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

（2016年11月20日，巴黎奥德翁地铁站，全场掌声后，人们并未像往常一样匆匆离开影厅，久违了，伊朗片。）

“为什么伊朗电影都这么好看？”

“因为女主角漂亮。”

“我呸，你就知道看美女。说真的，你觉得《嫖客》这部电影好看在哪呢？”

“首先确实是女主角漂亮，你看，海报出来时，我就被那圆润得无暇又饱含忧郁的肖像给吸引了。塔兰（Taraneh Allidousti）作为法哈蒂的御用女一号，虽然没有在《一次别离》这部作品中出现，但从《美丽都的孩子们》到《烟花星期三》，再到《艾莉》以及今天的《嫖客》，一个青涩小女孩变成了优雅坚韧的女人啊。即使化妆师极力在隐藏她那已经有点水桶腰迹象的身材，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伊朗演员擅长的眼神上，但不得不说，整个电影的戏剧性效果太强太有力了。”

“我觉得这和导演用了剧中剧有关系，你看，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成了艾马德和哈娜，德黑兰教师、戏剧演员，一对典型的伊朗布尔乔亚夫妻，这条主线的隐喻和镜像，开头从剧场的道具亮灯开始，到结局以夫妻俩丢了魂、熄灯结束，还有中间穿插的把剧场和现实两个空间的交汇，都是虚虚实实，让人完全投入到剧情中啊。”

“对，不过我觉得剧情之所以打动人，关键在于情绪的细腻和微妙，我坐在那，竟然有在剧场看话剧的感受！演员的铿锵，台词的文学性，都狠狠穿透时空，即使情节只是生活里的普通事件，但导演能营造出如此强地现场感，我觉得他以及演员们的肯定是有话剧功底的。”

“还有音乐，伊朗的音乐多么好听，除了夫妻带着同事的小正太在厨房吃饭时放的音乐有非常强的阿拉伯风情外，其它曲子基本能让我们忘记它的形式，直接跟着情节里设置的情感走啊。”

“你说到情感，我觉得电影成功吸引人的更深意义在于，它触发了一个古老的主题——羞辱。艾马德在妻子遇袭之后，为何不去报警而处心积虑要找到袭击她的人，是因为留在现场未用的避孕套和钱羞辱了他，因为他的妻子被误认为前房客–一个妓女，这伤及了他作为伊朗男人的自尊心。这在厨房中，当他得知妻子做的晚餐是用他藏在抽屉的这些钱买的，马上从喜悦转而愤怒进而让大家不要吃饭可见一窥。让嫖客，一个马上要嫁女儿的面包店老板，最后苦苦哀求男一号不要告诉他的家人，尤其是嫖客的妻子，也是因为这对于他作为家中顶梁柱和三十五年结发荣誉的羞辱，他即使在外嫖，而误伤人妻，他可以下跪，可以忍受被禁闭半天，可以道歉，但不管怎么样，不能让妻子知道，那对他的荣誉是羞辱。”

“所以哈娜用分手的辞令，想让丈夫结束这一切，因为她不想看到一个家庭的破碎。即使最后面包店老板还是因为被艾马德关在门里的一个巴掌和还回的避孕套与嫖资而幻灭，导致心脏病复发被送上救护车。”

“这相对于在人家妻女面前当面揭穿，要轻很多，但老板还是承受不了。面包店老板的妻子的肝肠寸断哭嚎和女儿可怜的哭声最能代表这种男权的羞辱的代价。最后艾马德和哈娜坐在化妆间貌不合神离，代表了悲剧收场！”

“诶，这就是导演和演员的高明，用看去无聊的生活主题，而不用说教的形式，呈现出两个不同阶级、不同代际的男人，本质上有一点是一样的；作为男人，在女人目前的自尊和面子。我认为这才是隐藏在背后真正的主线，这个古老的话题才能剧情高潮迭起并且不断衍生出细腻的情感冲突，正所谓欲罢还休、欲罢还休！”

“导演主题很清晰，米勒的美国话剧，剧场上工地脚手架的装饰，以及生活场景中各种焦虑和破败，他想说一个想融入主流世界、需要进步的伊朗，而在这种可能带来社会革命的现代性中，首先要革的是古老的男权啊。”

