们曾经活过。

《宝贝儿》的故事并不陌生，它在日常生活中曾不止一次上演：

弃婴江萌在寄养家庭中长大，所谓寄养，指政府将儿童委托给符合条件的家庭养育，政府给予一定费用，故寄养不是收养，养父母并非孩子的监护人。

幸运的是，江萌在养父母的关爱中长大，养父去世后，她与养母相依为命。

因先天残疾，江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只好在医院当护工。恰好，医院收治了一名先天无肛的新生儿（与江萌当年是同样的情况），见治疗无望，女婴的父亲徐先生选择放弃治疗，将婴儿带到养老中心等死。

婴儿的遭遇激起江萌童年的苦痛记忆，她异常执着地要将婴儿找回。所有人都惊讶地质问：“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在所有的尝试都失败后，江萌铤而走险，将婴儿从养老中心偷出，并因此锒铛入狱。

在社会舆论干预下，江萌重获自由，婴儿也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然而，一切努力最终徒劳，婴儿还是离开了人间。至少在理性层面看，徐先生当初的选择更正确。

江萌没能挽救小生命，她自己的生命却沦陷了：由于寄养期已过，按法律规定，她必须离开养母。她不解地追问：“我在这个家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我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不能给我妈养老？”

然而，在冷冰冰的规定面前，追问是无用的。

将养母送入养老院，在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后，江萌拒绝了身边的爱情。

上天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放置了一份辛德勒的名单，但红尘中有多少人能真正践行它？生活是如此沉重，何况江萌又是一名残疾人。她之所以挫败，因为她太年轻、太幼稚，还不知道冷漠、无奈、疲惫是多么可怕。

《宝贝儿》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因为它揭开了社会转型时期，每个小人物心中的伤疤。

几千年来，“人命关天”曾是我们这个民族绝不动摇的信仰。我们始终坚信，冥冥之中必有一种力量正在凝视着我们。我们活着，不仅是为了现世的成功，更是为了那些不可让渡的道德原则。“抬头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因为终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此岸，在另一个世界中与前辈相聚，那时，我们会骄傲地说：此生无愧。

然而，这个神话在现代世界被彻底粉碎。

从某种意义上说，《宝贝儿》可视为现代社会的成年教科书。涉世未深的江萌鄙夷养母为骗拆迁费而采取的伎俩；她以为人人都会视生命大于天；即使判罪，她也不愿意说假话……

江萌以为这世界是由真诚与虚伪、爱与恨、正义与邪恶而构成的，但现实让她明白，在清晰的二元对立间，更多的是麻木、冷漠、不负责和自我沉沦，它们像灰尘一样，锁住了人们的希望。江萌的每一次奋斗，都被应付挫败，即使她能战胜应付，却又无力挑战命运的裁决。

其实，哪颗心不是从清醒沦落为麻木的呢？

在江萌刺激下，无肛婴儿的父亲徐先生崩溃了，他凄惨地哭喊道：“你究竟要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在我的伤口上撒把盐？”

注定会失败，那就没必要挑战，注定会伤心，那就不如忘记自己的心。生活就像剥洋葱，总有一片会让你落泪。江萌终于明白：唯有麻木，人才能接受命运的无情，才能让自己看上去还有尊严。

影片的结尾，江萌也成为说谎者的一员——开始为《残疾证》而奋斗。江萌别无选择，因为她要将养母从福利院中接回，她要挽救她最后的梦。

在我国，有接近1亿残疾人，占总人口的7%，也就是说，平均15个人就有1人是残疾人。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为了避免受歧视，刻意远离人群。于是，现代都市提供了这样一幅幻像：人人都是健康人，没有人需要别人的帮助。

7%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其中一员，只是命运的不幸，让他们替健康人承受了苦难，难道，健康人真的无需对他们负责？真的不应承担一份义务吗？

