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问题的问题

201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见到梅峰老师，他来参加他们北京电影学院和青年电影制片厂的“新学院派导演计划”签约仪式。当时这个计划宣布了包括他在内的八位在校教师将要执导八部电影。

那时候他已经决定要导演一部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电影，但具体改编哪一部还没有定下来，他说：“应该会是一部中短篇，之前没有搬上过银幕的。”

之所以选择老舍的小说，因为2016年是老舍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电影频道邀请梅峰去做一个纪念老舍的电视电影，他就把两件事情给合到一起了。

在此之前，梅峰老师一直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我们熟悉他是因为他和娄烨导演在编剧上的合作，梅峰是《颐和园》的联合编剧之一，《紫蝴蝶》的编剧顾问，编剧了《春风沉醉的夜晚》、《浮城迷事》……其中《春风沉醉的夜晚》获得2009年法国6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梅峰说：“其实作为电影这个媒介，不管你在哪个岗位、门类上去做事情，它都是挺有挑战性的，把事情做好都挺难的。幸好我第一次做电影，主创团队都是有电影学院背景的老师和学生，所以能够顺利把这个电影做完也要感谢电影学院这些学院派老师们的努力。”

后来，他确认改编了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

再后来，2016年金马奖上，范伟凭借这部电影毫无争议地夺得了“最佳男主角奖”，而梅峰和联合编剧黄石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奖”。

11月21日，这部电影终于要在院线上映了。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一部老舍先生很短的小说，比李安改编的张爱玲的《色，戒》还要短些。

讲述了1940年代重庆一个世外桃源的“树华农场”，农场依山傍水、物产丰富，“然而，树华农场赔钱。”赔钱的原因并不复杂，就在负责人农场主任丁务源身上，他对农场的建设和管理毫无建树，却是个交际家，“他们，连场长带股东，谁没吃过农场的北平大填鸭，意大利种的肥母鸡，琥珀心的松花，和大得使儿童们跳起来的大鸡蛋鸭蛋？谁的瓶里没有插过农场的大枝的桂花、腊梅、红白梅花，和大朵的起楼子的芍药，牡丹与茶花？谁的盘子里没有盛过使男女客人们赞叹的山东大白菜，绿得象翡翠般的油菜与嫩豌豆？

“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给他们的？丁务源！”

对工人们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和工人们一起打麻将。

后来，农场终于来了一个实干家尤大兴做主任，你以为农场就此能走向辉煌吗？并没有。由于缺乏社交能力，尤大兴很快就被股东和工人以及在农场白吃白喝的“租客”秦妙斋给赶走了。

结果是丁务源继续留任农场的主任，“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越赔钱。”

梅峰说：“当时看到这个小说觉得七十年过去了，再看还是很生动，不会因为这么长时间而有距离感。”

很多人看到丁务源都想到《背靠背，脸对脸》（1994年）里牛振华演的那个文化馆代馆长。和梅峰一起联合编剧的学生黄石也想到了，梅峰就对他说：“黄石你去看吧，你觉得他那个作品对我们有参照意义的、在方法上有借鉴的，你就去做这个工作。”他自己就没有再重看了，“我的工作习惯不太想看在剧作上有参考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文学改编，不是一个原创，小说摆在那儿呢。”

中国的那几个从语文课本上认识的现代作家里，我还挺喜欢老舍先生的，他的语言看似平实随和，实则幽默风趣，讽刺得一针见血，寥寥数笔就把一个人物特点给写得活灵活现。

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很好地把这种叙述风格给保留住了，就算是增加的秦妙斋的爱情线也结合得很妙，一点不违和。

至于影像风格，梅峰导演给自己第一部电影用了黑白画面，让整部电影看上去就像是1940年代拍摄的。

因为他非常害怕拍成彩色会让人联想到今天影视基地拍的那种民国剧，“那些民国剧其实离民国的那个气质和格调挺远的。”为此，还特地用了一个1950年的英国库克镜头，“它带来了画面上的渲染感，像被浸染过一样，不是清晰度那么高的数字效果。”梅峰老师说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靠近古典美学，“中国电影的古典美学的一个习惯，今天做电影还能不能做到？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任务。”

几个演员也选得非常好，简直都是从原著中走出来的。

老舍在原著中这样描述丁务源：“四十来岁，中等身量，脸上有点发胖，而肉都是亮的，丁务源不是个俊秀的人，而令人喜爱。”是不是活脱脱就是范伟？！

梅峰说他看到这样的描写就立刻想到范伟了，“他的脸也没什么特点，也不让人讨厌，脸上都是肉，但散着光。”

