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星期天

这实在是我风格的小台湾电影.
曲调和'一页台北'一样平缓的黑色幽默.
整个电影的基调不会沉闷也不会哭来哭去的大起大落.

2个外工,在普通的一个周日
和沙发,和台北,和这个城市的陌生人之前的一个个小故事.
他们有亲情,有爱情,有人性,
有这个社会对他们这样的外工的歧视和剥削,
也有这个社会对他们的公正和帮助.

他们是真实的.
为金钱烦恼.
为美女发疯.
为妻子哭泣.
为工作担心.

其实后半段,
'胖工'很明确的一句'难道你要放弃你的梦想么?'
给没看懂的人整个讲很白了.
沙发就是梦想.
他们一路,
遇到人,遇到事.遇到好事.遇到坏事.
几次在路途中思考过丢弃不丢弃的问题.
好象我们和梦想的关系.
在不在坚持.能不能继续.

对我来说,
'瘦工'已经是个很坚持的人了.
至少在他放弃之前我已经想过好几次.
'不然就算了八'

梦想,
是'瘦工'躺在沙发上吹着夜晚屋顶的风,喝着冰爽的台啤.

他实现不了的梦想或许可笑,
但你不坚持的梦想难道不是么?

btw,他们在河上唱歌那晚上的歌好々听.名字是..?

《台北星期天》影片中，讲述的是两个菲律宾外劳在忙碌了一周工作之外的一个周末，无意在街上发现一张红色沙发，两人商量着一起讲其搬回工厂宿舍在路上所发生的事。菲律宾的人名真难记，姑且叫一个黑胖子迪爱斯（还真那么像屌丝的发音- -），一个瘦胡子马诺奥好了。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部电影，没有所谓的养眼明星，讲述的是两个平凡的小人物，现称屌丝，在台北驮着沙发漂流的故事。在漂流的过程中，以异乡人的身份见识了台北这座城市的人情冷暖，台北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经受着他们互相友情的考验。其实仔细窥视两个主人公的性格，我们每个人都是马诺奥，对别人要求太高对自己要求太少，不想付出又想得到最多，空有想法有怠于行动，企盼着生活的美好企盼着美人环绕，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朋友迪爱斯，在你做白日梦时不识相地戳破你塑造的梦境，然后你特厌恶地大骂一声“这是我的白日梦！你做你的去！我做什么样的不用你管我！”两个人幻想着他日的富贵，在一起YY中走向了屌丝的永恒。

“你看着上面的天空，如果你上面是天堂，那你现在身在何处？如果你就在天堂，那上面又是何方？”多么的屌丝，可是又多么的真挚。我就这样被这两个抬着红色沙发穿过台北大街小巷的外劳感动得一趟糊涂，或者说，把很多人的屌丝心态都暴露无遗。

菲律宾劳工在台湾的处境，我想在这部影片里展示的只是冰山一角，不过其中表现的漂洋过海的外劳对“家”的感情细腻的刻画，对外籍劳工在城市中生存的问题的思考是发人深省的。整片拍摄的调子还是清新的台湾式小品，宝丽来色彩的处理，那张台北街道中扎眼的红色沙发，都不忍让人大赞导演和摄影的功力。总的来说，这部片，我很喜欢。

家里刚装了高清机顶盒，里面有点播的频道，可以随时点播想看的电影，我就是在使用这个点播的功能时试着播放了这部电影，调子轻松阳光，音乐也不错，竟在试看中看完了整部戏。

讲菲律宾移工的故事，其实跟反映民工的片子有很相似的地方，也都不容易——辛苦赚钱、情感寂寞、往家寄钱......但却乐观轻松地不紧不慢地讲着，不乏幽默。透着幽默的心酸，才会真让人感到真的心酸。那种一味洒狗血、哭天抢地、或是一直在讲怎么惨怎么惨的电影只能让人感到聒噪与做作。不错的片子阿，真不明白为什么评分这么低。

片尾两个哥们在坐在飘着河里的沙发上，喝着啤酒唱着歌这段，更是透着一股心酸的美好。不是吗？在不那么如意的生活里，美好的事情哪怕一件也好，是我们能撑下去的动力。人总不能从头苦到尾地走向坟墓。此时，我突然想起了多年前Xbox 广告片里的那句广告语：Life is short, Play more.