世界上有太多像江萌这样的人，从出生那一天起，人生的天花板就已确定。无论怎样挣扎，他们都难彻底突破它。除了一遍遍追问“为什么”，他们无法释怀。

时代如此飞奔，在漂亮数字不断翻新的同时，会有多少人去追问：那些搭不上列车的人该怎么办？如果可以坦然地甩下他们，任时代列车从他们身上碾过，这样的速度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论跑得多快，我们都已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

值得一提的是，《宝贝儿》的表演特别精彩。在此之前，从没想过杨幂还能演这样一位边缘人——承受生活创痛，靠坚守原则来自我抚慰，遭遇生活百般挫折之后，她被动“成熟”。面对整天与自己吵吵闹闹的养母，曾经沧海的江萌说出了心中的感慨：“妈妈，谢谢你当年收养了我。”

杨幂如此细腻地演绎出江萌的性格成长历程，她从来不是宝贝儿，她必须活成一根刺。有多少个青春，就有多少个伤感的故事。因为所有自我的宿命都是遍体鳞伤，它最终会被抹去，会被遮天蔽日的麻木所窒息。

《宝贝儿》讲述的是几位残疾人的故事，但它的感慨却要广阔得多。在现代性的扭曲下，爱是否还有可能？我们还能重建意义吗？我们是否应继续坚持？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人味？……这些问题也许永无答案，但我们必须不断追问下去。

早在八月中旬，刘杰导演的新作《宝贝儿》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展映的海报乍一出炉，便在影迷圈炸开了锅。大家都纷纷感慨，有生之年竟能看到杨幂与侯孝贤的名字同框，着实是活久见。而与此同时，《宝贝儿》所聚焦的“弃婴”这一争议性话题也备受关注。

据2010年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弃婴10万名，较上世纪80年代的5000名、90年代的5万名大幅增加，其中大多数是残疾儿童或女童。而2010年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显示，寄养在非亲属家庭与其他供养方式的孤儿占到孤儿总数的17.9%。弃婴问题，绝对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而大家最为关心的是，向来观众缘极差的“大幂幂”，这次是否真的得偿所愿摆脱了演技灾星的头衔。

近日，随着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开幕，我们也终于得见了入围影片《宝贝儿》的庐山真面目。这部颇受争议的新作究竟品质如何，作为第一批观众，我首先便可以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这次，杨幂的演技真的炸裂了吗？绝对没有。

那杨幂在《宝贝儿》中的表演达到角色要求了吗？我也敢说，绝对达到了。

回想这一年，我们最常将“演技炸裂”安放在哪些演员的表演中呢？比如《小偷家族》中的安藤樱，仅仅一段固定的凝视长镜头，便将人物内心对成为母亲的渴望与残酷现实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遗传厄运》中的托尼·科莱特，用“歌剧式的表演”将恐惧感传递给银幕前的观众；再比如《犬舍惊魂》中的新晋戛纳影帝马尔切洛·丰特，不动声色地演活了小人物唯唯诺诺又渴望反抗的性格。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影片中的高光时刻，往往都是将演员置身于故事漩涡中心，从而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演技爆发点。

安藤樱《小偷家族》

托尼·科莱特《遗传厄运》

马尔切洛·丰特《犬舍惊魂》

那么《宝贝儿》呢？尽管杨幂饰演的江萌是全片的唯一女主角，但整部影片并不是以人物情感作为推动力，而是将故事本身作为叙事的核心线索。难得的是，刘杰导演没有以“卖惨”为噱头，无论是主角在激烈冲突对撞时刻的情绪爆发，还是本可以进行更加商业化操作的煽情泪点，都在导演极尽克制的镜头语言下被抽去了情绪发散。这样作者型的创作方式，其实在以往的国产电影中并不多见。

