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未了

西班牙1936年夏。著名作家米盖尔·德·乌纳穆诺决定公开支持有望肃清国家混乱局势的军事起义。 他即刻被共和党政府解雇，不再任萨拉曼卡大学校长。与此同时，弗朗哥将军设法将他的部队加入反叛阵线，并私下着手准备成为战争的总指挥。面对冲突带来的血腥，同事遭受的监禁，乌纳穆诺开始质疑起自己最初的立场与原则。弗朗哥将总部搬到萨拉曼卡并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后，乌纳穆诺前往他的住处，提出了请求.....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1478

from《上海书评》，by范晔

1936年10月12日的开学典礼上，校长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一开始并未准备发言。

三十六年前，恰好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第一次被任命为建校于1218年、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后来因政治原因被政府免职。1924年被选为副校长，又因抨击国王阿丰索十三世及独裁者普里莫·德·里韦拉（Primo de Rivera）而遭免职和流放。到共和国时期重返校长职位，但他又渐渐对总统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任上的土地、宗教政策感到失望，因而在内战爆发初期一度支持佛朗哥的国民军，被阿萨尼亚下令解职但随即被佛朗哥政府复职。1936年的开学典礼上，七十二岁的乌纳穆诺再次希望幻灭，悔不该当初支持如今的内战胜利者——他们并不是自己想象中西方文明的捍卫者。就在月初，乌纳穆诺刚刚面见了佛朗哥，为身陷囹圄的好友、门生求情而未果。他还不知道，十天后他昔日的学生、格拉纳达大学校长萨尔瓦多·比拉·埃尔南德斯（Salvador Vila Hernández）将被枪杀，就在同年8月诗人洛尔迦被害处不远的地方。此时此刻，校长乌纳穆诺衣兜里没有发言稿，只有一位女士求他斡旋营救自己丈夫的信件。

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读者已经从《生命的悲剧意识》了解到他是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思想家，从《迷雾》或《殉教者“好人”圣曼努埃尔》了解到他是西班牙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纪念西班牙内战爆发八十周年的今天，或许仍有必要听听乌纳穆诺最后一次公开讲演的声音。

那一年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同列的还有佛朗哥的夫人卡门·波罗（Carmen Polo de Franco）、萨拉曼卡主教等政要，以及独眼独臂的何塞·米连-阿斯特赖（José Millán-Astray）将军——他将因为这一天与乌纳穆诺的对峙而史上留名。那一天是10月12日，也是纪念“发现”美洲的“民族日”，如今西班牙的国庆日。听到有人将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比作“西班牙身上的毒瘤”，乌纳穆诺终于起身发言：

……我知道你们在期待我讲话，因为你们了解我，知道我不会在这种时刻沉默。因为沉默有时候会被理解为默认。……主教先生是加泰罗尼亚人，而正是他教导你们基督的教义，那是你们不懂得的；我是巴斯克人，而我一生都在教导你们西班牙语，那是你们没学会的。真正的帝国（语言）是西班牙语，那也是黎刹所说的语言，和杀死他的刽子手所说的语言一样……

乌纳穆诺的话被听众激烈的反应打断。愤怒的米连-阿斯特赖将军用他幸存的独臂猛敲桌子要求发言——真正激怒他的是乌纳穆诺提到了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刹（José Rizal）的名字，而米连-阿斯特赖在军中的功业正是从十七岁时赴菲律宾镇压他加禄人的独立运动起始。据说米连-阿斯特赖将军就在此时喊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口号：“知识分子去死！”以及“死亡万岁！”

将军按当时风行的套路向群众呼喊：“西班牙！”

听众山呼回应：“独一！”

将军再喊：“西班牙！”

听众回应：“伟大！”

将军三呼：“西班牙！”

听众回应：“自由！”