讲的是两个在台北打工的菲律宾男人的故事，对生活细节进行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表现。打工生涯是苦闷的，独在异乡，情感上和精神上是空虚的，于是已婚的那个男人有了婚外恋，找的是一个菲佣，未婚的那个因为没有家庭的拖累却浪漫得多，一直试图追求一个容颜秀丽的菲律宾女孩。后来，已婚的男人打电话回家得知妻子遭遇了车祸，深深的负罪感迫使他反省自己的行为，当第二天与菲佣约会时，他提出和她分手，结果那天恰好是那个女孩的生日而令她大受伤害，这个男人因为同时伤害了两个女人而内心无比沮丧；另一个男的因为自不量力追求那个女孩子反被耍得团团转，四处找寻却看到那个女孩上了一个富家子弟开的豪华车子绝尘而去而深受刺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俩萌生了一个相同的愿望，就是拥有一把放在阳台上的皮沙发，可以在下班后坐在上面休憩，看看星空，聊聊天，喝喝冰啤酒，简直是神仙一样的生活了……于是当他们在各自碰壁情绪低落相互安慰的时候，恰好见到了一把梦寐以求的红色皮沙发（居然被遗弃在街角)，令他们觉得这把沙发简直是神赐予的！两个人因为没钱，只好抬着它往打工的厂里赶，可是就像一场无法醒来的梦，他们在一路上经历了种种波折，怎么走也走不回去，路似乎愈走愈远，最后为了这把皮沙发，他们错过了宵禁的时间，或者明知要错过宵禁的时间，他们索性破罐子破摔，度过了一段恣意潇洒的时光，坐在皮沙发上，顺流而下，一边唱歌，一边畅想以后的美好生活……让人又心酸又甜蜜。
那种生活在底层的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可能很低，可实现起来居然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可是他们在面对生活时的勇气和毅力，还是令人动容。这两个男人其实性格是迥然相反的，一个相对是务实性的，一个却是浪漫型的，无论怎样，都会幻想一个美好的结果给自己动力，可这两个人真是绝配！故事的最后，他们坐上了一辆公交车，互相在设想今后的打算，回国去开一家家具店，并把家具卖到世界各国……面临被遣送回国的境地，他们却似乎已经找到了黑暗中的一线曙光。

在今年金馬奇幻影展《台北星期天》作為開幕片首映，風光轉戰電影院，卻苦無門路可循，全台只排進五間戲院。根據導演所言，這部以菲律賓移工為主的幽默劇，除了某些大戲院慣常以票房為由拒絕之外，某大連鎖戲院更以「不希望菲律賓人聚集在戲院門口」等有礙觀瞻之由，拒絕排入該戲院檔期。另一方面，在新聞局國片補助申請上，第一階段已通過的《台北星期天》，卻在審片時因「國語比例不足」卡住，補助目前下不來。一部輕鬆的喜劇片，只因為主角為菲律賓人，拍攝以移工故事為主，在政在商雙雙受阻，恰巧成為一部得以拿來檢驗台灣有多麼政治不正確的電影。

從一張紅沙發開始

導演何蔚庭在訪問時，表明立場說，《台北星期天》最初構想純粹是從「搬沙發」的影像開始。50年代羅曼波蘭斯基的黑白短片《兩個男人與衣櫃》裡的故事，成為何蔚庭口中「第三世界國家」的畫面，「因為會在街上搬東西，代表這些人是比較不富裕，比如我們大學唸書就會這樣做，如果在台北有人搬東西，比較不會是居民，是沒有資源的人，僑生、學生或外胞，想到最後覺得外勞比較合適。」於是，被遺忘在街頭的沙發，成為串起《台北星期天》中兩名男主角對於家庭、情感、休戚與天堂的象徵物。

從這裡開始，何蔚庭跑到中山北路與桃園等地開始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最初在星期天獨自跑去中山北路晃，認識了一些人之後，開始有牧師、菲律賓移工團體（Migrante International）的幫助，聽聞的、閒談的，都成為何蔚庭納入劇本的細節。特別的是，曾有牧師知道何蔚庭要拍攝《台北星期天》中男主角迪艾斯的故事，竟然對他說：「不！你不能拍迪艾斯的故事！他已經回菲律賓了，你沒有他同意不可以這樣做！」搞到後來才澄清，何蔚庭的虛構迪艾斯，竟被誤以為牧師真正認識曾經在台擔任移工的「迪艾斯」。而田野調查當中認識的在台菲籍移工或外配，也成為何蔚庭片中穿插演出的角色們，像是劇情中設定嫁給台灣計程車司機的菲律賓新移民，必須會說菲律賓方言，而在導演到教堂尋找具備此特殊語言能力的女性時，經導演一問，在現實生活中這名女性的丈夫竟也是名台籍計程車司機。種種巧合，導演笑說：「這應該表示我的田調做得不差。」

