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 麻將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傻子。
——这年头要出人头地，要动的是脑筋不是感情，要想害别人，就害他动感情。
——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只要你去告诉人们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一定会相信你，这样我们不就发了！

看完麻将，杨德昌再一次奠定了在我心中华语导演No1的地位，虽然他的八部片子我至今只看过四部。杨德昌对城市认识之敏锐深刻，角度之冷静犀利，令人叹服。
早在1983年，罗大佑就在歌里唱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我们的小时候或许不会明白这句嘶吼的歌词代表了什么，可是现在，当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更多的人会明白这歌里所包含的无奈与悲怆，更多的人会对杨德昌电影里的台北产生深切的共鸣。

红鱼
红鱼就是他自己口中“最不要脸的国度里最不要脸的人”的最不要脸的儿子，四人集团的头脑。他自认为深谙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老爸，我太了解你们这群老XX了!他继承了父辈所有的虚伪奸诈和冷漠，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全台湾没有我搞不定的事。
在红鱼眼中，只有两种人：骗子和傻子，他骗钱的把戏是告诉别人要什么，他处事的原则是不动感情。
红鱼以为知道别人要的是什么，他信奉父亲的骗子哲学，他自以为看透了这人生，可是当他看到父亲与情人双双自尽倒在地板上，当他看到父亲终其一生追逐的即他现在正在追逐的一切变成了返璞归真后的虚无，当他看到父亲用死亡这种最决绝的方式来表示对一种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的渴求，而这种渴求，恰恰是他所唾弃所无法理解的时候，红鱼的信仰彻底崩塌。
看着父亲与情人的尸体，红鱼的困惑是在这个城市里，是否还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是亲情，爱情，还是理想，追求？或许，这已经不是红鱼一个人的困惑，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惑。更为悲哀的是，如果不是父亲用死触动红鱼，红鱼根本不会产生这种困惑，因为我们生来就认为金钱可以购买一切是理所当然的真理。
听着老邱继续兜售骗子和傻子的哲学，红鱼把这一切的困惑与不安转化为对这个社会的愤怒和怨恨，枪杀了老邱。
一声一声的枪响击打着你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孩子。这就是对我们冷漠无情的存在方式最致命的报复。
酒吧里回荡着那首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
在浮躁的城市，有多少人可以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背后看到人生原本质朴的面容，又有多少人可以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过后体味到人生本不该有的虚妄滋味。

香港
少年杀人事件里长大了的张震扮演帅哥香港，负责勾引女色，然后将其诱奸继而轮奸，满足小集团的生理欲望。
如同他充满物欲的名字，为了金钱，为了阴谋，为了自己和同伴的性欲，香港沦为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性工具。
为了实施红鱼的报复，香港又一次以性为诱饵勾引老女人安琪儿，却被安琪儿带来的一群老女人当成了享乐的性玩物。猎艳高手香港戏剧性地变成了他人的猎物。
面对三个老女人，香港突然伏地痛哭。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压抑漆黑的夜空。是屈辱，是悔恨，是报应，还是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最荒诞的注脚？

牙膏
坚信跟女人亲嘴会倒霉的牙膏，扮成小活佛，与人预测未来，通过制造不测加深人对他的信任，进而进行敲诈。
没有忧虑，没有伤心，没有恐惧，简单，暴躁的牙膏，比有头脑的红鱼更为可怕。因为他真正做到了没有感情，甚至没有了对自我的感情。
所以，牙膏刀枪不入，没有弱点。
所以，红鱼杀人了，香港崩溃了，只有牙膏留下来向更为年轻的一代人继续传授着他冷酷的方式。
是否，在这个物质与精神日趋分裂的城市里，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才是对自我最讽刺的保护？