另一个算有点名气的演员是殷桃饰演尤大兴的老婆，老舍写她的外貌也写得特别好：“那个女的不甚好看。可是，眼睛很奇怪，奇怪得使人没法不注意她。她的眼老像有甚么心事——像失恋，损伤了儿女或破产那类的大事——那样的定着，对着一件东西定视，好久才移开，又去定视另一件东西。眼光移开，她可是仿佛并没看到什么。当她注意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总以为她是一见倾心，不忍转目。可是，当她移开眼光的时节，他又觉得她根本没有看见他。她使人不安、惶惑，可是也感到有趣。小圆脸，眉眼还端正，可是都平平无奇。只有在她注视你的时候，你才觉得她并不难看，而且很有点热情。及至她又去对别的人，或别的东西愣起来，你就又有点可怜她，觉得她不是受过什么重大的刺激，就是天生的有点白痴。”

殷桃合不合适？你说合不合适？

最绝的还是张超演的秦妙斋。原著里老舍特别喜欢用“龙虾”来形容他。“好男儿”出身的张超有一米八八，体重却只有七十公斤，当他躬腰和丁务源他们讲话时，可不就是一个“龙虾”！

说到张超，范伟之外，他演的秦妙斋绝对是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

这个人物在小说里是个不学无术、骗吃骗喝的（伪）文艺青年，“空头艺术家”，声称会画画，但从来没有见他画过一笔；批评所有人的文章，但自己从来没有写出过一个字来……他无意中踏入树华农场，看中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就赖了下来。声称要和朋友们组织一个“清高派”，推举丁务源当会长，然后在这里画画、治乐、写文章。

结果就是一个蝗虫，成天游手好闲，和工人打麻将赌花生米，“秦妙斋就这样的侵入了树华农场。不到两天，楼上已住满他的朋友。这些朋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时来时去，而绝对不客气。他们要床，便见床就搬了走；要桌子，就一声不响地把大厅的茶几或方桌拿了去。对于鸡鸭菜果，他们的手比丁主任还更狠，永远是理直气壮地拿起就吃。要摘花他们便整棵的连根儿拔出来。农场的工友甚至于须在夜间放哨，才能抢回一点东西来！”

结果唯一做成的一件事情就是设计栽赃尤大兴，写了很多“打倒尤大兴”的大字报贴满农场，最终利用舆论将尤大兴夫妇赶走。联想到现实中老舍先生后来故去的前后……人性这种东西，真是不免叫人唏嘘啊！

梅峰在电影中又给秦妙斋这个人物敷衍出了一些新的情节，这些情节是电影最有趣也最讽刺的部分。

比如他利用文学作品——其实就是不讲人话——泡农场股东的女儿佟小姐。

硬要在农场举办一个画展，结果画展上没有他自己一幅画——他的画怎么可能和这些人的画挂在一起呢！秦妙斋对牢一幅画批评：“空洞无物，一看作者就没有任何绘画基础，乱七八糟……简直莫名其妙！”结果这幅画就是佟小姐画的，赶紧又追过去给人家道歉。

比如他批评革命派文人，说：“他们一边反抗家庭，反抗包办婚姻，一边花着家里给的钱。”批评风月派：“他们一手歌颂爱情的坚贞，一手搂着自己的老婆、小老婆和姘头。”

不得不说还是知识分子黑起知识分子来漂亮啊！因为实在太知道对方的痛脚在哪里了，一抓一个准。

看这段的时候简直有一种看钱钟书《围城》的韵味。

前些天张超和梅峰老师一起来南京，说起秦妙斋这个角色，他自己可是一看到剧本就非常喜欢。然而当初他的公司其实很犹豫他要演这个角色的……

这样一个伪文艺青年，虽然形象丰富，但是缺点多多，也不讨喜，公司说是怕影响他的人设。

看看我们的明星都变成什么样了？遇到一个这么好的角色居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会不会影响自己的人设？演员不应该就是变色龙么？装到哪个角色的瓶子里就应该努力呈现哪个角色！凭什么有自己的不能被角色影响的人设？这真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时代啊！

好在张超自己是清醒的，“我自己做演员有我自己想走的一条路，所以我也在选作品。其实你如果走流量的话，你可以选走流量的路；如果你想好好演戏的话，可以走好好演戏的这条路。我当演员就是想好好当演员，而不是想当一个艺人或者明星。”