《台北星期天》帶給台灣觀眾的挑戰

從兩部短片《呼吸》、《夏午》崛起的何蔚庭，挑戰首部長篇、喜劇電影，也同時接下他所不認識的文化、語言帶來的功課；在拍攝完畢後，上映與補助也成為他所帶予台灣觀眾的挑戰，挑戰絕大多數觀眾不看「膚色比自己黑的人拍的片」的習慣，也挑戰了那些「不播放膚色比自己黑的人拍的片」的戲院。而在這場遊戲的第一階段，顯然地戲院早就舉白旗投降，台北唯一上映的戲院是光點，戲院選擇了將購物商場空間保留給貴婦、白領與青年，同時等於排除了「台灣人眼中」有色人種的消費權益，而導演曾經在與戲院交涉上片時，其中一間戲院表示，不願意上片的原因在於，不希望菲律賓移工消費者聚集於戲院附近，更透露出戲院挑片背後的邏輯，實際上與商業利益並不直接相關，更有國族與階級歧視的意識形態在背後。然而，在記者去電詢問時，這間戲院的媒體聯絡人卻轉而表示，是以消費者族群定位為考量等官方敷衍的回應，而排片經理也未回應此問題。接下來，恐怕就是觀影消費者的挑戰，有人為此在網路上號召台灣人「擠爆戲院」，以表達對戲院體制的不滿。

而《台北星期天》這部片生產在台，最詭譎之處恐怕在於所有的挑戰與發燒，其實都是座落在戲院之外。片中輕鬆的、極富幽默感的，如同導演所說：「移工的悲慘故事已經很多人拍了、講了，但從沒有人拍過這些人假日的、快樂的時候。」撇開到底還有多少移工沒有休假的現實問題，或者片中有些不符合真實移工工作場域面臨的情況，這部片在觀看時，並不會帶給台灣觀眾過多的道德指控，因此觀看行為本身其實是無負擔的，然而此片帶出的播放議題，實際上是真正觸及到社會脈絡之中的，也因此，觀眾以集體身分現身電影院觀看《台北星期天》，實際上就已經是一種對戲院（好萊塢）商業取向體制與歧視的抗議。

而另一方面，《台北星期天》同時挑戰了新聞局內部對於「國片補助」的結構。因語言比例而補助撥款出現延宕的情形，實際上在吳米森的《松鼠自殺事件》中便曾經發生，然而何蔚庭自己表示：「吳米森那部片中，日語的比例比我的來得低。」因此順利解決，而《台北星期天》目前則繼續延宕。雖然導演工會目前表示，倘若補助最後破局，會出面聲挺，然而，整件事件的核心並不在於是否破局或順利撥款。當我們翻開新聞局國片補助暨票房獎勵辦理要點時，可以發現所謂「語言使用比例」根本不在其中，倘若要以國語推廣為主，那末蔡明亮的電影恐怕向來是無言地敬陪末座。這時也許該詢問的是，國片究竟是什麼？是以地、人、語言為導向？導演何蔚庭回憶最初尋找補助管道時說：「本來是想報外片補助，但新聞局表示我們還不符合外片資格，要我們報國片輔導金。」這些位置的模糊，正巧透露了在這個全球化狀態底下，無論是地方或人物、文化上跨國合作關係的現實，近來台北、高雄、基隆等地，紛紛祭出地方拍片補助的誘惑，期許不同電影團隊進駐地方拍片，以促進地方觀光，因此《霓虹心》從瑞典而來獲得補助，然而與此同期，蔡明亮的《臉》飛向法國，卻也獲得新聞局補助三千萬。在此，無論是地方、人物或語言，實際上都是無從判別何為國片。假使我們唯一的準則，只能座落在「電影發行業」的註冊，那麼在這裡，也許該請教一下新聞局，《台北星期天》發行的穀得電影，到底算不算國產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