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太阳

看完电影，我想说，米哈尔科夫确实比姜文厉害，但他不如谢晋。《毒太阳》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故事直白，结构复杂，且论述充分，但比起《芙蓉镇》，却缺乏自省和判断。
    看玛嘉·莎塔琵的《我在伊朗长大》后，我说，用这样的体裁表现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已经很伟大了。但是我失望于影片过度依赖个人，女性，艺术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使得庞大的命题得到了极为片面的答案。伊朗走到这一步，不是女画家认为的政府和极个别独裁者的原因，更不是因为命不好，这具有必然性。
    《毒太阳》几乎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充满光辉的社会主义战斗英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艺术家庭里，和美丽的妻子跳舞，和可爱的女儿划船，和一群音乐家踢球，唱歌，并帮助农民制止军队踩踏农田的军事行动。田园油画的镜头，慢节奏剪切，加强曝光的亮度，配上舒缓的弦乐，偶尔出现的关于世界观的争论，点缀其中。你简直以为自己在看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金色的秋天”，到处充斥着小布尔乔亚式的自得情调。
    然后冲突到了，一个男人，乔装而来，他是家里的养子，老丈人的学生，没落的贵族，妻子的前男友，长得好看，风趣幽默，会弹钢琴，能说法语，爱脱衣服，皮肤很白。男友力满分！
    但他是坏人设定——斯大林的间谍，叶若夫的鹰犬，他回来就是要把战斗英雄送上断头台。
    为了丰富人物性格，加强角色联系和内容深度。这个坏人原来有着悲惨的际遇，他是被战斗英雄逼迫去当的间谍，为了回来见女友，他出卖了八位白俄将领。他身上有哈姆雷特的影子，他嘴里也念着莎士比亚的台词。
    战斗英雄看见知道真相的妻子悲伤，连忙说，我和他不同，即使都是上前线，我有信仰，他只是怕被枪毙！
    然后迅速吻住上面的嘴，封住下面的口。真的，爱人间，没有一场做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来两次！
    果然，云雨过后，俩人又快乐地玩起了鸭嘴兽的游戏。噗！
    坏人私下告诉英雄，你要被逮捕啦！好人说知道了。然后特别英雄气概，像关公一样去踢了一场球。回来穿上军装就去准备赴死了。到了车上，四下无人，他对鹰犬们说，你们知道吗？我和斯大林同志私交很深！鹰犬们像看白痴一样看了他一眼。他觉得情况不对，想不老实，结果又被一顿胖揍，揍完哭得一塌糊涂，完全没有我党江姐那种视死如归的表情，好像没什么信仰。倒是坏人在路上，看见一个坏事的迷路司机，这个等待戈多式的人物，身上被导演赋予太重的象征意向，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果然坏人看到斯大林像后，掏枪干掉了他！
    英雄被捕后，立刻遭到枪决。妻子被关起来，死于狱中。女儿也随母亲入狱，后来放了出来。关键是坏人居然自己就躺在浴缸里，自杀了。片头片尾一呼应，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整个电影就是在说，在坏的社会背景下，上到国家英雄，下到小市民，包括中间的知识分子，全都太渺小，无能为力！这个锅只能让布尔什维克背，只能让苏维埃政府背，只能让斯大林背，只能让社会主义制度背。
    这个人啊，甩起锅来，真是！
    91年12月苏联解体，94年5月电影上映。不能不说，米哈尔科夫真是紧赶慢赶。
    果然，电影拿了94年戛纳评委会大奖和次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姜文导演其实和米哈尔科夫是一个路数的，无论在《阳光灿烂》还是《太阳升起》中，都习惯用左翼的语言和身份表达右翼的情怀。基本都是在说，我干过坏事，但只是因为我当时，很傻很天真！
    由此延伸到我看过的一大批对于文革的回忆录或者人物传记，那些当年无恶不作的红卫兵头领，全在那里痛斥江青害人不浅，四人帮人性泯灭。至于毛，起码是为虎作伥！我们都是无辜的。
    连作恶的人都是无辜的，没作恶的当然是值得赞扬的，而遭到迫害的就是英雄或烈士！
    真是恶心！
    苏联的肃反运动是怎样从调查谋杀基洛夫的凶手的刑事案件发展到杀掉两百万人的屠杀行动。难道全是斯大林的主意吗？就是电影中，害死英雄的难道不是他自己？害死坏人的难道有别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从纠正意识形态的运动发展到全民癫狂的破坏狂欢。难道全是毛的锅吗？毛在66年文革一开始，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提到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要迫害好的人民群众，坏的干部只是少数，科学家，技术人员既要批评也要团结，抓革命的同时不能忘了搞生产，着重提到要文斗不要武斗！
    事实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除了苏联肃反，中国文革，法国也有过罗伯斯庇尔，美国也出过约瑟夫麦卡锡，尤其后者，几乎是个神经病。
    不同的政治制度都带来相同的政治惨案，是因为，政治制度只能改变国家的运行方式，却不能改变人性的恶。每一场狂热的运动都是对人性极端的解放，而这种天性的解放，往往使人在癫狂之际能够为自己的野蛮找到开脱的借口！我不相信一个作恶的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作恶，你在羞辱一个右派十五岁的女儿，难道心里真的以为她就是领袖要求消灭的阶级敌人吗？你在殴打一个七十岁的学者，难道心里真的以为他就是社会主义的毒草吗？不，你知道你自己错了，你只是享受用权利去践踏高尚罢了。
    说说我尊重的电影，谢晋先生的《芙蓉镇》。看看影片的人设，富农寡妇和右派艺术家相爱，农村懒汉是投机分子，运动中的弄潮儿女经理，性格煎熬的党支书，以及有良知和底线的粮站主任。
    有趣的是，不同于那个真实时代的性压抑。导演用性将每个人物串联起来，寡妇和艺术家在迫害中未婚先孕，党支书是寡妇的初恋，女经理对粮站主任有性趣，不得手后诬陷他与寡妇有染，而最终懒汉爬上了女经理的床。文革结束了，政府把房子和钱还给寡妇，寡妇只是嚎哭道：“还我的男人！”
    我想说的是，这是人性。而对于他人的迫害，在电影中，都是因为人性。评论说，谢晋导演“哀而不怒”，这是因为，对于政治，我们有怒的理由，可是关于人性，我们只能表示悲哀。
    故事的反转在这里。今年二月份《参考消息》，看到米哈尔科夫对于苏联解体，呼吁从国家层面认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俄首任总统叶利钦当年推行的政策为犯罪。
    我真是想当面问他，大师，你的自由立场呢？
    俄罗斯要是现在发展成功，大家不会怀念苏联。美国要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特朗普和桑德斯这种极右极左的神经病也不可能这么欢实。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开始怀念文革，毛左当道，那么，请别扯什么主义，全tm是自私卑劣的人性！

