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逃（2012）

文/梦里诗书

对于美国电影而说，《无处可逃》是一部鲜有敢于直视面对过往，并不那么暗合美式主旋律的作品，但罗伯特·雷德福这位以进迟暮之年的老者，在这部自导自演的电影创作上同样缺少了一份激情，一场静如止水的电影，讲述着一个往事如烟的故事。

就电影来看《无处可逃》近乎无可挑剔，罗伯特·雷德福联合一帮好莱坞老戏骨，还外带曾出演三部《变形金刚》的新起之秀希安·拉博夫，新老搭戏，演员阵容不可谓不强大，而隐秘与电影中的社会内涵一场尘封数十载风云激荡的过往被再度揭开，电影齐驱并进的两条线路，一条为罗伯特·雷德福饰演的社会激进份子，三十年后为洗脱罪名找寻曾同为组织成员的咪咪。另一条则是希安·拉博夫饰演的年轻记者对这段新闻的穷追不舍，以此为引，二者虽没有过多的交汇，却慢慢的揭开了那段30年前美国政治运动的过往与探寻，电影面对法律与亲情，理想和信仰，无不充斥着对人性的考度，


这是场本身拥有着一个非常好的题材的作品，但不知是否银幕上的喋血街头，力战群雄的悬疑片看的太多，虽然自知《无处可逃》不可能拍成《谍影重重》，每个导演都有其自成一派的电影风格，可当一场四平八稳，毫无悬念的作品现于面前，在长达两个小时的电影百无聊赖的剧情里，虽然演员的功底到了位，磨唧的叙事犹如一口鲜美的上汤，就欠了那一份火候，最终使得这样一部电影不可规避的走上了平庸，《无处可逃》所最欠缺的便是电影剧情的张力，很多时候本以为高潮到来，刚提前点兴致便突兀的结束，这可能归于触及政治历史无法深层次的展示，也可能归于罗伯特·雷德福的年迈，但终究与我这是部有好故事，好演员，却没能拍出好电影的遗憾之作。


