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之春

#中国美学基本问题研究课程作业

-------------------------------02.SEPT.2020

一、序言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率先使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概念描述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我之境”主要指涉创作者将自我主观意识转移至客观对象，通过对客观对象的表现来展现创作者无节制的自我意识。而“无我之境”是一种相对于“有我之境”的意识表达概念，主要是指创作者的自我意识被搁置于所观察的客观对象之下，客观对象的主体性优先于创作者的自我意识，通过旁观或静观在客观对象自身呈现的存在规律中寄托创作者自身的情感表达。纵观近百年中国电影史，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深刻德影响与滋养着中国电影人的创作和中国电影的形态同发展，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与中国电影之间蕴藏着内在深层的关联。费穆导演1949年作品《小城之春》正是这种良性影响下极具东方韵味的电影。

以费穆导演作品《小城之春》为例。

二、“春之无我”——从镜头语言、故事情节与表达主题的角度

《小城之春》被誉为中国诗化电影的代表之作，同时也被称为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在《小城之春》中，费穆导演通过镜头语言、故事情节与表达主题等几个方面，以电影的表现方式展现出“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具有独特中国美学气质的节制的含蓄的美感。

（一）“我”在镜头语言中的“不在场”

克拉考尔与安德烈·巴赞是电影史上最早提出长镜头概念和理论的电影理论家。长镜头段落在影片中往往承担了在一定时间内的呈现整体时空统一的表意功能。而在东方追求意境的文化背景下，长镜头的呈现效果与其表意功能都有不同于西方语境中的表现。带有东方美学意味的长镜头常以摄影机静止的状态完成一个拍摄持续时间较长的镜头段落。而东方式长镜头与西方式长镜头的区别主要在于对长镜头的卷轴式运用。

费穆导演曾提到，“我为了传达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用‘长镜头’和‘慢动作’构造我的戏作了一个大胆和狂妄的尝试。”[1]在电影《小城之春》中，这个“大胆和狂妄的尝试”表现出一种极具中国传统美学意蕴的质感，即在平面的卷轴式的物理空间铺展中表现人物情感与关系的表现意境的心理空间，且较少利用由景深带出的画面纵深空间。这样的横移长镜头设计，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概念通过影像的方式表现，在平面中建构起无形的意境，并且很好地“传达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达成了费穆导演的最初意图。

以片中“戴秀在戴礼言房间为章志忱唱歌”一段长镜头为例。这个镜头以一个极富景深的三角构图（如图 1）开始，戴秀在画面正中但是景深处，相对专心地对着志忱唱歌；志忱于画面右后的景深处，他听戴秀唱歌并时不时偷望前景中的玉纹，和专心的戴秀形成对比；为丈夫戴礼言准备药品的玉纹居画面左前，镜头焦点落于演员沉默木然的面部表情，清晰表现了此时三人各自的状态。

图 1

接着镜头随着玉纹的动作左移，画面落在坐在床上准备吃药的礼言和服侍用药的玉纹的两人场景，礼言在小妹戴秀的歌声中眼神温柔地望向玉纹，而玉纹无回应；且在礼言收回目光低头服药的当口，玉纹视线左转向画面的右侧（如图 2），随即又恢复到低眉敛目的状态。在此处摄影机并没有随着玉纹的动作移动，画面也没有做剪辑，而是选择让观众完整地看到玉纹心不在焉的全部过程，以直接传达玉纹当时摇摆不定的心理状态。

图 2

镜头又一次跟随玉纹的动作缓缓回撤，回到“玉纹-戴秀-志忱”的三角构图（如图 3），但这一次镜头的焦点是在景深处的戴秀和志忱，玉纹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观众甚至无法有效观察到她的面部表情。

图 3

但志忱的视线方向、玉纹遮掩性的擦拭动作和戴秀企图引起志忱注意的举动都引导了观众对于人物关系的猜测。镜头不再以玉纹的动作为移动理由，向右摇移使玉纹出框，画面中只有仍希望引起志忱注意的戴秀和已经完全转向画面外玉纹方向的志忱（如图 4）。