田园乡间，残酷的温柔。
女孩对社会主义的懵懂憧憬，将军对政治危机的无可言说，秘密警察的伪装渗透。

体制化的人只愿诉说被自己命运胁迫，矫饰过去；而高贵的人则永远认为自己有选择，坚实地生活。
肯定自由意志，对生命的尊重，对自我价值的认定。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题记：俄罗斯电影Burnt by the Sun拍摄于1994年，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片名一般翻译成烈日灼人、毒太阳或烈日灼身。

一、人
Kotov
Kotov是资深红军将领，“苏联英雄”的获得者。在片中刚出现时对女儿一片慈爱，对妻子体贴照顾，对村庄百姓也很关爱，俨然是个高大全形象。直到不速之客Mitya来访之后，影片才告诉观众Kotov历史中的另一面：他曾经在内务部门干过一段时间，亲手把Mitya送到国外做反间谍工作，拆散了Mitya和Maroussia。这当然也在意料之中。坐在这种高位的人身后怎么会不隐藏一些黑暗呢。

和Mitya争吵时，Kotov愤怒地咆哮：“我是苏联英雄，谁敢动我！”但其实他刚看到Mitya造访时，可能就已意识到自己是个死人了。毕竟在那个年代，谁都知道一个内务部官员来访意味着什么。区区一个苏联英雄算得了什么，加米涅夫、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这些声名显赫的党国领导人哪个躲得了烈日的照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流亡到墨西哥不还是难逃一死。尽管落了难，但Kotov还是打心眼里看不起Mitya：Mitya算是什么东西？当年还不是像收买妓女一样收买了他。其实Mitya这种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贪生怕死，许诺一点好处他们就能出卖朋友，连最下贱的妓女都比不上。那像自己，根正苗红，南征北战为新政权打下一片江山。