在我看来，这便是本片最大的亮点——冷静。

相较于极尽所能地利用情节冲突和情绪张力，来编排人物弧光和叙事泪点的电影，刘杰导演的《宝贝儿》却只用最简单的跟拍、固定镜头，在景别上的选取也多采用中景和远景，反而并没有太多的特写。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杨幂的演技经不起面部特写。但正如卓别林所言，拍悲剧才要用特写。想来刘杰导演并不想把《宝贝儿》拍成那种哭天抢地的催泪悲剧，他的创作美学一如既往地更趋向于冷峻的旁观者视角。

影片《宝贝儿》反映的第一个社会议题，来源于两位主角的人物设定——弃婴；准确说，是残疾的弃婴。

影片中的江萌被亲生父母遗弃，在社会福利机构安排下被寄养在一对无儿无女的乡下老人家里。养父早已去世，只有年迈的养母与她相依为命。而残忍的是，艰难长大成人的江萌就要被迫离开这个从小生活的家庭，孑然一身的养母也只能被送去养老院安度晚年。

导演在电影开篇便隐晦地展现了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寄养弃婴的家庭可以按月领到政府补贴，因此有不少农村家庭借机谋取利益。这便与江萌的寄养家庭形成反差——患有先天无肛症的女婴江萌，正是在寄养家庭视若己出的照顾以及接二连三的手术下，才最终得以生存下来，幸运地拥有了生命的权利。

生而为人，注定难免情感纠葛。所以已经成年的江萌不愿离开年迈的养母，更不愿意让养母孤身一人留在养老院里。这样一种乌鸦反哺的报恩行为，却被法律无情地阻挡住了——被寄养的孩子的监护权不因寄养关系而转移，因此弃婴最迟在成年后就需要回到福利机构，自谋生路。

江萌不理解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所以她倔强地逃避这个问题，通过工作来证明其有赡养老人的能力。从江萌的角度而言，报答抚育之恩是人之常情，观众们也很容易设身处地想到这一层，并产生共情；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为了不让寄养家庭承担道德的压力，政府强制执行这一制度，也确有其长远考虑。

而《宝贝儿》反映的第二个社会议题，就是本片的核心矛盾——父母是否可以决定已经出生的残疾婴儿的生死。

据2012年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的统计内容，我国每年出生后患有先天性缺陷残疾的孩子，大约占全部新生儿的5.6%，每年新增的出生缺陷数约100万例，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降生。

导演刘杰透露，制作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遭遇了一个痛苦抉择——是否要放弃一个先天重度脑瘫的亲生骨肉。在三天的决策时间里，刘杰导演的那位朋友不眠不休地挣扎在痛苦的深渊里，最终决定让孩子活下来。如今，他们带着孩子在宁静的郊区生活着，妻子也为此放弃了自身事业的大好前景。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刘杰导演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福利院里，发现原来有众多的残疾儿童被遗弃。而那个郊区的村子竟然有1200多个残疾孤儿以寄养的方式生活着。

刘杰导演

想不通自己朋友做出的选择是否值得，也感慨于太多被遗弃的残疾孩童生活在不为人知的边缘角落，刘杰导演遂决定用镜头记录现实一角，也便有了《宝贝儿》这部电影。

在影片中，郭京飞饰演的徐先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放弃亲生缺陷儿。对于这个决定背后的思量，导演进行了留白，放弃了“卖惨”的商业片拍法，但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似乎无情的决定——经济实力问题。

徐先生的设定是年近四十的男人，虽然还称不上老来得子，但在传统生育理念下，孩子也算来之不易，万万不会轻易抛弃。但天生残疾，意味着数不尽的手术，意味着很可能没有未来的人生，意味着毫无尽头的医药费支出，意味着上天给这个新生命与中产阶级家庭的毁灭性痛苦。

所以，徐先生选择了放弃。而与此同时，他也选择了隐瞒妻子真相——这个白色谎言，便是对这一父亲角色复杂性的丰富。一方面，他出于保护妻子的目的，选择了单方面承担抉择的痛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放弃选择不认可的体现。人物备受煎熬的内心困局，我们足以感同身受。

