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轰动了全世界。这一略显夸张的举动，使得德国国家形象就此大幅度提升。他们对战争罪行的全面反思，得到了举世公认。而在艺术文化领域，除了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拍摄反战电影、控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外，德国人自揭伤疤的态度也不落下风：无论是经典战争片《从海底出击》的写实和压抑，还是德国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血腥和残酷，德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上还原那场战争的真相。他们更是敢于直面曾经的反人类罪行，拍摄了诸如《死亡终点站》这样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在2019年这部名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电影中，德国人再次重翻旧账，将一段武装党卫军屠杀意大利村民的恐怖故事带了出来。这次导演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使用了一种类似悬疑片的拍摄手法。当所有杀人证据都指向一个叫法比奇·科林尼的意大利老工人时，他却故意缄口不言，沉默如海，导致观众们不断猜测他的杀人动机。你知道他一定杀了人，你也知道他一定是蓄意杀人，然而导演好像偏要折磨一下你的耐心，你越是想知道他就越不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直到将近50分钟，一把二战的德制瓦尔特P38手枪出现……

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否战争片爱好者或军迷，都能猜到这把手枪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了。电影里的男主律师莱宁正是通过这把手枪找到了突破口，而你也在隐约中猜到了个大概……当莱宁在法庭上告诉众人被谋杀的德国老人汉斯迈尔就是制造蒙地卡蒂尼大屠杀的元凶——一名武装党卫军军官时，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心中那块巨石也陡然坠下。果不其然，德国人又要对二战那段黑暗历史进行自我鞭尸了。

身为MMF集团总裁的汉斯迈尔，和蔼可亲，事业有成，曾获德意志十字勋章荣誉。还对莱宁有着养父一般的恩惠，赠送给他一辆老派的奔驰轿车。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老人，在战争年代却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SS军官，这种反差是否过于不可思议呢？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演员”比比皆是。多少像迈尔这样的战犯，只要把军装一脱，转眼就在一个新生国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不但远离清算，反而活得有滋有味。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演戏，还是本性使然，就像迈尔对莱宁的照顾，你很难说出于一种怎样的情感。人性太复杂了，很多时候，它比深渊还要更加靠近地心。

莱宁是一名土耳其移民。在现今德国乃至欧洲，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司空见惯的同时，也很少去换位思考他们的处境。就像德国国家足球队有很多土耳其裔的球星那样，莱宁以土耳其移民的身份考取德国律师，并在德国家庭照顾下长大，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隐喻。这也让他担任科里尼的辩护人时压力巨大，并且难以洗刷一种“白眼狼”的嫌疑。莱宁还面临着无数诱惑，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浮士德故事：他的老师使用歌德的典故，暗示他放弃良知，做出一个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选择。讽刺的是，这位老律师当年就是做出了几乎相同的选择，并成为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的签署者之一，给德国法律画上了污点。

然而，德国毕竟是一个盛产思想和哲学家的伟大国度。莱宁也没有重蹈老师的覆辙，他坚定选择了程序正义的这一方。不管你信仰真主还是上帝，真正能审判一个人的，唯有法律。莱宁的老师甘愿成为浮士德，所以终将面对丧失灵魂的虚无。意大利人卢凯西站在法庭上揭露迈尔，也为他被指控为通敌的父亲完成了赎罪。“无罪”的法比奇·科林尼，也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上路了。

历史是最好的剧作家，电影也正是取材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畅销小说。但无论如何，“科林尼案”都只是冰山一角。就像以色列特工曾经满世界地追寻纳粹战犯那样，又有多少坏人因为德雷尔法案得以庇护呢？这显然已经无法追溯。而现今的世界各地，隐形的歧视仍旧随处可见。电影里的菲利普曾对河里游泳的莱宁说，“不要污染我们德国的湖。”甚至菲利普的姐姐也对莱宁说过“若不是我爷爷，你还在卖沙乌尔马（一种穆斯林手卷食物）”的气话。所以，电影让一位土耳其律师担任主角，自然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也只有像他这样不徇私枉法的“白眼狼”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有希望。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从整体上散发出一种久违了的“经典剧情片”的气质。围绕一起凶杀案，以控方和辩方的法庭交锋为故事线，塑造律师、被告、受害者等各有动机和性格特征的系列人物，最后带出颇具历史深度的社会议题，完成主题升华，并留给人广阔的思考空间，余味袅袅。敏锐的观众自然会意识到，以上评价几乎适合所有的法律题材经典电影：《刺杀肯尼迪》、《因父之名》、《控方证人》、《大审判》……等等，是熟悉的套路，但能做到经典，自然各有其特色。而能与这些经典相提并论，本身已经是一份殊荣。