《推销员》的整体镜头语言，调度，构图，运镜，基本上都与法哈蒂的《一次别离》相似，但在整体观影节奏和冲击力上却略逊一筹。

看得出来，法哈蒂导演的整体风格应该是建立在于新现实主义叙事的基础上，那种对生活本真的追求，对细节的把握和使用，对演员表演的调教，都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调度和运镜很平稳，没有明显的风格化手法，也没有使用技巧性很强的手段，只是偶尔使用手持镜头拍摄增加故事的真实感。

我最欣赏的，还是导演对剧本的打磨。无论是《一次别离》还是《推销员》，剧本的铺陈，人物性格的建立，故事线的讲述，都非常老道，既不会显得过于细碎，变成话唠型叙事；也不会可以简化或隐藏人物动机的建立，整体上他对故事性和冲突的把握都显得对观众非常友好，不会存在像程耳导演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讲“这是拍给下世纪的人看的电影”的别扭的感觉。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导演是一个倾诉或辩理更强于表现的人。他更希望输出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一种情绪。

法哈蒂的电影，我只看过这两部，但从这两部中，我也能勾勒出导演的人物肖像。他大概是一个中产阶级，文化人，文艺素养很高，但不乏理性。他处于伊朗这种宗教和世俗化并存且不存在相互碾压的社会中时，可能会时刻有格格不入之感，一方面中产阶级能够保证自己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能够更进一步的追求精神世界的完满，因此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西方流行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熏陶；但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出身及对底层的了解和理解，他也能感受到伊朗在世俗化过程中西方现代文明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带来的种种割裂与苦痛。强大的宗教和社会世俗伦理使得他潜移默化的认同它们，但对于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对于个人价值的认同使得他又很难接受传统世俗社会下的种种约束和伦理。

电影中，丈夫尹麦德教授文化课，是中产阶级和伊朗文化阶层的代表。遇到老婆被性侵的事件，一方面他能够理解并体谅老婆蕾娜在遭遇祸害之后的种种反应，并没有大男子主义式的爆发，将怒火发泄到失去了贞操的女人身上。但另一方面，他听到蕾娜用嫖客的钱做了吃的时候，又忍不住恶心，本能的反感这种玷污和羞辱。他第一反应是西式的，要追责，通过警方破案这种正规途径；在遭遇了老婆的冷遇时，又能理解并认同希望事情过去，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中来的观点。但在学校的迁怒的表现，暴露了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是很能理解蕾娜的立场和想法的。她知道伊朗社会的现实，害怕邻居说三道四，害怕众目睽睽，希望事情早点过去。在经历了无法接受的挣扎和痛苦阶段后，她以现代文明的观念克服了传统伦理的束缚，希望忘掉过去，重建未来。小朋友的到来，即代表着她对新生的渴望和憧憬，也意味着她重心的转移。但她老公尹麦德在被羞辱之后的表现，让她眼睁睁看着自己和老公两个人在这种世俗复仇的故事里越陷越深，越来越纠缠，最终导致了令人心累，无可奈何的境况。她的原谅，并非真的原谅，只是放过自己，放过这件事儿，想要尽快忘记这些痛苦的表现。

丈夫的复仇遭遇一个一时鬼迷心窍的忠诚老公的设定，仿佛他一拳打在棉花上，郁闷吐血却无处发泄那种愤懑情绪。之前丈夫在检查电话录音时发现剧团老板的出轨和嫖妓，之后找到行凶之人又发现一个老实忠诚的丈夫同样嫖妓和出轨。无论是中产阶级的男人，还是底层的男人，都无可避免的变成出轨的人。伊朗男人既有非常强烈的对女人贞操观的控制欲，又在现实中不断的出轨和不忠，这反映了伊朗社会在世俗化和宗教冲突中的割裂。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无法让那些男人认同，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又无法深入他们的骨血，所以面包店老板才会在最后非常担心事败以至于心脏病突发，而尹麦德也愤懑的大哭。

