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柱

从打破票房记录的热门影片《王的男人》（2005年）到近期新作《思悼》（2015年），李俊益导演无疑沉浸在票 房热卖的成功喜悦之中。但显而易见，他对电影的热情要远远超出其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从他此前活动中可 在看出，他会长时间思考自己想要讲述的故事，这为韩国社会文化评论做出了一定贡献。

李俊益导演的低成本独立电影新作《东柱》的观影人数突破 110万人，在他的履历上添加上了与众不同的新记录。自1993 年推出首部作品到《东柱》，他已经执导11部电影。在他的位 于忠武路的办公室，办公桌背景墙上的电影海报展现了一部 分他的电影作品。从左侧开始依次为《思悼(2015)》、《东柱 (2016)》、《王的男人(2005)》、《广播明星(2006)》、《愿望(2013)》

2016 年初，李俊益导演执导的影片《东柱》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功。这是一部只有5 亿韩元投资的独立电影，讲述了尹东柱（1917-1945）的故事。尹东柱是韩国人非常 喜爱的诗人之一。影片获得了电影评论家和普通观众的一致高度赞誉。这是一部黑白 影片，描绘了韩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刻画了刚成年时期的尹东柱的形象。在日本 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尹东柱在日本以政治犯的罪名被捕。影片以一种冷静的视角直 面他的悲惨命运。他留下的那些悲伤而优美的诗句散见于全片，纪念之意不言而喻。 《东柱》是一部低成本独立电影，因为口碑极佳，所以破例在院线放映了很长时间，吸 引了超过110 万人次前来观影。该片针对的是一些特定的观众群。今年春天在美国上映，参 加了纽约亚洲电影节，由此被推向国际。具有戏剧性的是，诗人在日本拥有很多粉丝，该片 也将于今年秋天在日本上映。 很久以来，忠武路一直是韩国电业产业的核心地带。我在李导演于忠武路的办公室见到 了他。

电影《东柱》的一个场面。 李俊益导演说：“选择黑白 画面是为了把一直以黑白 照片示人的尹东柱诗人的 形象清淡、郑重地表现出 来”。

历史的虚构和好莱坞的技术 达西· 帕凯 看您的电影作品年表，您好象对历史情有独钟。您在拍摄电影时，为什么 特别喜欢以过去的历史作为背景? 李俊益 我是看好莱坞电影和日本古典剧长大的。人们通过看欧洲电影或者好莱坞电影 来了解欧洲的历史。当我做电影进口相关工作的时候，发现外国人对韩国几乎一无所知，虽 然有一些人知道日本或中国以及一些两国之间特定的历史事件。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没能看 到足以引发他们对韩国兴趣的文化产品。我拍电影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填补这个空白，同时也 想去探究韩国和中国以及和日本到底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2003 年拍了《黄山伐》一片。大家对欧洲十字军东征这段历史耳熟能详。其实， 早在7 世纪，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间也发生了类似规模的战争。在长达30 年的战争期间， 约有13 万大军从中国乘船远渡而来参战。如果现在重拍这部电影，可能手法上会更宏大一些。 不过，当时我把目标定为让观众轻松愉快，加进了一些搞笑成分，倒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即便如此，电影的幽默也好，内容也好，都是带有地域性的，比如说方言以及其他方面。 于是，我就开始寻找那些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落脚点就是《王的男人》。当时，虽然有 可以提供基本背景的剧本，但我还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对小丑这一概念进行研究。意大利传统 喜剧中有小丑一角，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的电影作品《安德烈·鲁勃廖夫》 中都有小丑出现。我费了很长时间思考欧洲的小丑和朝鲜王朝时代的小丑有何不同，最终我 想到了，朝鲜王朝时代的小丑已经超出了作为表现剧作家思想的手段或工具的这一单纯功能， 而是具备了表现普通大众的方式。既强烈地主张自己的观点，又与国王这类统治者保持了更 为紧张的关系。带着这种概念性的理解拍出来的电影不仅在韩国大获成功，也获得了海外观 众的青睐。 达西· 帕凯 我同意您的观点，韩国文化和日本、中国文化的确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 那么您认为，这种固有特点来自何处? 李俊益 历史上来看，韩国一直受到来自邻国的多种影响。直到19 世纪初期，中国一直 对韩国产生着巨大影响。到了1900 年左右，日本的影响逐渐增大。此后，在韩国从日本殖 民地统治下解放出来、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美国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所以你能发现，这三 个大国的文化影响在相互交织。此外，艺术家们 都带有一种倾向，喜欢从强烈情感中宣泄出极大 的能量。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人把苦难和痛楚、 怒火都像泉水一样深深埋藏在心里。 在电影制作层面，美国和日本以及中国常常 从文学和小说中汲取素材，但是韩国文化可以借 用的历史小说并不多。因此，韩国的导演不得不 进行故事原创。我们将那些艰苦岁月里积淀下来 的感情与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技术相结合，新的东 西就这样创造出来。