伦伦
敏感善良的伦伦是这个昏暗冰冷的城市里一抹暖色。
在红鱼眼中，伦伦应该算是一个半傻子了。来台北寻找真爱的巴黎少女马特拉显然被划归为傻子。
伦伦不想看到马特拉被红鱼诱骗为卖淫女，私自将其藏在自己的家中，阴差阳错两人又被绑架。直至影片的结尾，失落的伦伦退出了小集团，一个人冲出房子寻找马特拉。回首之际马特拉款款走来，两个年轻人在台北灯火迷离的街头深情拥吻。
这是杨德昌给我们的两个傻子的胜利。
这是杨德昌给我们的最后一丝若有若无的希望。
拥抱过后的两个人何去何从，谁也无从知晓。
只是此时此刻的他们，似乎真的明白了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麻将
麻将是四个人的游戏。
片中的麻将搭子是红鱼，香港，牙膏和伦伦。
麻将是中国人的游戏。
一盏灯下，烟气氤氲，勾心斗角，消磨时光。片中的粗口连篇，生存哲学，虽在一海之隔的台湾，听来看来却依旧亲切熟悉。
麻将是个赌局，赌的是钱。
台北这个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赌场。经济起飞带来了无限种可能性，却简化了这种可能性的终点：金钱。夜色中，老骗子，小骗子，本土骗子，洋骗子，妓女，嫖客粉墨登场，机关算尽，嬉笑怒骂，只不过为了一个钱字。
麻将是一场角逐，是一场有游戏规则的角逐。
每个人都在猜测别人手中的牌，每个人都想知道别人要的什么。而真相却是：不到最后一刻，你不会知道别人要的是什么，你所能把握的只有知道自己要什么。
整部影片都没有出现麻将，却用麻将作为片名。
只此一个名字，便轻松瓦解了一个台北的繁华：别人要什么，你永远不知道。

城市化进程中的失落与反思
我一直认为，杨德昌的电影远远超出了对所谓残酷青春的刻画，而上升至对一段历史一种社会生存状态的剖析与反思。
在现代西方文明和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冲击之下，我们的民族正凸显出前所未有的新的危机。传统文化及其所依附的道德伦理规范被一步一步啃噬殆尽，对利益的赤裸裸的追逐失去了本该有的社会约束力；而新的文明却无法根除民族的劣根性和愚昧性，反而加深了生存的迷茫：不知道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台湾经济先于大陆起飞，麻将纵然已是1997年的电影，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恰显得合乎时宜。麻将这一场游戏，已不再是一场梦，而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残酷现实。
台北，北京，上海，香港，东京，纽约，当所有的城市都变成了一种模样，当所有的城市都带着一种表情，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使用英语就可以交流，无论白昼和黑夜，都是那么嘈杂和拥挤，充斥着生生不息的利益的气味。我们古老的民族，在接受了西方工业化文明抛却了五千年的负累之后，突然间失去了一个健全社会本该有的道德伦理防线，让所有的欲望长驱直入。
——贫穷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都很有钱，十年后这里可能会成为世界的中心，将来的西方文明将在这里繁荣。有趣的是历史的讥讽，19世纪是帝国主义的繁荣时期，21世纪也是那样。
杨德昌借一个外国人的口说出了他对一个民族命运的堪忧。我想，让巴黎女孩马特拉成为拯救伦伦的天使，或许表达出杨德昌对未来某种可能性的思考：我们能不能借助西方文明先进性革命性的一面来重新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文化？就像片尾马特拉和伦伦的深情拥吻，在全球一体化浪潮推进下，我们怎样才能寻找到与西方文明，与整个世界融合的契机？
可惜的是，杨德昌先生已仙逝。作为台湾电影一个时代的终结，再难有如手术刀般将社会层层剖开，血淋淋地给你看的华语电影，充斥人们视野的满是不痛不痒的娱乐片和偶像剧。我们的民族文化何时才能再一次迸发真正的活力？
爱之深恨之切，愿杨德昌先生死得瞑目，愿这个时代不辜负所有有识之士的一腔热忱。

