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

本来以为那个年代的劳工不同于写在历史课本上的那些清朝公派留学生以及民国的各色留洋才子，文化程度应该都很低，仅仅是为了逃避国内的战乱，才只身前往异国，有点像难民一样的印象。

片子中提到有几百首这样的诗句刻在墙上。在那样的排华环境下的异国，写下这样的诗句。无论是刻下的字体本身利落的线条，还是字里行间表达的气魄，结合这个上下文，都让我感到一种非常直观的冲击感。

那句台词说的多好啊：“从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绝不是他们人生中经历的最大磨难。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船难，也只是他们旅途中的小坎坷而已。” 突然就想起之前很火的一组图：英国文学——我愿为荣誉而死；法国文学——我愿为爱情而死；美国文学——我愿为自由而死；俄国文学——我会死！当然这组图的笑点在朴实无华的战斗民族上，直到后来看到有人在评论区说：中国文学——活着。虽然这是一个梗，可总觉得无意中道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意志力，那种被时代一直、被生活反复搓摩、碾压仍不曾放弃生的希望的意志力。那个会为孩子们提供牛奶的却难以维持生咖啡店生意的人；那个踌躇满志和朋友去经商却经历海难与朋友天人两隔靠浮木求生的人；那个得了肺结核被解雇后死在英国的人；那个在加尔各答下船后再无踪迹的人；以及那些失踪只留下模糊的名字至今无人知晓的人……他们就像《活着》里面的福贵，破产也好，被抓去当壮丁也罢这些看起来比天还要大的事情在他的身上也只是人生的一个挫折而已，跨过了，还有无数个坎等着呢……泰坦尼克号的海难就是他们人生路上的一个小波折，冰上撞碎的不仅是一艘巨轮，还有他们对未来的期许。可即使未来在眼前破碎，他们还在努力，努力去改变生活，去为自己的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好的生存坏境。 他们是乘客不是偷渡者，他们是获救者不是偷生者，他们没有罔顾“ladys first”，他们是新大陆的建设者。被诬陷的中国人需要有人去正名，而历史也需要真相。 还要记得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纳粹为犹太人修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上也有一个为中国人或者说亚洲人建的“奥斯维辛”，它叫——天使岛。 那个全球闻名的伟大爱情故事有一首它的赞歌叫《My Heart Will Go On》，我想如果这群中国人有一首属于他们的赞歌，它的名字大概叫《 Being Alive》

泰坦尼克号——一个被叙述在大众文化来传递美国普世价值和浪漫情绪的历史传奇。事件中被掩盖的是被合理救起后无处被接受地躲在救生船里度过一夜后被送往古巴的四个中国人，从华侨之乡台山的港口出发，他们在这次历史事件遗忘的角落里被提起，背负的是一整个时代中国人的缩影——廉价劳工,参战,被政策遣送，没有合法身份地生存在一个卷席排华风气的社会里。泰坦尼克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困难而已，甚至抵不上之后他们遇到的其他困难。 在台山的滩头，片中的中国人感慨道历史不该遗忘他们对下一代人作出的贡献。他们远赴东洋，凝重血泪，用颤抖地手指在冰冷的墙上刻下“倘若得志成功日，定斩胡人草不留。”

草蛇灰线下，方荣山亦或是方郎，同着一起去给好友参加婚礼的伙伴们,提着装着领带西装的行李箱，怀揣着渺茫但不妥协的经商梦，踏上泰坦尼克号的甲板。正如片尾在东海上被晚辈放下的纸灯一样，被历史的汪洋裹挟，飘进冰冷海水的深处。

擦去灰尘的不止止是中国幸存者，更不要忘记历史，那些在异国他乡夹缝生存的同胞们

由罗飞执导，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将于4月16日上映。该片曾在2015年入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终评。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与冰山擦撞，船体破裂、倾斜，最终断成两截。这艘“永不沉没的巨轮”，永远沉没于大西洋。