他真的很爱秦妙斋这个人物，也很想演《不成问题的问题》这部电影，甚至第一次见梅峰老师时就穿着长衫、布鞋、麻布的肥腿裤去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国人，当着梅峰老师的面就地演了一段。

梅峰老师说：“我觉得演员首先就是他要相信，他相信了他才这么做。”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有没有让你想到《演员的诞生》里章子怡说的一个演员的“信念感”。

张超说为了表现秦妙斋的书生气和骗吃骗喝的流氓气，他看了很多民国文艺青年和市井流氓的照片，“我拍这个戏的时候，研究自己的剧本研究了半个月，我研究范（伟）老师的角色研究了一个月，因为只要把他研究好了，他会给你影响的。”难怪连梅峰老师都夸赞他：“最后他给我们这个作品完成度很高。”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不成问题的问题》提名了“电影频道传媒大奖”，张超获得了“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受传媒关注男配角”。也算是有所回报。

看到没，一个演员还是要用角色说话。就像一个导演还是要用电影说话，一个画家还是要用画作说话，一个作家还是要用文章说话……大家说到底都是应该用作品说话。

除此之外，都是废话。

（我们的小小花园，你要不要来转转？）

老舍的故事总是比较温厚。就是那种老实人想骂人，想了想，先说上几句自己。说着说着，自然也没有了骂人的下文。梅峰就此改变的电影，是敞开了骂，但每个人都会觉得和自己无关。

一个电影总有些微言大义，未必栽道，未必含沙射影，于是有人就觉得这总是说中国做事很难。做事的人被赶走，那个混日子的终究卷起雪白的袖子，继续岁月静好。然后总是忙不迭地自嘲：献丑献丑。真的很想站在这样的人面前，你是很丑，谢谢。

那么你倒是讲讲这个讲了什么。

这就讲。

树华农场叫什么农场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有什么深意，大抵就是个很好看的地方。用老舍先生的话讲：江水让人愿意跳进去，山上没有什么，青青的一片里，便是这个农场。农场里物产丰富，但总是赔钱。就像桃花源里虽然很好，但桃花源的人还是希望又好，然后还是钱变得越来越多才好。小说的结尾说只有长得多的瓜果还想起来那个被赶走的人。那些人又回到了丁主任手下的牧歌年代，只要稍微做些事情，不至于自取灭亡的那种偷懒就已经足够。像尤主任那样的好，大有牺牲了这一代，或者不过牺牲了这一代的惰性，农场便可蜜流成河，奶积成湖。钱所以是不会越来越多的，如果还想桃花源是个桃花源的话。

丁主任的口头禅是不成问题。这个该是触怒很多人的地方。问题简直泛滥成灾，甚至血流成河。怎么亏得说出不成问题这样的浑话，简直诛心，简直……因为这些问题实在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譬如农场不赚钱，农场的股东却不去想“农场的北平大填鸭，意大利种的肥母鸡，琥珀心的松花，大鸡蛋鸭蛋？桂花、腊梅、红白梅花，和大朵的起楼子的芍药、牡丹与茶花？山东大白菜，绿得像翡翠般的油菜与嫩豌豆？”这些支出本也是要做在账上的，也不管老爷们的应酬，生日，三节四庆，甚至某股东女儿失恋了，不想活了，就要添些东西，去香港走一走，那挂在那么好看手臂上的镯子，这些都要从丁主任随身从兜里拿出的“把这些放在账上”的几张钞票里贴补。书里几乎都没有谈，电影里这一次次的私款公用连丁主任最后的这一点点狰狞都给弄得那么低声下气。他总有中饱私囊，他总有徇私舞弊，可是他也总有捉襟见肘，也总有：不成问题，我来想想办法。

不成问题实在是句非常困难的事情。譬如大人物弯下腰问有问题吗？这就像问How do you do 你敢说自己很好啊。谁会在乎你好不好。一来二去，所谓成熟就是拢起袖子来堆着满脸的谄媚：不成问题。

于是干练的人就不满地去有问题啊，很多问题啊。身先士卒，死而后已。我都自己去死了难道还有问题吗？

难道就大家和和气气地把问题混过去？

就电影而言，农场的问题固然是各种物料的产能不足，产出也被各种虚耗、挪用。最后股东可以分配的资源少了，这个少是和一个预估的收益去做比较的，但这个预估的收益究竟是多少，究竟是如何测算的。付之阙如。留洋的主任大刀阔斧，提高产能，堵住漏洞。最后大家好，大家涨工资。这个链条表面上问题不大。