（一）
麻将者，国粹也。先人们“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谈笑间，灰飞烟灭；活在当下者，“想摸个一筒，就是个一筒”，将绿色与人文进行到底；后继者，从小就在麻将桌下，鼻涕与眼泪起飞，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它成长在民间，游弋在历史的罅隙，闪烁于艺术创作之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与生与死、火与冰、血与泪、犁与剑一样并行不悖的是，每一桌麻将的如火如荼，每一桌人的呕心沥血。翻开历史长卷，自诩为“赌神”的李清照，逃亡途中，不忘带上赌具，在“易安麻将第一期培训班”的讲话中，无不痛心疾首地讲到，你们赌博为啥就不能像我一样精通呢?这是为什么呢？难怪《打马图序》会成为当年畅销书榜首。怎一个豪迈了得，梦回宋朝啊。

梁实秋在《麻将》中写到，“徐志摩就是一把好手，牌去如飞，不加思索。”可以想象，其在麻将桌上，轻轻地我“自摸”了，正如我轻轻地“放炮”了，在“杠后花”后，环顾四周，睥睨天下，大喝一声，“沙扬娜拉”。而胡适在其日记中接连三天只有孤零零地两个字“打牌”，直到第四日，幡然悔悟，“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俨然要三省吾身，可后面两天一如既往地打下去，或许只能用梁启超的“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聊以自慰了。怎一个可爱了得，梦回民国啊。

京城达人老六在《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中，有篇《关于麻将的记忆碎片》，用“行无忌、少年游、永遇乐、恨无常、迷离劫、踏莎行、煞风景、魂不归、常别离、有所思、大风歌、离魂月、贺新郎”将麻将场上的生态画像刻画得酣畅淋漓，那是一个还没被选秀和炒作占据人们视野的时代下的“这是他们的权利”的选择，在娱乐手段和物质资源相对贫瘠的情况下，在打拼梦想和挥洒激情之后的片刻放松，那也是一个堆砌和叩击理想的年代。怎一个迷人了得，梦回八十年代啊。

现如今，歌舞升平，繁荣娼盛，打打杀杀已经过时，那索性就在麻将桌上你来我往，持久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贯彻“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也算是对全民体育的另一种的遥相呼应。全民麻将，川渝人民尤甚。这里的国粹之盛行，三步一茶楼，五步一茶馆，父子兵，齐上阵，老婆女儿助威团，经常是打得那昏天暗地，日月无光，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眼看他放炮了，眼看他自摸了，眼看他回家要跪搓板了。在重庆，以“学习”、“谈心”、“交流人生”、“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为由，我终究被拉上贼船，成为“主修川麻，辅修重麻”的叱咤麻坛的常青树和圣斗士。

这终究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游戏，并没有赢家和输家，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赢家的话，那就是收取“交易费用”的茶楼老板了。当时的我，年少气盛，本着魔挡杀魔佛挡杀佛的精神，凡是接到牌局邀请，一概狂奔而去，慷慨赴局，无奈“技战术”稍逊一筹，总是大败而归，然后总结经验，只争朝夕，奋发图强。只到有一天，看到川姑娘桑格格在《小时候》赫然写道：他们也不是经常扰民，有时候他们会收集全班同学的橡皮擦，然后切成一副麻将，四个在后面聚精会神的搓橡皮麻将，整个教室就说不出的安静和祥和。

我不得不仰天长啸，我勒个擦，人家都是可从娃娃抓起啊，他们天生就是为打麻将而生的。然后只有黯然唏嘘：噫吁戏，少不入川，少不入川！

（二）
游戏也有厌倦的时候，不自觉间，伤痕累累的我已经在麻坛销声匿迹。它就像重庆的夜雨一样，不露痕迹，悄然无声，翌日的清新空气和被冲洗过的马路才见证了这一切，见证了那段疯狂的岁月。回头看，除了没心没肺，还有就是低落消极的情绪，迷茫纠结的状态，初涉社会的微小亢奋在麻将桌上被更大的虚无和荒诞所瓦解。