图 4

镜头没有多做停留，而是又一次向左平移带出许久没有出现在画框内的礼言。礼言起身走向戴秀与志忱所在的位置，镜头跟着礼言再次向右侧移动，并且清楚展现出志忱被老友阻挡视线后的心虚表情（如图 5）。

图 5

此时，因为画框的阻挡，观众无法通过观察直接得知被阻挡视线后玉纹的表情，摄影机又一次向左侧摇动捕捉玉纹的动作（如图 6）。

图6

玉纹起身整理床铺的公式动作使她始终背对着摄影机，观众还是没能直接观察到她脸上的细微表情。最后镜头摇回到右侧“戴秀-志忱-礼言”的三人镜头（如图 7），戴秀的歌声落下，志忱仍然若有所思又立刻被礼言的掌声惊醒跟上了戴氏兄妹的对话节奏。

图 7

在这个完全由摄影机的左右摇移构成的长镜头段落里，礼言的房间成为具体物理空间的载体犹如一幅长卷画。费穆导演收敛起摄影机的存在感，以“散点透视”这种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常用技法默不作声地展现观察视线的落点，通过若有似无的视线交错和来回游移的人物走位使得画面中四个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得到全景式展现，时间与空间都没有被蒙太奇直接阻断也没有被蒙太奇重新缝合，镜头运动达到对客体对象存在的真实性和原生态描绘，至此费穆导演利用电影的镜头语言实现了一种“无我”意境的构建。

（二）“我”在故事情节中的“不可见”

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总结出三种故事情节结构：大情节、小情节和反情节。[2]电影《小城之春》的故事正体现了小情节故事的魅力所在。

电影《小城之春》的故事主要讲述了周玉纹过去因世事不得已分开的恋人章志忱不仅是现任丈夫戴礼言的旧时好友，而且不请自来突然上门拜访。经过简单的交谈，周玉纹与章志忱发现对方都没有因为分手而消磨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戴礼言的小妹戴秀对志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几天的相处中，玉纹与志忱时时挣扎于自己的内心欲望和外界的道德约束之间，但最终，他们选择牺牲自我情感的需求，一切归于原位。

从成片可以看出费穆导演于剧作方面将这个小城故事本可能呈现出的强烈的戏剧性尽力消减，把冲突与情节的进展压缩建立于人物的内心活动，通过对人物情感冲突的充分把握来拓展情节。这与麦基在《故事》中对小情节故事的冲突和主人公性格描述是类似的，即在小情节故事中，主人公往往表现出相对消极被动或静止的性格与状态，当追求内心欲望时主人公也与自身性格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冲突；即使在面对与家庭、社会和环境等外部世界所存在的强烈的外在冲突时，小情节故事的重点依然会集结于主人公与自己思想情感的有意或无意的角斗中。[3]这种主客观视角的融合所创造出的特殊的意境美与中国传统美学中以虚实结合的方法营造出的美感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在故事情节的处理上，费穆导演不单采取了去戏剧性的故事表现手法，还摈弃了对悬念的设置，通过故事的静态与实写表现故事的动态与虚写，以客观的近乎于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姿态，求得一种对真实生活状态的展现，从而表现出创作者在叙事中的“无我”境界。例如，礼言自杀的故事桥段。在大情节故事中，这场悬念与悲剧性并存的戏或许会成为一场重头戏。如果把“礼言自杀”这样的情节安排在某个情绪相对欢快的场景中，以乐景写哀情，同《红楼梦》中“黛玉焚稿”的片段一样将带来更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更浓烈的情感冲击。并且，礼言自杀的后果也将成为故事中一个重要的悬念。但在《小城之春》中，费穆导演将这个情节放置在了玉纹与志忱已做好了牺牲自我感情的决定之后，并且也早早通过玉纹的自述告知了观众礼言自杀的不可能成功——礼言的安眠药被志忱替换成了维他命。