在那个年代Kotov属于很典型的一类群体，他们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汗马功劳，飘扬的红旗是包含了他们的鲜血的。而新政权建立后他们做为出过大力气的人，也都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利益，跻身高位。通常人为一件事付出得越多，对这件事的感情也就越深。因此这批人当然对新政权有着深厚而忠诚的感情，而且因为他们已在政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政权的一部分。所以为了维护新政权的稳固，Kotov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利益，而且在执行的时候他们也心安理得——这只不过是革命成功所要付出的一些必要代价。可惜多数Kotov们意识不到，自己在领袖的眼里也不过是一群蝼蚁，如果他有需要随时可以消灭——同样只是一些必要代价而已。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通常离死已经很近了。

Mitya
影片开始时Mitya像是个革命中的失意者，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迫去国离乡、浪迹天涯。他有一身才艺：精通多种乐器，热爱诗歌，还会踢踏舞。在阳台上，他给Nadia及其家人讲诉了一个很像是自述经历的悲情故事，让人听得唏嘘不已，以至于曾经是他未婚妻的Maroussia听后跑到楼上痛哭。

Maroussia的亲戚问Mitya在哪里工作，Mitya面容严肃地说：“为政治警察局工作”。然后又很随意地表示只是开玩笑。这是电影的转折点，有心的观众应该能看出他没有讲笑话。事实上自1923年起他就为政权进行反间谍工作，手上早已沾满了鲜血。此行也绝不是探访故旧，而是带着追魂帖而来。于公，是清洗“德国间谍”Kotov；于私，则是一次复仇之旅。

在内务部浸淫多年后， Mitya已经变成一个很冷酷的人，成了那个体制的一部分。钢琴前十指翻飞、抱着吉他动情弹唱….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正如一些纳粹军官也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一样，并不妨碍恶之花在他们身上绽放。他出卖举报了八个白军军官，导致他们被送回国无审判直接处决。押运Kotov途中，一个农民因迷路而挡了道，无意中目睹Kotov被押运和殴打，他和同事平静地杀死了这个路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

其实Mitya觉得自己确实很委屈：贵族出身的他在革命中当然家破人亡、于是他参加了白军和红军作战，战败后逃到Maroussia家避难，两人一见钟情，本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苟全性命于乱世之中，平平静静走完下半生就好。谁知内务部门找上门，只给他两条路走：一条是为政权服务，出国从事反间谍工作，追捕那些“叛徒”。另一条则不言而喻——政权对待不合作的人只有一种处理办法。 他选择了第一条路，从此在国外隐姓埋名，协助政权捕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叛徒”。政权当初许诺他，如果做得好就可以让他回到当初住过的那栋房子，但后来他发现自己被骗了。他觉得这个新政权夺走了他的一切:生命、职业、爱人、家人、祖国、信仰……，让他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归根到底，他觉得逼他走上这条路的人就是Kotov。所以他要归来复仇，在Kotov的痛苦中作乐, 一口又一口细细地品味Kotov的痛苦。报复了Kotov之后，他真的能获得解脱吗？

影片的最后，Mitya割腕自杀了。对此可以有不同理解：在斯大林时代，清洗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当夜间听到有人敲自己家门时，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了免遭被捕后的严刑和侮辱，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而Mitya清晨六点钟回家后，电话忽然响起，他没有接，也许已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被清洗的对象，随后就割腕了。另一种更可能的解释是Mitya在这个体制下生活了十余年，早已彻底绝望，对自己做的工作无比厌倦，后来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复仇，当亲手把Kotov送上刑车后，大事已了，在这个世界上已无可留恋。不管是什么原因，Mitya最终选择了死亡作为解脱，彻底摆脱了他附身的体制的禁锢。

Nadia
天真烂漫的Nadia，就像一朵刚刚绽放的雏菊。沐浴在朝阳之下，她是幸福的，不知忧愁为何物：从小便是家人的心肝宝贝，生活优裕，父亲还是个大英雄。她眼中的少先队，听到军号就起床，哨声一响就去游泳… 她渴望着加入这个集体，根本无法理解Mitya大煞风景的话——“踏着音乐走进坟墓”。

她和Mitya郑重拉钩，要保守这个只告诉她的“军事机密”——过会有车要来拉Mitya离开。知道秘密后，她站在门前翘首以盼。汽车来了，她瞪大眼睛看着，无比兴奋，满是憧憬。她小心翼翼走到车前，精心对着汽车的车前灯梳理头发，然后一本正经的和车里的人对话。Mitya叔叔允诺她可以开一会车，她更加兴奋了。为了尽快开上车，她催促爸爸快点换上衣服出去。终于开上了汽车！开得还很棒，叔叔和爸爸都表扬了她，好开心啊，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开始她就觉得车上的那个乘员神色不对劲，像是从动物园偷跑出来的。临下汽车，她关切地问：“你离开是因为他们不喂你东西吃吗？”……

