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言

偶然的机会在母校看了一场《大爱无言》的观影会，起初以为自己的内心是有点看不下去这类的剧情片的，但是影片开始之后竟然被他的真实所吸引，演员的每一句台词都好像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身边的大爷大妈所做出来的事情，孩子们的所经历的身体上心灵上的打击，都是那样的真实，一对儿老人收养一个又一个残障儿童，并不单单的养还要育，把每一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看待，让他们有一技之长，片中老人受到的曲折坎坷，也是让人揪心不已。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把影片里面老人为孩子所做的一举一动的感人程度有一次提高，张辅式老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大爱无言，在观影的现场有很多的在校学生，这些95后00后的师弟师妹竟然也被电影感人又让人心疼的情节深深抓住，观影当天片方还带来一所特教中心的老师孩子和在校学生们 一同观看。

主演中最为熟知的还是老奶奶的扮演者彭玉老师，老戏骨一枚，用她精湛的演技演绎了辅佐张辅世老人对孩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且两位主演还是0片酬出演，让人感动，这不公益电影没有华丽的特效豪华的演员阵容，但是完美的诠释了大爱无言——有你人间就是天堂。

“人想得到别人的帮助，不是靠别人怜悯的。怜悯是一种坟墓里的感情，它对死人有用，对活人是侮辱和有害的。”这是高尔基写过的一段话，这段话看似冷酷，实则道出了社会生存法则的真谛。
你走在下班的路上，看着地铁里失明的乞丐在弹着二胡卖艺献唱，双脚畸形的年轻人用粉笔在露天地面写着毛笔字，断臂的歌手用沙哑的嗓音唱出心底真诚的“好歌声”。
正当你被他们的才艺打动，从心底发出愉悦之时，目光一转！摆在他们充满期待的面孔前的却是一个个装着硬币的破碗，这样的场面不禁令人叹惋。

更令人唏嘘的是，他们其中不仅有被不法分子勒索利用的，甚至还有假冒成残疾人来行骗的。身为正常人的我们，靠能力工作赚钱生活娱乐；可先天亦或是后天身体残缺的他们，却无法享受我们的习以为常。虽然社会上有慈善机构团体和爱心人士的关爱，不过这只能给残疾孩子们带来暂时的慰藉，并不能让他们维系长久的安全感。
如何能让残疾孩子像身体健康的正常孩子一样受教育、掌握一技之长，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生存，才是关键所在。

他们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走出怪圈
据统计，目前全球有超过10亿的残疾人,占到总人口比重的15%，其中6亿在亚洲。中国的残疾人口高达8500万，而农村的残疾人比重则占到了75%。农村残疾人是残疾人中的主要群体，也是其中最困难和弱势的部分。他们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残疾人占93%，其中还包括33%的文盲，18岁以上还从未上过学的有36.3%。
文化程度低、缺乏康复培训条件，成了农村残疾人整体素质不高且无法就业的重要原因。即使他们实现了就业，更多从事的仍是一些重复性、简单化的低端劳动，在收入上很难与普通人持平，在稳定度上也无法获得保障。残疾人家庭需要投入很大一部分收入到对残疾成员的照顾上，收入低医疗开销大，这会让原本就贫穷的家庭在经济方面承受更大的挫败。

要知道在低保家庭里，其中有近35%是有残疾家庭成员的。除了就地落脚的人外，算命、守山、守门、捡破烂、当乞丐、修鞋，成了他们的“就业”去向，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残疾人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
残疾人中因小儿麻痹症而致残的人不在少数，这种被称为骨髓灰质炎的病状是一种由病毒侵入血液循环系统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它侵犯着枢神经系统的运动神经细胞，发病的结果造成患儿的肢体终生残疾，也就是瘫痪。导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39岁以后瘫痪，不得不以轮椅代步的病魔就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多为一到六岁的儿童，这种病状让许多孩子在尚未体会到生活冷暖之时就被判死刑。
对于这些残疾孩子来说，维持现状将会让状况变得更加糟糕，这是一个悲哀的魔咒。走出怪圈就意味着要做出改变，有这样一位退休老人，他不计辛劳地收养着被父母遗弃的儿麻孩子。在妻子的帮助下，他一路求索从国内到国外，唤起这些深受病痛折磨的孩子被淹没的希望，并赋予了他们像“正常人”一样实现梦想的权利。