在2000多名乘客及船员中，仅有700余人生还。大部分幸存者在抵达美国纽约时，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礼遇。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被塑造成传奇故事。

1997年12月19日，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在美国上映，Jack和Rose的凄美爱情让人们感动流泪，成为影坛经典。

这往往就是人们如何谈论“泰坦尼克号”：或是浪漫而悲伤的爱情故事，或是灾难面前的人性缩影。人们称道那些在紧要关头仍然恪守“妇孺优先”原则的绅士们，痛批那些乔装成女性强行抢占的外国人——“人们谈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但很少人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八名中国乘客，其中六人幸存。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只有一个扎着辫子、戴着眼镜的中国人形象，充当主角的人肉背景。在历史资料里，八个中国人的名字以潦草英文记录在册。而六名幸存者在抵达纽约后因《排华法案》被拘留，遭到种族歧视和污蔑，之后被驱逐出境。

此后，很少人谈论他们在这段航程中的遭遇，他们的死里逃生和他们的人生轨迹。泰坦尼克号沉没于大西洋底，而中国幸存者的声音在历史中沉默。

直到2013年，纪录片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在与历史学家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幸存者，开始追溯这个连中国人都不知道的“中国故事”。

他们是男性、黄种人、三等舱乘客、中国劳工，在种族歧视和谣言的想象中被指斥为“缺乏绅士风度”“灾难面前逃跑的懦夫”。

他们是普通人，在生死关头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和勇气，在冰冷的大西洋中抓住了近乎为零的生存机会。他们从中国出发，流散于世界各地。

“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故事，也是全人类的故事。”

2015年，罗飞和施万克带着《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参加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把这个故事带到大家的面前。时过6年，影片终于将在4月16日登陆中国大陆院线，与大家见面。

上映在即，我们联系到导演罗飞进行电话专访，请他分享关于这部作品的点点滴滴。以下是专访原文。

罗飞、施万克 2015年GZDOC提案大会现场

GZDOC：请问这个项目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什么触发了您拍摄这部作品呢？

罗飞：当时（2013年）我和罗家文化的制片人罗彤、历史学家施万克刚刚做完《海神号事件》，也是海洋历史方面的故事。那时候我考虑不再拍这类题材，但有一次施万克跟我说：“你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的乘客、中国的幸存者吗？”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船上有中国人。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艘船发生了海难，但是船上具体有哪些人呢？在电影或者资料里面，大部分都是白人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不确定是否适合拍片子。因为拍独立纪录片是很费时间的。起初有了一个想法或方向，需要很多时间去探索，尤其是历史探秘的题材。

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其他的历史学家、泰坦尼克号的研究专家都说，这种信息是挖不出来的，无论是网络上还是档案馆里都找不到。只有乘客名单上八个中国人的名字，也记得乱七八糟，只有英文，而且这种拼音记法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去研究100多年以前的几个中国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不过，当我跟一些中国朋友说我在考虑拍关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的故事，他们都会惊讶地问我：“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都会挺好奇的事情，是一个连中国人都不知道、不熟悉的事情，我就有了动力，觉得可以去拍，适合花费时间去拍。我没有想到要用五年的时间，但肯定是一个要努力做才能做完的事情。

GZDOC：您是怎么发现纪录片的选题的？什么题材能够吸引您？

罗飞：我拍的纪录片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包括文化、音乐、社会、经济等等。我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出发点有两点：

我的每个项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能拍什么呢？虽然是过去100多年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能拍什么？我一定要通过现在活着的人的故事，去讲过去的故事。我对幸存者特别感兴趣，同时也对研究者很感兴趣。为什么现在的人对过去那么感兴趣，为什么他们那么努力、用那么多年去学习过去的历史？我想知道他们的性格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去做。

第二点是我拍摄的方式，我怎么拍呢？我们拍的虽然是历史，但是我们不是完全用传统历史纪录片的那种方式，而是通过研究团队的视角去拍的。不是通过100%的历史素材去表现，而是通过现代人的研究方式和过程来拍摄。我们看他们去到一些不同的国家，到不同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去研究。我们跟拍他们，当然会有一些很精彩的、大家都没有看过的历史素材和资料，同时这也是一个现代的、关于历史学家和研究者的故事。