低成本黑白电影 达西· 帕凯 拍摄《东柱》的契机是什么? 李俊益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 年代末，我 制作过一部电影叫做《无政府主义者》。背景是日本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朴赞郁导演写的剧本。我和 他一起一边进行调查，一边准备电影拍摄。这期间，我一直苦苦思索如何在大屏幕上重现当时的时代。 结果是，电影没有成功，我也转到了其他项目上。 2011 年，我接到了日本京都历史剧电影节的邀请，送去了《平壤城》和《出云之月》两部作品。 在当地逗留时，我曾计划参观尹东柱最后求学的同志社大学。我去看过特别为他设立的诗碑，也去 走过郑芝溶在诗作《鸭川》中描写的那座桥。 两年后，我到堤川参加导演工会举办的培训班，回家的火车上正好碰上了坐在邻座的申渊植导 演。他是低成本独立电影的专家，而我一直拍商业片。我对他说，想拍一部关于尹东柱的电影，但 是不能拍成商业片。因为这部片子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需要很多钱但又不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 所以没有办法获得资金支持。我问他能不能写一个低成本电影剧本。他对我的想法充满了热情，我 请他把预算控制在约2.5 亿韩元之内，并建议以尹东柱和他的表兄弟宋梦奎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 就是这样开始的。 达西· 帕凯 外国人对尹东柱一无所知，您准备怎样介绍他? 李俊益 事实上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好几种语言并出版，但在国外并没有什么名气，大概没 有太多人接触过他的作品。一般来说，除了高银，并没有什么享誉海外的韩国诗人。尹东柱的诗本 身很重要，但是他的生与死同样重要，值得纪念。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这段史实，亚洲以外的国 家并不太了解。尹东柱在日本福冈监狱成为人体试验对象，最终惨死。我认为，他的死不光是韩国 史的一部分，也应看做世界史的一部分。主管人体试验的是日本军医石井四郎中将，他创立了关东 军731 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对20 多万人进行了人体试验。在福冈监狱对尹东柱和宋梦奎等1800 名在押犯人实施人体试验，也是由石井负责的。石井四郎本应像纳粹人体试验罪魁祸首那样作为战 犯接受审判，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他却安度晚年，享年90 岁。这部影片不是单纯讲述 一位诗人，而是关乎一段特殊时期的人类良知。 达西· 帕凯 电影中的两个真实人物，尹东柱和宋梦奎，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又有什么不同? 李俊益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又在同一地方死去。两个人是表兄弟，彼此既是亲密的朋友， 又是竞争者。尹东柱的诗不是闭门造车之作。通过他的词句可以看出有人对他的心理和感情起着决 定性影响。最重要的是，他生前所处的历史时期对他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但是，在他离开故乡后 的生活里，对他作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挚友宋梦奎。 诗人表现着特定时代的痛苦。这一痛苦也反映在他们的友情里。劣等感、对立的情感，在彼此 之间互为镜鉴的映照中，莫不如此。

“ 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这段史实，亚洲以外的国家并不太了解。尹东柱在日本福冈监狱成为人体试 验对象，最终惨死。我认为，他的死不光是韩国史的一部分，也应看做世界史的一部分。”