电影本就难逃国家背景的宿命，就如同老美敢于不遗余力的调侃嘲弄他国，拍出《独裁者》这般的喜剧，而对于自已的过往却遮遮掩掩，欲拒还休，《无处可逃》便是这般一场没到火候的揭短过往。（转载须注明：原作者梦里诗书）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从媒体到民众，下意识的第一反应都会指向恐怖主义袭击，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分子。9/11以后美国曾经流传过一句话，“并非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几乎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这话本身相当极端，未必反映事实真相，但非常不幸，最近几年的恐怖袭击案一再证明，谬误竟然也有成真的时候。这次波士顿惨案仍然沿着这条证伪为真的线路在发展，两位主要嫌犯极有可能受到伊斯兰极端信仰的影响。
时光倒转至30年前，美国人的念头未必如此，因为那个时候的恐怖活动往往由本土的极端人士实施，比如电影《你的同伴》(The Company You Keep)中塑造的几位，其中包括罗伯特·雷德福扮演的吉姆·格兰特、茱莉·克里斯蒂扮演的咪咪·路丽和苏珊·萨兰登扮演的莎朗·索拉兹。这部电影的情节大致如此：潜藏30年后，索拉兹在美国东北新英格兰的佛蒙特州被FBI抓获。已经改换姓名、在临近的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当律师的格兰特因此暴露身份，FBI立即找上门来。他一路潜逃，经由曼哈顿、威斯康星、芝加哥，最后去密歇根找到了路丽---他30年前的情人，也是3亿美国人中间唯一能为他作证的人。
电影中的这几位极端人士虽属虚构，但都基于真实的历史背景。1960-70年代，中国人遭受饥荒、搞四清、陷入文革动乱的时候，美国人也经历过一段格外风云激荡的时期，在鲍勃·迪伦音乐的隐约伴奏下，性解放、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越战等交织在一起。一群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希望做点事情促成变革的年轻人成立了极左组织“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或者就叫“气象员”(Weatherman)，其名称来自鲍勃迪伦的一句歌词，“用不着气象员/你就能知道风吹的方向”(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格兰特们都是“气象员”，他们与伊斯兰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来自美国中西部白人家庭，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理想主义者、热血青年。由于策划并参与过用炸弹袭击政府机构、抢劫银行等轰动性事件，称他们为“恐怖分子”并不为过。与最近几十年来众多受伊斯兰极端学说影响的那些人不一样，格兰特们是美国原装的恐怖分子。
电影沿着两条线路展开，除格兰特寻找咪咪·路丽这条主线外，还有一条副线。奥尔巴尼地方报纸搞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谢珀德由职业精神驱使，一路追踪着格兰特，两条线偶尔交汇，更多的时候是各自独立发展。通过这两条线路，电影触碰到我特别感兴趣的几个问题：他们不惜诉诸于暴力手段，目的何在？时隔30年后，他们如何看待过去？“气象员”与基地组织有什么区别？
我跟谢珀德共享记者这份职业，他深挖新闻故事的手段我未必样样感兴趣，比如利用前女友对自己残存的好感获取线索，但他的专业精神值得观摩和借鉴。“气象员”们活跃的时候谢珀德可能还没有出生，他当然需要了解历史背景，他同样需要寻找那几个问题的答案，这个过程对我理解电影提供了帮助。谢珀德与“气象员”有代际差异，我还有种族和文化差异。
谢珀德首先向格兰特发起进攻，对方身为律师，说话办事滴水不漏，他收获不多。到了告别的时候，他总算抓住机会提出了关键问题。
“因为你对他们的目标持同情态度？你认同他们的战略？”谢珀德问，“他们”指当年的“气象员”，“战略”当然指暴力手段。
三两句交锋后，格兰特说，“30年前，你这样的聪明人没准自己也会参与他们的活动。”
从格兰特的话语中，我听不出懊悔，更没有自责，只有自夸。
谢珀德接下来去监狱采访索拉兹，两人隔桌对谈的镜头长达7分钟，既是新闻采访---谢珀德问，索拉兹答，同时也是索拉兹的演讲。利用回答问题的机会，索拉兹回顾了历史，阐释了历史遗留问题，她希望以近乎投案自首的方式翻去个人历史中相当沉重的一页。
为什么隐藏多年以后决定自首？因为孩子，孩子会改变你，索拉兹一直等孩子长大、成熟到能够正确看待问题的时候。因为良心的危机？对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无法忍受因此产生的自责？索拉兹及其同伴大多出生在不错的家庭，从未与暴力有过联系。那个年代很多国家的青年都上街，日本、法国、中国、安哥拉，他们是那场革命的一部分。
“听起来很时髦。”谢珀德说。
索拉兹回答，并不是因为时髦，别以为我们就是一群嬉皮士。我们的政府（指美国政府）正在谋杀，新闻里到处都是，象美莱村惨案。我知道她说的这个案例。越战期间的1969年，美军在越南的美莱村犯下一桩罪过，一群士兵枪杀了500多平民，其中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索拉兹接着说，我们抗议，我们静坐，但战争持续升级。她紧接着提到了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我也大概知道她说的这两个案例。1970年，俄亥俄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向抗议越战的学生开枪，导致4人死亡，9人受伤。11天后，密西西比警察又在首府向杰克逊州立大学开枪，结果2人死亡，12人受伤。索拉兹继续说，当时的年轻人都有被征召入伍的风险，那跟等着死伤发生没有区别。
谢珀德表示不解，“这听起来象是找理由。我很难相信，暴力是那个时候唯一的选择。”
索拉兹回答，“我们认为，当政府实施杀戮的时候，你坐在家里无所事事才是暴力。”她们希望用自己在美国国内的暴力活动结束美国的对外战争，一种极为特殊的“以暴制暴”。
“（如果有机会，）你们还会做类似的事情？”谢珀德问。
“如果没有孩子，没有年长的父母，我还会做，用更聪明、更好、不同的方式，但我还会做的。我们犯过错误，但我们是对的。”索拉兹回答。
电影中，索拉兹和“气象员”伙伴们抢劫一家底特律银行的过程中导致人员伤亡，他们负案潜逃。真实生活中，"气象员”从事过一系列暴力活动，他们炸毁过警察塑像、砸碎过银行的窗子，他们还鼓吹地下游击战，袭击包括美国国会、五角大楼、国务院在内的重要政府设施，但规模都不大。“气象员”们的目的在于宣示政治主张，不在于造成重大伤亡。很多恐怖活动实施前他们往往会发出明确警告，希望人们远离现场。越战结束后，少量“气象员”成员仍然坚持开展暴力抗争，他们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指针。多名“气象员”组织的骨干都被起诉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定罪的人很少。社会动荡逐渐平息以后，若干知名的“气象员”成功地重新融入美国主流，成为大学教授的就有好几位，包括伊利诺依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比尔·埃尔斯(Bill Ayers)。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因为埃尔斯遇到过麻烦，他们两人曾经有过的联系在芝加哥广为人知。
电影中同样有一位在芝加哥的一所大学当教授的前“气象员”杰德。阶梯教室里，他讲述着卡尔·马克思，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偶尔还会以老八路讲抗战的姿态回顾自己的年轻时代。看到银幕上的杰德，我无法不联想到真实生活中的埃尔斯。当年在组织内部他就反对暴力。多年以后见到由纽约逃亡而来的格兰特的时候，他给人的感觉就象见到了丧门星。 杰德说，妻子宁可原谅他与大学一年级新生上床，也无法原谅跟格兰特谈话。
索拉兹对过去的暴力行为开展过反思，杰德由始至终都坚决抵制，绝无半点后悔的是咪咪·路丽。路丽仍然强烈谴责政府，她说政府只是“保护富人、富有富有最富有的人”，她不会向这样的政府自首，除非那些大公司和政客们也因为做过的事情去自首。此时，格兰特有机会系统阐述自己的想法，他有很多懊悔，他甚至愿意认错，“我们被自己的原则给毁掉了，我们放弃了更基本的义务。”格兰特意识到，家庭、孩子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我没指望从一部电影里可以系统地琢磨出伊斯兰极端分子和美国本土恐怖主义者的区别，但至少有一点能看清楚。极端分子并不在意现世，他们鼓吹成为烈士的种种好处，但对美国人来说，天堂里的72个处女可能怎么也比不上真实生活中的一位家庭主妇。电影中还用一定笔墨显示出代际的区别，格兰特、索拉兹、路丽们的理想主义以及相伴而生的极端主义到了谢珀德一代已经不复存在，年轻人愿意听过去的故事，接下来更关心的还是Facebook上的更新。包括单身、已订婚、已婚、相当复杂、已分居、离异等在内的11种状态中，哪一种最符合自己当天的情况？