所以我的问题不只是关于过去的事情，也是关于现在的人和事情。我就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我就是对人类很感兴趣。

GZDOC：作为一个英国人，您为什么这么关注中国故事呢？您拍摄纪录片是否融入跨文化或跨地域背景的视角？

罗飞：因为我不是纯粹的英国人，我是一个住在中国二十几年的英国人（笑）。而且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人类的故事”，最重要的不是“我是英国人”，而是“我是纪录片导演”。作为纪录片导演，是在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里听到一个模糊之处，从来没有人讲出来，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这是很吸引我们这种人的。

“跨文化”可能是会在这部纪录片里看到的结果，但是应该说这是不影响我们的拍法的。我们确实是一个国际的团队，包括摄影师、剪辑师，都有在中国和国外的经验。我们的故事本来就是一个跨文化的故事，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发现人类的故事，发现里面有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寻找这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GZDOC：卡梅隆导演担任了您这部纪录片的监制。在您找到他之前，卡梅隆了解多少关于中国幸存者的故事，他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想法？是什么打动了他让他参与到这部影片当中？

罗飞：卡梅隆跟我们这个片子的关系是挺有意思的。说实话，我觉得卡梅隆可能是全世界最了解、最熟悉泰坦尼克号的人之一。你所谈论的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信息，他基本上都了解。

当时我们的团队讨论过，如果有机会跟卡梅隆联系，我们真的要问他：你当时知道多少关于这些中国人的故事？另外，我们看到那个删减的场景，一直有一个感觉：这很像Rose和Jack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Rose浮在木板上，Jack在旁边。实际上在历史上，除了最后一个获救的中国人Fang Lang，没有其他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真的要问卡梅隆，你是不是从这里获得灵感？当你看到Fang Lang的故事，有没有影响你的剧本写作和拍摄？

后来我们知道其实这段就是受到中国人经历的影响（才创作出来），那我觉得也是挺感动的事情。我们以前以为是单纯的浪漫故事，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真的是从现实出来的，真的是中国人的故事。我觉得是特别感动的，我第一次听到我真的有起鸡皮疙瘩，太激动了。

跟卡梅隆联系上之后，他表示特别感兴趣，也很支持我们。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另外，我们后期上有些困难，泰坦尼克号的场景不可能再拍或者做动画。卡梅隆就说，那你们用我的电影里面的镜头吧。他就帮我们跟福克斯联系，也征求了凯特、小李子以及其他演员的同意。因为版权问题，其他片子里面的很少用到这些素材，卡梅隆帮了我们这个忙。就在最后一年，他参加到我们这个项目中。

GZDOC：在寻访幸存者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罗飞：我们是最后才找到了几个幸存者的后代、亲戚或者其他认识的人。我发现，中国的幸存者和其他幸存者的故事或经历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小镇上，我们家对面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虽然现在幸存者都去世了，但是在一些周年纪念日，当地媒体会过来采访他们的家人，所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幸存者回来后一点都没有说，没有跟后代说他们经历过这个有名的事件。他们为什么没有说？

这些人的经验跟其他幸存者一定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只是经历过一个海难，同时也碰到了很多偏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发现，这个故事不只是关于泰坦尼克号这么一个海难，也跟20世纪中国移民的历史有关，还发现当时很多的偏见和种族主义的问题。

通过探讨，到最后我们就发现，泰坦尼克号的代表性很大，它也是一个时代的比喻和缩影，代表了很多文化和历史上的事情。要么是穷人和有钱人在财富上的区别，要么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责任，或者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发现还有种族主义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泰坦尼克号去谈论很多社会问题。