矛盾的另一端，便是江萌主张的“救”。如今已长大成人的她，看着眼前这个与她同病相怜的缺陷儿，仿佛看到曾经的自己要被无情剥夺在这世上生存的权力，自然心生不忍。而其对救治的坚持，更是透露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与全片贯穿始终的倔强形象高度相符。

或许是与养母的相依为命带来的情感维系，尽管作为弃婴，作为一出生就被父母判了“死刑”的孩子，但经历着病痛长大的江萌，始终坚信“没有哪个妈妈是不要自己小孩的”。我想，这也是她拼命想去说服孩子父亲改变决定的最重要原因吧。

事实上，江萌这一角色十分不讨喜。尽管对于“父母是否有权力决定一个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的生死”这一议题的讨论十分复杂，但作为一个旁人，对他人家庭的无端干涉是否符合道德，观众心中往往都有着明确的态度——别人家的事，外人何须多管闲事。

这背后其实还牵扯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群臣父子”关系。“君叫臣死，臣得死；父要子亡，子必亡。”如今，这类封建糟粕虽然无人再提倡，但其反映的软权力高下关系却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尽管国外普遍将新生儿的生命权定义在其个体身上，国内大部分人依旧认为父母是有权决定一个重残孩子的死活的。

而这种观念导致父母在这一困局中做出的“救或不救“的决定，都有出于感性或者理性的解释。然而这背后，又岂是单纯的对或错就能说得清的？

除了最明显的对立双方，影片中的警察、福利机构以及陪伴在江萌身边的另一位聋哑人也都是不同观念的体现。或者说，是浓缩着观众想法的输出代表。

警察是执法机构，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主要起到调和双方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他既会劝阻江萌的执着，也会调查徐先生的行为是否合法。而福利机构向来偏感性，所以也会关心婴儿的死活，防止弃婴的出现，但不会插手其中，只有适度的出于道德的劝说。

这双方，可以说是社会大众的缩影。而在影片中，也可以直接看作是江萌的反对者。

那么江萌的支持者呢？影片中的小军，一直是守护江萌的暖男形象，但其更多地是出于对江萌的感情联系。他不愿意拯救孩子，认为残疾的孩子长大以后，也不过都是“和我们一样”；但他也不愿江萌孤身犯险。其聋哑人身份，也正是这场纷争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如果被救治的孩子将永远生活在病痛里，那放弃治疗是否才是最好解脱？

可见，尽管本片中的重要人物不多，但在这看似只是“救与不救”的抉择下，导演利用人物身份达成了全方位的多元对立关系。而在这多元的对立中，冷静、客观、没有立场介入的导演自身观点退出，使得画面有了一定的高级感。

毕竟，现实不正是如此，哪有唯一的答案。

老实说，在这么复杂的社会议题下，杨幂没有尽可能地以更加细腻的表演来表现人物心理状态转变，实在可惜。而且尽管看得出其在南京话和手语的学习中下足了工夫，但偶尔突然夹杂的京味儿口音，实在令人有些出戏。但这也不能掩盖其在台词上的设计亮点——重复。

在影片中，江萌有大量台词都是重复的，对警察的询问往往也是躲躲闪闪、闪烁其词——这是极为符合人物设定的展现。对于残疾人而言，天生的疾病往往关联了全身的器官，杨幂选择通过语言表达能力的缺陷来体现这一点。而对警察询问的答非所问，也生动表现了其不知如何回应对方的胆怯心理。

总体而言，杨幂的表演中规中矩。不过，陪伴其左右的聋哑人小军的饰演者李鸿其，一定能借此获得不少人的赞许。全片没有一句台词的他，仅靠着眼神便演出了对江萌的疼爱，以及作为一个边缘人群在社会环境下的不自然与不自在。这样的演技，后生可畏。