影片一开头，就以“留白”的方式交代了罪案本身——案发过程被略去不表，老人的惊讶直接切入嫌犯浴血，惊世骇俗地出现在酒店大堂。被“反转反转再反转”的“诡叙”惯坏了的我一度猜测案发现场一定另有隐情，留待法庭揭露，营造悬疑气氛。没想到影片的气质如此古典——缺失的罪案现场最后揭晓，只是为了塑造人物，掀起情绪高潮。被酣畅淋漓的一段复仇戏“心灵马杀鸡”之后，我不禁反思，电影的剧情是否需要那么多的“反转”和“包袱”？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叙事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得太远了？

所谓“叙事资本主义”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儿，就是努力在有限的影片（剧集）长度内塞进尽量多的信息、线索，制造重重“反转”，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本来，制造“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悬疑是剧情片的看家本领，不然既没有恢宏的场面，也没有激烈的奇观，观众凭什么盯着几个演员从头傻看到尾呢？像《控方证人》、《非常嫌疑人》等影片，都凭戏剧性的反转成就了一代经典。“反转”本身并无原罪。可惜最近几十年，为“反转”而“反转”的倾向愈演愈烈，为了让观众张开惊呆的尊口，编剧们开始抛却人物塑造、剧情合理性这些根本不顾，一味追求“分分钟刺激”“秒秒钟惊呆”，不但是不管人物性格特征，而且有时候连剧情前后都合不上。更有甚者，挖坑不埋，一切敬请期待续集，只要哄你看完全片就行。编导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弃若弊屣，实在令人齿冷。

在这波大潮之下，衍生出所谓的“高智商电影”，诸如《看不见的客人》、《海市蜃楼》、《网络迷踪》、《恐怖游轮》等等。其中翘楚，当然是被影迷们奉为新晋大师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作品。他的每一部片子，无论类型是科幻、战争还是犯罪，密集的信息量和步步惊心的悬疑是必不可少的标配，也是成功的秘诀之一。可就算是这些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的良心之作，在我看来也是得不偿失——将影片的主体“人”让位给了“故事”，将人性深度兑换成了叙事快感，是否也是一种舍本逐末？

相比之下，《科林尼案》的“老派”其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已经遗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太久。观众们看完全片，记得的不是迷失在各种算计和迷宫里的焦虑，而是清晰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编剧所要表达的主旨。记得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的家庭，几个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受害者，他们令人一掬同情之泪的遭遇，以及有良知的人们为讨回公理、维持正义，不惜冒险犯难的浩然正气。当看到小镇暮色中携手走远的父子的背影时，多少感慨，令人无语凝噎。一种崇高的宣泄和升华喷涌而出，这正是好的艺术作品所应该达到的境界。远非各种匠气十足的“高智商电影”可比。

影片几个主要人物的设定很有意思。一个意大利蓝领谋杀了一个德国富翁，隐隐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70年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辩护律师的律师来自土耳其裔移民家庭，对手是金发碧眼的前导师，曾参与制定庇护纳粹余孽的恶法。主角决裂了同样美艳的金发富家恋人，雇佣了一个意大利太妹。所有这些设定，都带着一点同情少数人群和边缘族裔的左派立场，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当然，倾向无所谓好坏，只要考虑一下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就奠定在信仰如羔羊般被献祭的耶稣基督就好了，这坚若磐石的信仰自然会影响到各种艺术作品。

