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杀手（普通话）

如果我是年轻人，老年人说什么我都是不会听的。

看李安夫人林惠嘉都走到台前，为李安（新片）站台。不少人再一次感慨，李安的电影生涯，是来到最危险的时刻。

在此之前，影迷对李安人生故事了若指掌。他人生中的危难，是失业被老婆养了好多年。另一次危难，是口碑票房双杀的《绿巨人浩克》。

我认为，这不过正常得失，每个电影导演的生涯，都有起有落。李安遇到的真正危险，是去年某颁奖礼上。他双手合紧，无奈抱握，面带尴尬，没有鼓掌。否则，今天的《双子杀手》，恐怕就要变成又一段《好莱坞往事》了——而此时此地，被认为是拯救《双子杀手》的最后机会。

我并不惊讶，许多人在一个月前的媒体场提前场放风时，大肆吹捧《双子杀手》。

因为中资的参与（片头你就能看到LOGO），加上不菲的预算投入，按照一部商业片的操作流程，即便没有口碑，《双子杀手》也能拧出来一些麻花般的好评来。

但说来说去，《双子杀手》的宣传节奏，依然没有摆脱《比利林恩》的困局，除了120帧，3D、48帧或60帧之类的技术词汇，除了李安高清流畅二度试验，大家批评请小心轻放之外，《双子杀手》的特工故事，简直老套得像布达佩斯地下室的死人骨头。

你一定会说，这样的片子，根本不是看故事的。

可是有的影评，偏偏把什么弑父情结扯出红白配的塑料花来。我认为拿着作者论那套东西，来套《双子杀手》是很可笑的。这就是一个商业片，是试图让你爽的，有亮度惊人，流畅平滑的画面（前提是你找到了一块不错的幕），有如POV杀人游戏体验的。

这套电影，没有任何对威尔·史密斯的内心深化。他只需要饰演一个有过去，从未失手，无敌存在般的杀手特工。这样为国效力、反被清算的人物模板，可以是邦德，可以是战狼。

充斥在电影里的，是走过场的阴谋上司：一个比较蠢，另一个更蠢，还有一个打打酱油喝喝酒。

以及，不可或缺的干练女搭档，开游艇领一份便当的一条老友，开飞机再领一份便当的又一条老友。

你在其他特工片，经常也会看到这些角色，总之，不要轻易和主角成为朋友。否则交情越深，你会死得越惨。

当然在商业电影里，我们对这些桥段，已经闭着眼睛可以知道下一秒。但《双子杀手》最让人无语的，大概是设置的几个悬念，几乎无法称之为悬念。无论是年轻面目有点奇怪的小史皇的出现，还有最后真金不怕火炼奥特曼的登场。猜不出来它们面目的，我觉得一定是上上个世纪的观众。但凡经受过《致命魔术》之类的电影洗礼，这一类题材，好莱坞至少重复过一二十部。

无论弑父还是克隆，它们都不是李安所在意的。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那些伏击、追踪，街头追逐，枪花洗礼五金店杂货铺，满屏薯片炸出爆米花。影片不断试图告诉你，我们比别的电影，玩得更真，是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可是，从我走进电影院那一刻，从我看到年轻小史皇，任何人都可以跟我一样确信，它们是“假”的。

这里有个悖论，观众并不是因为这种该飚多少毫升血量，看得见电影人物拧断胳膊缺条腿的，才能进入故事。否则，提示不许拍照录影、不要喧哗讲电话的电影院片头提示，最应该被拍成120帧。

《双子杀手》的画面再真实，我同样在想的是，就这么强大到爆表溢出的火力，居然打不动你两个活动人形靶子。再到反杀小部队，我想的是还是主角光环比什么泄露剧情的双子实验室厉害多了。

怪事还包括，在这些段落的编排设计上，你很难说，《双子杀手》就有凌驾于其他特工片的技术优势，顶多你觉得脸上的毛孔淤痕血丝，街头摩托追逐像耍杂技玩游戏那样娴熟，什么都看得见了，带感、挺爽，但在真正的你死我亡、险象环生上，《双子杀手》无法甩开那些不能死的套路。为什么不能死呢，因为死了就什么事都不会有了。至于那个异想天开的阴谋，不看电影也能出来猜出个七八分。相比真实的灰头土脸，商业片还是过于精致。而精致感的来源，是特工片别打脸、发型不能乱的通病。

就这个特工故事的电影，根本用不着李安来拍。遗憾的是，这部电影就是李安拍的。120帧之类的玩意，前作就聊过了。我不会因为枪花更美、火力更大、血丝淤伤、缺胳膊少腿的，才能进入那种所谓“真实的电影感”。恰好相反，我会纳闷，都这样了还打不中？同一个时刻，我依然在想着看其他爆米花片总会想的事情：主角光环才是最强武器。

在李安一头往120帧试验的道路上，诺兰和昆汀坚守着胶片的规格，甚至要上70mm。我个人的观影习惯，依然是不喜欢3D。虽然李安们成功解决了3D会暗的，但思来想去，我总觉得这是电影硬件设备商的阴谋。

好比我喜欢《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但它们重了砸重金，折磨演员以外，并不存在置换成一种更真实格式的选择。

我的意思是，考量一部电影的好与坏，观众会遭遇见的悲欢，感动或折磨，它们可能会被技术影响，但技术规格永远不是决定要素。否则你很难解释，我们在录像厅时代，对着360p渣画质还不如的港片，一样能看得津津有味。今天观众疲惫的，是24帧的体验，还是审美集体下降的影像轰炸。

落到《双子杀手》，威尔·史密斯的内心抉择打动了我吗？

没有。

他与朋友之间，是否上演了让人击心的考验。

没有。

杀死自己会很痛苦嘛？

可能会。

杀死”父亲“会很难受嘛？

不会。观众比任何一个人都想开枪，让他的长篇大论收声。

老马丁认为，商业大片会不断霸占电影院，把它们变成游戏厅，像漫威连续剧那样，制造奇观与幻境。没有保护政策的艺术片，会转到流媒体，去找对属于自己的观众。

人类究竟是因为电影的真，还是电影的假，去喜欢上电影的。早期人类看到活动的影像会惊恐，因为它们以为那是真的。如今纸尿裤时代成长起来的观众，从手机屏幕到IMAX，对真实或虚假的影像，慢慢失去了判断力，也陷入审美的蛮荒。否则你很难解释，为什么人们愿意用高清镜头拍出好照片和视频，又一番粉饰处理，变成了一个个捏泥拉腿的假人，一张张刷过白墙灰的假脸。

对我个人而言，我知道电影是假的，我为荡气回肠生离死别而感动又希望我就在电影里面。至于进电影院，那不过是一种仪式感，是对于电影工作者的反馈，令电影这门艺术形式得以闭环完成。更真实的电影感，这种技术决定论，对我而言是无效的。它们的影响，远不如灯光暗下，遁入黑暗来得重要。

操心李安是正经事

若想判断李安通过两次影像探索对传统电影概念的逆反是否成立，就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什么是观看？二、电影技术史的进步动因？三、3D/4K/120帧是否丰富了艺术表现力？四、沉浸感从何而来？五、我们如何看待“影像真实”？

壹

三年前我做过一场知乎Live，诠释了电影院为什么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公共休闲空间”。在讲座的结尾，通过梳理历史，我谈到了VR技术为什么不是电影的未来。放到现在，我认为这番讨论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VR电影将会成为一个选项，但无法替代电影的其他答案。就像历史选择了卢米埃尔的放映机，没有选择雷诺的活动视镜和爱迪生的观影箱（二者的出现要比卢米埃尔早很多），即使其助手狄克生奠定了35mm胶片规格。就像我们认为《阿凡达》是3D技术的先驱，却忽略了1922年就已经有第一部3D电影《爱情的力量》，而1954年希区柯克的《电话谋杀案》，1981年的《枪手哈特》（片中用3D效果致敬了《火车大劫案》）和来年的《十三号星期五III》，也都是当年的现象级3D电影。哪怕到现在，3D电影因为偷工减料的放映效果和并不完美的立体感，也无法替代传统2D电影。

电影是机械时代的产物，是由厚厚的技术包裹起来的艺术。技术对电影来说非常重要，几百年前的画笔仍然能绘出不落伍的伟大之作，但几十年前的摄制和放映设备却会拖导演和观众的后腿。摄影机、收录设备、放映机和音响等作为工具，迭代性显然远超于画笔、乐器和铅字。在讨论电影时，我们其实更常引用建筑用语。蒙太奇就是建筑术语的挪用，“空间”“构建”“浇筑”等形容词亦是如此。当然，讨论是一项极度自由的行为，其他艺术形式也可以如这般借用，但电影与建筑的共通性更为明显，更具代表性。