而另一位主演郭京飞，对他所饰演的徐先生这一复杂角色的把控也十分到位。那种心力交瘁感，在只言片语中表现得十分真实，估计这也得益于其在表演前刻意不眠不休整整三天，才达到的浑浑噩噩的状态。

除了三位主演，其余演员皆是当地的素人；影片中出演警察和福利院院长的演员更是本色出演。由此，不得不佩服刘杰导演的执导，不仅看不出素人演员们的表演痕迹，也不会有小成本独立电影的通病——生硬感。

而对于这群演员来说，最折磨人的地方，便是导演的无剧本拍摄手法以及重复拍摄。导演刘杰说，他并没有创作剧本，只写了五页纸的故事大纲，为的是避免台词的设计感。因此，无论是江萌还是其他群众演员，所有的台词都是演员们在代入情境后自然而然的对话。这无疑增加了表演的真实感，同时也减弱了某些主旨台词的刻意感。

而这90分钟时长的影片，却整整拍了一年。为了找到导演最想要的感觉，整个剧组重拍了两次。最终的呈现，可以说是三部影片的剪接。

回归到影片本身，在手持摄影与冷色调的处理下，影片既不强调戏剧冲突，也不强调情感对撞，而是以平静的步调让我们关注了残疾婴儿这一群体。对于每一个初为人母与人父的人来说，一个家庭里的新生命都是“宝贝儿”的存在。那么，如果我不完美，我还是你们的宝贝儿么？

对于生命个体而言，活着本身就是充满了希望。在不确定的人生走向中，我们照样看见了霍金、史铁生等人的伟大，又有谁会强调他们是“不完美”的呢？

对先天性残疾婴儿的亲人而言，救与不救都只是关乎道德的决定而已。但无论选择了哪种决定，都应该负责到底而不是选择抛弃孩子。毕竟，抛弃这一行为，显然已经关乎到人性层面。

对普通人而言，生命从来不该以身体的健康程度来作为“完美”的定义标准。坚信平等，给予善良，给所谓“不完美”的生命提供一个平等的生活环境，让更多“不完美”能够呈现在阳光之下。毕竟，阳光会眷顾每一片叶子的汲取，无论其是否完整。

所以我很庆幸，在现实题材影片接踵而至的2018年，能够在影院里看到有关“不完美”生命的探讨，以及那些被我们忽视却终究不可忽视的新生命。

影片结尾处，一直执拗的江萌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打算去办理残疾症。她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检查，似有忧虑地望向远方。那一刻，曾扎根在她身体里的犟，突然消失了。那么她对自己之前的执着，是否有所改变呢？

答案，在每个观众的心中。

作者| 此去经年；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对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改造，两位导演的创作卓有成效。一位是比利时的达内兄弟，一位是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两位导演将“新现实主义”物质的／自然的环境，改造成社会的／心理的情境。因为剧本的精心打磨，电影变得更加具有可观性；因为不断被模仿，两类写实电影的新传统正在诞生。

达内兄弟的电影中，角色为外在的情境推动，要么是处身的社会环境（《罗塞塔》）、要么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两天一夜》。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自我选择，不如说身不由已。这便是罗塞塔最后绝望地企图自杀，可能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有这个举动；或者是《两天一夜》中的桑德拉，不断奔走说服同事重新投票，却在最后一刻莫名放弃。

而在法哈蒂的电影中，角色为内在的情境所驱动，并且最后总会作出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观众知悉了角色经历的内心冲突，感知到他们丰满的形象。《烟花星期三》的女孩必须在理性（来自宗教的教义）和情感（对女性的同情）之间进行抉择；或者《一次别离》里的女佣必须在道德（不说谎）与自我利益间（说谎）选择。

这是两条相反的路线：达内兄弟电影中的角色受到外在因素驱动，被动地作出抉择，并循此选择行动；而法哈蒂电影中的角色则徘徊在内在的心理危机之中，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才能继续行动。达内兄弟的电影从外向内，因此适合于社会学的现代性批判，法哈蒂的电影由内而外，因此适合于人类学的灵魂刻画。