但问题从来不仅仅是表面上。

两个股东的勾心斗角真的因为是农场的收益不高？其中一个股东叫人来抓汉奸真的是天下兴亡，不是匹夫也有责？

【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

一片高歌猛进，丁主任避开，甚至如他号称的避入了水底。这里的问题却因为收益尚远，鸡蛋可以以眼见的速度拿不到了。于是所有的问题随着鸡蛋送入了新主任的后院，轰然起火。洋主任浑身金刚不坏，老婆总是凡人。又或者说他自己仅仅只是去种树，铺桥就真的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当然最为理想其实似乎是尤主任做实务？丁主任做人事？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无非觉得问题是可以分为春天的问题，夏天的问题，秋天的问题。

中国做事很难，被赶走的人不是因为只会做事不会做人云云，而是中国的事情，乃至不是中国的事情，从来分不开哪里是人的问题，还是事情的问题。

不成问题，说出这句话所以要有多么艰涩的“随意而安”。

站在山上看着农场，站在农场远眺江边，人都是那么自说自话地觉得那些问题只在那里，不在这里。

电影结束于丁主任的官复原职，不免让人觉得问题终究不成问题了。

那是小看了问题，还有“不成问题”。

“我在重庆喝了点酒，夜里坐渡船回来，打起了瞌睡，竟然掉进了江里，我在江里飘了一夜，却一直没有醒来，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第二天早上，江边的农民救了我上来，我在那村上住了两天，体力恢复了才往回走。后来我走了好长的山路，一路辗转才归，，这路上，我想了很多，这农场的主任不给我做，也就罢了。”

电影三分之二处，一向分外严谨的丁务源满身狼狈，给秦妙斋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失踪。这段笔记小说一样的奇遇，在原著中并无体现。

原著中的丁务源同样失踪了一阵，但当他回来时，“已把副主任弄到手”。

那个步步为营、试图营造秩序的丁务源，在此时，被一个卷入意外的、荒诞失序的丁务源所取代了，这个恍恍惚惚的丁务源，像是从当下的时代和自身的逻辑中挣脱了出来，非理性而又极度理性，如超脱于世的审视者般，质疑了意义和存在。

虽然几秒后，当秦妙斋说出“我有办法斗倒尤主任”时，丁务源又迅速回归了算计，可这短暂的出离，或许就是时光的裂口。

身处于时代中的老舍先生，对一切都是有看法，有答案的。丁务源无能钻营，可恨，秦妙斋虚伪空洞，可笑，尤大兴有能力，肯实干，却斗不过麻木贪婪的一众人。对丁务源最终的胜利，他更是有着旗帜鲜明地嘲讽与憎恶。“他们就像没开化的虫子一样，只知道吃喝偷懒。”尤大兴的话，非常能代表原著的精神。它所给出的，是对一个麻木、糟糕时代的批判书。

而如今，六七十年过去，当距离产生，那个时代所自带的动荡与不安被呈现出来，答案和立场就很难那么鲜明了。那个处处谋划的丁务源会在淌过一条小溪时，对手下人说：“苟且性命于乱世，有一口气活着就好。” 而彼时四下静谧，树低水长。

小人物的钻营和挣扎，放到动荡的时代中去，就多了无可奈何。

还有一处改动。

在原著中，秦妙斋单独路过农场，就留宿了下来。而电影中，多了一个神秘的“吴教授”，这人跟秦妙斋一起下船，说了句“你帮我看着行李”，然后就消失无踪。

这个吴教授再无人提及，直到最后，丁务源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这件事，秦妙斋又因为那个吴教授的失踪而被捕，这个设置的荒诞感非常强。这一笔的延伸，或许也是当代的创作者回望那个时代时，所感觉到的不确定和无序的浓缩。

“都扯了也没有关系，我会给你画！我给你画那碧绿的江、赭色的山、红的茶花、雪白的大鸭！世界上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

微妙的氛围中，我们会感觉到，即便是一无是处、坑蒙拐骗的秦妙斋，说着这样的话时，眼睛里也是闪闪发光。至少有一秒钟，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说的是真的。

在原著中纯属批判的话语，落到电影中时，就展现出丰富性。这样的段落还有很多，现代性被体现为多义性。

原作中数语带过的股东家眷们，如今也被以工笔勾勒了出来。从他们身上，我们得以窥见农场外整个时代的社会秩序——农场内的小秩序来说，对错是鲜明的，然而到近乎混乱的大秩序中，就并非如此了。