就在长枪党人纷纷向墙上悬挂的佛朗哥像致举手礼，台下一片群情汹涌之际，校长乌纳穆诺继续他的讲话：

我刚刚听见有人喊：死亡万岁！我毕生都在创造悖论而惹恼那些不理解的人，作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所喊的是一个荒谬可厌的悖论。……米连-阿斯特赖将军是个战争中负伤的残疾人。塞万提斯也是。不幸的是我们如今在西班牙有太多的残疾人，今后还会更多，如果上帝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一想到会由米连-阿斯特赖将军这样的人来指导民众的心理就十分痛苦。一个缺乏塞万提斯那样伟大精神的残疾人将乐于看到身边遍布残疾人。米连-阿斯特赖将军不是合适的人选：他想建立一个新的西班牙，按照他的形象。所以他想看到的是一个残疾的西班牙……

这里是知识的圣殿而我正是她的大祭司。你们在亵渎她的圣所。

这位校长化用了福音书中耶稣的话，“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位曾把堂吉诃德视为西班牙基督的作家宣告：“我永远是我祖国的先知。”随后便是那句被无数次征引的名言：

你们能以力压服，却不能令人心服（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éis）。

听到这里，听众中已经有不止一位军官在伸手掏枪。事态一触即发之际，据说是佛朗哥夫人卡门女士主动要求乌纳穆诺校长挽起自己的手臂，陪他安全离场。乌纳穆诺在一片嘘声中回到自己的住所，数天后收到了被解除校长职务的公文，——曾一度力促他申请诺贝尔奖的教授都在上面签了字。他从此被监视软禁，直到两个多月后去世，死在西班牙灾难之年的最后一天。昔年曾为“西班牙欧洲化还是欧洲西班牙化”与乌纳穆诺激烈论争的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得悉他的死讯后写道：“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乌纳穆诺的声音一直在西班牙回响。如今这声音永远沉寂，我担心我们的国家将进入可怕的沉默时代。”

乌纳穆诺最后一次演讲完离场

乌纳穆诺在1928年出版过一本小书，名叫《既反对这个，也反对那个》（Contra esto y aquello），被后世评论者视作作家自身的写照，认为他“思想中充满矛盾”，无论国王、独裁者或共和国，无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都曾加以抨击。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Javier Cercas）说自己有一次酒后与朋友狂想完美社会的蓝图，最后一致认为，理想的社会中至少要有三个人：智者，医者，说不的人。智者传授生之道，医者传授死之道，而说不的人则负责在决定社会前途的关键时刻，在群情汹涌的狂热时刻，有勇气说不。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是出于任何利益或虚荣心作祟，只忠于自己真实的想法且言行一致。塞尔卡斯说这就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加缪的反抗者，卡夫卡式的主人公。说不的人，代表着知识人的尊严。我想乌纳穆诺也可以加入这个序列。

战争未了：丧钟为我们而鸣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更偏好于称这部电影为一部“讲述战争”的片子而不是一部战争片。导演巧妙地通过作家米格尔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20世纪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故事与情景。值得高兴的是，他拥有极佳的叙事手段以致于作为一个对西班牙历史知之甚少的人，观看电影时仍感觉非常流畅。

整部电影围绕作家米格尔，或引用他自己的话，基督教徒，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共和党人米格尔，讲述了他立场转变的故事。共和党人最初支持军队起义，然而朋友被捕，亲戚朋友的压力使他质问自己的内心，从而发现真实的精神追求。电影的另一条主线是陆军参谋部内部，叛军首领弗朗哥如何逐步实现独裁。当导演选择用人物作为推动情节的主线工具时，这是一件及其有风险的事，因为他需要塑造出被观众接受且符合历史情境的形象。所幸，导演成功了。

这两个重要人物都极为“普通”，换句话说，他们是完整的。我们不需要完美的圣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的角色才会给观众带来亲切感，引起他们的共鸣。尽管米格尔是一名校长，著名的思想家，他仍在摸索所谓的正确之路，无论是这个国家的还是他自己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甚至是一个懦弱的人，因为他眼睁睁看着同僚被抓走而无能为力。这更加突出了他最后决意起身演讲的勇敢，那是坚信自己信仰而产生的无所畏惧与无懈可击。