最后致敬一下影片中扮演罪犯的老英雄弗兰科·内罗，年轻影迷恐怕想不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大叔居然拥有堪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傲人履历。他最著名的银幕形象是“姜戈”。没错，就是那个拖着棺材浪迹西部，迷得昆汀·塔伦蒂诺神魂颠倒，几十年后还专门拍了一部《被解放的姜戈》隆重致敬的那个“姜戈”。虽然在大半时间里他神色木然，可那只是剧情需要，随着真相揭晓，他的冷峻随回忆涣然冰释，将一个童年因无心之失害死了父亲，长大后不婚不育矢志复仇的“罪犯”内心丰富的层次一一诠释出来。他出色的演绎证明了，“姜”确实是越老越辣。

不是很明白国内片商为什么加“无罪谋杀”四个字，多半是为了卖座，但查了下票房似乎也没啥帮助。不得不说，对了解案情的人画蛇添足，对其他观众则有部分泄底之嫌。毕竟又不是看古畑任三郎，早早定了有无罪只等动机和手法。当然，这不妨碍电影本身有料。

如果不是改编自真实事件，我会说这讲的是最荒诞的那种寓言。年轻律师阴差阳错接下大案，意图一展身手，却发现要为杀害恩人的凶手辩护。老谋深算的原告律师，原本游刃有余占尽道德和庭审优势，却突然落入为战犯开脱的漩涡。

而被讽刺最为激烈的当然是被杀者迈耶。遵循残忍的规则放过小孩，多年后被小孩仿照丧父的仪式枪杀，近乎视如己出般善待的邻居，甚至赠送豪车鼓励研习法律，最终成为揭露他可怖面目的中坚力量。

庭审内外闪回了很多迈耶的往事，二战时嚣张跋扈屠戮无辜，战后对年少时的律师慈眉善目关爱有加，最后落在他跪地准备迎接枪决的绝望面孔。隔着银幕，命运的大手抽着他的耳光，同时也告诉我们，人很可能不止他们看起来的那一面，他们尽可以去埋葬过去，但犯下的恶行会始终跟随。

小律师一腔正气，打拳和撩妹的部分都很帅，老律师的演法酷似反角，所以被奇袭时恪守道义底线意外地令人尊重。迈耶在沙滩一露面就满脸写着“本人党卫军战犯”，后来一听原名汉斯就更实锤，哎我一定是新纳粹题材的电影看太多。最后，一直觉得科林尼有些面熟，但看完也没认出就是《姜戈》，真惭愧。

在飞机上看到一半：男主可能在查案上和事业上是个非常靠谱的人，但情感上靠不住。等我看完：这部根本不是想讨论感情喂！1，老律师明显体现了幽默，人格魅力和游刃有余带来的体感上的更容易博得好感，是把精通人性的，善于利用人性的律师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2.男主是为了真相而不那么重所谓的情爱的人，但其实男主价值排序里是有很多关于其他的感情因素在的，但男主明显是不会让情感影响自己判断的人。3.女主，看似只是旧情复燃，究其动机还是试探的意味更多，算是自以为能掌握敌情，但本质上还是让情感占上风。4.男女主的互动还挺明显的表达出你以为的日常和真正上心的区别，男女关系中仍旧需要有理智分清所谓的真心和目的。人际中还是需要清醒。5.男主最后寻找的是卖披萨的研究生小姐姐和他关系很不好的父亲来帮忙，这个配置其实还挺妙，律师行业的特殊性和真正能帮到你的人究竟是谁，可能很多时候你能真正信任的人不是那些能一起快乐玩耍的人。人性就是很妙。6.人性是复杂的，无论是死者的前后反差，还是老律师的行为，甚至女主最后伸出的手，以及被告的自杀。7.老律师最开始对男主的接近可以算是肆无忌惮的对新手的藐视和习惯性的自信，但最后的改口既能说是保全口碑，也能说是良心发现。8.男主的新手设定，这个设定很神奇的点在于，新手思考角度的非常规化，和对案件的不麻木，甚至对于行业潜规则的漠视，毕竟这个案件得罪了很多业内人士。新手的热血和对正义的坚持吧。9.男主最后推开女主的手，算是在做自己的事情里尽力找到自己的信仰，然后不断认定正确和值得的过程。有自己信仰并能坚持且有能力的人真的后半程非常高光！10.世界本来就不公平，所以当正义得到彰显才更显得可贵。最后那一幕，男主看到被告的小时候和他的父亲真的泪奔。11.看到感触很深的弹幕：人都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活的。战争里没有赢家。一次不正义的判决堪比数次犯罪。