《枪手哈特（Comin' at Ya!）》（1981）

然而，电影又不可能仅仅依赖技术，否则其寿命和影响力必将转瞬即逝。技术至上是对电影美丽的误会。技术的演进可以丰富表现手法，但不会自发产生艺术性。电影终归是一种“总体艺术”。恰恰是那些非技术的、难以客观描述的创造性美感，才让它显得如此迷人。电影的威慑力不在于奇观展示，而在于镜头虽然只能捕捉表象世界，却又能通过艺术创造，向人类的灵魂深处进军。技术决定了镜头内的表象有多真实，是电影成立的基础，但永远不是关键。只有艺术创造，才能让镜头突破物理限制，触摸到我们深层的思想意识——这才是电影的魅力所在，且二者往往不构成正相关，并非外部世界被呈现的越逼真，我们就越能透视其内在意蕴。

电影不负责营造沉浸感。相比而言，我更看重电影与观众的距离感。我们如果想追求沉浸感，早已有了更好的途径：电子游戏。但我一直认为，即使在电子游戏出现之前，电影也不以沉浸感为第一要义，或者说，沉浸感只是它在完成一切重要任务之后，锦上添花的奖励。什么是它的重要任务？运镜、剪辑、声音、场面调度、表演、服化道、主题、文本以及意识形态等等，所有元素都需要构成一种自洽的影像运作机制。在粗糙的表达面前，一切代入与共情皆为无稽之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电影的沉浸式体验是影院赋予的。乌黑的影厅是既私密又开放的神秘场所：人们围坐在一起，在不知姓名、职业、年龄的前提下为同样的事情大笑或哭泣。极度的黑暗遮住所有光鲜或丑态，抹平了不同阶级、地位和身份的差异。高亮度的银幕画面和震耳欲聋的音响，强迫我们专注于影像生成的世界。观众无法暂停，无法倒带，表情和私语完全被视听所淹没。黑匣子效应让声光得以最大化地敲击着感官与心灵。

在这里，电影与观众的化学反应不是单一的，而是由银幕放射到在座每个人，又通过个体间的折射产生共鸣与差异。即便周围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也能感觉到对方的存在。影厅裹住了陌生人的隐私，同时又将所有人包容成一个紧密的整体。我们一起经历着同样的故事与情绪起伏，每一次因银幕上的演绎而引起的反应，都在完善这种整体效应。我们一边感受着影厅空间的神秘性，一边专注于银幕内的故事，从而形成巨大的情绪共享。我们的任何公开行为，私密情绪，甚至是进场退场，每个环节最终构建出了沉浸的仪式感。电影是诵经的神父，观众是两小时的信徒。

从这个意义上讲，卢米埃尔兄弟所做的，不仅仅是放映一次《火车进站》，而是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充满异趣的公共观影空间。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切中了电影艺术的根本属性之一：群体性共鸣。相对的，爱迪生观影箱就显得太过闭塞。VR电影本质是观影箱的变体，只是它的视野更自由广阔，帧数更高（90帧），画面更清晰。但是它所刻意追求代入感的设备，无疑阻碍了实时的群体性共鸣。哪怕不以影院的空间意义来阐述，单就VR影像所体现出的镜头自由性，就无法取代传统的电影表现形式，因为作者意志在此被消解了。电影终究还是创作者的威权，且我们享受这种威权。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VR电影无法消灭电影院，也无法成为主流。因为镜头掌握在观众手上，所以它更像是一种游玩方式，而非电影形式，因为观看与影像是互动的。

也许一些人会认为我对影院空间的描述有些过于神圣，因为我们在实际观影时，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周围人大声说话，盗摄和放映事故。我当然不否认这些状况的存在，但是从现象学和心理学分析大众的观影行为，不得不剔除这些因个人素质或硬件漏洞引发的概率性事件，将其视为一个单纯的模型，否则这个问题就没法谈下去了。交头接耳和盗摄等现象，已属于公共道德范畴的问题，电影只是众多受害者之一。

我也承认，电影院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公共休闲空间”，其重要程度一定会不断削减。随着生活条件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在家里布置家庭影院甚至私人放映厅，适当的放映设备和片源，可以让客厅无限接近影院的观影效果。如今电影院最显见的优势在于发行窗口期，先睹为快的心理催促人们走进那里。但即使如网飞这样的流媒体平台彻底侵占千家万户，电影院的领地也不会在退守中完全消失。家庭观影的专注力无法与影院相提并论，对电影有严肃追求的影迷而言，遥控器和进度条无疑会对观影体验产生极大的破坏性。

事实上，这几年我主动进影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小部分原因是那些浮躁的观众和低素质现象，大部分原因是没什么好的院线影片可看了。更多时候，我选择拉上厚厚的窗帘，放入蓝光碟，打开立体声音响和高清电视，在模拟影院的环境下观看老片。即便如此，我仍然深知影厅空间的不可替代性，并重视每一次观影。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表明：一，观看行为本质上是心理活动，李安剑指于此，试图颠覆人们的观看习惯。二，当我们对未来在何方感到迷茫时，历史是最好的罗盘。

不少人或多或少在藐视历史，认为古老的东西必定是过时的，已不具参考性。但我曾经说过，历史即轮回。对影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电影技术一百多年的发展，真正被淘汰掉的东西少之又少。彩色片的出现，只是让黑白电影变成了另一种美学选择，并未退出历史舞台。3D也没有抹杀2D的美学价值，甚至不舒服的眼镜和幼稚的立体效果让不少人反感。电脑特效也胜不过实拍的质感，感官刺激总是容易让人疲劳。数字摄影似乎已成主流，但胶片的独特性仍然支持着许多创作者。VR电影已经出现，却仍只能处于猎奇式的尝鲜体验，无法对传统观影方式构成威胁。遍地开花的私人影院更是没有讨论的必要。

真正被取代的只有两个：胶片拷贝和无声电影。两者都跟观影习惯关系不大。从大众观看史来说，无声电影并不是无声放映，纯粹的无声放映只存在了极短时间。无声电影的放映长期伴随乐器演奏或辩士讲解，并非是真正安静的。即便如此，现如今默片也转变为一种元素、一种风格化的处理手段，被编排在许多电影中。而将脆弱的胶片替换成数字拷贝，主要是为了方便发行，以及安全长久地存放，连带结果是数字放映成为全球影院的标配。这自然有其合理性，无关任何美学问题。未来，数字拷贝也可能被卫星传输取代。

一直以来，这些必要的技术进步，背后是深切的时代逻辑和历史动机，是在审美边际一步步做出的改变，未从根源上颠覆放映模式，也就没有深切影响人们的观影行为。不是简简单单地突破了某个单一技术，电影的整体面貌就翻天覆地了。因此希区柯克和比利·怀德的影片，对我们而言永不过时，因为观看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反而我们还可能会痴迷于其画面噪点和带有杂质的声音。技术是驱动力，但不是电影之所以能打动我们的原因。如果技术指标无法与艺术手法达到平衡，那么它将立刻黯然失色，反之则不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影的本质就是技术与艺术的永恒思考。

与其说李安靠《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和《双子杀手》进行了两轮技术实验，不如说他在做的是心理实验。三年前，我给《比利·林恩》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偏向于肯定的评价，用词相当保守。我没有把那些心里的那些质疑写出来，大概也是对李安的喜爱之情作祟。三年后，《双子杀手》彻底让我看清了李安的心境，他犹如走火入魔一般掉入技术陷阱之中。我不知道他在拍《少年派》时到底遇到了多大的技术难题，以至于一头扎进4K/120帧的规格中放弃自省。我认为李安走上了一条歪路。

这位才华横溢的高龄导演，本不应该是对历史无知的人，但他确实在这几年拍了两部无知的作品，并且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甚至宣称“120帧是电影的未来”。李安外表儒雅随和，内心叛逆激昂，但他这次的叛逆，更像是被什么东西蛊惑的结果。我当然无意替他辩解，但是这种对3D/4K/120帧的盲目追求，好似一场没有主谋的大型骗局，技术本身是无罪的，资本似乎也没有怂恿这种趋势，甚至放映端也并没有敷衍了事，好像谁都没有错。而不被认可的李安和失去兴趣的观众，却都是这场骗局的受害者。

贰

在我看来，李安正在施行一场注定失败的革命。这场革命首先是一场概念革命，其次是技术革命。李安想挑战的主要对象，不是传统的电影拍摄方法，而是放映终端。他要提出一种新的放映概念，于是就需要相应的放映技术去支持，最终体现在银幕美学的改变上。概念与技术本身没什么问题，而正是银幕上美学效果的退化，暴露了他走入歧途的事实。