戏中戏的设置，一方面为丈夫的情绪提供了出口，另一方面，可能表现了主人公的困境，但感觉与本身的故事没什么互文。前面建立了人物对妓女的讽刺，只是为了后面引出小房间里缺席的那个人。红衣带娃女郎的人设功能性也太强，没有非常大的价值。起初还以为是红衣女郎就是那个妓女，与导演有一腿，带孩子住在那儿。但小朋友的表现好像也否定了这一点，那设定一个爱美的女人带娃做妓女的批判性表现在哪里？价值是什么？都没有讲明白。其他邻居，学生的人设也都沦为功能性人物，没有办法在主人公心境变化，行为变化时产生足够的影响。

镜子的意象出现了几次，应该是隐射人物的道德困境，人物困于自我之中，很难出来。裂开的楼，拆迁也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新与旧的冲突，但更多的内容，我也没看太出来。总体来说，由于故事性太强，矛盾设定的过于明显，以至于我很难再给予更多的期待。此外，从《一次别离》开始，感觉法哈蒂太喜欢开场就建立一个强动机，再在这个动机中设定一个人物的强力转变动机。《一次别离》是开场离婚，中间是保姆摔倒。《推销员》是开场为搬新居设定了拆迁，中间是强奸或性侵。这种设定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过于强的矛盾和冲突，会减弱故事的韵味，削弱人物弧光的闪现，降低对后续剧情的期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顾客友好的。反正出什么事儿都告诉你，你自己就会建立好人物小传，在脑海中设定好故事，如果有翻转，就会显得冲击较大。

表演部分很精彩，没什么问题。就一个想说的，伊朗美女真美啊，太好看了，尤其是女主，太像佟丽娅了，有一种杨蓉和佟丽娅合体的感觉。

如果有一条电影的光谱，一头是纯粹的梦和幻想，是脱离了现实的狂想曲（《速度与激情8》肯定远远越过了这一侧的边界），另一头是未经雕琢的现实，是纯粹彻底的真实，那么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肯定处在光谱真实这一侧很临界的位置。他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获奖电影《推销员》就像一道棱镜，折射出当代伊朗社会在性别与宗教、传统价值和世俗主义方面的微妙之处。

看《推销员》的过程既像一场旅行，让你深入伊朗这个国家内部，又超越一般旅行的走马观花，它是一次社会调查，让你掌握社会现象背后的纷繁复杂的真实。银幕上上演的故事，就像剧中的话剧一样，高度浓缩了这个社会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大量真实元素。

真实的故事一般都有同一个特征，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主人公也不是英雄。《推销员》里的故事，在全世界的警察局里每天都会登记上千上万起：一对夫妇新搬到一间公寓，丈夫不在家，妻子在洗澡时受到陌生人的“袭击”受了伤，但伤势不重。放在一个“正常”（更理性主义）一点的国家，这样的事到警察局报个案，警方调出摄像头再询问几个证人，很快便能破案，该抓人抓人，该赔钱赔钱，事情很快就了结了。何况，事故中妻子之所以受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外，都不到刑事立案的程度。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放到伊朗这样一个社会，却产生了高度戏剧性的结果。

故事开始得就十分戏剧性：凌晨天还没亮，一幢公寓楼里的一大群人惊慌失措，东奔西走，有人大喊“快走！楼要塌了！”男主人公Emad和女主人公Rana就在人群之中。就在观众揣测是不是发生了地震时，摄影机缓缓地推出窗外，对准楼下，原来，一架挖掘机正在底下施工。

电影展现了慌乱的人群、开裂的墙体和正在进行的施工，却没有告诉你这仓促和混乱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切，都营造了一种不安全感。灾难(可能是外部的危险，也可能是内在关系的破裂)正在临近，推动它的力量却不为人知。

随后，Emad和Rana搬到剧院的朋友Babak租给他们的一间公寓——电影中那起伤害事件的发生地。不寻常的是，以前的房客是一个妓女，她虽然搬走了，但留了一堆行李在公寓里，房东保留了一个上了锁的房间给她堆放这些东西。

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出现在电影里，但她却是电影中的重要角色。因为她，她的职业、交往和德行，是整个这件事情的起因。