现在大部分住在国外的华人，包括幸存者的后代，不太会回避这些事情了。但我们也找到几个后代，是不想参加我们的影片的。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但我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到时候他们也可以去看这个电影，看了之后他们也能知道这段历史是特别重要的，可以通过他们家人的历史让大家都看到当时的偏见和问题。过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如果他们已经放心，没有人看不起他们，没有人觉得他们不好，那我真的希望还可以去采访他们，或者帮他们记录他们家人的故事，让大家看到。

GZDOC：透过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框架。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因素在这段历史中的角色？通过影片，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

罗飞：从最初探索的时候，我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有这么六个人呢？后来慢慢去了解，我发现他们真的遇到一些偏见的和种族主义的问题。每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问“为什么”，会去更多了解当时的情况，比如我们去研究了当时的排华法案。

到最后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我们现在能谈论的事情。这么多年过去，这不能说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些幸存者都去世了，我没办法帮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帮他们的后代，让大家知道这么一段历史，就可以去判断当时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也可以通过泰坦尼克号去探讨，包括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亚裔问题。这些都不是最近才有的，也不只是中国人碰到的问题。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控制不了结果，我只能控制流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大家看完这个片子有什么想法，这是我不能控制的。我只能知道从哪里开始，哪里是看不见的、是模糊的，那个是我一定要去抓的事情，我一定要把我的摄像机对着那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像Fang Lang的儿子，他一直跟我们说，我只想知道是什么，你们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就好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和责任就是让大家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去解决，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大家都可以一起讨论，但不是我的工作。

GZDOC：您曾在2017年发布题为“挑战叙事”（Challenging The Narrative）的导演阐述视频，您说《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不仅是关于航海历史的纪录片，更是一部探讨“历史如何成为故事”（the way in which history becomes story）的电影。您现在的看法是什么？

罗飞：我觉得我现在对我们这个片子，还是有那样的想法。

这不只是一个历史纪录片，我们在里面也有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在历史里面，总有某些东西是不管研究多久也看不到真相的。你可以去猜，你可以再去研究，但是你不能百分之百确认，所以你只能通过你自己的原则和想法（做出解释）。

可能别人看的时候觉得这就只是一个历史纪录片，但是我自己心里觉得，我们的影片也是谈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历史怎么变成故事？有时候历史比故事复杂得多。每一个人，他是哪里人，他有自己的性格、动力、想法，我们可以去谈论，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很多事情我们还是没法了解。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把那么晦暗模糊的历史，变成一个观众可以去看100分钟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他可以去理解这些人。

另外，泰坦尼克号为什么碰到这样的问题？大公司有责任，可能意识到安全问题，但还是心存侥幸，没有配备足够的救生船；政府也有问题，法律很松，不像我们现在特别关心安全；船长Smith可能也有一些错误决定；另外当时的经济水平，可能也影响到生产质量。

有这么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我们基本上都不谈论。我们说到泰坦尼克号，我们谈论什么？我们谈论里面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我觉得这是特别不公平、不对的。

一个人上了泰坦尼克号，你可能带着自己生活的希望和未来的计划，但你碰到了海难。两个小时过去，你越来越知道自己没有生还的希望。到最后几分钟，你知道自己会在水里面死去，但是这时候救生船有这么一个位置。你可能是个男人，是个中国人，你发现没有别人进去，那我进去吧，进去我就有机会活下来，那时候你是救了自己，但是事情过了之后，媒体都在谈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话题更受到关注，但我更希望关注那些人自身经历的事情。

另外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我觉得并不是大家都在责怪中国人，其实没有那么激烈（极端）。发生了坏事，我们怪谁？在一个文化里面，很自然觉得一些陌生人、外国人、肤色不一样的人，是最容易去责怪的。他们看到一个人，如果是白人但皮肤有点黑，就会说是意大利人；如果稍微有点东方的面孔，就会说是中国人。那个人具体是什么人，他其实不知道，也不管。他们觉得都是陌生人，是外国人。我们现在也还是会有类似的想法，我们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GZDOC：您是如何打造这部有别于其他海洋历史题材的纪录片？