虽然我是文科生可是实在对不起这个身份。无论如何毕竟爱过就不可能完全忘记，第一感觉像到了一日夫妻百日恩这句话。就像尼克有了新的妻子之后被米米驾车撞死，就像米米最后为了尼克自由自己放弃出逃加拿大去自首一样。他们毕竟有过感情，尼克甘愿隐姓埋名不去揭发不去证明自己无罪。而他对女儿的爱也有目共睹，亲情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从来都是

这是一个关于女儿的故事，主人公因为女儿而逃亡，又因为女儿而无罪释放。本片在引进的时候，被剪刀手剪掉了21分钟的情节。笔者不知道这21分钟包含了多少细节，会对观众理解电影产生多大影响。单从这部大陆公映版所呈现出来的部分来说，笔者很难将其理解成一部反思电影，电影反倒着重表现了主人公对其女儿的挚爱。看似紧张却平淡似水的电影。
电影导演雷德福饰演男一号，拉博夫饰演男二号，还有一大帮子好莱坞老帮菜老戏骨倾力加盟客串，数星星认面孔似乎成为本片一大趣味之一。电影的叙事围绕着雷德福和拉博夫二人展开。两条线索同时进行，并在最终汇聚到一起，非常典型化的叙事方式。雷德福是曾经的地下气象站的成员，因为一起三十年前的案件被列为恐怖分子遭到通缉，于是隐姓埋名化身为律师。然而为了搞到新闻头条的拉博夫的介入，雷德福的身份遭到揭穿。为了让小女儿的生活不受毁灭，他开始了逃亡之路。然而，拉博夫此人，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他心中似乎也建立起了一种正义观，他不再单纯的追求新闻价值，而开始着手追查三十年前事情的真相。同一时间，雷德福在逃亡的同时，调查真相。使得两条线索汇聚在一起的，是接手三十年前事件的警察以及雷德福与老情人所生的大女儿。剧情发展到这里，全片的套路也基本完毕，很容易就能想到，老情人会为了女儿，而主动投案，让雷德福无罪释放。全片节奏尚可，配乐极力渲染这一种紧张的氛围，从观众的听觉上，造成一种电影节奏很快的假象。但实际上，这种文戏居多的电影，节奏也很难像动作片那般能通过精妙的剪辑手法来达到提速的目的。
严格来说，本片中那个名为地下气象站的组织，只是一个革命激进组织，同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无甚区别，而且还都是最终的失败者。只是，本片敢于去反思那段荒诞的历史，更敢于发出不那么符合美国主旋律的声音，强调了自由与真相。电影中报社主编曾经提到：新闻已死，这既是在批判现实，也是在暗示拉博夫饰演的角色之后的一系列行为，从而赞扬了历史上那些敢于揭晓事件真相的勇敢无畏的新闻工作者们。
我不知道国内剪刀手们在害怕些什么，要把本片剪掉多达21分钟之多，也许他们就是喜欢这种充满人性光辉的父女情深，而不喜欢反思历史呢。