回眸近代 达西· 帕凯 最近推出了不少以日本殖民地占领时期为背景的电影。但在过去，很多导演有意识 地回避这一时期，这类电影很少能取得商业性成功。您认为是什么发生了改变? 李俊益 是的，过去很多导演都不愿拍日本占领时期的相关电影。因为那是一个绝望的时代。观 众掏钱来剧场，希望寻找一种胜利感。但是以那个时代为背景的电影很难满足观众的需求。 韩国经历了困苦的时期，人们的生活颇为艰辛。在这样的时期，有关破灭的故事是不受欢迎的。 好在韩国经济后来取得了高速增长，人们在讲述过去那段不堪的历史时，似乎有了点自信。有个好 的例子，就是崔东勋导演的作品《暗杀》。这部电影以韩国历史中那段黑暗时期为背景，全智贤在 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正如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里强调了个人的胜利。 这一点使电影获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为韩国电影制作人拍摄日本占领时期题材开辟了一条 新路。 达西· 帕凯 现在在创作什么? 有没有开拍新的电影? 李俊益 现在有两三个剧本正在进行中，因为选择的题材比较难，所以工作量也是相当惊人。我 最想拍的就是那种以韩国近代为题材的探索类电影。美国、日本人的近代史起源很简单，但是韩国 的就相当复杂。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一般认为日本对韩国进行殖民统治，把韩国带入了近代。而 我认为这种观点有问题。 我个人认为，韩国近代的发端应该是朝鲜王朝末期与天主教的相遇。这件事触发了西学运动， 开始向韩国社会介绍西方的思想和科学。最终，与此相对立的东学与西学之间形成了某种均衡。从 很多方面来看，可以说是两场运动之间的冲突最终招致了日本的殖民统治。 我想，通过探寻最终导致韩国丧失自主权的东、西学之争，可以为寻找韩国近代化本质提供一 个饶有兴趣的视角。不过，要把所有的元素都放到一部影片中讲述，实在是一项超级工程。我觉得 自己是不是太贪心了。（白洁译)

