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眼

　　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弘扬人道主义洗地片，其实不是。不要以为那些政客文人关心小女孩生死有爱心。恰恰相反，他们只爱惜自已的羽毛，并不惜害死更多的人，只要甩锅给别人。

    　　妇人之仁的法律顾问无法做决定，要甩锅给检察官，自热而然的，烫手的山芋从指挥室抛到了总部。于是政客们又陷入了担心舆论对自己不利的焦虑，又是一轮的甩锅大战，美其名曰为保全无辜女孩的生命。无论是政客还是军方，都知道小女孩必死无疑。军方选择直视并承担这个后果，政客选择掩饰推卸这个后果。军方自始至终选择“含泪”死一保十。而政客们不会在意死一个人还是死80个，所有的决定都是推卸责任和保全自己。

　　让我感觉讽刺的是，没有实战经验的士兵因为感情用事拒绝执行任务。然后为了救无辜小孩差点牺牲一个眼线。他们完全忽略了可怜的索马里卧底哥还在风险之中，整部片子最让我揪心的反而是这个卧底哥（虽然讨厌索马里人）。在我看来，这个黑瘦的非洲男子才是真正的孤胆英雄，他的出现也让沉重的氛围有所缓和。当上校命令他进入恐怖分子驻扎的区域时，我分明看到他脸上懵逼的表情，我猜当时他的心中一定有千万个草泥马跑过。操纵甲虫、假装卖桶、飞速跑酷，这个特工，很超级英雄。最后就差半分钟，他本可以救下小女孩，但他真的已经尽力了。

    　　那个圣母大妈安吉拉是挺厚黑的，虽然她流下了不值钱的眼泪，但是记得部长先生问她“如果我们不作为，恐怖分子炸了市中心，到时候被请到电视台交代我们的无能的是你还是我？”圣母大妈毫无负担的表示，“死道友莫死贫道！黑锅还是你来吧。我可以心安理得的看着青年党炸死80人然后谴责他们，但我不想担责任解释我们的炸弹炸死一个小女孩。”

　　最后，女政客想通过把小女孩的死怪罪到将军身上来麻痹自己，减轻罪恶感（我相信女政客的良心是不安的是忏悔的，因为全程她的反对声最强烈，最漠视生命，甚至表达了宁愿牺牲更多的人以确保舆论在她这边的意愿，竭力甩锅）。将军则以自己的实战经验反讽了女政客对生命的漠视：因为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性和生命的珍贵，才会做出牺牲1人保全更多人的决定。

 　　这部片子非常反映现实——反恐战争的真相，不仅仅是美国的反恐战争。将来中国领导也会面临类似的选择：坏选择和更坏选择，哪个是更坏选择？该不该担当。比如911之后，各国都有击落被恐怖分子控制客机的预案，我相信中国也有。从上帝视角来看，显然击落被劫客机比撞楼要好得多。飞机上的三百人总归要死了，没必要赔上地面的三千人啊。但当时没人知道这个后果，所以不可能击落。而现在，就算知道了底牌，就算知道了911的后果，就算是有预案。可以说，90%都不可能拦截成功，911依然会发生。因为政客和官员愿意担责？真发生这种情况，相互扯皮直至飞机撞上目标，是大概率事件。因为撞死的人都是恐怖分子杀的，官员顶多是个反恐不力。如果官员下令杀死全飞机的人，虽然救了更多的人，但没有人知道自已是被救的，没人会知道如果不击落会撞死自已，没人会因为没有发生的灾祸去感激政府，因为没有办法在平行空间演绎不击落的后果给大家看。到时候，那些公知和政敌会借机阴谋论质疑：“能确定不击落就一定911？就没有更两全其美的办法？机上真的是恐怖分子？” 而所有遇难者家属都知道自已的亲人是哪个官员下令杀死的，这个官员很可能成为皇上的替罪羊。如果我是领导，就算知道多死三千人，考虑自已要不要赔上仕途和生命去救他们呢？关键是被救的人不会感激我，他们和所有人都会指责我比恐怖分子更凶残。舍已救人，既没利更没名，还有罪。这种事，干不干？中国已经发生两起未遂航空恐怖案。未遂，运气而已。