麻将是那么深入人心，在川渝，它似乎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对于麻将，无论是参与者，还是笑而围观者，都以自己的视野和视角在观察这被人类发明却反过来奴役人类的游戏工具。时评家熊培云从家乡人民打麻将中，看到了民主宪政的群众基础和曼妙风姿；小说家阿乙在《意外杀人事件》中自传性地写道，小小科员艾国柱在和副主任、主任、调研员鏖战一夜后，在换位子，掷骰子时看到了“极度无聊的永生”，决意出走；历史学家们挖掘出在军阀混战时，而军阀们的老婆们却在麻将桌上不见硝烟地厮杀，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圣诞节，英德两国士兵走出战壕，互换礼物，甚至兴趣盎然地踢起足球。

（三）
“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作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麻将是四个人的游戏，往往会因为一个莫名的由头，闻风而动，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这也间接证明了只要给予和释放充足的空间和时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便会蓬勃爆发。

在1996年，杨德昌导演就组织了这样一场麻将，他就像机麻正中央横躺着的两颗冰冷的骰子，转动，静止，窥视，无规则的转动透视着生命的无常和未来的无知，安详的静止和窥视去目睹生命个体的喧闹、挣扎和生存迷茫，以及城市和西方文明对人们生存空间的挤压，丧失道德，疯狂逐利，自我迷失。在这场麻将的盛宴中，有红鱼，有纶纶，有牙膏，有香港，他们在鲜艳嘈杂的台北上空，支起一桌麻将，坐守东南西北，乐此不疲地玩着游戏。

游戏规则的限制，这是一个四人的团体游戏。而个性鲜明的四个人，又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和不确定性。

红鱼，有自己成熟的战略理念和战术体系：（1）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傻子。（2）这年头要出人头地，要动的是脑筋不是感情，要想害别人，就害他动感情。（3）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只要你去告诉人们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一定会相信你，这样我们不就发了！这种战术体系全面、完善，进攻性十足，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尤其是对于个体观念淡薄的中国人来说，极具蛊惑力，撕去厚黑学的恶面，敷上成功学的温情面纱，贩卖丧失独立思考后的盲目顺从和引导，犹如真诚地去骗人的唐骏，犹如虔诚去骗人的李一。当然，好的战术需要坚强的执行力，这种战术的致命弱点就是贯彻和执行得不彻底。红鱼就是显然犯了这一错误，他张牙舞爪地质问着，“操你妈逼，这个时代，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与其说是他在质问旁观者，质问周遭，质问时代，倒不如说他在捶胸自问。他只是一个沉浸于自己设计的游戏中的孩子，父亲的死，让走火入魔的他有所清醒和动摇，而当这套战术体系的打击对象造成的技术性错误呈现在他面前时，他像个被自己操纵过的人一样，看到了傻，看到了感情，看到了自己的迷茫和困惑。于是，他毁灭了自己，在这个盛大的游戏还没结束时，他已经倒在麻将桌上酣然大睡。

香港，是认同红鱼这套价值理念的，也是坚定的不折不扣执行者，但是他没有红鱼理解得更加透彻和深远。他是“身体”力行，他在透支身体，他把自己塞进欲望的绞肉机里，让兄弟们茹毛饮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也是简单的，团体主义的归属感让他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里感动不在孤独，团体所移植的畸形的价值观被掩盖在兄弟义气和青春的不羁与放荡中，如果说红鱼还残存的善的信念是亲情的话，那么香港就完全沦为一个所谓的友情原教旨主义者。当他遇到一个犹如《出埃及记》中的超级邪恶的另外一个和他们理念和宗旨雷同的山寨般的“共产主义”非正式组织时，不知道是他惊诧得嚎啕痛哭，还是崩溃得涕泗滂沱。是的，我们一直在吞噬欲望，早上醒来，发现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欲望。在这场饕餮的游戏中，香港借故去上了个厕所，他再也没有回来。