影片平静地用各种细节刻画着这个小女孩的天真可爱。年幼的她，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一尘不染。在她身上，我们只能看到纯和美。当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女孩被体制无情吞噬，谁又能无动于衷呢？！

二、日
Kotov和Mitya是仇人，但两人身上有一点是相同的 ——对领袖发自心底的虔诚敬畏。

Maroussia问Kotov，若面临Mitya当年的境况，他又会作何选择。Kotov毫不犹豫地答复会作同样的选择。但他又自豪地辩解自己和Mitya的区别：一个是因为热爱祖国，一个是因为畏惧。在那个时代领袖就是祖国的化身。Kotov确实是深爱领袖的。当离别之际到来，他最后一次抱Nadia时，仍凝视着自己和斯大林同志的亲密合影，也许还抱有幻想？而Mitya又何尝不热爱领袖呢？看到气球下悬挂的巨幅领袖画像时，他也立即满脸敬畏地凝视画像缓慢升起，下意识地举手敬礼，完全发自心底。

领袖无所不在：在少先队员们的上衣绣像上，在所有集体活动中呼喊的口号中，在每个城市都伫立着的大大小小雕像里……领袖即国家，国家即领袖。爱国就是爱领袖，不爱领袖也就是叛国。领袖是天空中一轮明日，放出阳光普照大地。有些人温暖的沐浴在日光下，有些人则被烈日灼身，甚至被焚成一缕青烟飘散。即使是前者，也永远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日光会突然变毒，将自己焚化。

今天领袖拉着你一起清洗别人，你受宠若惊，感觉浑身暖洋洋的：自己已成了伟大领袖的自己人、亲密战友。明天你又被领袖和他的其他亲密战友清洗掉。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无止无休。在权力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如走马灯一般。唯一不变的永恒是老大哥，始终冷冷地坐在最高处看着下面这一片混乱，我自巍然不动。

和领袖的关系每进一步，危险便也更多一分，因为没有人能常伴他左右，除了他自己。无数人虔敬地热爱着他，而他只爱自己。清洗、清洗、永不停止的清洗。只有在清洗之中，他才觉得自己是稳固安全的：肉体毁灭了一个人，岂非就永远不用再担心他叛变。空气中充满了背叛、出卖。友情、亲情变得愈加淡漠，为了保全自己，这些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斩断，毕竟生存才是最重要的。在领袖打造出的这个窒息的体制下，无数像Nadia一样至纯至洁的花朵被烈日灼伤，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在清洗中湮灭。也许这已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极致了吧。

1994年，距苏联解体已三年，俄罗斯正处在它近百年历史中氛围最宽松的一个时期。这部以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为背景的电影也有机会面世，把观众又带到了这个烈日焚身的年代，去领受那轮毒日耀眼的光芒……

附：关于大清洗的若干资料:
高层：
所有在1917年俄罗斯大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本人幸存，另外五位中四人被处死，列夫•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内委会的间谍暗杀。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只有两人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这些人几乎全部死于狱中。
宗教：
斯大林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大清洗中，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捕，其中10.6万人被枪决。
军队：
大清洗期间（1935-1938），三分之一的红军军官和几乎全部的高阶将领被处死或流亡至西伯利亚，改以大批具备“政治经验”却毫无作战经验的军官替代。五名元帅有三名遭处决，三分之二的军团和师指挥官被处决。这造成红军内部充斥大量年轻而训练贫乏的军官； 1941年，红军的军官里有75%任职尚未超过1年，红军军团指挥官的平均年龄比德军师指挥官的平均年龄少了整整12岁。

苏德战争时期，内委会的主要任务为战线后方的安全保卫工作，同时包括制止阵前逃亡行为。根据斯大林签署的国防人民委员会第270号和第227号令，对于阵前退却和影响军心的官兵可以就地枪决。在战争期间，大约有158,000名苏联官兵被内委会督战队射杀。
古拉格：
在1930年的中后期，大清洗运动促使前苏联的劳改营系统古拉格的规模开始戏剧性地膨胀。根据前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颁布的第58号命令，人们开始被前苏联秘密警察监视，审查并以“反革命”的罪名被关押，又由人民内务委员会草草审判并被流放或被处决。大部分古拉格囚犯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面临着食物供给不足，御寒衣物匮乏，拥挤和缺乏医疗保障的困难。1934年至1940年六年间古拉格集中营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同期前苏联死亡人数的4至6倍，根据解密的档案，1930年至1953年古拉格内死亡人数的报数估计为176万人。其中二分之一死于1941年至1943年。
清洗执行者：
继雅戈达后，当时大清洗的主要直接执行人、内委会的头领叶若夫最后亦不能幸免于难，在1940年失势，随即遭处决。斯大林时代末期的内委会头领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也被逮捕和处决。
前苏联国家安全、政治警察部门演化：契卡(Cheka)1917-1922-> 国家政治保卫局(OGPU)1922-1934-> 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1934-1954->克格勃(KGB)1954-1991