我们又要回到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在拍摄概念上，3D和4K自然不是李安的首创，这我们都知道，但120帧也不是李安的功劳。早在1888年，法国生理学家埃蒂安·朱尔·马莱就发明了一套盒式摄像机，能以每秒钟120帧的速度在一条纸膜上曝光照片，但是当时并没有相匹配的放映设备。此外，马莱的另一套拍摄设备是每秒60帧的规格，并且图像质量非常好。受此启发，雷诺的活动视镜和爱迪生的观影箱相继问世，后者的放映速度高于24帧每秒。七年后，卢米埃尔用更低的帧率，让世人见识到了电影的巨大魅力。 从迈布里奇到马莱，从雷诺到普林斯，从爱迪生到卢米埃尔，24帧每秒是在各种发明家和商人的不断探索中确定的。19世纪末的摄影师早就拍出了每秒60帧和120帧的影像，但是放映机没有适时赶上。130年后，李安才将第二部高帧率电影摆在观众面前。24帧是拍摄方法、放映技术、经济成本和视觉原理各方面权衡后的结果。这个决定充满了先人的智慧，既赋予了电影更好的流通性，也让人们在视觉上保持了相当的流畅性。“24”就像电影的基因编码，推动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娱乐文化。

对帧数的纠结，更多时候是放映端的事情。人眼的帧数底线是10-12帧，即当画面以10-12帧的速度连续播放后，我们就会以为它是运动的。默片时代都是手摇放映，为了保证影像的流畅，取决于不同放映员的手速，无声电影基本在16-24帧之间播放。进入有声电影时期，为了配合华纳兄弟研发的声音播放系统（Vitaphone），电影胶片逐渐固定在24帧/秒，因为16英寸唱片在该系统中播放11分钟电影的速率正好是24FPS，而11分钟符合一本胶片的最大时长区间（9-11分钟）。

但是电影放映面临着另一个严重问题，即画面频闪。若以真正16-24帧来播放电影，不断闪烁的画面会让人难以忍受。因此胶片放映机都装有双叶或三叶式快门，让胶片间歇运动并短暂遮住灯光，使得一帧画面重复在银幕上出现两到三次，基本克服了闪烁问题。这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提高帧数的办法，24帧/秒的电影，若采用双片叶子板，在银幕上实际播放速度为48帧/秒，三片叶子板就是72帧/秒，只不过银幕上每两帧或三帧只是胶片上同一帧画面的重复出现。这在视觉心理上叫闪烁融合阈值，或者叫临界融合频率。当调制光高于50-60Hz时，主流研究即认定此为稳定状态。调制光越不均匀，这个阈值就越高。

这就是为什么电子游戏长期追求60帧刷新率，因为它是稳定状态下的临界融合频率。当然，游戏的运作方式与电影又大有不同。游戏是实时渲染的影像，对帧数的要求本就更加苛刻。如果以24帧的刷新率玩游戏，将丧失最基本的流畅体验。受限于硬件的更新速度，游戏常常需要做这样一道选择题：牺牲画面提高流畅性，还是牺牲帧数保留逼真的画面。

主机游戏选择了后者，多维持在30帧/秒，这是游戏影像的底线。PC因为更灵活的配置，可以两者兼得，但付出的成本要比主机高得多。当PC玩家配置不够时，一定是先降低画面效果以保证帧数的。虽然60帧也不是流畅运动的终点，但对人眼来说已然足够。120帧当然会显得更平滑，但多一倍的帧数只能带来二分之一的流畅度提升，144帧的要求基本只限于竞技游戏，这跟视觉运动效果已没什么关系，其试图达到的是操作响应速度的优势。

另外，运动模糊也不一定是坏事，许多大型游戏在画面设置中都特意加上了“运动模糊”一项，刻意营造电影感。你可以说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电影帧率不足的既有印象作祟，但如果运动模糊真的造成非常糟糕的观感，它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游戏里的视觉方案。

回到电影。即使不提早期每秒16-26帧之间的默片，24帧/秒在漫长的有声电影技术史中也不是恒定不变的。古往今来不少电影，都没有严格遵守恒定的每秒24帧。特效大片和数字电影兴起的时代，许多影片出于各种原因，也都用过高帧率，比如《霍比特人》和《壮志凌云》的部分镜头。进入数字放映时代，叶子板自然被淘汰了，放映电影也不再是个麻烦事，动动鼠标即可。然而，无论放映室里的器材如何更迭，我们的观看方式没有受到影响。

我想说的是，帧数对游戏非常关键，但是对于电影来说，真的是很次要的一项指标，因为电影早已越过了肉眼的帧数底线。就像VR电影一样，120帧可以成为一种选择，但绝不是所有电影的未来，也不会一下子冲刷掉其他帧率的存在意义。当然，24帧也并非是神圣的。我在2K显示器上看一些电影，也能感到明显的画面抖动，但这也有片源制式本身的原因。总之，帧数的争论一直以来都是为了解决两个放映问题：动态模糊和画面闪烁。既然我们普及了比胶片更加先进的介质（数字放映），画面闪烁不再是问题，那么想办法处理动态模糊也无可厚非。一些突出动作和奇观的特技电影，比如《谍影重重》和《疾速追杀》这样的，确实可提高帧数以获得更好的观感。在24帧的基础上提升三四倍，就是72或96帧，稍稍跨过闪烁融合阈值，便足够了。

面对李安的实验，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3D/4K/120帧的技术组合，真正给电影带来了什么？又让电影牺牲了什么？这种牺牲值不值得？十年来，事实已经证明3D效果对观感的提升极为有限。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放映端的，也有3D本身的问题，甚至大部分电影已选择后期转制3D。电影的运动构图太复杂了，不仅仅有前中后景，每个细节都有可能衍生出一个新的景别，所以每部电影最有3D效果的反而是片头Logo，因为景深最简单。如今看来，3D更像一种营销手段，一个不太被影迷待见的噱头。

4K和120帧部分弥补了普通3D电影的差劲体验，源于其更高的分辨率和更亮的放映光源。4K还不错，但也不是普遍适用的，目前更适合动画和游戏。我们看李安这三年来的实验作品，之所以感到画面清晰无比，细节尽收眼底，更多是4K的功劳，120帧在激烈运动中才更能发挥明显作用。而高帧率的画面运动，确实消灭了动态模糊，让几场动作戏有了明显的观感提升。但是为了避免观众眩晕，镜头调度就不得不变得单调。为了防止穿帮，在120/4K的合力下，低照度场景甚至都无法布置隐蔽光源。在纤毫毕现的分辨率下，不仅演员妆容需要谨小慎微地调整，影像本身也难以“化妆”了。而我一直在强调，电影的大部分质感和风格源自后期调色。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项新技术，会要求电影放弃如此多的东西。3D/120/4K的滥用就像一场残忍的谋杀，将电影肢解得面目全非。至少从《比利·林恩》和《双子杀手》两个样本中能得出，为了体现新技术的先进性，电影放弃了创造性的镜头/场面调度，放弃了风格化妆容和后期调色，甚至还要剥夺部分场景布光的合法性。甚至于为了让人们注意到技术编织出的“美丽外衣”，李安居然捡起了被扔在废纸堆22年之久的剧本。用影史上最先进的技术，讲了一个最保守陈旧的故事。能指望这种实验效果会好到哪里去吗？

选择一个无聊的剧本，才能更好地凸显技术上的革新——我不知道这种扭曲的想法为什么还会存在于世。对于3D/120/4K而言，《双子杀手》是比《比利·林恩》更好的实验田，因为它有更多的动作戏。但要以电影去评判，《比利·林恩》又要比《双子杀手》强那么一点，那里面好歹有可信的人物。

叁

坦白讲，关于《双子杀手》本身，实在没什么好讨论的，因此本文大部分内容涉及的是电影技术背后的历史逻辑。违反这种历史逻辑的结果，要么成为下一次进步的牺牲品，要么完全被历史遗忘。李安推行3D/120/4K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顾此失彼。为了追求极度真实，放弃了电影的许多美学创造环节。但电影的目的不在于对现实的忠诚复原，也没办法忠实复刻。银幕的尺寸摆在那里，日常之物都将被放大，被赋予另一套语意。再次强调，观看行为是一种心理活动，哪怕电影以更高K的面貌示人，它在心理认同上必然也是失真的。影像真实永远不能等于物质现实。

李安试图侵犯的是既有的放映格式，却抹杀了影像本身的多样性。问题在于，我们对电影的审美习惯是否到了需要被颠覆的地步？我是一个十分崇尚让电影展现出更多姿态的人，我钦佩李安的勇气，但遗憾于他对技术的执拗，对电影美学的误读，错把真实本身当成了一种影像滤镜。让我疑惑的是，这种事情本不该发生在拍出过“父亲三部曲”、《冰风暴》《卧虎藏龙》《断背山》《色戒》的导演身上。到底是什么让他一意孤行地投入到这种无意义的心理实验中？我推导不出任何答案。