　　对于一个领导，做消极决策要容易（不管对错），出了事也只是领导责任，不会成为元凶。如果碰上可能的911，就给下属一个模糊的指令：不惜代价粉碎恐怖分子的阴谋，保卫人质和人民群众的安全。下属一看：这明摆着推卸，拿我顶锅，我也推卸下去：一级一级传达下去，传达到飞行员那儿，没人说到底发射还是不发射。飞行员心里也清楚：不发射背锅，擅自发射更背锅……撞上了，不用再纠结了。领导发表重要指示：一谴责凶残的恐怖分子，二慰问遇害群众，大家纷纷点蜡烛。愤怒的矛头指向恐怖分子，这是必须的。当那个圣母说出：“死80个人，锅是恐怖分子的，人心在我这边；死一个小女孩，人心在恐怖分子一边”的宣传战论调，这是很可怕的。那会不会明知恐怖分子要砍杀群众，也要等他先砍死一些再制止呢？这是个现实问题，暴恐砍翻上百人后，向暴徒射出子弹的战士，被所有人视为英雄，幸存者当他救命恩人。如果暴恐动手之前就击毙了，公知会不会说死者是平民，圣母会不会说这些人是温和的维权？群众会当警察是杀人刽子手，因为只看见他杀人了。暴恐没有砍死一个人，所以没人知道自已是被警察救了。甚至还会认为警察更危险，可能会乱开枪乱杀人。

     坏选择和更坏赌博，这种题目会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洪水来了，是行洪避险（群众受损失）；还是冒险顶住（顶不住全完，死很多人）。但是两个底牌不会同时开，开前一个，群众只会记恨哪个官员让他们受损了。开后一个，成功守住了，群众会感谢这个官员保住了自已的一切。失败了，那是洪水干的。

 　　电影中的国务卿算是正常人，有担当。好象希拉里用手机批准了不少无人机袭击，但是扔个炸弹都要国务卿做决策，这本身不正常，又不是扔原子弹。小女孩可爱，但她的未来很黑暗，不是成为恐怖分子，就是成为恐怖分子的母亲。唯有消灭青年党极端主义，才真正拯救小女孩的人生。如果做不到，把小女孩和恐怖分子一起灭了，动手术流点血正常的，拯救其它更多的无辜。二战的原子弹杀了很多平民，但救了更多的人。做决策的精英是聪明人，但聪明人未必会是好人，会是有担当的人。应当把电影中的政客、律师和无人机玩家派到前线去，与恐怖分子面对面搏杀。一年后生还的，官复原职。