《宝贝儿》混杂了达内兄弟和法哈蒂两者不同的叙事策略。江萌救治孩子的动机源自她与孩子有相似的命运：江萌生下来也是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后来被丢弃和收养，于是当她听闻孩子悲苦的命运时，对孩子油然而生一种共鸣，她想让孩子活下来，不愿她遭受“死刑”。江萌一意孤行的意志源自她内在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因素使然。

这是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内在的心理驱动。但同时，江萌的内心却没能唤起一种在法哈蒂电影中作为标志要素的两难冲突，导演刘杰并没有对此对此进行相应的设计（他本来是可以的）。只是安排了丁萌在医院清洁的时候碰巧听闻孩子的遭遇，并由此唤起拯救的圣母心，仅仅如此而已。

江萌在果断（似乎过于果断了，没有任何犹豫）选择救治孩子后，表现出了一系列孤绝的举动：劝导孩子的父亲救治孩子、偷取医院的档案、到派出所求助民警、最后毅然决然地偷窃孩子……仅从丁萌这个角色作出的举动看，电影又是达内兄弟式的，因为“一根筋”坚持到底的角色形象正是达内兄弟式叙事策略的显明特征。

《宝贝儿》中的江萌一方面由内在的心理动机驱动，但算上心理情境（因为没有设计两难选择的困境）；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让她“任性”到底，但也不算社会情境（因为不是外在因素驱动）。于是观众遭遇到了无言的尴尬：江萌义勇的举动怎么都说不过去。仅仅依靠曾经也是缺陷儿童便因此产生共鸣和同情，不足以让她冒着犯罪的危险实行抢救。

而且电影也没能对她个人的成长经历（比如她因为缺陷儿童或被领养遭受的屈辱）、处身的人际关系网（只有养母和李鸿其扮演的男友这两方）等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本来应该作为重点呈现在电影之中，这样观众或许能对江萌突然间的角色转变找到更多的共鸣。

因此，《宝贝儿》的情节和角色都令人难以信服，它建构在主题先行的概念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电影的制作过程：首先有这样一起事件，先天缺陷的儿童被家人所放弃，同时另一位有过相似缺陷但已平安长大的女孩听闻了这件事，于是冒险去拯救这条生命，最后有了整个故事和江萌这个角色。

电影原本也可以多着些笔墨在孩子的父亲身上，他的内心有真正的冲突：放弃救治，便是“谋杀”一条生命；救治，则面临着不可知的未来，这对将来长大成人的孩子来说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电影仅仅用了几个神情痛苦的镜头交代父亲放弃孩子的痛苦，这远非在表现他两难的抉择困境。此点本来应该被着重表现的。

电影因为留下了诸多此类空白，导致最后呈现的故事直接刻意，缺乏应有的深度。《宝贝儿》就像在无野心地呈现一起社会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忘记了对人的刻画。前者本可以交给纪录片去做——导演非常想制作出纪录片式的真实质感，但这是一种“伪现实”——后者则是剧情片在虚构的合法性上进行深入挖掘的优势。

可以说，刘杰将达内兄弟的手法并置到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中，两者碰撞出的不协调最终将整部电影酿造为一起失败的事件。同时他也混淆了剧情片和纪录片两者的重点，主动放弃虚构的力量，将剧情片当作纪录片来拍。观众在江萌身上感觉不到任何同情，有的只是厌恶，为她看似高尚实则愚蠢的行为哑然失笑。

女主表现全无层次感，浮在人物表面，方言根本谈不上。演技还是这么形式话，分分钟出戏的节奏，文艺片确实很挑战，有没有戏看眼睛就知道。越努力想改变，越用力过猛。郭京飞亦比想象中平淡，不过台词好过女主太多。口碑不是单靠炒作发通稿就行的，要靠真质量好的作品，观众自然认可，一直演烂片，想回血口碑，也得多演几部合格的戏，表现一下诚意，突然扮个丑就到处发通稿演技翻身就想一次洗清，难度太大扯着蛋。