李俊益导演（左三）执导 《东柱》时与演员们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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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黑配色的画面，的确让影片本身略显沉闷，但这一层迷蒙的灰色，却恰好是晦暗年代的真实镜像。 尹东柱，一位出生在中国东北部朝鲜族自治区的韩国诗人，也许我们可以称他为中国人，但他所有的文字都是用朝鲜语写成，内心向往着民族的故土，那么他应该是一名纯粹的朝鲜诗人。他出生的家如今还在吉林，但中国人鲜少有人知道，故居重建也是在韩国政府的资助下完成的。据说在韩国，他的诗作是文艺青年的爱物。他短暂的二十八年的生命宛似一颗流星，也许，是他仰望星空时曾经最神往的那一颗。 不同于德惠翁主的贵族身份，尹东柱出生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电影中，他的父亲小有才学，本本分分，有朴实的价值观。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为民族做点实事的同时也能安身立命，过好日子。因此，他强烈地希望东柱可以成为一名医生。但东柱却与表哥一道热爱文学，表哥写文他写诗，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原本表哥的父亲也不同意儿子走文学之路，但儿子的一篇散文在韩国的著名报纸上发表，老爸深感颜面大增，从此不再干涉。电影中的尹东柱有别于历史，似乎起步较晚。在表哥得到认可的时候，他的诗作都藏在抽屉里，没有人知道，也害怕被人发现。他的鼓励都来自于朝夕相伴的表哥。但从百度百科上的资料来看，尹东柱从小学起就陆续有诗作发表。也许并没有发表在著名报刊上，但已被一定范围内的人知晓，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还是可以推定的。 电影中的表哥似乎是一个虚构人物，恰如《德惠翁主》中的金章汉，他的任务是引领故事前行的同时与主人公形成呼应和对照，以达到故事和人物刻画的张力，使电影表现更加丰富。表哥是个聪慧，有才但思想激进的青年。中学时向往共产主义，奋不顾身赶往金九领导的临时政府。但不久即发现被各方势力利用，又回到韩国读大学。在学校里仍旧革命热情不减，渴望借办杂志来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与东柱不同的是，他虽然有文才，但不以文学为然。文学之于他，就像美好的女人，是用来完成革命的工具。他鄙视纯文学，认为热衷文学是消磨斗志，而被日本人压迫的时代里，人们应该热衷于反抗。我想他的想法是那个时代的青年普遍认同的，也是时代的特征与缩影。我们对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并不陌生，因为在同一个时代，中国文坛也有大量的秉持这一思想并身体力行的作家。也许左联就是最佳代表吧？ 但尹东柱却有自己的想法，在电影的前三分之二里，他都是那个时代的另类。他不热衷于革命，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一名诗人，他的诗也从不书写革命，几乎完全与时代脱节。在生活中，他的理想是认真读书，读英国文学，努力走进伟大诗人的行列中去。他热爱珍视身边每一个朋友，不以他们为争名逐利的工具，他的作品也渐渐得到教授学者的认可和赏识。没有表哥的激情和愤懑，他更像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也许只有隔着半个多世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才能隔着灰色的电影画面，理解他的理想与追求。 大学被日本人管控，不允许教授朝鲜语课程，东柱听从老师的建议，考虑去日本留学。这是一个令被殖民的朝鲜民众较为尴尬的选则。一方面他们生活在日本殖民者制造的苦难中，痛恨侵略，渴望民族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要面对民族文化的落后，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与文化，不得不去侵略国留学。在留日的情感点上，中韩两国有所不同。中国留日的风潮主要集中在1895年的甲午海战之后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而随着大面积国土沦陷和全面抗战的开始，不但留日学生锐减，在日中国学生也大批归国。但韩国却在甲午海战之后一直受制于日本并最终成为其殖民地，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而在这被强烈抹杀民族性的时代里，大量韩国学生留学日本，甚至加入日本军队。这其中，一代反抗意识强烈的青年人内心所承受的也许更复杂，更令人深思。 表哥选择与东柱一同留学日本，目的却别有打算。东柱一心想入京都大学学习英国文学，而表哥只想借机联合在日韩国学生发起革命。讽刺的是，无心学习的表哥考上了京大，而渴望深造的东柱却名落孙山，不得不转考东京立教大学。当父亲接到消息后，失望得抬不起头来。东柱也是失望而落寞的，在日本街头，他似孤独的流浪者，理想与时代格格不入，就像一个笑话。他用民族语言写就的诗歌不能见著于世，压迫永无天日。韩国学生都不愿去东京，那里政治空气浓烈，常常强迫韩国学生入伍，因此大批韩国留学生都留在关西（京都属关西地区）。但东柱却只能奔向最危险的地方，仅仅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 东京彻底改变了尹东柱。他的诗歌得到认可，并被同学翻译成英文，可以寄给英国的出版社寻求出版。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国的老师非常赏识他，认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与思想理念。如果在和平年代，东柱已经踏上了成功之路，无须英国出版社，他的朝鲜语诗集应该早就出版了。但在1943年的东京，东柱没有这样的运气。他拒绝服役，被闯入课堂的日本军人当众剃发羞辱。老师不敢阻拦，学生们吓得偷偷哭。罪恶的年代里容不得他追求纯美的文学之梦。他终于放弃，离开东京重回京都，并郑重对表哥表示愿意加入革命的阵营。 表哥拒绝了他。表哥说，拿枪的事情由我来，你去追求文学吧！表哥不是在讽刺或嘲笑他，他的话道出的是兄弟情。这些年，他虽然不认同东柱的纯文学理念，但却是一直支持他鼓励他的。也许是出于兄长的责任，不希望弟弟从事危险的革命活动。也许是对文学保留着另一种认知，希望它保有一块纯粹之地，不被社会浸染。东柱的改变，或许可以称为一种觉醒。受压迫被泯灭的时代，文学之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选择一同抗争。与其坐以待毙，为不能完成的梦想哭泣，不如奋力一搏，也算一种努力。 表哥虽然没有将他拉入组织，但东柱同样被逮捕入狱。整部影片就开始于入狱后的审讯，穿插着对往事的回忆。历史上的尹东柱在监狱里受尽折磨，电影没有直接表现血淋淋的酷刑画面，但并没有削减其深刻性，而是从思想精神层面做了一个深入的探讨。 东柱与日本审讯官的对话随着情节的推进由浅入深。在剧情基本展开完毕之后，对话进入更深的层面。日本审讯官抛出日本人的主张，所谓对东亚各国的侵略，其实是一种解放。这是军国主义思想洗脑后的一种认知，原发点在于日本曾受美国的欺压，在认知到自身的落后时迸发出的一种耻辱和反压迫心理。但在极度膨胀中的发展岁月，迅速挤入列强后，日本不但学会了恃强凌弱的国际法则，并将其野蛮扩大化，甚至发展出一整套政治理念，即“大东亚共荣圈”。他们自鸣得意的解放，却是对他国的另一种欺凌，而这种从精神到肉体的野蛮征服给他国造成的痛苦与损失远远高于它痛恨的欧美列强。但这种扭曲的胜利感却根植于诸多日本人心中，以审讯官为代表，他的坚定令人不寒而栗。他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残忍的手段，而在于他的思想与认知，这才是摧毁自己亦摧毁他人的最恐怖之处。 可笑的事，审讯定案后，审讯官要求东柱等人在文件上签字。理由是要走法律程序，并自豪地说，这就是文明国家与非文明国家的区别。然而在孱弱却坚韧的东柱面前，他的自我标榜却成了一个极大的讽刺。他所沾沾自喜的文明，正在世界上制造着野蛮而残忍的罪行，整齐漂亮的文件也掩盖不了血腥的气味。也许有一天他终于认识到自己曾经的丑陋与无知，也许不会，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意识到了那些罪恶。而一直脱离时代的东柱，仰望星空追求文学梦的东柱，孱弱而木讷的东柱，拿起那一叠文件撕了个粉碎，坚决拒绝签字。 他说，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却渴望成为诗人，没有成为领路人而做了一个跟随的影子，感到很羞愧。与激愤的表哥不同，他的隐忍与克制蕴满了一种强烈的痛，他不再说日语，最后的心声是用朝鲜语说出的。至于审讯官懂不懂，他已不再在乎，他的坚持不必人人皆懂。 尹东柱死在1945年之初，半年后日本投降，结束了罪恶的侵略。这是最令人痛惜与遗憾的年份，我们都希望他再忍忍。但历史总是那么残酷，一个人的生命无法以历史进程为极限。但东柱的诗篇却没有一同消亡，他的压抑与忧伤得到了后世读者的认同和理解。他谈不上伟大，但这短暂的历程与并不曲折的故事却在阴暗的画面中闪亮着，一如夜空中的群星，有一颗并不算明亮，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泽。也许，那就是尹东柱。