消解了戏剧性与悬念感的故事情节处理手法看似削弱了故事整体的情绪高潮力量，但从实际效果来说，是做出了更细腻深刻的人物心理剖析。与此同时，这样的故事情节也将创作者的直接意图后置于“虚假的”真实生活情境，将自我隐藏完成了在故事情节上的“无我”表达。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如此相对静止的情节从侧面表现出费穆导演为表达“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与当时中国主流电影在故事情节上所作出的不同之处。

（三）“我”在主题表达中的“不存在”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还未完全摆脱战争的残影，但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没有停下，在经历过一段长时间的延亘之后，于40年代末期迎来了一个主题相对厚重的成熟时期。中国电影人同人民、同民族一起经受了困苦与磨练，并且将对中国社会过去和当下的观察与分析嵌入创作中，带来了一批把个人历史命运与整个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紧密结合的，具有史诗性宏伟气魄的中国电影作品。通过这些作品，中国电影人反映出时代和历史的真实。

在这样倾向于宏大叙事的主流创作环境下，《小城之春》摒除了直接描述社会面貌与时代风气的历史主题后所表达的主题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似乎是“不合时宜”。如上文所述，《小城之春》描写的只是一段小家庭中几个人的情感波澜，这使得电影在当时上映后受到了不少批评。然而，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来看，《小城之春》占据了非常重要且突出的艺术地位。[4]因为这部电影不但代表了作为导演的费穆艺术创作的高峰，也代表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所取得的成就。

从上文对电影的镜头语言和故事情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费穆导演通过饱含中国传统美学的电影艺术手段展现了中国普通民众真实生活的侧面和中国知识分子在个人情感上的操守，在主题表达上做出了极度的隐忍和克制。费穆导演将对个性人格与道德规范的人性情理关系的探索作为《小城之春》表现的主题核心内容，为此他在电影中提供了一个可以被理解的情境，并于这种情景中搜寻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在《小城之春》中这种关系的统一经玉纹道德人格的完成得以实现，是某种最终达成的心理解脱与释放，同时对此种关系的理解也体现出具有代表性的多重的独特的民族心理状态。

费穆导演在剖析人物深层且复杂的心理活动时，尤其注意淡化由阶层关系带来的犹疑和纠结，无论人物在感情的交叉点上表现出热烈的激情还是痛苦的绝望都没有超出人物本身性格所可能引出的言行举止。创作者将自己的个人表达与主观意志压制于故事之下、电影作品之下，通过隐藏自我的方式以达到一种相对中和的无道德审判的立场，进而完成在主题表达上的“无我之境”。

结语

费穆导演曾表示，自己拍电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从创作中得到满足。[5]《小城之春》显露出费穆导演在艺术情趣方面的追求是一种符合中华民族雅文化的审美意识，在艺术形式上的追求是能够承接这种审美意识的表现手法，这两种追求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达成对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与道德心理的影像描摹；同时，这两种艺术追求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对于“无我之境”的追求。电影在镜头语言、故事情节和主题表达等方面的到位，使得“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一概念得以直观可感的视听语言表现，成功将中国传统美学中虚实相生的写意的意境美化为别具中华民族特色的电影风格，写就了一首让人难以忘怀的银幕抒情诗。

[1] 黄爱玲.诗人导演费穆[M].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15:73-74.

[2] 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2014.42-46

[3] 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2014.47-49

[4] 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1995:79-83

[5] 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1995:80

最近看了点东西，好像能够反对之前自己的想法。

小城首先是战争中被摧毁的断壁残垣。断壁残垣确乎作为中国古典意象，提供着纵深的、风蚀般缓慢的历史感。但新的因素也蕴含在其中。如空袭平民城市在西班牙格尔尼卡首次成为现代景观，“小城”被进行了一种人为的舶来的强暴的“突袭”，与古典意义迥然不同。这种突袭又是与医生的突然进入是同构的。隐藏于一种极具古典风格的“古难全”后的，是西医、安眠药与维C，是现代意味的女性主体性的解放和对于自由关系的反思。

在这两个意义上，“小城之春”并不是春夏秋冬轮回之春，并不是两千年超稳定结构的复现，而是废墟上的柳叶、少妇冲破玻璃的拳头、满满一旬怀思的尘埃落定。我此前厌恶医生出走的软弱、矛盾的悬而未决，就在于对这种轮回感的误解。