劝大家不要浪费时间还有精力在烂片上伪现实主义，伪文艺，看的人抑郁症都要犯了本来是一部催泪题材的片，怎么就拍成了拐卖儿童全场一个泪点也没激发。

导演浪费了一个好题材。电影充斥了一股廉价感，这种廉价并不体现在制作水平上，而是创作态度。导演也说了，电影没有剧本，主演进组后才被告知对白需要用方言，还说有让女主演哑巴的想法，导演您可太孩子气了。您有没有想过后果，如果真是这样设计那电影中的很多情节根本就不成立，所有都需要推倒重来，它会发展成另外一部电影。

电影制造的多数场景和对话是不可信的。对非职业演员刻画太过呆板，对白根本不像人话。职业演员的表演方面，这部电影女主独挑大梁，却看不到深度，人物的行为动机经不起推敲。女主总是能把苦情戏咆哮出“大家快看！我在努力表演”的祈求感。李鸿其和郭京飞两位男配角戏份都不多，但都有表现的机会，可惜李鸿其没有把握好，所谓限制制造扩张，在不说话的前提下只用肢体语言和表情表演很容易出彩，现在看来一切都太浮于表面了，反倒是郭京飞凭借表演经验为这部电影奉献了一个最耐看的父亲角色。

刘杰导演，杨幂、郭京飞、李鸿其主演的《宝贝儿》错开了国庆档的厮杀，低调地在本周上映，没想到却迎来了罕见的评分“灌水”想象。此前，《宝贝儿》在题材和表演各方面都被业内和媒体看好，没有上映就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上映后却连续被各路黑粉挤压，这是谁也没想到的事情，也可能是国内院线电影的一个怪现状。

就品质上来说，《宝贝儿》这个片子，在国产片范围内，无论是从题材上还是从演员表演上，都是花了心思，下了功夫的。这不是一部可以让人欢笑、减压的商业片，但可以给人以安静的思考和沉淀。商业片可能就像满汉全席、大鱼大肉，而这样片子可能就是简衣素食、粗茶淡饭，在吃得满嘴油腻的时候，去看一部这样的片子，其实可以在精神上减肥，审美上消脂的吧。

一个健康的院线应该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类型片，都有，都具备，都能容纳，才能满足不同人的需要。既有精打细算的商业娱乐，也要有叩问心灵的人文探索，既要有天马行空的奇观，也有贴地而行态度卑微的现实，《宝贝儿》就属于后者。这样的片子能进入院线是难能可贵的，在一片沸反盈天之中，它像一个战战兢兢的孩子，想去给大家讲一个真诚的故事。

《透析》《碧罗雪山》《德兰》，一直以来，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切入现实生活，以凝视的态度去触社会底层的情感，是刘杰导演所擅长的，《宝贝儿》依然继承了刘杰这种简单质朴的力量，选题上让人敬佩，成片的表现力、浸透力，也可以说不落俗套。很多人以为可以赢得一些市场，获得一些影迷的共鸣，没想到才上映，就遇到了及其情绪化的狙击。

资深影迷都知道，能在院线看到刘杰导演的电影，挺不容易的，之前的《透析》《碧罗雪山》《德兰》等几部片子，都没能正式地和大家见面，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去选择观看，以为这次能聚集起一批影迷，重拾以前的感动，大家可以慢慢地去消化这个片子，让它在回本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盈利，为刘杰下个片子继续出现在银幕做铺垫，没想到形式不太乐观。

