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花

电影《姊妹花》故事完整，以双胞姊妹截然不同的命运展现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 在农村生活长大的大宝，凄苦无奈；而城市中长大的二宝，嫁给了军阀做姨太，奢侈快活。当这两个看似再没有交集的姐妹命运交错，当冲突和矛盾在机缘巧合下一步步激化，再到所有的真相被揭开，一切回归平静，影片的故事脉络反应出了中国旧社会阶级间深刻的矛盾，揭露了现实，也反映了人们改变现状的迫切原望。但其中大宝将希望寄托在有钱人身上，以及甘于贫困的落后思想，也体现出时代思想变革的局限性。 影片故事情节矛盾大多借助一个“巧”字推进，虽脱离现实却一波三折；表演方式仍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基调；所展现的思想夹杂着旧民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将封建传统习俗和资本主义新派间的碰撞置于暗线，将军阀混战和民生疾苦放在主线，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又一重要矛盾，是社会重要的现实问题，这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次从荧幕上见到胡蝶，真漂亮。一人饰两角，天壤之别。一个是千金太太，一个是穷家妇女。一个演出娇柔尊贵不近烟火，一个演出困苦潦倒饥劳奔波。在三十年代就用“留景移人”的原始特效，真眼前一亮。大宝哄孩子的摇篮曲，颇有昆曲的味道～ 但片中无情节的心理活动的表情留的太多，且多半是特写。大宝的妈，宣景琳岁数太年轻了，语速过慢，很坠节奏。 片尾姊妹相见把高度提了上去，不仅质问穷人富人的不公天，又把“老老实实吃苦”受穷挨饿、“造枪害人”发洋财的现实问题直接逼问——“到底是我犯了法呢，还是你犯了法？” 又一升华则是“倒霉的是穷人，倒霉的还是我们女人呐”，借大宝之口，换位调置，靠身姿当上的官太太本也是苦人，若容貌两换，命运差矣，在当时背景下，更苦的还是女人。 不过结尾太迅速，姊妹和母亲上了车就结束了。意犹未尽。

前边都还好，看到后边太难受了。以下见解从个人理解出发，不可避免的带有偏激色彩。请酌情考虑看与不看。

在当时的背景情况下来看，说明穷人和富人两阶级的对立性，在这部片里以一种非可能的巧合性使穷人和富人在饭桌上来了一次对话；但是不可避免的是，这个片子太过于戏剧化，反而没有常理性，做了太太的二宝真的会考虑了解大宝和母亲的生活吗？一直都是穷人的大宝用讥讽的语气说出几乎是所有穷人想说的话，但这番话后果只会触怒到二宝和大老爷。现在这个世界，所谓的亲情在阶级对立里永远不可能实现。

《姊妹花》

年代：1934年

国家：中国

导演：郑正秋

主演：胡蝶、宣景琳、郑小秋

适宜人群：深度影迷

聊到这部电影时你可以谈论以下话题

中国旧社会的贫富差距悬殊，矛盾冲突十分激烈。地主阶级宣扬宿命论，让贫农相信贫穷是天生的命运，以此来维护其阶级利益。

导演郑正秋就把一个富人和穷人放到了同一个家庭里，用他们命运阴差阳错的走向，反驳了所谓的宿命论。

大宝和二宝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的父亲赵大私贩枪支事发，就带着女儿二宝逃奔异乡，后来把她嫁给了军阀钱督办做七姨太。

大宝则跟随母亲留在家中务农，后来嫁给了木匠桃哥。结果由于家里贫困、桃哥生病，只能出来做事情。谁知恰巧到了二宝家里，给二宝的儿子做奶妈。

大宝急着用钱，想跟二宝借钱，遭到拒绝，还被赏了巴掌。无奈之下，大宝偷了少爷的金锁，被小姐发现，推搡中，柜子上的缸掉下来，把小姐砸死了。大宝因此入狱。

这一系列变故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从一件事顺势推倒至另一件事，但终归是要表现出穷人和富人在各方面的巨大差距。