矛盾绝非悬而未决。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是《夜以继日》，最后伏在丈夫身上痛哭的玉纹，一定已经是从麦的车上走出来道别的朝子。在这个意义上，小城之春不是医生所带来的红杏之春，而是玉纹突破自身桎梏在影片结末才迎来的春天。医生在十年前的隐没如同此次的隐没，表面上是未有始料的未知数，却始终只是剪纸戏影一样的意象，在重量只由她自己决定。

那么历史呢？虽然认为更偏向女性特点的个人的梦呓般的非线性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男权大历史话语的反抗，不把影片放在大历史之中我真的会狠快乐，但是第一次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真的有种毁灭性的失落感，还是需要给自己一小个交代：如同当下对超稳定结构的批评，小城含蓄的生机也正隐含在又一轮的历史周期之中。

（被我一直忽略的是丈夫的线索。实际上他的主体性也有强烈的喷薄，即使大褂、肺病之类象征意义太明显，但一定有可以讨论之处。

下为修改版，发于2018年6月12日澎湃新闻“有戏”。

费穆1948年拍竣于历史拐点的《小城之春》，春虽至情料峭，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合乎国情顺应民意的电影之间，上映之后偶有欣赏者称赞它的“美丽的风格”“人事的凄怆”，多数评论认为“缺乏思想”“空洞无聊”，以不合时宜的寂寥躲进角落，一藏30余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及已故知名文化学者黄爱玲等机构和个人的推动下，《小城之春》表面的落尘被轻轻擦拭，率先在香港被品鉴出逾越时代的况味。其后，影片颓败的画面、灰色的基调、压抑的情绪以及先锋的语言，打动两岸三地华语电影圈甚或世界影坛。

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之时，香港电影金像奖将《小城之春》评为百年百大华语电影第一名。作为导演的费穆，被认为是最大功臣。此份后辈追授费穆的荣誉，时至今日在众多影迷心中依然实至名归。

尽管6年之后台湾电影金马奖邀请122位资深电影人评出的百部华语片，《小城之春》被《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童年往事》《阿飞正传》超过名列第五，但从根植中国传统、传承文化根脉的成效来看，独树一帜的影片的江湖地位相当牢靠。而残破小城里脚步或踟蹰或迂回的女主角玉纹，更成为其时无所适从的费穆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代言。

因缘际会促就的旷世经典

1948年初，费穆所在的上海文华影业公司鉴于筹拍的电影《好夫妻》迟迟不能完工，开支很大，计划速战速决拍摄一部低成本的新电影，先行上映减轻运营压力，《好夫妻》编剧之一李天济在曹禺提议、鼓励下写就的《苦》的剧本，因为只有六名角色且场景较少被挑中。黄佐临、桑弧等文华公司的其他导演都对剧本不感兴趣，费穆一口答应下来。

时间紧任务重，对绰号“慢车老费”的费穆看似构成极大考验，但他其实一切胸有成竹。

电影开拍前，费穆与李天济一起花费时间，在不伤害剧本结构、保留重点戏份的前提下，重新梳理人物关系、减少场景的变换次数，并把剧本定名为《小城之春》。妻子周玉纹、丈夫戴礼言、小妹戴秀、仆人老黄的人物设置保持不变，礼言的朋友、玉纹的旧情人章志忱与老中医的角色，合二为一。志忱与戴秀的感情戏份被删除两三场，他与玉纹的情感纠葛则被放在更为集中的场景中展现。

据李天济追忆费穆的文章，就剧本如何改动，费穆与他共有三次别无外人在场的私密谈话，每次费穆皆是有商有量，要求严格又平等相待，谆谆教导却不落痕迹，大导演对小编剧发自内心的尊重，让李天济多年之后回忆，仍然历历在目心怀感激。而两人首次面聊，费穆能从字里行间读出剧本的写作受到苏轼《蝶恋花》的影响，更让李天济吃惊不已，知道他的剧本找到了真正的知音。