同样没有被正面表现的是“袭击”的经过。楼下门禁的门铃响起，鉴于刚刚搬来，Rana想当然地认为是这时候应该回家的丈夫，没有询问就开了门，还把房门开了，随后走进浴室。镜头不寻常地对着虚掩的房门盯了15秒左右，随后切换到了Emad回家发生事件现场的情景。

在电影里，事件的经过就像侦探推理小说的情节一样，是经过邻居的描述（可能被夸张）、Rana的回忆（受到惊吓后可能很模糊）和“袭击者”的讲述（可能不坦白）拼凑出来的。

邻居口中：有个男的在楼上大叫，不是普通的喊叫，是哭嚎。我先生还以为是两口子吵架呢！然后我听到“当当当”的声音，当我们下楼时只看到有个人跑到街上。我不知道他的脚怎么了，路上到处是血迹，随后上楼看到你夫人失去意识倒在地上。

妻子口中：我给头发打香波时发现有人进来了，他从我身后摸了我的头发，我还以为是你。然后我看到他的手，之后我就失去了意识。

“袭击者”口中：我在你家一共才待了5分钟不到，我进去时看到屋子里没有人。我到浴室门口时试着叫她（以为以前那个女房客在那里）。结果她大叫起来，然后我就跑了。跑到半路发现脚在流血，可能楼梯上有玻璃。

与那个身份暧昧的女人从未出场一样，这起事件没有被正面表现也是导演有意为之。一切具有道德模糊性的人或事，都是处在犄角旮旯的，没有被亲眼见证的，它们的争议性也正是来源于此。女人所谓的“不三不四”和事情的“不清不楚”，提供了话题性，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的对象。这种不在场带来的模糊不清，成了人们道德偏见的起源。

虽然仍有很多细节不清楚，但基本可以确定：后来Emad找到的那个老人不是一个故意袭击人的罪犯，但他和那名妓女保持着长期关系，在本片的社会背景中，是一个生活不检点、道德有问题的人。此外，推动后来剧情发展的是这个事实：在老人闯进浴室时，Rana裸露的身体被一个陌生男人看到了。Rana的精神恍惚，人们的议论纷纷，丈夫Emad的愤怒都是因此而起。在伊朗这样一个充满禁忌的伊斯兰社会，它关涉到的是女人的羞耻问题。

在伊斯兰国家，女人的羞耻感总是会让人想到和缠头巾、蒙面纱，把女人和男人隔离起来的深闺制度（Purdah system）。这项制度起源于宗教，但电影没有从宗教的语境来讨论羞耻问题（那会是伊朗电影审查制度中的禁忌），但离开了这个语境，电影中的很多细节便理解不了。

我在印度旅行时，见到很多从头到脚蒙着黑衣、黑布，只露两只眼睛在外面的伊斯兰教女人。她们中许多都很年轻，走路的方式轻快，出入于购物中心等现代的场所。我还发现，有些女子在一袭黑衣外面还背着MK等奢侈品牌的包包，格外显眼。虽然我也像大家一样，对伊斯兰教的深闺制度有所耳闻，但在我印象中，总是把它和不发达、落后地区联系起来，从没想到这么古老的风俗可以和最最时尚的挎包同时出现。我的所见让我思考它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扎根、演变，又是如何作用于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

我所读到过的对深闺制度最富戏剧性的描述出现在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中。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那也是一个深受伊朗文化影响的地方），地主的女儿纳西姆生病了，地主找了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医生阿齐兹为她治病。为了不破坏深闺制度，又治好女儿的病，他在一块床单上剪出一个碗口大小的洞，让两名女仆扯起床单挡在医生和病人之间：需要检查哪里，那个洞就移到身体的哪个部位。在那一年中，纳西姆生了几十场病，每一次地主都通过这种方式邀请阿齐兹医生来给女儿看病。

身体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暴露到什么程度，从来只是一个观念问题，而羞耻，也只是一个观念问题。这些观念背后的价值，构成了特定文化存在的基础。生活在这种特定文化中的人，他们的思考方式、看待别人和世界的眼光、行为方式都逃离不了特定的模式。对于严格遵守深闺制度的女人而言，把身体不该暴露的部分暴露给陌生人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还是那位纳西姆，后来成了阿齐兹医生的妻子。婚后丈夫跟她说，以后去外面不要戴面纱了。纳西姆惊慌地说：“什么？你要我在陌生男人面前光着身体？”