当“吉姆·格兰特”略显蹒跚地疾走在湖区林间的时候，你很难一下子将他与《骗中骗》里英俊利落的行骗高手统一起来。任你逃亡与藏匿的技术何等高明，岁月还是会给一个76岁的男人些许应有的标记。

罗伯特·雷德福智者老矣。
但无论如何，魁梧的身形、浪漫的金发、眉宇间自由的气息却没有随时间逝去。
看看密歇根的美景——上半岛的湖光山色：高大的松柏和杉木、岩石和土地上的苔藓、原始的阳光仿佛是从亿万年前照进荒原和森林，山坡下的湖水安静而寥廓。也许正是这样的自然，孕育了那些自由、理想的生命和灵魂。

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史，一群消失在时间里的青春，关于政治阴谋与个体命运的传奇故事，索隐和勾沉本身就显得无比刺激。

散落在各处的组织成员，像是埋在尘土里的宝石，隐姓埋名在自己的生活里却又因为过去而彼此关联，“永恒挚爱兄弟会”、“地下气象员”，神秘又美妙的名字，失落几十载而又依然存在的联络机制，密尔沃基、安阿伯、林德伍德……一系列充满符码的地名，把空间和历史串联起来。


两位奥斯卡传奇影后。
一位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圣丹斯电影节之父。
一群老戏骨。
两位才貌兼备、炙手可热的好莱坞美女。
以及独具魅力的卷发文艺青年。