除了内容，电影在视听方面的技术应用也是毋庸置疑的教科书。导演是一个运用色彩的专家，尤其是红色，绿色和黄色。在米格尔的花园里，梦里，大片的植物是翠绿色的；演讲时，教皇的帽子，舞台的帷幕是大红色的。这些颜色饱和度很高。教堂的墙和士兵的衣服是土黄色的，行军时的杂草更加枯黄，这些构成了整部电影的主色调。虽然是一部战争片，颜色却很柔和与温柔，契合米格尔“温柔”的反抗。

而灯光是另一重矛盾所在。所有室内的场景，导演都会安排一扇窗户，照进自然光。冷色调的自然光和暖色调的人造灯，构造了一副矛盾的画面，正如我们的主角内心。拍摄人物时，镜头集中在侧面描写，半阴影半光线昭示着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处“心事”，他们在自我冲突与重建。

这部电影在技术层面值得久久的回味与评鉴，然而就内容方面，它过多地聚焦于米格尔，导演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反映整个时代的矛盾与冲突。事实是结合当代时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班牙，“内乱”当头，“战争”（我更愿意在这里称为斗争）永远不会停止，丧钟永远为“我们”而鸣，他需要挖掘更深层次地东西来“说服”我们，而不是用教科书的转镜“征服”我们。

1935或36年西班牙内战，在两个阵营的中间，西班牙某所大学的教授夹在中间，最后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反映了战争对每个人的摧残，撕扯得让人感受到难受。

西班牙历史上处于欧洲非洲文化交集处，宗教战争锻炼了好战开朗热情的民族，因为对这个国家的兴趣看了这个片子，才知道他们的文明民主历程并不长，到内战结束推翻了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才在1977年进行民主选举。

战争未了，这世界并不太平，俄乌战争已经两个多月了，依旧持续，多少人生又将被撕裂！

看完了电影，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下观后感，理清一下自己的情绪。在观影的过程中，我主要有两种感受。一种是主人公无力的抗争，这也是电影，大部分时间在讲述的。作为一位姿势分子，作为在西班牙文坛享有盛誉的人，在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前途的关键时刻，却显得十分无力。这种无力感脆弱感来的非常真实。 第2种是主人公最后的高光时刻，也就是面对长枪党军人的演讲。虽然演讲内容十分的格式化，没有新意，但也足够令人感动。，这个时候电影的主题就真正显现了，即表现知识分子的良心，即表现，笔杆子的力量。 然而回归到现实当中，情境却要复杂得多，电影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表现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与良知。情绪渲染，也似乎倾向于认为知识分子的挣扎是对的。然而回归到现实当中，挣扎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各种主义，各种学派，各种思想吗？是但也不是。各种主义都是实现最终目的的手段。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正义，为了良知，为了生命。然而现实世界是非常残酷的，它并不是按照这样完整的一套按照知识分子设想的程序运行的。

1、認識烏納穆諾是因為他的著作生命的悲劇意識（del sentimiento trágico de la vida，1912 ），以及佛洛姆著作中所提及與分析的那場在「死亡萬歲」這樣由「死亡崇拜」、「虐待狂」與「戀屍癖」三重心理衰竭症候口號環繞下的起身演說——試問，在槍桿的死亡威脅下，世間有多少人能淋漓酣暢的說出真話，並且還帶著對生命的啟發、敬意與熱愛（注意：有些人在死亡威脅下說話是因為他就是想死——他有死之勇氣，卻沒有生之勇氣，缺乏大生之勇氣），他的這一場演說是人類黑暗時代中不滅的光芒。他義正詞嚴，旁人千叮萬屬怕他付出生命的代價，但是他言所當言，求仁得仁，隨後遭受軟禁是西班牙社會與歷史的悲劇，可是是他個人生命圓滿的喜劇，這個圓滿的喜劇就在於他做了自己（電影用了好幾個夢境讓他自問自己是誰），淋漓盡致的活出了自我（而這自我不僅是小我私己的成就，還是一種大我的成就；不僅是個人性的，還具有歷史性與精神指標性的），請參考以下辛意雲論語新說卷一百四十七談「回也其庶乎！屢空」，節錄：