“你的衬衣把你从头到脚到膝盖都包着，你的外套一直挂到脚踝以下，只有你的脚和脸露在外面。夫人，难道你的脸和脚也是淫秽的吗？”阿齐兹医生问。

“他们不止看到那些（脸和脚），他们会看到我最深最深的羞耻！”纳西姆悲叹道。

我们知道，在1979年爆发革命以前，伊朗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伊朗的亲美国傀儡政府一边卖石油发大财，一边引入西方的价值观。在1930年代，政府甚至强迫伊朗妇女放弃深闺制度。政府的腐败、社会道德的滑落，加剧了普通民众的不满，同时也因为伊斯兰信仰在民间有非常深的基础，后来爆发了伊朗革命，在法国流亡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国，于是出现了电影《逃离德黑兰》中的那一幕，世俗主义和西方的公司、机构一起被驱逐出去，政权和宗教再次结合，伊斯兰价值被复兴，伊朗重新回归“信仰的社会”。直到今天，伊朗还是崇尚伊斯兰价值的极右翼政府在掌权。深闺制度在伊朗并不像在南亚那样严格（最严格的莫过于阿富汗），出现在伊朗电影中的女性虽然需要围头巾，却不需要戴面纱。

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宗教和文化习俗为背景，Rana的身体在浴室被陌生男人看到这一事实严重触犯了这个社会的禁忌。

放在世俗社会，出现这样的事件，第一想到的是向警察报案，让社会的公共服务机构来解决。但Rana选择了不报案，原因是她无法在警察面前说这些（难以启齿）的事情。

实际上，不止在警察面前没法说，关于浴室的细节就是在丈夫Emad面前也无法细说，电影中Rana的回忆就非常简略。而丈夫，也只是在妻子拒绝去警察局时，看似不经意顺势追问了一句，“难道发生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吗？”

不仅如此，事情的每一次扩大（被更多的人知道，从邻居到朋友，到剧院同事），都会引起Rana的神经紧张。他们怎么知道的？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知道？久而久之，Rana变得神经衰弱，无法一个人呆在那间屋子里，她最忍受不了的是别人的目光——甚至忍受不了她在舞台上表演时观众的目光。

从事件发生开始，一直到电影临近结束，Rana的造型始终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头上缠着白纱，脸上那道伤疤就像“红字”一样，仿佛给她打上了耻辱的印记。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印度宗教时说，当一个高种姓的印度人碰到“不可碰触者”（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就会受到仪式性的污染。这种污染和卫生学、环境学没有关系，而仅仅是因为神圣的宗教经典中规定了他们是不可接触的。Rana也一样，她的身体创伤远不及精神创伤，远不及自己被“仪式性”地污染后带来的羞耻感。

不仅Rana被污染了，是与那起事件有关的一切也都被污染了。首先是那间浴室，成了这家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最突出的那个“袭击者”留下的钱——Rana误以为是丈夫放在那里的，用它买了东西。晚上一家人吃饭时才搞清楚钱的来路。Emad立刻说，不要再吃了。如果仅仅是想以后归还，按照货币一般等价物的属性，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些钱来还。但就像我们通俗点说的那样，“来路不明的钱是脏钱”，Emad和Rana认为不仅钱是脏的，用它买的东西也是脏的，吃了这些东西的人会受到更深的污染。

如果电影对羞耻的探讨就此而至，《推销员》最多也就是一部好的伊朗电影，但它却是一部真正的好电影：它的眼光不仅仅止步于特定的文化，从这种特定的文化中还可以见出普遍的人性。