    有人把Mikhalkov（米哈尔科夫）的片子同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比如《活着》进行比较：两者的人物都是漂流在时代洪流中的零星孤叶，人生轨迹时而相交、时而飞散开来，胶片让这洪流暂时静止，喜与悲也便映照在这一坛死水之中。

    《活着》的人物更加渺小，电影在表达情感意图时其方式很随便——平实的叙事、人物的减法、世事的变迁……可以说导演没有用什么很“灵感”很“创意”的方法去渲染人物的感情——故事讲得很好，事件安插和美。

    在这一点上，《烈日灼人》就大不一样了。Nikita Mikhalkov，同样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导演，却并没有采用第三方的、《活着》一类片采用的（不是说这类影片没有对历史的评论，这些评论是极端隐含的、不言自明的）——一种旁观叙述的极端形式；也没有采用老片子那种历史观鲜明的战斗式的宣传表达方式。Mikhalkov的这部影片的讲述外表总体是平稳的——导演就像是安坐在放映机后静静观察自己的思想轨迹、人物和观众在其中的沉浮一样。《活着》一类影片描述人物命运的多重交叉，而Mikhalkov在这部影片中注重的是在相对静止的一个时间段里（这里是一天）表达人物命运多次交叉后、在本次“交叉”时的情感和整部影片的感情基调，在这一点上Mikhalkov非常积极，为此，他采用了诗一样的意象——烈日。

    当这样一个明显是后期直接贴补胶片而成的、技术含量不高的“小太阳”（火球）伴随着呼呼的音效出现在湖面、米蒂亚讲述关于往事的自编故事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有点儿太突兀了，特别与前一段现实的描绘手法相比较还显出了些许不和谐。但当这个火球进入下一个镜头——他们儿时曾一起玩耍的白桦树林时——我们知道了：这个火球在不停地移动、向着同一个方向似乎有目的地移动，然后，他竟然在大房子门口顿了一下便“风风火火”地、又有点儿“失魂落魄”地闯了进去——无所适从地流连于回忆中，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但始终没有如愿——或许它从来就没有想过能收复什么。当相框的玻璃在烘烤的压抑中破碎之后，它悄悄离开了，没有带走什么，却又留下了很多很多——像以前很多次离开一样。

    米蒂亚还在慢吞吞地讲着故事，但是他明白故事没有结束。不过重要的是埂在心中的那铅沉的情感并没有因为他的回归而消逝、编诉的故事反而加重了对回忆的感慨。就像是米蒂亚心里的愤怨、他将这愤怨集中到手抓住的任何什物、挥舞着、叫喊着，但发现尽管回到了朝思暮想而又不敢回到的旧地后，这愤怨也仍然无法排遣：为他割过腕的爱人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大家穿着白色的衣裙终日舞蹈歌唱、终日安心幸福于那个“大热气球”（影片中居民建造“斯大林”热气球的事件贯穿始终）的阴影之中。米蒂亚自然会默默地思寻：这一切是为什么？是什么让他一无所有？而当这一家黯然的生活使他稍稍平静之后，他抬头看看天突然找到了答案。于是，手中的什物没有被痛痛快快地摔在地上，而是被安安稳稳地放在了手边的桌子边上——但是却把无奈的额头重重地按在了墙上。

    可这些剧烈的冲撞行动并不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这一切被隐含在了蒙太奇的小太阳里。小太阳当然是离开了大房子，但是它同样没有消逝，而是疯狂地撞向了森林、燃着了一棵树……（这个“疯狂”用得不好，那其中的感情远比“疯狂”隐秘、动机也远比“疯狂”复杂）看到这里我们还无法确定那“答案”是什么——我们只能猜想。这种隐含恰恰符合了一种诗性。