虽然影片的大致模样已在脑海形成，费穆的现场工作方式却不死板。玉纹饰演者韦伟曾在接受黄爱玲的访问时提及，玉纹与志忱游罢城墙回家途中的戏份，跑向他们身后的一只鸡并非刻意安排，而是偶然进入镜头。费穆看完样片觉得效果不错，保留了神来之笔。

从筹备到杀青，《小城之春》用时仅四个月，却无损费穆一贯的艺术品质。

妻子的视角与丈夫的目光

《小城之春》拍摄外景地选在上海西南方向的江南鱼米之乡松江。松江古老的城墙和旧式的房屋经过连年战争的破坏，断壁残垣野草杂生，恰当构建费穆想要的封闭而沉寂的天地。活于其间的伤春少妇走走停停，每天例行公事般过着买菜抓药、城墙踱步、三言两语打发丈夫、闷不做声独自绣花的生活，任凭日子一日日地来，又一日日地去，以内心的波澜抵抗周遭的哑然。

影片伊始，玉纹的画外旁白响起之前，镜头旋转扫描小城景色，城头出现的小小人影，推进正是玉纹。随后观众跟随她的视线，看到三个人的背影，她正目送戴秀和老黄送志忱离开。电影借玉纹的内心独白展开的叙事，原是她作为当事人，讲述亲身经历的“小城故事”。

玉纹的独白用时而主观时而旁观的全知视角，将对过去的记叙、当下的描述、未来的预叙含混（“他进了城，我就没想到他会来，他怎么知道我嫁到了这里”、“他，他们站定了等我”、“谁知道会有一个人来”），观众得以多层次窥见她心绪的起伏与芜杂。而第一人称的叙述中夹带的第三人称指代对象的更迭（志忱到来之前，“他”指的是礼言），更把玉纹从对丈夫恪守妇道到与情人旧情复燃的过程袒露无疑，横空插进来的那句第二人称的“你为什么要来，你何必要来，叫我如何见你”，则是心如死灰与心潮澎湃的分水岭。

大闪回结构的剧情虽然是从玉纹的角度出发，诸多画面的水平高度却反映出镜头的视点来自礼言。有他及无他出现的画面，镜头高度分别是一个普通身高的人坐定后目光的平视与微仰，毋庸置疑由礼言通常或坐在床上或躺在椅上决定。

礼言略带自卑的目光，与玉纹的声音构成叙事的矛盾，某种程度上甚至将她的行为束缚，暗示她与志忱的余情未了，只能是首插曲。三人之间曾经平衡的情感关系，跌荡过后将循着伦理的指引，达成新的平衡。

电影风格高度融汇个人气质

朋友妻终究不能欺，哪怕她是初恋情人。志忱与玉纹的“发乎情止于礼”，并非说明费穆道德上的滞后，而是彰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秩序的最大敬意。

1906年出生于封建大家庭的费穆，成长环境保守而严格。他在少年时代饱读圣贤之书，耳濡目染母亲执迷地方戏曲与民间说唱，对以诗词、京戏、国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艺样式异常偏爱并有深厚研究。同时，法文高等学堂的求学经历又为他打开通往西方文化的大门。他除了中文根基深厚，还精通英语、法语等语言。学贯中西的学识之外，作为家中长子的费穆修养上亦无瑕疵，是三个弟弟的榜样。他一生孝敬父母、厚待朋友，建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的婚姻家庭后，始终忠贞妻子、疼爱子女。

费穆对父母唯有的叛逆，是放弃安稳的文书工作投身电影行业。但在看过他早期的几部影片后，母亲认为他的电影与个人气质融为一体，便不再劝他改行。而这也正是今天回看，电影之于他的意义。

某些层面，费穆是把从西方舶来的这一现代艺术门类，当作托物言志、借物喻理，温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他被誉为“诗人导演”，不单是指电影风格的隽永，更说出他的拍片思维，与中国古代诗人、文人的写作方式一脉相承。这是他与同时代同行的区别所在，也是后“文化断层”时代的导演们无法追赶的根本原因。