《双子杀手》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技术导购片，是一次失败的仪式，它没有能量引发任何群体共鸣。毫无情绪的精致画面，只会让更多人吐槽成高清电视和电子游戏。可以说，观众低估了李安的步伐，李安也高估了观众对电影的诉求。《双子杀手》是一部没有温度的电影，它越缺乏情感氛围，它所炫耀的技术就越显得冷傲自大。技术不该被如此招摇，技术终归应该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服务，而不是凌驾于其之上。更别提这种牺牲不少艺术表达而换来的技术了。

或许，李安从题材选择上就没有潜心思考。武侠片、爱情片、家庭伦理剧、时代剧、甚至战争片，李安出色驾驭过众多题材类型，唯独在科幻/漫画改编电影上栽了跟头。这次又选择了科幻动作片，还是老掉牙的那种，结果显而易见，仍然是徒有科幻片的壳，没有科幻片的核。不过客观来说，3D/120/4K倒是找到了更合适的土壤，那就是前面的摩托车追逐戏和结尾的城市夜战。类型片的枪战场面应该已有二十年没更新了，而仅仅是对分辨率和帧数的提升，就让调度平平的追杀戏和简单的掩体对射在视觉效果上更进了一步。广角和主观镜头也是受益者，在高帧率中自然而然地更具魄力与戏剧性。

但这点优势远远无法支撑一部完整的电影，电影又不可能仅仅是奇观的展示。《比利·林恩》揭示出3D/120/4K在表现人物状态和对话场景上无法提升表现力，反倒稍显拖累影片质感。过于真实的面部，在银幕上被无限放大后，反而会阻碍观众的感知认同。于是想象的空间几乎消失，全被细节填满了。人物对白、非剧烈动作、场景关系的空间张力，3D/120/4K和2D/24/2K二者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差别。高清影像对情绪状态和心理勾勒的乏力，难以让电影靠这样的技术手段进入下个世代。

至于千疮百孔的影片文本……如果我们相信事件都符合叙事逻辑的话，还是能解读出一些潜文本来的。但是在如此拙劣的表象下，这种解读更像是自娱自乐的游戏。

整部影片都在暗示克雷（克里夫·欧文）对亨利（威尔·史密斯）的病态迷恋。如果你不相信克雷这样的顶级特工是个脑残的话，那么他花费多年心血培养年轻版亨利，实在不像是训练无情杀手的合理方法。不仅如父亲一样视如己出，慈爱与严苛并存，还要付出大量情感，且毫无风险控制可言，训练效率低的吓人。克隆人也绝不可能在这样良好的培育下丧失理智和良心，反而会更容易显露人性之光。所以克雷倒像是真的乐意收养一个跟他的战友/宿敌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

而结尾出现的第二个克隆亨利，才更像克雷口中那种不会因为良心而背叛政府的杀人机器，同时也再次印证了克雷的克隆计划就是幼稚的谎言。在老少亨利携手杀掉敌人后，克雷出现并发表了一番颇为暧昧的宣言，最后的落脚点是那句“我一直像真正的父亲那般爱你”，无异于曲折地对老亨利进行表白。再看看他在面对自己手下和另外的克隆人全军覆没后，只是气急败坏了一下，犹如玩具被毁掉的小男孩，眼神中却看不到刻骨的仇恨——他对外界可一直是悲观和虚无的态度。

我们如果细究克雷的心境，只能认为他其实对亨利有着无尽的迷恋和嫉妒，甚至于他最终的决定，是派克隆人去杀自己的原型。请不要相信克雷口中“成人礼”这样的托词，一个不知道自己真正身份的克隆人，被派去杀自己的原型，两个人还都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杀手。结果无非就是让克隆人亲眼见到一模一样的自己，对世界观产生严重质疑，进而轻易地被原型策反，反过来对付自己的养父（毕竟原型才跟他有真正的血缘关系）。这哪里是谨慎冷酷的杀手会选择的策略？克隆亨利的挣扎是极其脆弱的，而克雷作为反派，其行事逻辑如果不用爱去解读，就是完全说不通的。 这是多么荒诞的情感建设：反派充满了爱意，英雄却冷酷无情。这哪里是反父权的命题，分明是同性畸恋的含蓄表达。然而贫瘠的视听语言和苍白的叙事文本，让一切对故事和主题的解读都显得有点可笑。没人探究里面到底是父权还是同性，没人在乎羸弱的人物塑造和情感起伏，没人注意里面到底有多少象征符号和意识形态。甚至李安自己都不愿意让我们关心这些，他主动放弃了曾经擅长的一切，一心想展示自己的科技玩具。

即使3D/120/4K真是影像的未来，嫁接这样的故事也完全算不上成功的尝试。何况这种技术组合，至少目前来看，是本末倒置地对抗着化妆、调度叙事和调色等等电影美学，付出的代价与收获远不成正比。我只能认为，4K/120帧在可见的未来，只能是一种使用范围相当有限的选择。

或许，高低帧率共同使用才显得更合理（低帧文戏，高帧奇观），就像诺兰只在《黑暗骑士》的部分场景使用IMAX那样。或许，同样是4K/120帧的《阿凡达2》将更受欢迎，因为詹姆斯·卡梅隆更懂科幻，他构建的世界又是纯想象性事物整体的客体化，高度拟像性将让它看起来更像动画或游戏播片，4K/120说不定更加适合。更或许，3D/4K/120帧的魅力，在自然纪录片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双子杀手》没有逾越动作影片的惯例，它开场于一个行动之中：威尔·史密斯饰演的职业杀手Henry Brogan架好狙击枪，从瞄准镜中观看目标——某位“生化恐怖分子”（随后，我们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并非如此）乘坐的列车，在这一连串镜头中，正如我们在预告片中所看到的那样，一个极端的鱼眼镜头将呼啸而来的列车扭曲，变形化，它似乎以某种方式“转向”，从文本上来讲，列车中的“猎物”的确改变了状态——从生命走向死亡，而转向同样发生在Henry上，但并非是由于失误，而是因为他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且“知道得过多”，当一个机器开始反思之时，便是它成为去机器化的过程，Henry成为了一个人。

摄影机先于那发子弹“击中”了一个诡异的形态

回到开场这一幕，除却“转向”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符号来源于“击中”这个目标行为本身，列车被“击中”了两次，在前面所说的那个鱼眼镜头之中，摄影机先于那发子弹“击中”了一个诡异的形态，世界的诡异一面向我们露出微笑，以彰显自己的存在。

以上是对影片第一个组合段的分析，围绕着“转向”与“击中”，而如果我们将这个主题带入全片，并与李安的创作历程产生新的连接，那么我们将发现《双子杀手》也暗示着李安本身的某种转向，这种转向是忧伤的，但也可以是迷恋性的，也许不久之后，他将彻底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告别创作生涯的早年时期。

一：回撤，游戏还是室内剧？

表面上看来，《双子杀手》是一部电玩风格的公路影片，首先，他采取了一种“关卡”的隐喻，影片的展开围绕Henry辗转于哥伦比亚，匈牙利，再回到美国的逃亡路程以及关卡式的事件安排，最终回到原点，除掉Boss，然后是所谓的“通关录像”交代之后结局，其次，美国，哥伦比亚，匈牙利这些分别位于三个大洲的空间并非以地理性的逻辑连接起来，而是随机的三者相连，在网络空间中，我们通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超链接，它打破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空间感，又重塑为一种新的空间秩序。

但《双子杀手》的深层结构却与这种自由相反，Henry哪里都没有去，“双子”的威胁迫使他撤回到原初的状态，退到一种独幕的室内剧之中，他到达的一切地方，都是室内空间的延续。

“双子”的出现令Henry不得不转入内在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双子”才能真正与Henry匹敌的第一个原因，当我们忘记类型化的表面动作以及其停留在80年代程式化的科幻世界观，便可以发现另外一个故事：一个热衷于“支配”的男子在中年时期与某种诡异的镜像（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从他内部发出的，“不是他的”声音）偶遇，其背后的力量是威胁性的，支配性的，他被这种力量惊呆了，随后，他认出这就是自己，出自他的内部......