    烈日作为喻体或者意象通常表达炽烈、热诚、执着、疯狂、狂躁或者强权等客体，但是这部影片的“小太阳”却不是这样，它将这些复合了起来。如题，它表达的是一种抑郁。太阳在寻取幸福的人的眼中是炽烈的执着的、炽烈属于青春的爱情，可是当有一个跟大的太阳作为强权炙烤这些追寻幸福生活的人们的时候——这种“压抑”的情势迫使“炽烈”转变成一种“狂躁”，“狂躁”的小太阳经过岁月的磨蚀就化成了影片中的“抑郁”。一切的一切，小太阳在影片的某几个时间点上同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片中人物的故事，这也是一种诗性。

    米蒂亚讲述自编的童话故事的时候，显然我们感觉得到那小太阳代表了他的抑郁无奈，其实这时候科托夫和玛露莎又何尝不是怀揣着那小太阳呢？当坐在政治警察中间满脸是血的科托夫突然痛哭流涕的时候，我们明白这烈日也表达了他的无奈和痛苦；当字幕上打出玛露莎和纳蒂亚的结局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了这烈日同样炙烤着他们！当我们回顾片中少先队员们举着斯大林像的游行、居民们以极大热情建造斯大林气球的情景、甚至纳迪娅一般打扮自己一边唱着那首歌的样子时，我们知道这时他们的小太阳也许是“炽热”、是温暖、是深情，而等到他们也变成“有故事”的或者“编故事”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又猛然记起片头在雪地中唱着“被烈日炙烤”的乐队和小女孩、以及在曲中舞蹈的夫妇……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寒冷国家的人们无一不受着炙烤、感受着那无奈和抑郁！

    影片以米蒂亚的割腕自杀结束，小太阳熄灭在窗外——总觉得这个结尾太平淡。不过另一方面来说“熄灭”并不代表灵魂的安静，“熄灭”恰恰更加呈现了一直被强调的“抑郁”——太阳作为灼烧着的抑郁不是以爆炸等完全宣泄的形式为结局，而只是——“熄灭”。斯大林气球像幽灵一样悬挂在半空，其下是痛苦的和沉迷的人们……

    好在我们还记得送行家人的歌儿。“晨钟响起，如此多的回忆，我的心说：我们年轻时候、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乡，我的爱留在那里，当我们说出道别的话，钟声仍然在响……暮色钟声……时间没有带来不幸，误解中度过的春天，永远流逝……”，这似乎是导演特意留在这儿安抚我们的。

    这一切不是影片直接表述出来的，但是这些又蕴含在小太阳这个意象中，这就是诗。我没有见过任何一首诗用“太阳”代表“抑郁”这个意象，不过Mikhalkov做到了！

(评的是话剧版）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额外的午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0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是有点失望的。当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的时候，我又看到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话剧的第二部分戏剧化打了一个U-turn，整个故事骤然立体了起来。
        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Sergei是个苏联将军，Marousia是他的年轻妻子，Nadia是他们可爱的女儿。他们一家，以及Marousia的众多亲友，到湖边渡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i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了他们的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情报人员，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却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回到故乡的机会”，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然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M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Mitya和Sergei之间的这段简短对话来概括：
        Mitya: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 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也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克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肃反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每个普普通通的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它一定是成千上万人合力的结果：是他们的“协助”，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就是说，虽然Mitya当初无奈做了特务，他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虽然指控Sergei是“德国间谍”完全是污蔑，他也不是无辜的，因为清洗之前他是那个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奶奶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捍卫它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因为正是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象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左翼或右翼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越大的自由意味着越大的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残酷政治运动。从80年代到现在，“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老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是牺牲品。也许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去看看《Burnt by the Sun》，那么他们也许会明白：如果你曾经在文革早期曾积极批斗过别人，那么你在文革后期被赶下去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不存在的藏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暴力剥夺“地富反坏右”的财产，那么你在公社化运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粮食被村干部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委员称号那个职务待遇，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自己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专制制度的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于长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未必更好，只是更幸运而已。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约瑟夫和他的男人们

@拉夫

（“怎么样？你去过动物园吗？你离开是因为他们不给你东西吃吗？”）

怎么样？
秃顶的西伯利亚男人
绿坦克结队而来
为我们的村庄扬起炊烟
——哦
苏维埃！

吃饱了饭的人民
开始发福
成为仆人

怎么样？
约瑟夫。大胡子
他们赶走绿坦克
哦，我们的约瑟夫

“上帝啊，我已不再是那个
 尿过裤子的男人”

201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