电影的历史长河中从来不缺正视历史，反思二战的影片。1961年的《纽伦堡的审判》将主角对准了二战时期执行纳粹指令的法官，以良知与政治的博弈讲述战争对人类心灵造成的扭曲。1993年的《辛德勒的名单》以史诗级的篇幅，借用德国商人辛德勒的视角，讲述二战对于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屠杀罪行。2003年的《我们的父辈》以德国五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二战洪流中分奔东西的群体命运，描写个人生命在战争碾压下的渺小无力。二战结束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人类对战争的思考，却从未停止。

改编于同名畅销小说，来源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原著影响力之大，《科林尼案》让德国总统都为之惊动。影片连续六周获得票房冠军，并直接推动了德国司法部门对相关法律的修订。这些光环让电影本身超脱于艺术本体的探讨，揭示出悬疑外衣下真实性与现实性的内核本质，搭建现实与历史的互文效应，批判人类历史上的浩劫之殇，直指战争对人性的异化。

被杀害的老人迈耶，在莱宁眼中是一位慷慨宽厚，重情重义的老人，莱宁的父亲在他2岁那年去世，从此以后，莱宁将迈耶作为人生中的第二个父亲，视为人生的榜样，父辈楷模。受于迈耶的慷慨庇护，莱宁得以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律师。在迈耶的孙女汉娜眼中，祖父无可挑剔，父母亲、哥哥早世，祖父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社会公共视野里，迈耶还是国家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报纸头条会登名报道的知名企业家，荣光与财富集于一身，一个声明赫赫的老人，与邪恶扯不上半点关系。

战争的魔法将普通人变为恶魔，二战期间二名德国士兵在意大利游击队的袭击中被炸身亡，为报复，迈耶命令用二十个意大利平民的生命消抵二个德国士兵的生命。科林尼的父亲就为其中之一。比枪杀更为邪恶残暴的是，迈耶武力强制尚是幼子的科林尼，直视父亲被子弹击穿头颅的血腥一幕。此时的迈耶不仅是无情的杀人狂魔，还是将仇恨与暴力的种子撒见后代心灵的恶魔投毒手。身在战争中的邪恶与残暴，与现在时空慷慨宽厚、荣誉集身的耄耋老人形象造成强烈的人格反差，这是同一个人中的不同两面，被命运安放在不同的位置，一个存在于和平世界，一个存在于战争乱世。

当科林尼的枪指向迈耶，迈耶下跪，对准枪口。这个带有明显忏悔意味的姿态侧面说明，战后在迈耶的内心深处带有极强的不安与恐惧，或许他的后半生都曾为这双沾满鲜血的双手感到耻辱，直到科林尼找到他，他主动受死的姿态，像是主动祈求原谅的赎罪与投降，这个结果像是他所等待的，只有科林尼按下这一枪，他才能与自己的罪孽达成最终的清算。

得知莱宁掌握了祖父曾经枪杀科林尼父亲的证据，汉娜跑到莱宁楼下，为祖父的罪行开脱，她理直气壮，祖父何罪之有？他只是服从命令。在国家战争面前，一名军人的行动只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运转下的一枚螺丝钉。汉娜的驳斥，无可厚非，只是那份理直气壮显露了她利用规则的冰冷与狡猾，个人道德情感上的无情与冷漠。

法理与情理的对薄，最后出现在新人律师莱宁与明星律师马丁克在庭审现场的巅峰对决。尽管马丁格一再强调，迈耶的行为只是服从国家命令，同理，他参与编著帮助无数战争犯逃脱制裁的“徳雷尔法”也是政府交给他的任务，他只是受雇于某个部门。莱宁三次询问，就因为如此，这就是正义吗，这可以代表正义吗？马丁格坐在证人的席位，缓缓艰难，说出了不。

没有等到最终的判决，科林尼在马丁格承认这不是正义之举后，选择自杀，案件终止审理。法律上，正义的宣判始终缺席，但那句不，科林尼用自己的生命争取到。科林尼的自杀，导致最终判决的缺席，像是一种意识形态腹语术的表达，片面的反思升华为正视历史的勇气，代表了德意志民族内部对二战持有的沉重而真诚的自省态度，虽没有法律的审判，但内心的不安与愧疚却是更为凌厉的惩罚，幻化成一个民族精神的苍凉底色。