1、東柱（동주，2017）中，尹東柱是一名詩人，於革命無所貢獻，既沒有參與文宣傳播，也沒有實際暗殺、組織、策畫、集會等行動，卻作為朝鮮民族獨立運動鼻祖之一而被讚揚，在其百年誕辰之際，李濬益導演拍攝了這樣一名人物的傳記以茲紀念。文學，尤其是詩，被視為百無一用感傷情懷的呻吟，被稱作壯夫不為的彫蟲篆刻伎倆，實際上，卻是行動的靈魂，沒有這樣的靈魂與心智，革命行動不過是說漂亮話的冒險主義。尹東柱作為一名詩人，是民族之心，保留並傳述了時代的情懷與對世界的憧憬與理想。

2、台灣今日所不碰觸，並且強力稀釋的日本殖民史，可以由韓國的一系列抗日題材的歷史片中補充。在日本對朝鮮的皇民化運動後，如今韓國人仍存有一種民族的氣節，這是獨立性的表徵之一，特別是殖民史、獨島主權與慰安婦問題上掐住日本的咽喉。以往文天祥不任蒙古人（遊牧民族掠奪式經濟）的官，梅蘭芳蓄鬍不給日本人（軍國主義殖民經濟）唱戲，也都是這種氣節的表現，在我們台灣政府官方與民間媚日之際，這是應該反省的。電影中，尹東柱身為二十出頭的孩子，不以日本姓氏發表詩作，表現的不僅是作為一「文人」，更是作為一個「人」的骨氣。電影中段，尹東柱將踏上遠赴他鄉留學路之際，寫了一首詩〈弟弟的印象畫〉：

冷清的月光映照著紅紅的額頭， 弟弟的臉是一幅憂傷的畫。 停下腳步， 悄悄抓起小手： 你長大了想做什麼？ 做人。 弟弟的回答是真正的答案。

3、當尹東柱會見鄭芝溶的時候，正值一九三九年創氏改名時期，鄭芝溶差不多在這個時期停止了創作。這是什麼原因呢？在他們的對話中有了答案。尹東柱告訴鄭老師，認為在日本姓氏之下寫詩是丟臉的事情，他想停止寫詩。不再創作的鄭芝溶告訴這名青年學子：如果你覺得丟臉，那麼，你可以繼續寫。這裡頭有很深的意含，可以玩味：如果你知恥，那麼，什麼都可以無愧的做，最怕的是人而不知恥。

4、最壞的時代與最壞的地方，作為一個人的條件是以血換取的。換句話說，我們沒有生在最壞的時空中，我們的餐桌上並非空有湯勺，我們的基礎十分優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