电影用接近纪录片的质感，还原了这个充满力量的真实故事。张辅世老人就是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的领头人。他所带给孩子们的并不是怜悯的施舍，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平等”地生活！

他教会失翼儿童如何拥有梦想
    1989年在暴雨连绵的苏北鲁南地区，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席卷而来。七个昼夜洪水退去后，邳州与山东接壤的几个乡镇水源遭到污染，小儿麻痹症暴发，近千名儿童发病，648名儿童严重瘫痪，范围波及小镇的一千多个家庭。
时任邳州卫生局副局长的张辅世，带着奶粉和生活用品到一个患儿家慰问时，刚一进门便看到患儿正在院子里爬行，浑身又脏又臭。“送奶粉管什么用，孩子喝了能站起来吗？”家长声泪俱下的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张辅世的心。
1993年春，张辅世正式从卫生局长的位置上退休，他骑着破旧自行车四下里开展儿麻调查工作，并自掏腰包为患者买食品。几个月下来，儿麻患者家访材料他撰写了厚厚一堆，还整理了照片、录像20多盒。

为了给残疾儿童安一个家，他和老伴李霞坐上了火车三次去北京，找卫生部、残联、民政部汇报邳州儿麻情况。最终在中国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顾仁发的帮助下，他获得了挪威政府的帮助。邳州康复中心“希望之家”在1995年12月1日正式建成了，不过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首先，张辅世老两口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被家庭遗弃的残疾儿童抚平心灵创伤。无法走动的儿麻孩子们，口中呼唤的是他们的父母亲人。孩子们经常会向身边的陌生人询问，“是不是所有残疾孩子都会被爸爸妈妈抛弃？”电影里，彭玉所饰演的奶奶像母亲一样将孩子们抱在怀里，哼着小曲哄他们睡觉，这无形间对亲情缺席的孩子来说是一种补偿。
更重要的是，张辅世老人早早便发现了让孩子们从精神上“站起来”的重要性，“哪怕即使将来无法从事正式的工作，到街上去卖艺也得有一技之长才可以。”电影里，他引导孩子产生了成为“飞行员”、“画家”和“运动员”的梦想。

在希望之家，他请来了一些当地的中学校长和退休老师。除开设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课外还开设了音乐、电脑、书法、绘画、剪纸、盆景等能让孩子掌握广技之长的专业课。
他发现孩子们喜欢打乒乓球，便购置了乒乓球等体育器材，并专门请来教练对孩子们进行系统的专业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孩子们的乒乓球技术有了惊人的进步。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希望之家”的健儿，在乒乓球、网球、篮球赛事上分别夺得6金、2银、1铜的成绩，轰动了体坛。顾改、郭星元、衡新、张变等一批残奥健将，都出自这所“希望之家”。在去年的里约奥运会中，被外界称为“梦之队”的邳州市军团收获了四金三银的辉煌战绩。

成功，因为他们比正常人更懂得“初心”

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人们对于欲望的需求也早已悄然发生着改变。不忘初心，似乎成了徒有噱头的空话。对于房子、车和奢侈品的渴望，对于工作的压力的堆积，对于人情世故的周旋，现代城市长大的孩子无疑面临着比以往几代人更大的精神危机。欲望的蔓延让“抑郁症”成了当下的流行病，人们急于实现社会所赋予他们的使命，却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迷失，与自己渐行渐远。

相反，残疾儿童由于听力语言和身体方面缺陷，他们的生活圈子相对狭小，在“希望之家”的残疾人运动员，除了每年2至3个月的集训外，其他的时间都在“希望之家”生活。他们所接触的大多都是身边患有同样病症的小伙伴，大家住在统一的宿舍里，穿着统一的服装，在一起生活学习互相照顾彼此慰藉。他们互相之间没有强烈的攀比之心，一旦有了目标，他们会竭尽全力地奋斗。“一开始，乒乓球只是作为一种康复手段，至于我们的学生能参加比赛获得冠军，我不是没有想过，只是觉得那是太遥远的梦。”可见，纯粹的初心让他们的目标更容易兑现。