死去的人不想报仇，这是影片中的一句台词，科林尼不是用生命报仇，是用生命告诉实行过暴力犯罪的纳粹分子，你可以用执行政策的假托之词掩饰自身罪恶行径，但在内心深处，你一定不能觉得这是正义之举。失去对人性的批判，对错误的反思，是一个民族最不可救药的恶，这种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将伤害延续。

慈眉善目的老人，是手染鲜血的筷子手；为正义呼喊的律师，曾义正言辞袒护邪恶；在血腥屠杀的炼狱里，哭泣的小孩被教育要勇敢；在摧毁强者的丑闻里，孤独的正义者正饱受群体的刁难。

战争对人性的异化是战争的悲哀，人类对人性的放逐是人类的耻辱。法律可以修补社会秩序，但无法修补千疮百孔的心灵，这部影片不是站在法律的高地，为民族曾经的错误筑起保卫的高墙，而是以直面历史的勇气，正视历史的决心蛰伏于二战伤痛的余温中，对曾经犯下罪行进行严肃深沉的剖析。这里面，有对“恶”的复杂性思考，有对人性晦暗面的鞭挞表达，有对战争毫不留情的痛斥与反思，有力度，更有温度。

不得不佩服德国人反思历史的能力，尤其是关于二战和大屠杀的，还孕育而生了独特的文学体裁：反思历史小说（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然而，德国人这种具有深度思辨的能力不是源于执著，而是对挥之不去的历史阴霾的探索。电影《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就是如此。

费迪南的祖父巴尔德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并在纽伦堡党卫军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刑20年。背负着席拉赫的姓氏，费迪南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不少非议，也经历了复杂的自省。费迪南本身也是一名律师，他的作品也大都与刑事犯罪有关，《科林尼案》可以说是他长久以来司法经验与身份自省孕育出的集大成之作。

但是费迪南·冯·席拉赫这种霍桑式创作呈现的不是单独个体的故事，它更具有代表性，它携带着重新追溯历史与正义的任务。故事中的人物设定呈三角形，即律师卡斯帕·莱尼（Caspar Leinen）、被审判者法布兹奥·科林尼（Fabrizio Collini）、死者汉斯·梅耶（Hans Meyer）。这种类似于三角恋情的人物关系把律师莱尼置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他是死者的义子，也是科林尼的辩护律师，他究竟要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倾向于哪一方，维护哪一方的利益，这是莱尼、费迪南你以及其他大屠杀后出生的德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谋杀梅耶的案情铁证如山，科林尼是凶手，他对此也并不否认。然而当主人公律师莱尼拨开层层迷雾，寻求谋杀的动机的时候，对于死者汉斯·梅耶的审判才刚刚开始。对于剧情我不再做赘述，情形更加复杂，人物关系与故事结构营造的冲突也很有看头，但不是我讨论的重点。最后明显的是，随着尘封档案的缓缓揭露，被告科林尼从施害者变成了妥妥的“受害者”、“复仇者”，汉斯·梅耶曾是一名纳粹，杀害了科林尼的父亲。而因为《德雷尔法案》，汉斯·梅耶被认为是从犯而享有刑事犯罪追溯期，这一点让科林尼无法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起诉梅耶，所以他才选择自己动手，为父亲雪恨。

这里插一句，故事把陈年往事设定在意大利也具有典型意义，原因是纳粹德国在意大利战场上的行经一度被吊诡地解读为“正当的”、“干净的”，“荣耀的”，这种荒唐似乎在影片中的法庭再次上演，对死者的审判和辩护开始了：梅耶十分是有罪的？

至此，这个电影俨然是对一系列二战后审判的另一种反思。据我所知，让汉斯·梅耶逃脱法律制裁的《德雷尔法案》与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时候参考的法律情形类似，它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自19世纪的法律体系，即刑事罪犯必须要以其本人的判断与动机实施的杀人行为，才会被认定为谋杀，这当然不应该适用于战争，尤其是二战那么独特的战争，且也与国际法不兼容，影片中也有提到。这样已一脉相承的法律制定行为实质上是对部分法西斯行为的“非直觉”描述，更像是巧立名目地为犯人脱罪，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为许多德国战犯打造了“免罪金牌”。