不谈其他，光这个卡司，已值四星。

    纵然这样一部以“亡命天涯只为女”为主题，力求客观书写美国老红卫兵血泪史的电影，既谈不上精彩纷呈也不符合我个人的所谓审美，可终究让我这个内心始终保持激愤之人决心记录些许感悟和联想，总的来说就是——美国向左、中国向右。
    那是嬉皮士们无处可逃的时代。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左右美国多年后，一场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终于爆发，那时的街头充满了“列宁”、“毛泽东”、“切格瓦拉”们的画像，和一边抽着大麻吸食白粉、一边呼喊着“革命”、“暴力”、“颠覆”、“公社”等各种口号的花童。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东方和拉美世界到底是一副怎样的画卷，就在那里捧着红宝书控诉着政府的不公、批判着战争的丑恶、憧憬着加入滚滚红潮。时代造就了这一大批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年轻人拥有者与生俱来的不安分因素，他们那些不成熟、零碎的观念得不到政府、社会和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的真正认可，内心的愤怒无处宣泄，唯一结果就是破坏。要么通过吸毒和滥交破坏自己的身体，要么举起枪杆和汽油瓶破坏社会秩序。在我看来一个是典型的自我逃避，一个是无知的呐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随着政府撤出在越南的军队、朋克摇滚的兴盛和婚姻的到来，嬉皮士们终究如同一代又一代的前辈们，淹没在平淡的生活中，正如我非常欣赏与认同的一句话“一切形式的左派最后都殊途同归，那便是通往奴役之路，它的终点盛开着彼岸花”。可时至如今，谁又能否认嬉皮士们对美国社会潜移默化中造成的种种影响？如果你不明白，请看看肯尼迪、约翰逊、卡特、克林顿、奥巴马这几位民主党总统的事迹，哪怕是尼克松，我相信他创造的历史在国内也是路人皆知。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后，我认为你也会大致认同：这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帝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客们想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不违背本党的价值观，唯一的方式即对外坚称“数人头式的西方民主，是维护世界各国秩序的唯一政治典范”，其实他们在千方百计获取民众选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逐步走入了左倾的漩涡。
    东方封建集权时代的巅峰在唐朝，很多人说那个朝代和美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想说的是：唐亡的根源不是社会秩序缺乏监管导致失控、也不是平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各种矛盾、更不是统治者们的荒淫无道藐视常纲，而是缺乏对地方政府和少数族群的实质控制。美帝共济会会员们，你们要警惕啊！
   插曲：本来我的lenovo主要内容并不是美的，一不小心就差点收不住，也就记得多少写多少吧。
    说完了大洋彼岸，该侃侃咱自个儿啦。他们的高潮一波接一波，咱们也一直没闲着。敏感期不多说，就说说两个矮子大笔一挥“解放思想”后的事。王二的黄金时代在上山下乡，就我看来，“新”中国的黄金时代就是八十年代。那是中国重新与世界接轨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多元化的时代，那是创造力最丰富、最强大的时代，那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昂扬向上的时代，那是朦胧诗、实验诗、荒诞小说的时代，那是浪漫主义者和摇滚主义者的时代，那是拥有信仰、理想和希望的时代，那是最后的大师时代。随着整个时代思潮的不断变化，各个领域的人们终究将矛盾的焦点指向了政治，因为中国长达十年的飞速发展，唯独在这个领域是一潭死水、一成不变。亢奋的人群无法对此坐视不管，青年人永远是最激进的群体，他们最先发难，紧接着……（此处省略无数字）
    作为出生于“动乱”时期的当代青年，望着父辈们酒桌上的欢声笑语、书桌前的“一口青烟望明月”和照顾老人小孩准备养老本，看着新闻里随处可见的60后政治明星和越过高山只见背影的“中国民主党”，我只能一次次沉默于诸如“安心学习”、“专心工作”、“努力赚钱”这样的话语中，努力使自己也加入华人雅皮士的行列，工作之余在各种网络平台发表或者转载一些自以为很独具匠心、孤芳自赏的东西，妄图提高逼格、见路不走，只为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我借着烟劲和困意斗胆说一句：这他妈就是个没有”场“的世界！连批判都显得多余，废话不多说，就举个例子吧：社会上多数人大义凛然的抨击着毒品，妄想着通过制度和舆论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这纯粹是痴心妄想，毒品也是伴随着医学、科技发展的必然产品，它同样遵循着因果循环的宇宙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有善必有恶，只要有人就有毒品存在的空间和理由，嬉皮士们如此、劳苦大众如此、明星偶像如此、雅皮士们亦如此，只是内容和形式的不同而已。
    就在这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这个古老大地上盘踞了数十年之久的红色政权，也在不知不觉中大跨步地走向了右倾。很多人开始疑惑“社会主义路线”究竟该走向何处，还有很多人（包括曾经的我，现在也仅仅是观念的改变）甚至对“共产主义”嗤之以鼻，轻易的说出“这不过就是个梦”，这样的人既不懂“共产”、也不明“主义”。就我看来，无论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都不过是特定人群、政党或者政权对某一个主义的自我诠释和标榜工具，在他们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在矛盾激化、升级和更迭的循环里不断改变，最终的结果和初期的本意可能出现巨大的差异甚至截然相反。说到底，任何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主义都是靠人为的。就改革开放而言，最本质的是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需要变革的程度了，既然几十年的左倾行不通，就只有右拐这一条路可选，“经济先行、政治殿后”是所谓最稳妥的方式，在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路”上，任何倒行逆施的举动都必将被视为“歪路”、“邪路”，即便他们力主的“经济体制私有化、市场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追求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及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夜已深、话已凉，秋意不觉上心头。最后照搬下高晓松的一段话罢了:“我坚信还会有大师的年代，还会有一批大师站出来，重新拾起信仰、理想——所有这些美好的词，将一扫诸如“就为了买个房活一生”之类平庸的价值观，让人类再度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