二宝身穿绫罗绸缎，大宝却破衣烂衫；二宝每天跟富太太们打牌，大宝却要为空了的粮食发愁。同样的年纪，又是一奶同胞，差别竟如此之大，带给观众深深的震撼。

所以尽管情节过于强调巧合从而显得狗血，但通过大宝之口，道出了当时贫苦人的心声：“倒霉的是我们穷人，倒霉的还是我们女人啊！”

这部电影是郑正秋后期的代表作，根据他的话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是他“走上前进之路”的标签。

“电影皇后”胡蝶在片中一人分饰大宝和二宝，把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身份特点演绎地淋漓尽致，备受好评，影片也票房大卖。

全片最精彩的部分是这两处

亮点1

第37分钟，这是成年后大宝和二宝的第一次同框，但胡蝶一人分饰两角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则带给观众更大的好奇心。

其实这就是后来常用的合并底片处理，摄像机不动，让演员做两次表演，再把底片从中间剪开，各自拼在一起。

只不过这样的处理必须得让演员处在画面两侧，彼此之间不能有互动。近些年有了电脑特效，就方便多了，比如《影》中的邓超。

亮点2

第61分钟，电影的高潮部分自然是这一家子相认的场面。大宝见到妹妹二宝，自然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受苦的那个偏偏是我而不是她？”

原因则在于，大宝当时头上长疮，赵大嫌她不好看，所以她才选了二宝。“长得不好看的，就丢在家里不管；长得好看的，就卖给人家做姨太太。”

大宝质问二宝：“要是那时候我长得比你好看，不做活，也许我现在做人家姨太太了，你也许在我家里，做我的奶妈子了。”

不过好在电影给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尾，二宝良心发现，决定帮助姐姐大宝出狱。

在家庭伦理片的框架里内嵌了阶级对立的内容，以一对姐妹在穷人、富人不同阶级的命运遭遇批判社会贫富分化。全片情节结构紧密，在主线发展之外通过闪回方式补充人物背景、展示心理活动。大宝到二宝家做奶妈的巧合让两个主要角色命运交叉，并最终因为大宝借钱救济伤残丈夫被妹妹掌掴、偷金锁误杀军阀的妹妹、姐妹相认、二宝决定帮助姐姐求情中达到戏剧高潮。姐妹相认这一幕高潮戏拍得不算出彩，估计是技术原因，同一人饰演的姐妹的同框只能用中景模糊化处理，全片中姐妹同框场景都是以这种方式解决（尽管如此，这应该是当时很敢突破的拍摄技巧）。老母亲作为和事佬催化姐妹相认和解的功能角色，在其中穿针引线，镜头在母亲-大宝对话、母亲-二宝对话两个组合间切换，大宝和二宝间甚少同框和直接对话，无疑削弱了戏剧冲突和阶级对立的火药味。

胡蝶一人分饰两角（赵大宝、赵二宝）演绎一对双胞胎姐妹，全片三位女性角色，大宝最立体，母亲和妹妹二宝更多的是功能性角色，一个是催化剂，一个是矛盾对立面。胡蝶具有丰富层次的表演，为脸谱化的角色设定增添耐人寻味的思考。当大宝得知自己身世时，因为难以置信而陷入痴呆，继而失笑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我还有一个做官太太的妹，还有一个做老爷的爸爸。“接着大声失笑，自嘲，哭泣。老母亲在旁边不知所措，害怕好不容易与官太太二女儿相认，求二宝救姐姐的苦心，因大宝的失言得罪二宝而付诸东流。大宝勉强喝了二宝敬的酒，对妹妹二宝说：“太太，你敢敬你这位爸爸吗？要是那时候我长得比你好看，不做活，也许我在做人家的姨太太了！你，也许在我家里，做我的奶妈子！”接着站起来捂着被二宝打过巴掌的脸。因为现实状况，不得不求打过自己一巴掌的人救助自己，这本身就是屈辱，而这个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控诉命运不公、妒忌富人、不得不屈膝求人……种种复杂的情绪使这个角色充满人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