罗飞：我没有看很多海难纪录片，我不想被影响。我受到很多好的纪录片导演，包括一些中国导演的影响。我一直觉得我讲的不是一个海难历史的故事，而是一个人类的故事。我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不是一个海洋历史纪录片导演，我是通过海洋历史去谈论一些人类的事情。

GZDOC：经历过几次定档和推迟档期，最终定档4月16日上映，确实是不错的选择，您对影片有什么期待？

罗飞：我能做的事情我都做好就好了，我对电影已经基本上满意了。如果没有人感兴趣，那我会很难受。纪录片很少上院线，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片子很适合上院线，因为这是讲中国的故事，中国人也在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里存在。我希望是让中国人感兴趣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过去看看，我觉得里面我们提到的一些话题，是大家离开电影院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讨论的东西，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不是一篇影评，这只是一份试图让更多人愿意了解这段历史的期望。在纪录片内，在它之外。

已经尽量就自己的了解，详细谨慎地描述，如有错漏，请不吝赐教。

《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2021年4月16日上映，这是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一百多年间，这八位中国乘客，六位幸存者，少数不因污名化而被记住的时刻。

1. 纪录片，谣言，历史

这部纪录片的想法萌生于2009年，导演罗飞的好友，同时也是海洋专家与历史学家的施万克告诉他关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中国乘客的事情。导演在采访中表示，他们当时对这个事实非常惊奇，因为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大都有后代骄傲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而这些中国人却没有，他们似乎完全是沉默的。

于是罗飞和施万克的团队开始对这些中国乘客展开漫长的调查，试图寻找他们的后人，拼凑他们的轨迹，续写他们下船后发生的故事。据幕后视频显示，拍摄长达四年或更久，纪录片主要展示了调查的过程，他们找到的历史痕迹，以及根据这些痕迹所作出的推测。有些部分之所以只能说“推测”，是因为他们被沉默得太久，有限的资料已经无法完全推演他们的故事。同时它也攻破了一些谣言，譬如这些中国人“假扮成女人混在妇女儿童之间”或是“他们本来就是偷渡客”。更让人心有戚戚的是，对这些中国人，或者那时候的中国人来说，这场惊天劫难，不过是往后接踵而至的苦难的一小部分。我认为这同时也是这部纪录片的意图之一：通过讲述泰坦尼克号上的这些乘客，来讲述那个时代下华人所遭受的，不同的地方发生的相同的苦难。

（1）是乘客，不是偷渡者

对他们的第一个污蔑是说他们是偷渡客。找到的资料显示，他们在南安普顿上船，职业为“海员”，都买了三等舱的船票，目的地为纽约。

（2）是获救，不是偷生

自他们获救后，这些年间，他们唯一被铭记的时刻，就是被污名化的时刻。英文报刊表示，他们“一有危险便跳到救生艇上，被后来放下艇的妇女踩踏，死了两个人”。或者表示，他们是假扮成女人，钻空子才苟且偷生。

“遇险后第一时间飞跃上救生艇，藏至椅下...被随后上艇的女士踩踏...”

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能支撑这些指控的论据。泰坦尼克历史学家Tim Maltin表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乘客们打扮成女人逃生，这是被媒体编造的，而后被散播给公众。他同时也提到，中国人们还试图帮助其他人。纪录片中提到的方荣山（乘客登记表为Fang Lang），在浮在门板上活命，被救生艇救起后，划船帮其他人安全抵达。

这六位中国人在这场浩劫中得以活命，也许可以说是幸运的，但除了这些污蔑，那个年代华人的苦难还尽在后面等着他们。

（3）是天使岛，不是纽约

根据乘客名单，这些中国人本来的目的地是纽约。但他们并没能进入美国。

自1882年排华法案公布后，华人劳工被完全排除在美国之外，仅有的几类“可以进入美国的华人”也被严格限制。为了更好地配合《排华法案》，1910年，天使岛上兴建起了拘留中心。它与恶魔岛一样位于海湾，因此上岛后难以逃脱[1]。想要进入美国，先过天使岛，华人们需要在岛上待到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为止，因此天使岛是个长期拘留中心。这里条件恶劣，食物不足，得病后只得自生自灭，且讯问程序严苛，虽然很多问题与他们是否能进入美国根本没有关系（你家阁楼有没有楼梯？）但只要答错一个，便有被遣返的风险。除了被遣返，若得病，也只得与其他病人被关在一起自生自灭。若华人情绪激动，便被丢到只有三平方英尺无窗的隔离室，也许会被关上好几个礼拜。在这种高压拘留下，华人自杀也屡见不鲜。