拼搏！拼搏！要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残疾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比他人更大的痛苦折磨，懂得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有所收获。当被问到孩子为什么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希望之家”的负责人郭贞底气十足地表示：是因为他们坚持训练，春夏秋冬从不间断，而且，他们坚信自己能行。

     最早，“希望之家”孩子们训练的地方在玻璃钢瓦搭建的大棚子，这里没有空调，没有休息区，条件十分艰苦。大棚子冬冷夏热，冬天没有通暖气，特别冷，几个孩子手都冻得不行；夏天又没空调，热得很。墙上有“为祖国争光、为荣誉而战”的标语，身残志坚的孩子们正这里挥汗如雨。

   曾在北京残奥会上取得佳绩的刘静就来自“希望之家”。九岁时，她在一次无意的课间训练中让教练相中，自此步入乒坛。由于长年蹲坐在轮椅上练球，刘静的腰部伤势不断。她曾在一年中做过五次手术，最严重的一次在医院住了三、四个月，疼得不能说话，但却从为此掉过眼泪。

“残奥三连冠”的冯攀峰是个谦逊开朗的大男孩。据他回忆，自己在训练时坐在铁圈轮椅上，冬天不敢去触摸轮椅，因为手上会生冻疮。对那个时候的冯攀峰来说，对乒乓球只是喜欢，并没有想过以后要去拿什么冠军。他的偶像是邓亚萍，因为她有着刚出道时不被人看好的经历，也有付出超越常人努力而向上登攀的人生轨迹。
“残疾人，无论是参加体育运动还是上班、无业，我觉得最难克服的是一个心理问题，就是一种自卑感，”冯攀峰这样评价自己，“拿到成绩之后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慢慢地我们的自信心就树立起来了，出去以后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
   
跨越年龄的心心相惜
导演张一鸣从筹备《大爱无言》到拍摄完成，再到发行上映如今已花费近十年之久，中间经历了无数风雨和非难。出生于古老的邳州小镇的张一鸣走南闯北，进入影视行业，在演艺界摸爬滚打。2008年9年，张一鸣正在陕西绥德拍摄电视剧《延安锄奸》，从朋友那里听说了老家邳州乒乓球队残奥夺冠的消息，让他萌生了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的想法。在“希望之家”的办公室，张一鸣见到了因脑瘫无法说话的张辅世，他让张一鸣油然而生敬佩之意。两人靠着眼神沟通交流，这不禁唤起了导演的私人记忆。

很少人知道，张一鸣的弟弟也是小儿麻痹症患者。“我弟弟就是在我的肩膀上长大的。”《大爱无言》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小豹子，这个原型的灵感来源其实便是张一鸣的弟弟，而影片中始终对弟弟关怀备至的哥哥，更像张一鸣自己。
为了给影片找投资，他多次前往北京和很多影视单位洽谈，但多家投资方听说是公益电影后，合作便不了了之。停滞不前的投资进展让后续工作无法推进。老家很多人甚至认为折腾了两年仍不见声色的张一鸣是个骗子。自掏腰包、资金链的中断、剧组面临解散、突发哮喘差点死在医院，种种难题让张一鸣的拍摄之路步履艰辛。
“要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导演，而不是赚钱的机器。现在不是以前，不会饿死人，不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我应该做一个表率，去影响别人。”无论面对的是流言蜚语还是艰难险阻，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影片的拍摄，这和张辅世老人“顽固不化”的精神如出一辙。

了解到影片开机时，张一鸣邀请了张辅世老人来到了片场，表示对老人的敬意。在电影拍摄结束后的一天，老人因脑梗溘然长逝。故事展示给我们的不是悲天悯人的廉价煽情，而是用真实发生过的奇迹来证明信仰的力量，当你心怀目标，坚持付出超于常人的努力，总能换取自己认可的“体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