以上一系列故事与Henry不断重申自己的“退休”意愿密不可分，“双子”终究会在他打算隐居的时候连夜出现。“退休”意味着将注意力转向内在，转入内在则将不得不面对自身的不完整，瞥见更为创伤性的实在界之镜像，而“镜像”并不是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自我的另外一个模样，正因为它是内在的，所以无法被击败；Henry不敢照镜子，但镜像总会找上他，在这一刻起，他真正的“退休”了。

二：被询唤的父亲

Henry必须去“爱”这个儿子

而当Zakarweski告诉他“双子”的DNA和Henry一模一样之时，这无异于她在说“我怀孕了”，一个父亲之名的幽灵将他击中，换句话说，Henry这个独身主义者被“询唤”为父亲，这意味着在认同“镜像是我自己”之后，他必须去爱他，认同对他的绝对责任。

《绿巨人》

父亲之名及其变体在李安的创作历程中常常以一种威胁性的大他者存在，当强大的父亲之名显现之时，主体要么顺从，要么如同《绿巨人》，以弗兰肯斯坦的方式与这个父亲同归于尽。

在这些影片之中，询唤常常是命令性的：“我是你的父亲”，从而将主体表述为一个从属，服从地位的孩童，而主体不会真正成为父亲，即使在《喜宴》中，影片在伟同的性取向被父亲得知以及父亲的“投降”中走向尾声，影片没有真正展现伟同面对孩子，接受父亲之名的那一刻，而是将其设置为父亲阴影下的一个附属品，除此之外，这个父亲也并没有真的投降，而是以“共同胜利者”身份退隐（我们可以发现，自始至终，他没有呈现为一个恐同者，而是始终停留在“传宗接代”这个传统的动机之上），并由此不断回归，伟同则以一个懦弱，“孝顺”的孩子终结叙事，而在《双子杀手》之中，父亲之名的询唤使得Henry既是父亲，也是孩子，这是一种复杂的状态，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年状态”。

如果《喜宴》中的威威“没有乱来”，就可以逃避这种父亲之名

Moreover，《喜宴》的叙事架构依靠一种典型的，古典好莱坞式的巧合，这种巧合意味着极少数，也意味着我们的不在场，对于无法承受这种沉重的观众而言，整个故事的悲剧性可以被一种逃避性质的平行文本之可能性消解，（在李安的创作之中，“逃逸”永远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潜在主题，例如《少年派》中，同一个故事的两个文本，以及《断背山》的结尾，已经成家的两个男主人公再一次相遇）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之中，伟同和威威没有发生关系，或者威威没有怀孕，然后父亲离去，伟同和赛门继续保持同性恋关系。

但《双子杀手》却剥离了这种对自由意志的乐观确信，在影片中，Clay Verris通过Henry的DNA秘密制造出了“双子”，这个能够引起淫秽想象的文本彻底代表着父亲之名的荒诞降临，他自恋的独身主义神话被反讽，进而轰然崩塌，Henry成为了一个普通的，社群中的人，他是一个父亲，因为人们称之为父亲。

三：尾声，弑父与父亲的回归

《双子杀手》触及了长久以来潜藏在李安中国式平和之下的黑暗内核

在《双子杀手》中，“父亲”被以一种残忍的方式弑杀，我们接近了长久以来潜藏在李安中国式平和风格之下的黑暗内核，借由B级情节剧的善—恶对立，李安终于可以将这个父亲表述为邪恶，并将那一枪作为“正义”的献祭。

但这种献祭并不意味着父亲之名的消失，相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只有在这个时刻才得以真正回归，当“双子”拿起枪，打算杀戮这个眼前的伪父亲之时，却被Henry夺去，我们期待Henry教导“儿子”反对以暴制暴，将Clay Verris绳之以法，或者， Henry饶恕了这个父亲，父子关系得以弥合，而事实上并没有，Henry用从“儿子”这里夺来的枪，消灭了这个同时对两个人都具有威胁性的父亲，这一刻，真正的父亲之名降落在他的身上，也就是对儿子的阉割，这是一种deja vu，只有借助父亲之名，才可以将面前的这个父亲指认伪“邪恶”，这时，影片的逻辑如同一部典型的《格林童话》，在这类民间童话之中，继父/继母通常是以邪恶的父亲之名的方式出现，而主人公的反抗被理解为一场对于真正的父亲之名的呼唤，一场寻父之旅，《双子杀手》也如是，它之所以仍然是一部“李安式”影片，是因为他没有让“双子”客体化，而是让他去责问父亲，但是责问的内容却在于“你是否真的是我的父亲？”但它隐藏了一个真正逻辑：“眼前的这个父亲并不是你真实的父亲，而我是，因此我杀了他，并阉割掉你，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只有李安才会让“双子”直接质问这个伪父亲，但弑父之后却是真正的父亲之名

《双子杀手》以一种看似日常化的“正常状态”结束，“双子”像普通学生一样在校园中学习，社交，并于“父亲”Henry和“母亲”Zakarweski打招呼，并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冲突，“母亲”希望他在本科期间学习人文社科，但他坚持他更喜欢理工类，最终，“父母”决定尊重他自己的选择，在这里，李安似乎预演着一种理想化的家庭关系，或者说他试图重写自己的早年经历，但他并非完全想要自我疗愈，他一方面向父亲之名决斗，；另一方面也沉迷于某种父权游戏之中，尝试对他的父亲身份形成一种骄傲的认同，大团圆结局掩盖了《双子杀手》中潜藏着的巨大悖谬，“不去成为邪恶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并由此维持着一个巨大的俄狄浦斯循环的自足运行。

参考文献

雅克·拉康：《父亲的姓名》，黄作译，商务印书馆，2018-4

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3

斯拉沃热·齐泽克：《享受你的阴暗面》，尉光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

要看高帧，对于《双子杀手》来说，低帧带来的感受是毁灭式的。

如果不理解高帧影像带来的意义（一种全新的影像知觉模式），观众难免会指责李安电的影创作开始依赖技术革新，是某种江郎才尽的预言。而技术永远是电影这种工业属性的事物的原始属性之一，我们最初就是凭借技术看见影像。如今，在李安的革命性创作里，我们也因为技术重新知觉影像。

有观众会指责电影剧本的问题。的确，如果单独看待剧情，电影里似乎有很多牵强的东西，甚至最后影像包袱的解决，看起来也只是某种暂时的解决，最终的解决并没有完成。电影只是抛出包袱，却不提供答案。剧情带来的感受因此浮在半空中，没有落地。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李安实际上已经提供了解决之道，而这种解决并非完全在剧情里，高帧影像带来的技术性革新的结果也被囊括在这种解决之法则里。也就是说，“影像语言”本身才是对剧本提出的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因此电影进入“元”概念，是出色的“元电影”。

一. 短焦：高帧影像带来的并非“真实”，而是“抽象”——取消景别

高帧影像给观众的第一感受是清晰，甚至是“过度清晰”。也因此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认为清晰带来的是“真实”，这恐怕是最大的误解。

将高帧影像呈现的结果关照到绘画里，对应的是：照相写实（Photo-Realism）绘画，一种高度逼真的图像呈现，甚至逼真到超越肉眼感知的程度——显微镜式的清晰。这种绘画表面上看是对“写实”的回复（写实指向真实），而实际上是对当代社会的某种揭示（后文会解释）。写实，在“照相写实艺术”里已经成为与“抽象”并驾齐驱的艺术手法。

在弗卢塞尔的后现代摄影理论里，认为彩色照片的抽象程度要大于黑白照片，因为彩色照片需要更多的数字编码，同理的是，高帧影像与照相写实绘画一样，与其说是提供真实，不如说呈现的是“抽象”（超越肉眼的感知；超越得越多，就越是抽象）。比如在《双子杀手》里，高帧超短焦拍摄的影像里，笔直驶来的高铁被扭曲了，形成某种（抽象的/非真实的）折角。

这可不是为了“真实”而呈现的，这个场景是朗西埃意义上的“感性分配”的更改。影史第一部影片《火车进站》在公映时，迎面驶来的蒸汽火车吓坏了现场的观众，当时观众害怕的元凶正是“真实感错觉”。而如今蒸汽火车已经跃变成高铁，影像的清晰度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甚至超越肉眼）。观众对这种远超以往的，更恐怖的运动却再也不会害怕了，因为我们经过流媒体的训练（以及我们都可以通过手机自己制造影像）都知道影像内部是“虚假的”（哪怕世界毁灭式的影像也不再带来“真实感错觉”）。“真实感错觉”的威胁早已远离现代观众。高帧画面对观众的感受基点恰恰是“抽象”意义之上的（导演已经不再需要坚定在营造“真实错觉感”的路线上了——影像的感知基底已经彻底改变），并不同以往的建立在“真实感”之上的影像感知。

古典主义影像理论（以巴赞为代表的“真实电影”理论）认为短焦（同时呈现前后景，比如《公民凯恩》）带来的是“真实感”，至少是空间统一的真实感。而当观众面对李安高帧影像里的短焦呈现，前景和远在远方的后景以及中景等等都清晰无疑的呈现在观众面前，甚至远景里飞速行驶过的汽车的车牌都清晰无疑——一种完全打开的“微观知觉”，任由观众自由选择视点，某种意义上来说，高帧影像带来的正是“景别的取消”。这是“非人”的呈现——不是人类眼以及人类知觉能办到的，这种时刻摄影机只代表非人的机械眼，并非在模拟人眼，影像整体被呈现为一种“抽象”。