他借《天伦》《孔夫子》等说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的儒家文化的“中正平和”，在变乱的时代并非全无意义；用《斩经堂》《生死恨》等记录周信芳、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大师的表演，中国戏曲昔日的璀璨得以被后人直观了解；拿《狼山喋血记》中村民怕狼打狼的寓言故事，唤起国人对时局环境的清醒认知。

换言说，费穆一直在用既具前瞻性又有忧患意识的独特影像，书写他对民族文化发自肺腑的热爱。而他的这份与众不同，早在联华影业公司1937年摄制的集锦片《联华交响曲》已体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由费穆、孙瑜、沈浮、蔡楚生等分别执导的八则短片组成，虽均围绕民众的抗日情绪或底层水深火热的生活展开叙事，但唯独费穆的《春闺断梦》不对现况实写，而是采用默片形式，以同床共眠的两名女性三段彼此关联的噩梦，带出国民情绪的郁结与抗争，极富表现主义色彩。两人做梦时面部肌肉的抽动，梦中的秋海棠叶子、头上长角的恶魔、熊熊燃烧的烈火等，均成为情绪的外化象征物。平行蒙太奇交代的军人在战场上的抵抗，则是古典诗歌比兴手法的拿来。

这种用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手法丰富电影语言的实验，在《小城之春》里结出值得一再品味的硕果，并从文学扩延至国画、戏曲等艺术领域。

时代语境下的精神寄予

“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在这破败空虚的城墙上”，“像是喝醉，像是做梦，这时候，月亮升的高高的，微微有点风”。《小城之春》里玉纹的画外音，多次说出她的寓情于景。而自然景致的入画方式，则是对中国画的写意的借鉴。开场镜头铺展出的城墙、小道、流水、春枝，是春的寂寞也是人的闷苦。玉纹送给志忱的那盆兰花，属试探与观望的象征。

京剧旦角的水袖、云步技法，也被费穆用于玉纹几次去找志忱时的脚步变化，从步履徘徊到碎步慢行再到疾步向前，配合她着装、饰物的逐渐精致，直指她的心境改变。谢铁骊1963年拍摄的《早春二月》，也用自然环境映衬男女主人公的心情，并数度特写他们或急或缓的脚步，可是使用效果，远不如费穆的几笔来得有神有韵。

中国文化讲究兼容并蓄，费穆从古典诗词、国画戏曲中汲取营养之外，也从他从事多年，同样由西方而来的新剧，话剧艺术中找寻灵感。从电影语言看待玉纹的独白，是摄影机指向角色的内心，把她的内在情绪外化于银幕，似乎正与观众“对视”交流，而面对面说出心灵的秘密，正是话剧独有的魅力。伯格曼1953年执导的《不良少女莫妮卡》，莫妮卡的视线慢慢转向镜头，与观众发生10余秒的对视，被影迷津津乐道称是影史的首次，但其实相似的功用在《小城之春》里已有，而且费穆用的是声音。

影片行至尾声，眼见着长衫一副病态的丈夫的自杀，曾对穿西装意气风发的情人说出“除非，他死了”的玉纹，转向情人发出“你得救他，谢谢”（一度指向志忱的“他”指回礼言）的求助，更是借经历烈焰奔突的玉纹心态的回复，道出费穆对遭受西方新思潮冲撞的中国文化的态度。玉纹没有选择出走，而是等待礼言颤颤巍巍爬上城头，两人一起目送志忱离开，体现当时处于历史关隘的费穆等中国知识分子，对故土家园的一份难以割舍。

大概正因费穆的精神困惑与希冀舒展离不开时代语境，田壮壮2002年对《小城之春》的致敬翻拍，成为画皮难画骨之作。田壮壮版《小城之春》隐去贯穿全片的玉纹的画外音，画面调为彩色，并把空间延展。除了原片中的五个人，小城里还有诸多和戴秀一样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借助伸向远方的铁路，随时说走就走，与外面的世界发生联接。费穆镜头语言的丰富多义，消失殆尽。

可叹的是，费穆次年因为种种原因无奈出走香港。他满心希望尽快返回大陆，却于1951年病逝香江。他的家国情怀，再也无法借由电影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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