电影中的Emad是一名大学教授，但他和Rana还同时在一家剧院演戏，在电影中，他们排练和上演的是阿瑟·米勒的名剧《推销员之死》。导演法哈蒂说，《推销员》里的主要情节在拍摄前好几年他就想出来了，但直到确定男女主角应该是戏剧演员之前，他始终认为电影的内容不够。本身就是戏剧专业出生的法哈蒂重温了让·保罗·萨特和易卜生等大师的作品，最后找到《推销员之死》，终于发现“它是一个礼物。”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戏剧之一，《推销员之死》普遍被认为展现了美国梦的破灭。但作为这部电影的戏中戏，它最关键的元素是主人公威利的性格，以及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社会的另一种羞耻观。威利认为推销员成功的关键是他必须讨人喜欢——“受欢迎”，而他的性格中恰恰缺乏这样的品质。“受欢迎”意味着他在乎的是别人眼中的自己。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宗教国家还是世俗国家，只要人们的自我认知和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眼光中，羞耻感就总是会存在。“就因为我是个（不成功的）推销员，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琳达！”Emad扮演的威利在舞台上喊道。威利最后的死亡也和他无法忍受失败（不受欢迎）带来的羞耻感有关。通过嵌套的故事结构，《推销员》把对羞耻感的探讨延伸到了国境线以外，超越了特定的文化范围，上升到一种人类普遍的文化心理。

在呈现特定的文化观念时，导演展现了背后复杂的矛盾和人性的冲突。电影中的人物与其说拥护这种禁忌，不如说他们的行为不得已必须参照特定的文化模式。“这些人应该带上链条去游街，羞辱他们。”电影中的邻居不假思索地这样说。而Emad的行为完全被这样的复仇愿望所主导：他要让老人的劣迹暴露在他的家人面前。对于羞耻，最好的还击方式是让对方遭受同样的羞耻。

矛盾的是，电影在很多地方暗示了那些表面上没有犯罪的普通人，让他们保持不羞耻状态的道德感本身就很可疑。最突出的是同事Babak，电影在很多地方暗示他也和那位妓女有染，只不过没有被抓到（Emad或许觉察到了这点，在一场演出中借威利之口对扮演另一个角色的Babak破口大骂）。Emad也是，他肆意翻看学生手机，还利用一个学生家长的警察身份调查货车来源。这两者本身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入侵——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最后，是那个“袭击者”本人。他是一个可怜的老人，同时也像Emad和Babak一样，是有着道德瑕疵的普通人。

电影没有批评或者想要惩罚里面的任何一个角色。每个人都值得同情：他们的行为不得不遵从一定的文化规范，这些规范多多少少会和人性相冲突，他们的悲剧也来源于性格的弱点。

在电影最后的悲剧中，观众不知道心脏病发作的老人有没有死去，也不知道Emad和Rana有没有挽回他们的婚姻。不过，我们仿佛看到了另“一次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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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我想起了Legal high 的中文译名“胜者即是正义”，大抵我的思想较为偏激，即使最后老人心脏病发作生死未卜，我依然认为伊玛德并没有做错什么。

男主伊玛德乍一看觉得是一个有男子气概但又不失风度的人，而情节后续发展表明人无完人，在同事、邻居重重的洗脑提示下，他决定势必要找到凶手。不是说不应该找到凶手，而是出发点应该是为了妻子拉娜，而不是仅仅因为他人的非议。而对于后面他对于老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言语上的冒犯也没有武力上的威逼，除了最后那突然的一拳，我在屏幕前也被吓了一跳，何况是那么一个患有心脏病的老者。

《推销员》的名字我一直没有get到与故事主线有什么关系，不如可以叫做“妻子的秘密”三俗一点的名字？年纪大ok，有心脏病ok，可是这样就算是弱者了吗？弱者犯错就值得原谅吗？那是不是说弱者杀了人都可以归作过失杀人呢？

老人到底进没进洗手间后来他自己承认了“我没忍住”呵，多么现实，就冲着这句话，我直接忽略了他的其他特征，不过是一个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罢了，无关乎年纪长幼？拥有着35年的妻子，大抵是真的有些感情，还会觉得羞耻。在我看来老人并不值得可怜，如果没有他出来ZJ这一举动，后面他的遭遇根本不会有机会发生，纯属自作自受，还是应了老话“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综上，你弱你有理？NO，永远不要以弱者为借口为自己辩白，那会使得本就不高明的举动更加的可笑，可笑的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