这种法律体系背后是对集体犯罪中犯人身份的区别对待产生的。其实1954年的一系列同盟国战争犯罪的审判就已经把战犯与军人身份作为主要讨论点了。军人的职责与荣誉，在战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对战时军人身份与价值的认定不仅对审判结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军人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不论个体或者集合。历史学家Kerstin von Lingen曾给出这样一个例子，二战落幕后，纳粹国防军的许多军官对战时军队的身份进行了回溯与重建，他们将国防军与党卫军（SS）对立起来，以此展示自己在战争中所作所为的正当性。这样的行为正如法国学者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面对重大国事，社会团体会自行创造出一个“参考的框架”（frame of reference）来协助自身在社会格局下身份的建立。Reinhart Koselleck在《Verbrechen erinnern: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olocaust und Völkermord》对审判中的讨论如此介绍：通过对德军行为的主动和被动两方面的阐释，二战时德军身份包括给予意图（Sinnstiftung）和索取意图（Sinnforderung），分别指向了军队个体经历的叙事建构与国家层面更能接受的集体叙事建构，后者与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许多战犯被去纳粹化，逃过或缓和了处罚。这正是科林尼所要报复的，战争给了他终身的创伤，而司法上的不公对他造成了第二次伤害。

与其说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起伏脉络都在解答“谁是受害者？”这一问题，辩证地看，在更加宽泛地延伸中电影提出的问题其实是“谁是受审者？”当受害者这一身份从死者梅耶转移到被告科林尼这一时刻，法庭审判实际上也就转向了，苦脸法官惊愕的神情说明了一切。究竟是谁迫害了科林尼？是希特勒、是党卫军、是汉斯·梅耶，但是也是德国的司法体系、《德雷尔法案》、以及当时只是实习生的理查德·马蒂涅博士（Dr. Richard Mattinger）……甚至是当时的西德连邦议会。就此科林尼案不仅仅是对某一个逍遥法外的纳粹军官的重新审视，而是对大屠杀及战后政治的重新反思，可以被视作对于自纽伦堡审判以来纳粹德国对军队以及军人所构建的身份的审判。

这也就是《科林尼案》比起类似情节的影片《八音盒》对二战历史及其战后历史的回溯更偏僻入里的地方。当然我在此并不是踩一捧一，事实上，就观影体验来说，老派的《八音盒》看起来更加舒服，整部电影丝毫不逊色《科林尼案》。但是两部类似的影片叙事目的并不一样。《八音盒》里的麦克·兰斯洛只是个在逃的战犯，庭审用一位一位证人的证词累计把他的罪行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他本人对历史的否认巧舌如簧都让这位战犯更加令人憎恶，影片最后真相大白，给他定罪，人心大快；而《科林尼案》却触及了更广泛而且深刻的领域，影片对梅耶罪行的呈现比较单一，梅耶下跪接受复仇者的审判，这都大大削减了梅耶作为战犯的丑恶形象；更加巧妙的是，情节上，一开始梅耶已死，他已经被审判，被执行，到影片发展到最后的悬疑不再是战犯能不能被处决，而是关于法律的偏倚如何补救、正义如何实现、对待历史态度的深层次反思。梅耶与兰斯洛不同，他不是通过隐姓埋名，不是通过逃跑，不是通过谎言与诡辩逃脱了审判，而是不当的法律给予了他逍遥法外的权利。

《科林尼案》的结尾处理得很高级，审判没有结果、正义没有被修正、德国民族的救赎未完成。正如德国1995年为大屠杀研究成立的弗里茨·鲍尔研究所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对大屠杀的记忆和对民族社会主义犯罪的对峙可能已经是当下德国社会亟需关注的问题，过去犯罪所造成的广泛的辐射还没有被大众充分意识到。”历史就是这样，有些错误也许不能被弥补，它们留下的创伤和负罪感会流淌在一些人的血液中，它们制造的危险也一直躲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伺机而动，当你遭遇它们、审视它们，你无能为力，只能转向自身去思考和汲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