德勒兹提示人的日常视野是相对狭隘的“概括式”的认知反应，我们只看到一个“外在于”自身的简单化世界（将自身与世界外在化看待），只选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以及忽略不必须的信息。也就是人的日常视野恰恰等同于传统影像的“变焦”行为。我们提取和虚化，将提取出来的视觉对象串联成某种“合目的化”的规则内，以此建立认知体系（也因此人的知觉自身就携带“道德问题”）。德勒兹认为这种提取和删减的“合目的化”行为体现的正是政治的普遍模式。我们经验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的规则，恰恰是这种这种认知反应的拓扑。于是集约式的认知模式的先天存在，导致了政治视野的固定，在这种先天狭隘认知模式下，法西斯之后还会有法西斯。只有获得“普遍性”（同等看待任意事物）和“差异化”（肯定任意对象的任意视角）的“微观视角”，将人与世界“内在化”等量齐观（消除物我界线），注意到任何事物的存在时间（非人的时间），注意到任意的“潜在的”影像，政治的未来图景将在这种“微观知觉”中展开，并得到解决。李安的“高帧影像”里的短焦的超清晰度，呈现的正是德勒兹启示的：微观知觉的全面打开。这也是上文提到的“照相写实绘画”是当代社会的某种揭示，是“写实”与“抽象”的并驾齐驱。

我丝毫不怀疑这种“微观知觉”的全面打开会出现在华人艺术家的影像里，特别是一直以来擅长将东方美学意识纳入影像语言的李安，因为德勒兹提示的“内在化”知觉模式（一种物我界限取消的模式，将人与任何事物同等看待，以提示“非人的”“潜在的”时间的唤醒），恰恰是中国绘画以及中国美学意识一直在践行的理论，也是张光直先生提示的，东方美学意识是“外化的”（等于德勒兹的“内在性”），一种物我等价看待的模式，东方意识从来不将自身设定为独立个体，东方文化里肯定任何事物的生命与时间，正如佛教道教意识与基督教的区别。

高帧影像所呈现的“抽象”，正是提示为一种“非人”的“潜在”的视角，将画面内部所有介质都同等看待。这是一种潜在的非人的时间的唤醒，而这种“抽象”呈现，完全不能够与“真实性错觉”同等看待。换句话说，如果你企图在影像内获得一种共情式真实感进入途径，注定会失败。

二. 长焦：高帧影像彻底改变了影像的知觉模式——总体呈现为“慢”

上文提到，高帧短焦影像带来的“微观知觉”的打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取消了景别。因为在高帧短焦的呈现里，前后景以及景观内的任意事物都获得了同等的存在地位。这是一种忤逆人类日常视野的知觉模式，一种德勒兹意义上的非人的潜在时间的唤醒（也就是德勒兹提示的“生成”概念）——一种任意意识的民主，总体带来的并非“真实感”，而是“抽象感”为根基的影像“解放”意识。

高帧影像带来的改变并不止如此，导演在对电影镜头的选择中，总体呈现为两种模式：“短焦”和“长焦”。长焦多用于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之中。比如在男主与女主的对话中，导演依旧选择了通过变焦的形式提取信息，也就是通过长焦的方式虚化/排除次要信息，以提取重要信息。影像内的提取与排除，看起来势必会碰触电影手册的著名论点：推轨镜头会携带道德问题。因为任何存在自身都有存在的权力，长焦带来的是秩序化影像行为，是“非道德的”。

而这一切在高帧影像内发生了改变。在电影中，导演多次用高帧长焦镜头在一个整体场景内变焦。这是新浪潮的常见手法，但是与低帧影像呈现的不同在于，低帧影像在快速变焦过程中势必会导致卡顿——一种类似于邵氏公司的处理动作片的抽帧效果，也就是在低帧影像中，快速变焦通常感受为“切”的效果。而这种“切”配合镜头移动中帧的抽裂（抽帧效果），观众直接感受为运动的速度（如段誉的凌波微波），抽帧的效果带来的是速度感。而在高帧影像中，因为帧数在既定间隙内数量足够充裕，于是镜头乃至于焦距的快速运动带来的是恰恰是连续感——“变焦表现为变焦本身”。在观众感受上，高帧长焦影像的运动恰恰成为了类似于王家卫的“抽帧叠印”技巧，总体呈现为缓慢感。于是渴望在《双子杀手》中感受到某种运动刺激感也注定会失败，影像动作整体呈现为“慢”。

而在这种缓慢中，变焦带来的恰恰是空间内部各种介质的平等存在。每个焦点平面都有存在的公平性，因为各个焦点平面的清晰呈现，空间内部各个焦点平面都带来了存在的确凿。也就是说，高帧影像带来的是绝对的空间感。这是空间存在的确凿。

在高帧影像内，短焦唤醒的是潜在时间的确凿；而长焦唤醒的是空间的确凿。高帧影像也因为这些变化，形成了某种全新的知觉。

三．剧本提出的问题，影像“语言”来解决

高帧影像对各种镜头知觉的改变，带来的正是一种德勒兹意义上的政治解决之道。《双子杀手》的剧本呈现的是一个类似于传统好莱坞动作类型片的模式，比如007系列。这类动作片每次都会提出新的问题，每个回合解决一次，永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007系列可以无限衍生下去。与好莱坞传统动作片序列不同的是，李安提供了对这种系列的终结方式，这不是剧本/剧情能够完成的，必须通过影像本身的“生成”性质，通过影像语言本身来“解决”。在德勒兹意义上，也就是唤醒“潜在的知觉”，“非人的时间”，通过上文的提示，李安通过高帧影像的语言建构，已经提供了真正的解决之道。一种德勒兹式的“生成式”的政治解放意识。

所以剧情里看似并未解决的问题，李安在影像语言内提供了解决之道，这种做法类似于马拉美的诗歌：为了将民众从（政治的）“宏大仪式”中解放出来，必须引出“无限的空无”来终结民众的哑语状态。

为了提醒这种语言内蕴含的解决之道，李安特意在剧本里安排了一些意象，比如被篡改信息之后杀害的“哑语”的无辜的人——“鬼魂”，这些鬼魂的终极困境是没有发声权力/能力，声音被当权者肆意篡改，以符合政治的宏大话语，被恣意埋没。

而小克提到的，仿佛有一个自己的幽灵在自身之外看着自己，正是提示一种德勒兹意义上的“内在化”知觉的打开。通过一种中国画式的全知俯瞰的方式看待自身。而这个幽灵的意识，就是非人的意识。量产的小小克带来的意识泛化，正是知觉“普遍化”的象征，与高帧短焦带来的意图如出一辙。

再者，当自身与自身的复制品相对运动，摄影机带来的客观视角是一种彻底的“电影化”，因为它已经不再属于自身及自身意识的任何可能，呈现为一种完全的“非人”的“断裂”的视点，一种“潜在的观察”。

最为重要的，知觉这种全新影像需要一个大前提，也就是男主开头强调的，“最应该警惕的是（固有）经验”。

“老”和“顽固”并不可怕，但对于电影人来说，可怕的是创作思路上的“老”和“顽固”。已经9102年了，当动作电影已经进化成约翰·威克和他的传奇大铅笔的时候，年过七旬的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还在用80年代的陈腐思维来创作《第一滴血5》。

与独立电影不同，商业电影一定是与观众一同进步的——看看老当益壮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他的《玩家一号》吧。而李安，威尔·史密斯，和杰瑞·布鲁克海默都有惨痛的教训：《绿巨人》的平庸和无趣，和《重返地球》的死气沉沉都历历在目，而“金牌制作人”上一部获得良好反响的好莱坞大片，还要数到12年前的《加勒比海盗3》。

然而，人总是能振作起来，文本则不能。罗伯特·泽米基斯的《回到未来》诞生在CG技术不成熟的30年前，变老变年轻全凭特效化妆，但放到今天依然是娱乐性超凡的绝对神作；

而搁下CG特效和摄影技术上的升级不谈，《双子杀手》的剧本——一部电影的重中之重——反而已经透露出一股在地下室蹲了20年的发霉味道，就好像是给一本受潮的旧书换上了新书皮，但霉斑还是一样地长。清奇和跳跃的脑回路，甚至能追溯到《再造战士》大行其道的时期，阅后即忘。

这也并不奇怪。《双子杀手》的编剧构成中，就包括假借《权力的游戏》东风叱咤好莱坞、在第八季彻底玩砸的大卫·贝尼奥夫——在投身维斯特洛之前，还写了X战警黑历史之一的《金刚狼》；而“罪魁祸首”达伦·莱姆克的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只是两部《鸡皮疙瘩》。