（文/杨时旸）
    从题材上讲，这部《天空之眼》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们联想到《猎杀本拉登》，但当电影进入正题，就会发现，即便都是有关打击恐怖分子的题材，而这二者之间其实并不相似。《天空之眼》在于提出了一场严肃又残忍的道德拷问，一堂没人能给出答案的人性公开课。
    凯瑟琳上校追踪一名女性恐怖分子头目已经六年，终于确认了她的出现地点。准备实施无人机定点轰炸。但此时，在那所目标房屋的门外，出现了一名贩售食物的无辜小女孩。围绕着这个“附带伤害”的致死可能性，从军方、政客到具体实施轰炸的士兵，都陷入了各自的考量和纠结。
    这部电影的视角设定明显经过特殊考量，极具象征意味。这次袭击，根本没有正面冲突和厮杀，一切一直处于“上帝视角”之下。英国的情报机构利用各种高科技的侦查手段以及卫星和无人机系统，在天空中监控着一切，敌人感知不到他们的存在，但他们却可以看到房间内每一个人的动作甚或表情。正是这种高高在上、可以洞察一切的视角，让原本代表着正义一方的人们真的像上帝一样注视到了世间百态——不只是作为敌人的恐怖分子，还有作为牺牲者的平民和儿童。上帝视角让死伤不再是一个符号和概念，而变成了具体的、鲜活的人。
    那些士兵可以看清女孩坚毅的、苦中作乐的生活细节，这对于他们内心的波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除了视角，空间的设定也布满心机。所有做决定的人们，无论军方还是政客，都坐在远离战争现场的房间里遥控指挥，这是现代化战争的常态，也恰巧形成了一种有趣又残忍的隐喻。一群主持着外交内政的中年男女，坐在镶嵌着桃木护墙板，悬挂着枝形吊灯的房间里，喝着咖啡，吃着曲奇，看着大屏幕上对恐怖分子的实时监控，一切都显得无比诡异，他们正在“观看”一个生死攸关的场景，他们是抽离的，但同时又是他们在决定着那一群人的生死。这一切荒诞又令人唏嘘。
    战争电影是最易于生发出道德拷问的题材。但把所有拷问都融化到一个一直悬念紧绷的故事中，却并不那么容易。《天空之眼》从始至终，都只运用了几块屏幕和几个房间去讲述一切，没有大开大合的动作，只通过凝重的表情和紧绷的身体语言塑造情绪。而正是这最简洁的场景却延展出了最深刻的道德问题。
    一边是无辜的小女孩，另一边是房间内正在试穿自杀式爆炸背心的恐怖分子，到底如何抉择。这不可避免地让人们想起著名的哈佛公开课中有关道德的争辩。一列火车开来，在撞死一个人和三个人之间，到底选择不选择扳下道岔？
    恐怖分子造成的威胁可能是杀死数百上千人，但那个场景是当下看不到的，而那个孩子无辜的牺牲却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类的理性有时无法跨越道德和情感的关口。而更残忍和冰冷的一幕发生在高官云集的指挥部中，他们一边盯着大屏幕，一边说，“如果让恐怖分子出去实施了自杀式爆炸，我们就赢得了人心，但如果我们因为附带伤害而炸死了那个小女孩，那他们就能获得了谈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瞬间，他们曾经想过，放任恐怖分子实施行动，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舆论环境。而这样，自己还能赚取道德加分。相比于战场上真实的血肉横飞，他们更在意youtube上一段轰炸视频带来的民意倾斜。
    不可否认，在这场战争中，致力于打击恐怖分子的这群人是正义的一方。但当他们把别人的生命当做筹码进行计算的时候，是否也让人们感觉到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恐惧呢？
    《天空之眼》设置的几个层面非常耐人寻味，操控导弹的士兵，军方高层，文官政客，以及远在他国访问的国家元首和作为盟友的美国高层。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的递进关系，也是以战场为圆心，由近及远的距离。你会发现，越是切近真实战场的人，道德感就越强，人性浓度越高，而越到外围，道德与人性就逐渐稀薄。指挥部中的人们，算计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而当电话打到远在他国访问的最高层，他们根本不把这一切当做需要审慎考虑的事，随便在几秒钟之内敷衍地做出决定。电影故意显示出了戏谑又残忍的场景，权力最高层中的人在马桶上，在球案边随意决定了他人的生死。
    恐怖分子被消灭了，用了两颗导弹，小女孩作为“附带伤害”也没能逃过一劫。从理性上讲，谁都知道这笔账要算到恐怖分子头上，但这一切会永远压在那两个按下导弹发射按钮的年轻士兵身上。那些掌握权势的高层最终会把这次袭击浓缩为一次胜利的演讲，然后将之遗忘。

影片讲述一次针对自杀袭击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中，军方和政府为是否采取可能殃及一个无辜小女孩的飞弹打击而产生的分歧。这对应着一个经典道德悖论“有轨电车问题”：你是否会把即将撞死五个人的电车转向只会撞死一个人的轨道上。在一个简单化的有轨电车模型下，大多数人会选择最大利益，牺牲一人拯救五人。但导演想要告诉我们的却是：当问题被具体化地放在一个真实场景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其中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1. 悖论的矛盾根源是什么？
在电车问题中，更多人倾向于把“为了最大利益牺牲一人”当成一个标准答案。而选择不作为则可能被斥为伪善。但在电影里，导演带着观众观察并参与到小女孩的日常生活中，天平的这一边就不再是“一个人”这样冰冷的数字，而是要面对一个上一秒还在你眼前玩耍的活泼可爱的小女孩下一秒死在你的手里的残酷现实。这对人心灵上的冲击远比一百个人死在新闻里大得多。更不用提选择者还要面对因道德和舆论压力产生的自责。这种状况下你还能轻松地做出理性选择吗？所以这个道德悖论的矛盾不在于选出客观上最好的答案，而在于即使有了最好的答案我们出于感性也不一定会选择它。

2. 当个人陷入伦理困境，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定？
从上个问题的答案中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应该战胜感性，为了大多数人的福祉理性地做正确的事。电影里的英国军方基本上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容忍小女孩的牺牲，极力促成通过飞弹打击的提案，因为他们知道放走恐怖分子必然导致更大伤亡。Benson将军、Powell上校都不是冷血无情的人，前者接到任务之前还在给女儿选购玩具，后者是吵醒了小狗也要说sorry的慈祥奶奶。但投入“战场”的他们，一个是把娃娃交给助手再走进会议室，一个是从睡袍换成制服。导演有意地强调这些仪式性的细节，就是为了说明：为了说服自己冷静客观，军人只能把人性放在一边，这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正如Benson将军所说，军人不是没考虑过战争的代价，而是考虑之后做出了无奈的选择。