纪录片中提到了天使岛墙壁上的诗歌。它的产生实际上迫于无奈，因为移民局禁止岛上的华人们与外界联络，因此一些受过教育的华人便在墙壁上写下诗歌，或刻下诗歌。悲伤、后悔、愤怒，他们的情绪多种多样，那墙上棱角鲜明的笔画却也都写着同一个字：“苦”。

“漂泊虽云男儿事，奈何无罪入囚途。如天忏恨天天数，问句苍天知有无？”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今生不幸为华裔，忍辱含仇做楚囚。”

“留笔除剑到美洲，谁知到此泪双流？倘若得志成功日，定斩胡人草不留。”

2. 冰山下的半部华人史

追寻这几位中国幸存者的足迹，我们仿佛能看到背后缓缓浮现的华人历史。他们去往美国的原因到他们后来的去处与整个华人群体息息相关，每一个行动，每一个选择，每一条路，都与无数同胞共行。泰坦尼克号那晚的惊心动魄，只是他们在波涛汹涌的人生中某次被抛至浪尖的时刻。

（1） 淘金热与铁路劳工

幸存者们并不是第一批想要踏上美国土地的华人，但在他们之前的华人也并没能得到什么好待遇。他们聪明勤奋，用中国浇田的古法制作矿井中可以用的省力工具，安静不爱闹事，也很爱干净。但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仅从《美国华人史》中的寥寥数语便可一探究竟：“屡屡有白人矿工烧毁华工帐篷与采矿设备，甚至将满载着华人乘客的马车推倒……华人遭伤害、打劫与谋杀，更别说那些比较不严重的罪行……只因没有白人会为他们出庭作证。就是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了 “a Chinaman’s chance” 这个词组──意思是根本没什么机会可言。”

出于对修建横贯美国大铁路的需求，中央太平洋公司广招劳工。他们起初尝试以高薪吸引白人劳工，但招来的大多不够稳定可靠。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广大华人劳工，他们薪水低于白人劳工，伙食自理，数量众多，可以说便宜好用。且他们遵守纪律，学东西也很快，很快成为铁路工主力，直面悬崖峭壁和极端天气，无数劳工死于修建铁路途中，平均两英里便有三个人。然而他们的贡献被刻意遗忘，在竣工时著名的金色道钉合影里找不到他们，且很多人在竣工后立刻被太平洋铁路公司违背承诺解雇。

“金色道钉”竣工合影

（2）《排华法案》前后

由于《排华法案》，这些幸存者没能踏上美国的土地，而是辗转前往古巴。

《排华法案》的产生，源于当时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排华情绪。1870年代，由于美国的经济萧条，华人成为发泄的替罪羊。白人劳工认为高失业率是由于华人与他们抢饭碗，他们也认为华人将自己的收入寄回国内导致美国资金外流。鉴于华人面貌语言等与当地人的显著不同，对他们的妖魔化也是非常容易的。这种情绪最后发展为付诸于行动的排华风潮。一次华人内部帮派冲突中，一白人警察受伤，另一白人在去帮忙时在枪战中身亡，“华人居然敢开枪伤害白人，这无法无天的行径令人震惊不已，所以我们才会聚集在中国城，愤怒咆哮…兴奋之余大家都感到非常愉悦…”“无辜的华人市民被从家中拖出，开枪打死或在街头动用私刑。他们把华人家中的金子洗劫一空，随意将民宅砸出破洞，在室内开枪”。