写就于90年代的《双子杀手》剧本属于典型的眼高手低：框架追求（山寨《合金装备》的）高概念，故事却浮皮潦草；情节和场景转换之跳跃，仿佛角色们都会瞬移；而生硬的台词就像是从大部头上不假思索地拓下来一样。而沉迷高解析度和高帧率的李安，就像是15年前沉迷动作捕捉的罗伯特·泽米基斯，在“错的时间”追求“（或许是）对的事情”，对关注点以外的任何短板都可以妥协。

毋庸置疑的是，高解析度和高帧率的确可以提升浸润感。但对于电影而言，只有当周遭的环境是想要讲述的真正主题，而非角色、表演、故事的时候，像《双子杀手》和之前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对这一技术的尝试，才有可能行之有效。

但《双子杀手》显然不是这样的电影。

一方面，马丁·斯科塞斯不想看到电影变成主题公园游乐场；一方面，李安又以“真实”和“临场感”为理由，让电影在丝般润滑中无法隐藏瑕疵，以无处不在又无法避免的刻意而为，大幅降低了宽容度和想象空间。

除了让特效工作者们加班加点地消耗生命，只能说是事倍功半。

在2016年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上，李安对高帧率和高解析度的追求就没有引起热烈反映，因为电影在关注与呈现视觉上的精细画面的同时，也在角色和情感深度上失去了焦点。

但与平平无奇的《双子杀手》相比，《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至少还像是李安感兴趣的题材。《双子杀手》这一项目，更像是另一个《绿巨人》，是李安为了筹钱追求“双高”梦想而不得不接的打工之作。尽管从概念上看，《双子杀手》的确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议题——比如人性的自然发展vs人工养成——但在实践中，七零八碎的无聊剧本是无法与其技术上的影响力相匹配的。

技术上讲，尽管在动态镜头中能够清楚看到CG的痕迹——更有不少教科书级的失误：在第一场大戏，摩托追逐中，画面合成时连最基本的打光和阴影方向都没找对；地面阴影时隐时现，更表现出严重的连贯性问题——但在多数时间里，李安对视觉细节的热情令人印象深刻，连毛孔和汗水都清晰可见，更不用说第三幕的少年威尔·史密斯。而任何细小的画面变化，也都有着一种独特的美感。

但是，一旦李安将热情注入诸如此类的、物化的细节中，就很难将情感重新聚焦到人性化的内容上——这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起作用，因为抽象和写意的影像美学，本身就是叙事的重要部分——在《双子杀手》这样大幅度依靠传统叙事的动作电影里，以高帧率和高解析度为无生命的背景和物体赋予“生命”，多数情况下只会稀释那些真正具有“生命”的情节与人物。

典型的例子就是玛丽·伊丽莎白·文斯蒂德和本尼迪特·王的角色。作为主人公的重要辅助，二人在表演上已经使尽全力，但受剧本所限，在最终呈现上依然是一种模糊不清和可有可无的关系，前后几无衔接。整个事件中，角色关系没有经历任何考验和进展，对故事发展也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两个高度符号化和无人格的名字而已。

这很可能是因为，在糟糕的剧本中只有一个半的角色是花了心思的：年轻的威尔·史密斯，以及半个现在的威尔·史密斯。与银幕时间几乎为零的克里夫·欧文相比，威尔·史密斯的“一人饰两角”并没有跑偏，甚至还为年轻版提供了深入的心理层次。但问题是，《双子杀手》中如果有任何算作角色成长或人物弧光的内容，也是发生在年轻版的身上，而不是这个威尔·史密斯自己的年长化身。

如果有所成长、有所变化的是“年轻的自己”，《双子杀手》所声称的“关于年轻的自己引导年长自己的可能性”又怎么会起作用呢？

如果将《双子杀手》看做是对威尔·史密斯，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好莱坞末代巨星们的一个隐喻，这反而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当年叱咤风云的王牌巨星，在30年后已经彻底被CG们抢了风头。

老套的《双子杀手》并没有提供超出《环形使者》，或其他“组织背叛个人”的动作电影的新鲜内容。而李安也依然是在把他的才能“浪费”在错误的地方。半小时才能等一场几分钟的动作戏，对这样一部理应快节奏，却在多数时间不知该快速剪辑，还是慢下来让观众为高帧率惊艳的动作电影来说，是难以让人真正满足的。

无论这项技术最终是否被接受——连《霍比特人》的48帧都无人跟随——李安再次尝试的结果，与他为这项技术付出的热情并不对等，而《双子杀手》也毫无疑问地会成为2019年雷声大雨点小的又一典型。

本文可见于微信公众号「陀螺电影」

关于《双子杀手》的剧本批评或许已经重复得无法再重复了。另一角度来看，当电影外的观众面对一个“过时”的类型片剧本，可以直截了当下判断时，传统模式中微妙的畸变或许就容易被忽略。

比如，这个特工片标配的女配角，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她依然武力高强，依然游刃有余于体制之中，依然一定程度地充当被欲望的对象——但这些更多只是重复的琐碎细节。当她遭遇的不再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男性特工，而是因科技发明而碰撞的“双子”时，她的位置可能已不再是一个男性一元中心结构里的延伸物。

核心角色的分裂似乎创造出了一个游离的空间，使得她可以不被时刻牵掣。而成为“观看”这一分裂的“观众”——电影或许可以没有精密玲珑的剧作，但不能没有对“观看”的独特营构。这和戏外“观众”形成层次嵌套的角色，或许恰恰是我们进入影片的入口。

序幕中，影片仿佛和观众开了一个隐秘的玩笑——“火车出站”。它不以缓慢而带有几分庄严的肃穆意味驶向眼前，而是在一个被四边黑框分割的鱼眼镜头中，以一种仅有少许模糊的高速运动呼啸而过。

假如说一百多年前的《火车进站》将“真实”的影像世界轰然加诸观众，一百多年后Henry最初的任务，便是狙击这一高速运动的“影像”列车。

观众在目击这一空间收缩的瞬间震颤之后，将由Henry来完成对恐惧之物的阻截，并建立微缩的“创伤-修复”模型。

实际上，在这一辆奔驰的列车中已经内置了一个旁侧穿入的目光。那位随后马上被谋杀的助手Marino，已然处于一个“观看者”的位置：他全程处于一种近距离但并不真正介入的观看中，甚至面对死亡的恐怖还拍摄了一段视频。

这炫示其在场的见证，标记着一种虚假的“沉浸”，一种传统的旁观、静观的幻觉。

Henry勒令将视频删除，是特工的职业素养，更是一个“射击者”/“拍摄者”对现实之恐怖的警觉——这源于Henry对自身“真实性”的体认。这种貌似轻盈实际上蔑视“真实”本身的观看模式，已经在这一行为中被质疑。

影片中的“观众”身份接下来由Danny担任。

Danny一开始的身份是船坞售票处的工作人员。此时的她栖身于这一色彩鲜明却不被真正注意的稳固房舍中，她是一个貌似安稳的监视者，房间就是她被DIA反复训练之后高度熟练且隐蔽的“观看”技术的外化——她窥视着窗外的游客，他们来往匆匆却不会对她过多注意，因为她只是一系列流程中的一个中转点。也正因为这一“川流之岛”般的性质，她能置身于暗箱中一般对外部世界进行审慎或恣肆的观看。

然而，对于Henry这般有同样敏锐的视觉技术的人来说，这一监视的位置是可以扰乱的。他与之前的工作人员十分熟络，也对普通百姓的习性有充分感知——他对这一位置有着充分的“反观”。在发现被监听后他马上僭越了这个“观众”的空间，哪怕Danny有着出色的掩饰技能，他也能迂回着将她引出这个房间——然后戳穿她。

这过程动摇了Danny被特工技术训练而成的“观看”系统。这个系统表面上需要各色的身份作掩护，内里则是根据特工体制传递而下的“Henry档案”，对他的真实存在进行远距离的简易切割与片面判断。当她走出海边餐厅与Henry道别时，影片一方面切断了这个角色可能的“蛇蝎美人”传统走向，另一方面也使得她以“资深特工”、“监视对象”等身份为标签的偷窥者视角崩塌。

影片对这视觉快感在概念上的驱逐，在第一幕结尾达到高峰。Danny据守的售票房在一场缠斗中彻底破碎，被牵连的她更无法在先前赐予她观看模式的体制中寻得一个稳固的位点——她只能逃离，与一个“真实”的Henry披星戴月从河湾驶向海洋，开始这一场重新寻找“观众”身份的旅途。

Danny何时发掘了新的“观看”位置？或许是在那一场惊心动魄的追车戏中。

在Henry与Junior透过镜面、瞄准器乃至手榴弹进行了数度的交互之后，镜头突然从河岸边高低错落，且随之不断后退的街道，霎时间拉到街旁的阳台中，这是Danny和Baron的新领土——但并非一个主动占据的“视点”。在Henry对Junior火力的引诱下，他们才能躲避于此处，并从高处目击这一角力的过程。