相比于理性的军人和作为感性代表的女官员（她始终坚持宁愿冒着大规模恐怖袭击的风险放走恐怖分子也不直接作恶杀死小女孩），我们大多数人同时受到感性与理性摆布。这就造成了我们在伦理困境中更举步维艰。于是我们首先会下意识地选择推脱责任，把伦理困境推给别人解放自己，正如片中大部分政府官员的所为。也许在屏幕前的我们可以肆意嘴炮指挥这些大人物们应该作何选择，但当责任真的压到个人的肩上时，我们也许会同样选择把决定权交给他人。

而当问题推不掉的时候，我们仅剩的选择就是找个理由说服自己，假装感性理性上都过得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粉饰太平地渡过这个无解的难题。当飞弹伤害到小女孩的几率被评估为65%的时候，大家还在踢皮球；但当局势变得已经迫切需要一个答案，皮球再也踢不走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做的？他们几乎是通过层层压制把伤害几率硬是降到了45%。这个45%是怎么得到的，我想不光是表面上展现的由Powell少校和她的手下做了假，而是背地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每个人一定都清楚：如果真有可以减小对平民伤害的方案，一定早就被提出了，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忽然冒出来。大家不敢去仔细质疑，因为所有人都已经等这个自欺欺人的数字太久了，只不过最后总得有一个人来做这个脏活而已。 所以面对道德悖论，我们往往只是需要一个自欺欺人的理由。就算回退到那个简单的有轨电车模型也一样。仔细想想：五个人还是一个人，我们难道真的就更关心五个人的死活吗？还是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呢？

3. 在决策中是否应该给理性派绝对权威？
按照上面的假设，如果个人只是为了自己内心过得去，那很可能只有理性派才能做出对大众福祉有切实意义的客观选择。所以我们是否应该把决策权交给这样一个理想的群体呢（假设他们值得信赖）？我觉得仍然不能。一味牺牲少数，追求群体最大利益，最终会走向漠视人性的极权。这就由原本一个两难局面下的无奈选择变成极端了。

在影片前半部分，公务运作上的繁琐程序、取悦宣传战争的政治正确看起来非常冗余繁琐，给军方行动带来了太多麻烦。但到影片后半，细想一下，其实人性关怀正是在这些冗余程序的庇护下才赢得了片刻喘息。正是决策者对舆论的忌惮（影片中提到的“一段youtube影片就可以导致革命”），才让少数人的生命在多数人利益面前没有直接被视为草芥。


所以对于道德悖论，答案仍然是——无解。我们在观影之初，也许会觉得影片中某些人的所作所为有很多令人诟病之处，但随着边看边思考，又会觉得其实整个程序没有一步不是在合理有序地进行着。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世界的苦难都来源于人错误的选择，于是我们尝试探索错在哪里，寻找办法纠正。但探索的结果往往却得出这样结论：原本的一切选择都没有错，我们深恶痛疾的丑恶已经是万般无奈下最合理的存在。比起当初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这样的无奈才真的给我带来了深深的绝望。影片尾声，随着我的思绪陷入这样的绝望，那架无人机也飞进了一片无边无尽的阴云。


这部影片最大的优点就是通过细节把人物表现得非常立体，每个人物既是不同理念的象征，又都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除了直接描述“战场”上每个人的紧张表现，导演更着力刻画他们平常的生活状态。前面说过的Benson将军、Powell上校不再提。美军这边，两个无人机驾驶员进入指挥舱之前也是轻松地聊着生活话题。在面对生死的时候，几个小角色更是展现出了伟大的人性光辉：死里逃生的肯尼亚当地探员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任务可能没有完成，托人去继续拯救小女孩。就连本来影片前半部分已经坐稳反派的恐怖组织士兵，在片刻犹豫后也居然放下机枪决定送小女孩去医院。承接之前的话题，让我进一步想到：也许决策层可以最终抛出解决一切道德悖论的万能方针，但具体执行它们的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拿那个肯尼亚探员来说，在所有参与任务的军事人员里，他根本没有权力参与讨论悖论的是非，但他会尽自己所能行善，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拼死拯救生命。正是这样的精神力量，让即使知道理性选择最优的我们也并没有义无反顾地选择它。也许这才是对道德悖论最理想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