其他指控还包括华人引发了大多数社会问题，带来疾病，污染文化…这引起了华人的出走潮，但政客仍想继续赶走华人。于是，《排华法案》诞生了。它由加州参议员约翰米勒提出，他呼吁其他议员保卫“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使其免受坏疽似的东方文明的污染或混杂”。《排华法案》的通过，助长了美国各地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包括纵火、杀人等，且这并不是结束，只是开端：美国继续通过法律从各方面限制华人的生活。Chae Chan Ping案中，判决书表示：“这些人虽然住在美国，但无法融入我们，所以有损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将他们排除是必要的……”

不过，所有的仇恨，与因此而生的暴动和法案，似乎都忽视了华人驻扎于此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贡献，或是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厌恶和戏谑的姿态一笔带过。一位麻州参议员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反而招致猛烈的大肆批判。

（3） 一战华工

一部分幸存者辗转于船上，先后在一战二战提供后勤服务。除了他们，一战时期，曾有十四万名（一说二十万名）中国劳工在英法两国战场上劳作。这是当时的“以工代兵”计划，尽管说好华工们主要负责搬运、修路等远离战场的体力劳动，但其实华工们由于吃苦耐劳，能力优秀，很快开始负责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

《百年历史终须记，一战华工不了情》

华工们都戴着刻有编号的铁手环，与任何身在异国的华人一样，他们也免不了遭受歧视，被戏称为“Chink”或“coolie”（苦力）。当然比起称呼上的蔑视，他们的待遇也比较低。华工们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战后，他们在战后仍然负责清理炮弹、战场尸体，许多华工就此倒下，埋葬他乡，尽管他们在军营中时常表露思乡之苦，但这辈子他们没能再有机会回去。剩余华工大多在战争结束后被遣返，少数留了下来。

一战华工

法国华工墓园

（4） 驱逐

一部分中国幸存者去往英国，成为了服务于船上的船工。但由于排华情绪，他们的命运仍在起伏。有人病逝在伦敦无名墓，有人继续登船，漂泊流离。

导演访谈中，他同时提到：

英国政府在二战后遣返了大量华人海员，且对此一直三缄其口。是那些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的后代坚持寻找，才令这件事情揭开了冰山一角。

《直至今天，许多英国人还在寻找他们的中国父亲》

然而战争结束后，华人水手们再度“不被需要”，他们被视为某种不安定因素，被强制逐出英国。尽管其中有些人已经在英国成家，而政府宣称有家庭的人不会被驱逐，资料仍然显示，成立家庭的华人海员也一样被强制驱离英国。许多人没来得及告别就匆匆离开，而留在英国的母亲和孩子饱受异样的眼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但没人向他们表示抱歉。

3. “天高海阔浪波波”

泰坦尼克的经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以方荣山为例，他原本是想与伙伴一起去美国做生意，但即使在他后来辗转前往美国后，这愿望也未能实现：沉船当晚遇难的两个中国人，正是他未来的生意伙伴。在他后来的日子里，他仍然喜欢穿着西装。

方荣山一辈子没有向身边的亲人提起这段经历，以至于他的后代都不知道这件事。而他缄默不言的原因，又是另一个华人生存状况的注脚：排华情绪仍然存在，甚至是时时存在，而对于中国幸存者的污名化也喧嚣尘上，唯有选择沉默。

泰坦尼克只是这六位幸存者坎坷路途的小小缩影，而这六位华人的经历又是无数华人同样被弃置遗忘的历史痕迹的缩影。然而在华人漫长而艰苦的路途中，我们看到哀痛愤怒，血泪不公，却也有在那样的图景下让我们万分惊异的东西：在天使岛的二百余首诗中，竟也有这样的诗：“雄鹰亦易训，能屈亦能伸，也历千年劫，曾困七日陈。伟人多本色，名士乐天真…”而在方荣山写给国内亲人的信中，我们都看到了那首诗：