此时，“真实”的Henry完成了对两位“观众”的想象性庇护。但实际上，Junior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Henry本人，两位“观众”退避其中但又试图突破的据点，其实只是Henry虚构的保护层。它反向地诱使“观众”寻找更有利的视点与新的观看模式。

Danny已经找到了新的注意力点——测定Henry与Junior的关系。假如说Henry是一具不言自明的“真实”身体，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作为Henry复制品的Junior看似是一种“虚构”，实际上已经是具备自身运转生命力的“超真实”之物。

Danny满怀畏惧但却又被吸引着观看他们：这一“超真实”的身体是如此难以穿透，他的超平滑运动是如此凝聚着速度与力量，以至于直观上的恐怖让观众无法马上用目光将其抽丝剥茧；而这一“真实”与“超真实”之间的互动，更是让影片在概念上陷入一片混沌。

一场直接压迫身体的恐怖袭击过后，Junior倏忽急逝，Danny只能捡起掉落的黑色帽子——那仿佛是一场噩梦诡异而迷人的残余物，一个幽灵潜行于现实世界之后的鲜活痕迹，它突破了真与假的界线，被挤压到了可感知的世界中，撕扯出一缕新的时空线索。

Danny自己也从方才沉浸于恍惚的“观摩”中脱开，重新采取一种冷静的目光。但她再次失败了，常识与习惯的滤镜让她无法确证科学的结果。与其说她在犹疑Junior和Henry的关系，不如说她对Henry身上充盈着的“真实感”已经无法确证，甚至不得已将二人进行粗疏的混同。

这一片难分难解的混沌对于Danny依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她开始渐渐放弃以往疏离的外在方式，决定深入观察这一人物链条。她既是针对Junior的诱饵，也是被Junior与Henry的关系所引诱、捕获的对象。

在空旷的广场中，Danny从观众变为一个在舞台中心，并只被Junior和Henry观看的人物。Junior站在铁栏之后，阴影勾勒出他僵硬的动作，仿佛一个试图邀请Danny加入的小丑。她本是一个只需要用眼睛目视的“观看者”，而在Junior对她的检查中她必须暴露身体，而不仅是暴露“目光”。

在天井的水池中，她看到自己的身体与Junior被共同映照于同一平面——两具仿佛同等“真实”的身体被共同包蕴在这一触即碎的镜面之中，曾经置身事外的“观众”与随时抽身而退的“超真实”幽灵，共同目睹了这一宝贵而真切的“虚幻”瞬间。

Junior对观察者的反向制约，已然悄悄击碎了她的保护层。她必须以肉身而非仅仅是目光加入这场搏斗；而一旦加入，“观看”便不再是“目光”的专职，而成为“身体”的参与。

接下来这场古迹打斗戏堪称Danny观看方式转变的高潮。

逐渐进入地下空间的过程中，Danny假装担忧Junior在黑暗环境中无法完成伏击。而后她便被早有准备的Junior剥夺了在光亮中旁观资格，成为被捆缚被禁言的观众——她甚至是近乎主动地选择这一假意受虐的位置的，这一看似退却的行动成为了之后突进的伏笔。

一段揭开身份的对话之后，Junior的身份统一也被瓦解。这是一场Henry与Junior的身份确定性都已经被打碎之后的爆发，他们坠入地下的黑暗，被成堆的森然白骨包围——一切似乎都必须在濒临死亡的狂乱中被重新划定。

当二人开始肉搏之时，举起枪与光源的Danny并不能马上靠近，但她试图占据这一场博弈中的主导权——通过这一杆枪。刺目的白色光线从后景向前扇状铺展，勾勒出二人肢体的轮廓。它将搏斗幻化为一场扭曲的舞蹈，又仿佛审判者一般对二人进行着艰难的裁决。

“我要开枪了！”——她不断宣示自己的主动权，实际上却在两具已经无法辨认、近乎浑然的身体中迷失了准星。此时的观看者已然不是一个旁观者，她真切地体验到了这种真实与超真实之间的深度纠缠。黑暗中射出的光亮成为摄影机的譬喻，举起枪厉声“shoot”的她，已然成为一个持摄影机的人；而光的失重，也成为一个观看者/拍摄者/创作者内心极度焦灼的表征。这是一个如此艰难的“观看”模式转换，以至于光凭那一束光亮无法完成。

此时的空间突围变得十分耐人寻味。在压抑的地下空间中左冲右突的二人居然在撞破一面墙之后迅速坠落，掉进了一方圆形的水池中——开始了对Henry童年溺水创伤的重演。在Danny的高处视角下，他们仿佛只是两只蚂蚁，跃入即将凝结的琥珀，演绎着终结前的最后挣扎。

Danny作为观众已经进入了注意力高度集中与彻底恍惚并存的矛盾状态，但却只能以挽救这一混沌来延续自己的“观看”并暂缓“拍摄”的恐惧感。她必须在透明但充满流动性的水中（或者一种更加游移簸荡的“观看”运动中）与他们共舞，从而在分辨二人身份将她们重新识别为清晰对象的同时，想象性地重构自己的“观众”位格——尽管这一位置，已经只能用全身心的感知来构建，不复以往。

经此一役，她保留了形式上的旁观，实际上已真正介入了这一重矛盾之中，甚至被界定为这一矛盾中张力延续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一方面她的“观看”本身，与她观看的对象一样，具备了恍惚的、悬浮的知觉特征；另一方面，她开始有意识地借助两种“真实”的张力，来维系Henry与Junior的互动——她必须拯救Henry于水的噩梦之中，而不能放手任其消亡。而拯救的方式，便是通过射击/拍摄“超真实”的Junior来达成。或许只有靠近那无法被条分缕析的幽魂，才能拯救“真实”的所在，并以两者的碰撞捕捉新的“真实”图景。

假如说地下暗室的夜戏标记着一切稳固的“真实”与“目光”的消散，那么水池中的晶莹流动则孕育出了新的“观看”视野。

Danny已然真正远离了那间窥视的屋子。

在接连经历了两种“真实”的洗礼之后，加入战场的Danny也将与其他角色共同经历观看更年轻Henry时的震怖。此时，观众的目光、Danny与其他角色的目光仿佛与摄影机真正合为一体。小小克以一种近乎侠盗般行云流水的运动方式与Henry和Junior拉开一道鸿沟，成为更甚于Junior初次出现时的恐怖幻影。

有如初次看到《银翼杀手》中复制人以高度线条化仿佛机械芭蕾的方式奔跑跳跃一般，此时的Henry、Junior、Danny以及银幕前的人，在面对小小克时，共同成为了崭新的彷徨的“观众”。小小克的死亡不再如开头“恐怖分子”的死亡，可以被简单地录制、戏谑。它引向了新的危险及其诱惑，将我们投入到对“真实”大门进一步敞开之后的未知荒漠中。

他是一个冷酷的非法副本还是与我们一样富有“人性”呢？我们又该从何处去定义、感知它的运动呢？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挖掘自己的身心感知以消除这种恐惧呢？“观看”方式变换多次之后，我们还能否轻松地复归开头对“火车进站”的疗愈式缅怀呢？

Danny作为“观众”的甜梦再一次破灭了，她只得暂且退回那种将Henry与Junior相对清晰分立看待的视觉机制中——至少她可以平和地看待这一层次中“真实”与“超真实”的并立。或许，她隐隐期待着下一次的震怖，一种似乎是“观看者”的宿命但却潜藏着深邃可能性的震怖。

综上所述，影片中Danny的“观看者”位置是可以被串联起来的。从一位偷窥者，到经历了“非人”恐怖的介入者。她程式化的视觉经验已然解体，她的目光融入她的身体，共同参与到这一场关乎“真实”存亡的概念狂舞中。她经受了百转千回的犹疑乃至失控，她的恍惚成为一出技术变革中困顿的“观众”寓言。观看者似乎总是试图拥抱真实，但尽力拥抱的过程中却不免发现幻象运作的真实面向；而对这种局部真实的认知，却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对影像生命之“真”的判断问题。

“Gemini”似乎并非为人熟知的“双子”，而更多是代表着影像能够无限复制但却绝非仅仅是“复制”的属性；而“Man”则不只是杀手，更是兼具“观者”与“拍摄者”等模糊属性的人。被“Gemini”所复制、重塑的技术界限何在？“Man”的身份嬗变尽头何在？影片其实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如此看来，或许电影中所投射出的“李安”也是一个犹疑的观看者。他并不试图让技术成为“内容”的外部承载者，而是试图透过变革后的技术，反观技术变化本身，以眩晕驳杂的运动盛宴探讨这一“升级”带来的“观看”效应。

在这假定的技术坐标系下，我们得以在短短两小时内经历一次“观看”的变迁。并从电影之外回到电影中的“观看”思索：

我选择的“真实”，到底何以成为“真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