“咱不管谁好谁歹，谁是谁非。”丁务源的这句话，在原著中是小人物的辩白，而到电影中，成了一句无奈何的留白。

“向上的路是极难走的。理智上的崇高的决定，往往被一点点浮浅的低卑的感情所破坏。情感是极容易发酒疯的东西。”这是原著中的一段话。而电影在展现这一层面时，试图给出一个小小的问号——即便如此，在这辛苦的人世中，一切是否值得些原谅呢。

当年封闭空间内，带有很强象征意味的警世寓言，在有了时代的视角后，被酿作人情世事的浮世绘。而两个时代的作者，也在这样的互闻中形成了交流。

（文/杨时旸）

笑声。如果说有什么内容贯穿了故事的始终，那就是丁务源独特的笑声。范伟并不是第一次使用这种他熟稔掌握的笑，只不过这一次，把它着重提出，大肆表现，几乎成为了这个故事最重要的“配乐”，如此精准地切中了这个故事的要害和精髓。那或许是一种只有中国人才可以会意的笑声，它由一种独特的喉音构成，震动发于胸腔，声音止于口唇，一切点到为止，既不是哈哈的开怀大笑，也不是呵呵的随意敷衍，充满节制，礼貌，木讷，老实本分，有卑躬屈膝的臣服，还有着能搞定一切的笃定，这种笑声更多的用来表态而非抒情，这矫饰的笑从抗战年代的小小农场一直可以贯穿到2017年当下的饭局、职场与官场，从未改变。所以，这个角色都穿着长衫的黑白电影其实有着独特的当代质感。

丁务源梳洗得当，有条不紊地喂了鱼，戴了表，让人们以为他是个颐指气使的老爷，毕竟刚刚他还挺着肚子站在窗边眺望，一转头，就变得低三下四，冲着镜子拍拍脸，说，“三太太，肥鸡和肥鸭都给您带来了。”媚态也需要排练。那是他第一次给自己装扮上谄媚又拿捏有度的笑，紧接着，他就开始让那种独特的笑声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各个场合，和太太小姐们打牌的麻将桌，和工人们称兄道弟的牌九游戏中，又或者遇见莫名撞来的虚伪艺术家，甚至，面对那个即将把自己替换走的新主任时，他都一成不变地凭借这一款独到的笑化解一切，主子的差使也好，农民的狡黠也罢，哪怕面对留洋博士的义正辞严和不通世故，他都能应对自如，这卑微和自我贬损的笑声成了武器，柔和克掉了多杀钢铁的棱角，流水又消化了多少坚硬的石头。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异质性和中国特征都如此突出，突出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黑白影像，也不只因为那些层山叠嶂和流云如泻的远景，更多的是因为这部文人片中指涉的问题——一种绝对中国式的问题，从空间上说，它只会出现在中国，一种由东亚儒家内里生发出的独特人情世故，混杂着一些政治背景造就的浑浊麻烦，从时间上讲，那些问题从未被解决，绵延无尽，故事写的是抗战年代，而看看当下呢？如果让故事里的人换身衣裳，涂上色彩，很多东西都可以原封不动地搬演，过去的事体却掷地有声地激起了当下的回音。更绝妙的是，电影对于这些问题的呈现方式本身，也仍然都是中国式的，深藏不漏，机锋隐遁，充满留白和意会，一切都在揣度之中，人们会意，微笑，摇头，轻声慨叹，然后茫然四顾。问题其实被呈现得尖锐又绝望，但却完全没有愤怒的指摘、锋利的批判，也没有居高临下，而是润物无声地端出一角，一截，一片，然后让人们自己在头脑中拼贴出全貌，那边边角角都是溃烂，全貌怎样，可想而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表达观念和介入现实的一种独特口气。

这个三段论的故事，从技术上讲，符合现代标准的编剧守则，平衡，打破平衡，又回到平衡，从精神层面上讲，却又有趣地暗合着东方式的心态和定律，看着一切几近崩塌，即将巨变的当口，莫名其妙的，锐角的转折就变成了一道温润的弧线，事情渐渐复归原点，一切怎样开始，一切就怎样结束。开场的时刻，作为农场主任的丁务源给三太太备了鸡鸭，讨来了给小少爷做寿的差事，为太太分忧，到了结尾，依然给太太带了鸡鸭鱼肉，又讨了给老爷做寿的差事，依旧让太太频频点头，甚至还顺带着准备给小姐说门亲事。风暴都在茶杯里，而且都已是旧事，他又成了一个隐忍的好人，一切都处于一种超稳定结构之中，任何力量都无从撼动。