目前，国内的艺术院线还未健全，观众不能进一步有效细分，院线也不能逐一分解各类题材，乃至很多小成本的片子必须和商业片同档厮杀、博弈，很多院线经理有心扶持，也无力面对同行竞争和公司内的KPI考核，这也是一种遗憾。那些洋洋自得地灌水的观众，有没有认真看《宝贝儿》，不太好说，但是，这个片子还没遇见想看的人，遇见感兴趣观众是肯定的，它才一露面，就受到了不太公平的待遇。

有时候真的分不清楚，我们是为一个演员，一个导演去看电影，还是为自己的审美，为一部好电影去看电影。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审美，坚守自己的判断标准，但要相对客观中立，可以肯定的，把太多私人恩怨、对主创人员的偏见过多地投射在一部电影身上，可能会有失公允，对电影本身也是不公平的，作为商品也好，作品也罢，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时间去各个平台和渠道上去展现它的优点。

《宝贝儿》肯定不是一部无懈可击的电影，除去电影本身的问题，见仁见智的美学选择，《宝贝儿》遭遇的狙击，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些观众观影心态的反应，以及行销公司之间恶意竞争的不良结果。《宝贝儿》从一个层面反应了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宝贝儿》上映后一部分观众的表现也体现了中国影迷群体对一个题材、一个演员的包容度。这些都是现实，这些都让人哭笑不得。

看《宝贝儿》，无时无刻不有这样一种冲动：跑进屏幕里，抹去杨幂脸上的妆容；如果可以，再试着调整杨幂刺耳的口音。能见出杨幂已经非常努力了，电影的制作看起来也极其用心，但演员与真实的生活永远隔着一段距离。它好像在“欺骗”观众相信电影里发生一切乃是真实的同时又不断透露影像的虚假性。

诚然，电影中的真实都是伪造的。评鉴导演水平高低的一个方式，就是看他的造假能力。影像构建的幻觉越真实，说明导演的造诣越高。没有人比侯孝贤更擅长于此道，凭借一种天分和蛮力（只有最笨拙好实的技法：还原），在观众的感知上创造出最为真实（同时也最为形式主义）的影像。这便是侯孝贤达到的高度：将各类技法隐藏于无形。他能做到让观众信服虚假的影像，如此便够了。

没有人愿意相信《宝贝儿》是真实的。我们不说故事的合理性（自然是取巧的），仅说影像所构筑的幻觉，也是不真实的。杨幂扮演的角色只在脸上涂抹上黝黑的妆容，便“欺骗”这是一位底层少女。妆容背后显明的仍旧是杨幂那张脸，说话时牵动的嘴角时刻向观众声明：我就是演员——杨幂。导演刘杰如果真的有能力，他可以做到令观众认不出电影中的角色乃是杨幂，至少有一种陌生感。如同余男在《图雅的婚事》中的造型，已经见不太出她本来的样子。

还有说话声，如果无法模仿好当地的口音，还是不说为好。因为每当杨幂和其他人对话时，她的嗓音奇怪地从影像氛围中划拉出刺耳的颗粒，与环境是不协调的。而且，我们能感觉到杨幂说话时努力的劲头：想要说得地道。这是为何李鸿其虽然在电影中没有太多施展表演的空间，却数倍好于杨幂的原因，哑巴的设定省去了说话的需求，进而不必为此暴露。

一部“伪现实主义”电影就这样诞生了，看似走了写实的路线：手持摄影、自然光，克制的表演……但其实没能取到应有的效果。原因在于整部电影还是按照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在拍摄，人物动机驱动情节，而不是让情节来服务于人物。故事是极其简单的，人物形象是极其单薄的，统摄一切的是一个大的概念和主题。首先有了这个表达的目的，才建构起情节，构想出人物。

因为自己是严重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角色就会为救治相同命运的孩子不顾一切吗？如果仅仅只有这个理由，我想终归是太过单薄。对于江萌这个角色，需要加进更多的成长信息、人际关系网、各类遭遇，如此才能在观众心中肃立其立体的形象，来支撑她作出这个义无反顾的决定。但现在，除了弃儿这点基本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