顏回他的生活情態，就自己性情之所近，開展出自身的生活，創造出自己的命運，如此沒有遺憾。顏回被公認有如此高的智慧，卻過如此窮困的生活，在西方會認為這是個悲劇，可是在中國呢？他不被認為是一個悲劇，因為這其中沒有任何的不得已或被逼迫，一切都是他自己生命中的最好的選擇，也就是孔子所說的，伯夷、叔齊他們當時選擇了隱居，拒絕了接受西周的賞賜和封地，因為他們質疑——用戰爭解決戰爭真的是和平的一個可能性的作為嗎？他們從最高的生命哲學去思考，所以他們不贊成周武王的這一種伐紂的作為，於是他們說不能因為周武王成功了，也就不談這個問題了，接受賞賜而活下去。最後，因為不接受這些賞賜，隱居在深山中，採野菜而吃，而後慢慢的營養不良而去世了。有人問孔子：「這有沒有遺憾啊？這是不是一種悲劇呀？」孔子說不是。為什麼？這是他們自己依自身的性情和因自身的生命的那分哲理、原理原則，選擇出來的結果，他們承擔了這個結果，這叫作求仁得仁，如此何憾之有，有什麼遺憾呢？

2、戰爭未了（Mientras dure la guerra，2019）雖是一個世紀前的故事，卻也是現在的故事，只不過現代國家與社會的醜態經過形變與粉飾，大眾難以輕易辨識罷了（比如美國以扶植他國政府的方式行殖民之實）——高遠的理想在人為的末流中「化而欲作」，成為了人世間各種汲營的政體與主義，而烏納穆諾這樣挺身而出捅破窗戶紙的典型在宿昔，放眼當今世界在反菁英與扁平化的風潮下，不僅是政府，連民間都是不允許有這樣精神性領導人物出現的。

3、片名「戰爭未了」，或者說「戰爭還在繼續」，指的不僅僅是過渡的政體——從君權、共和到獨裁，而今的民主也不會是世界上最後一種或者最理想的政治體制（這點是普世性的，中國近代史也不在其外）；另外，片名指的更是烏納穆諾的一生，耄耋之年仍不放棄人類群體之理想與幸福的追求，至死方休。烏納穆諾並不像評論者所說的那樣矛盾、衝突、搖擺、混亂，如果讀過他的著作，會知道他的人生統攝於愛與理性的大主題之下。我們說孔子是「聖之時者」，烏納穆諾也是「時者」；烏納穆諾還是烏納穆諾，而變動的是時局——他生於君權時代而反抗君權，不因共和政府授予他終身教職就全然與之妥協，即便資助起義也還能再收回他的支持，烏納穆諾人到老年仍能「戒之在得」，不斷更新自我，不像是某些人緊抓著、占有著過去的形名、觀念、主張、經驗、地位、聲望或輝煌記憶，而不肯與時俱化。這裡可以留意一個電影情節的布局，當薩拉曼加市市長夫人來請求救助時，烏納穆諾說能提供的僅是金錢的援助；幾個月後當前市長夫人來請求金援，這個時候烏納穆諾拿不出這筆錢來——這是因為烏納穆諾不守信嗎，前言不對後語嗎？這是他從前虛應故事而後來無法兌現嗎？這是他為了延緩託推而演的一場戲嗎？不是吧！是因為時局瞬息萬變。

4、我們對知識分子有所指責，因為士畢竟不同於庶人，任重而道遠；但是，我們對於所有努力之知識分子的理解和感謝，似乎遠不如我們的指責多。在黎明之前（Vor der Morgenröte–Stefan Zweig in Amerika，2016）中褚威格整天忙於寫信，將朋友從納粹的手中營救出來，在戰爭未了這部電影中，烏納穆諾忙著讓獨裁者釋放遭清算者，對褚威格或烏納穆諾，其實這些任務都是過度的要求了。他們能救一人，那就是一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可是他們在文學、哲學、歷史、文化與文明上的表現對人類與後世更重要——這是顧炎武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所以，對烏納穆諾的批評要客觀，不用無端指責，因為他不是當權者或劊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