故事中的三个人背后是三群人，虽然他们之间互相抵牾，制约和冲突，但却意外构成了这个超稳定三角形的三个支点。

第一段故事有关丁务源，交代了这个人的一切秉性，对上谄媚，对下压榨，他做得颇有分寸，那媚里也不是完全无骨的令人恶心，还总有一份稍稍挺括的尊严和身段，但又绝对尊卑分明；那些压榨却也涂抹了一层称兄道弟的义气，他使着小坏，让那些穷苦汉子们给自己送钱，转头就拍拍握握，用一点言语上的亲昵和小恩小惠的钱财让对方对自己感恩戴德，所以，从这个段落，所有人都能看出，丁务源诠释了一种独特又精准的面貌——圆滑。在中国，这不被认为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但也绝不被视作一种需要鄙夷的劣行，在普遍的人群中，这一切被私下认同，被当成一种生存哲学承认下来。那个农场得以运转，都被认为是由于这种圆滑的运作而维系的，是这样才润泽了一些关节，以至于没有崩塌，不至拮据，但也无法盈利，一切浮于微妙。

第二段有关秦妙斋，显然，这个虚妄的青年形象是那个战时年代，变革时期，新旧文化冲突中生长出的奇异果实，如果说，丁务源是一个圆滑的市侩，那么秦妙斋就是一个经典的无赖。事情至此，两个人产生了绝妙的化学反应。秦妙斋一度是丁务源的麻烦，成为了让丁务源深陷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最终，他却成为了解救者。两人借着酒劲儿互相称颂着彼此的仁义道德。无赖救了市侩，那谁是受害者呢？显然是尤大兴。

尤大兴在最后一段中以变革者登场以失意者落幕，一个浸淫于西方的规则至上主义者，一种凌厉的处事方式，企图分辨对错是非，像一种无法抵挡的变革强音，但有趣的是，他娶了个旧式的妻子，一种秉持着圆滑价值观的女人。这块空降的石头，最终被一滩内外交融的污水化解掉了。

这故事里最绝妙的点题之笔都被小心翼翼地藏在了不经意的对白里。丁务源慨叹着念叨，“苟且性命于乱世，有命活着就好。”这是他价值观的根基。最后出了乱子，农民在外面扮演暴民，伪知识分子在那里表演正义，一个市侩的领导者缩头缩脑地等待渔翁之利，多少事情都是如此同样的模型呢？此刻，丁务源对尤太太讲，“我们先不问对错是非，先把事情解决了，好吧？”引得女人拼命点头称是。最坏的事情就藏在这一去一往的互动里，我们有一种文化，就是不问是非黑白，只求息事宁人，进而维护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每一次的敷衍和调和都给下次爆发积攒了更猛烈的弹药，更致命的是，人们都被如此的权宜之策搅乱了是非观，变成了一群刁蛮的无赖，然后，当权者又以这些底层者的刁蛮和不开化作为借口，拒绝给予他们权利和平等的对待，一切都陷入死循环，而到底又是谁和什么造就了这样混沌的困局？这才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个小小的农场，一条完整的人际关系链，一个人间微缩模型，它可以无限扩展，成为隐喻更大地界的小小标本。

这故事中的人物时常因为光影的缘故成了剪影，远远的，人们都虚了脸面和身段，轮廓和轮廓对话，有时，一切又都陷入一片黑暗，声音和声音对话，一切值得玩味的内容都在这片模糊不清之中氤氲。一切都不用彻底明说，也都没人完全说明，意涵暧昧复杂，就如同丁务源那独特的笑声，只靠意会。

三太太在开场时疑惑地问，一切都那么好，可这农场为什么就不能盈利呢？到故事收场，她还在问着同样的问题。她的困惑很真诚，毕竟，她与真实世界如此隔膜，或许有人觉得，那个农场里的世界，注定如此混沌下去，如果想真的解决问题，只能期盼一种革命式的暴烈行动，比如，那个正义的尤大兴就是这样想的，但终有一天，人们会发现，那暴烈的行动发生之后，等尘埃落定，一切仍然会回到那种超稳定结构的旧态之中。这问题成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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