天高海阔浪波波，

一条棍子救生我，

兄弟一起有几个，

抹干眼泪笑呵呵。

苦难的道路上，他们在血泪中，于黑暗里，为自己留一线光。打不死，活下去，他们存在过的痕迹，他们用力活过的证明，所有的不公，愤怒，抗争，血汗，尽付笑与泪中。

非常非常感谢罗飞导演，感谢施万克，感谢整个团队讲述他们的故事。导演在访谈中说，施万克常说“只要最后一个知道他名字的人还活着，一个人就从未被真正遗忘”，这同样也是纪录片的宣传语，“不曾提起，不再忘记”。如果说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让多一个人见证这段历史，那么我是那“多一个人”，我希望更多的人都来做那“多一个人”。

多一个人记得他们如何活过，他们便更长久地活着。

2021年4月17日

铸

参考资料：

《美国华人史：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初，一百五十年华人史诗》张纯如

《枕底无花梦不香：天使岛中国移民的诗歌与历史》麦礼谦，林小琴，杨碧芳，荣立宇

走近一战华工后裔,追寻14万华工的背影：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1/09/c_1123686940.htm

百年历史终须记，一战华工不了情：http://www.chinaqw.com/hqhr/2018/11-11/207871.shtml

探访法国华工公墓：http://xinhua-rss.zhongguowangshi.com/232/565101602328378433/5046813.html

直至今天，许多英国人还在寻找他们的中国父亲：//www.guancha.cn/StuartHeaver/2017_11_27_436580_s.shtml

浦之龙，寻找中国水手父亲：http://news.sohu.com/20060208/n241731214.shtml

专访导演罗飞：泰坦尼克号上有六名幸存者：//weibo.com/tv/show/1034:4626653650026611?from=old_pc_videoshow

《六人》预告片：//weibo.com/tv/show/1034:4626280856092836?from=old_pc_videoshow

Titanic: Searching for the 'missing' Chinese survivors：//www.bbc.co.uk/news/world-us-canada-56755614

Clipped From The Brooklyn Daily Eagle：//www.newspapers.com/clip/3466250/the-brooklyn-daily-eagle/

Documentary: The RMS Titanic's Chinese Passengers：//www.maritime-executive.com/article/documentary-the-rms-titanic-s-chinese-passengers

南京后窗放映专场。

一开始的时候困惑感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几个中国幸存者？在2021年回顾1912年的一场灾难究竟是不是一场挂着大IP的炒冷饭？在这样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候去研究几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是不是一场意图明确的民族主义宣传？这些问题并没有在观影的最开始获得解答，而是在过程中渐渐浮现。

探索“什么是真实？”本身是一场冒险。繁复的工作和研究员大量的研究，构建出来的是一个人真实的一生。一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灾难，仅仅是一个人一生中的一次波澜。在那场灾难之后，幸存的中国人经历的是更加无法抵抗的困境。中国人的身份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障碍，民族和肤色成为了更坚固的冰山，哪怕刚刚经历一场海难，他们依然被送上海面，客死他乡、流亡海外或放弃自己的名字，甚至不敢和亲人吐露真言。几个几乎辨认不出的名字成为了真实的人，具体的人，直到今天才被人看见，被了解。而在这之前，他们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污名化、他者化，成为卑鄙的偷生者，肮脏的投机者，成为报纸的谈资，白人社会的廉价劳动力，异国他乡的流浪狗。他们被嵌套进各种各样的故事，成为工具和标签，成为各种各样的形象，而不是真实活过的人。

在电影的结尾，他们的后人和故事讲述者在海边点亮一盏盏灯，那些微弱的光亮在海面上浮浮沉沉，映照这逝去的生命真实存在过的光亮。

“我真的存在过吗？”

话语是叙述者的特权。在这个充满话语强权和他者化叙事的世界，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太容易被淹没。无论是研究员还是导演，探索这几位中国人的故事，是可敬的。导演在映后谈中说，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1912年，我们谈论什么样的人是好男人，50年代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和阶级问题，而现在我们看到了种族问题。这些问题无关于国家、种族或性别，而是关于人，一直都关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