牙膏，小活佛，如果说红鱼是这套理论的构建者，香港是一个积极的响应者，那么小活佛必将是发扬光大者，他会为了这套理论改造和武装自己，他坚信不疑，哪怕是这个理念在执行中的不顺利甚至要导致组织的破产，他也要力挽狂澜。他可以像日本的左翼共产党一样，与时俱进地微调和修改党纲，进行部分的去意识化，修改理念去迎合现实，他也可以像我天朝一样，将“初级阶段”、“特色”、“国情”悬挂于口，偷偷地改造自我去迎合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只不过令人失望的是隆胸失败了就不敢在做变性手术了。小活佛是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和他比，李一算什么，李一还有对我上山求道的无知女校友下毒手，小活佛都不和女人亲嘴的。当红鱼酣然大睡，香港嚎啕大哭，小活佛对影成三人，他攥紧了一张麻将，他是否能预测到下一张麻将？或许，他将马不停蹄地去奔赴另一个牌局。

纶纶，是被强行拉进这个牌局，正如梁实秋所说，“在三缺一的情形下，第四者若是坚不下场，大家都认为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对红鱼的这套理念并不狂热但也没有否认，但是其清澈的眼神是导演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希望，这也就注定其将背叛和远离这个群体和那套自以为是的价值认同。而要想让这个游戏更加有声有色，那么必然就少不了马特拉这样的“场外买马者”，让我们略感欣慰和温情的是，马特拉买到了纶纶。

（四）
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残酷青春，导演要表达和言说的东西，正如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和选择那样繁多和复杂。它就像个牌局，每一次随机的排列组合，和人为因素的见招拆招，使结果和未来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导演就像个程序化运转的麻将机，冷静地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导演的隐隐的愤怒青年和话痨的特征，在红鱼的运用自如的流利的国骂中显露无遗，他用的是动词“操”，更激烈，也更现代化，这或许也是和侯孝贤的区别，侯氏电影中更倾向于用“干”，更怀旧，更温情。

当红鱼的劈头盖脸的叩问“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时，我承认，给我带来的是似受虐狂般的快感，我希望他给我们指明方向和答案，但是答案却在风中飘。影片带给我们的最大意义直至内心，让你在犬儒主义的泥沼中停止深陷，让你在世俗的物质利益的追逐中放慢脚步，让你在无休止的考试和冗长的会议中顿生片刻思考和觉悟，让你在无关痛痒的纠结与焦虑中少点内耗和沉溺，让你更多地听从内心的召唤，该撞墙就撞墙，该跳河就跳河。

我知道，你们也是这样，80后的你们。当困惑和踟躇不前时，就对自己说一声，“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一如一年前，那个通宵之夜的奋战，夜雨，鸡鸣，拂晓，那把牌进行到三分之二，我一手好牌，张张惊艳，却忽然悲剧地发现少了张牌，蛋疼，手抖，面部微微抽搐，我喝口浓茶，点燃只烟，假装镇定，膀胱依旧鼓胀，幻想山崩地裂，期冀时光倒流，那一刻，我神游太虚，“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魔幻般地在我眼前的一排麻将上滚动，像打在电子屏幕上一样。那把牌最后被我通过有效的技战术规避风险了，但我以后也基本上淡出麻坛了。

伍迪.艾伦的哲学之形成肇始如下：我妻子请我品尝她首次所做的蛋奶酥时，不小心把一勺掉到我脚上，砸断了几根小骨头。而我的哲学也肇事于那天晚上。我也开始学会拒绝，学会自我审视，自我觉悟，自我约束，去做一个社会主义四有青年。多少次再从菜市场的机麻旁走过，重庆老头老太的松软的瘦骨嶙峋的手，在那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的骰子的舞动中颤抖，我都会心中暗暗对自己说，操你妈逼的，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哪怕是假装的。

我从没有打过麻将。不是自视清高，连大观园里的黛玉都会吆五喝六地猜拳行令，何况我这样泥捏的骨肉？只是觉得不过都是无聊时的消遣，暇时和朋友开开拖拉机也就够了，所以一直懒得学它。看了杨德昌的《麻将》，才晓得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麻将桌支起来，围坐开打，竟渐渐露出狰狞残酷的面目来，以人为牌，勾心斗角，欺诈利用，直至血肉相搏，生命尊严作了筹码，天地不仁，人早已互目为刍狗。这一局麻将，岂止搭上了几条人命？简直就搭上了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的美丽未来。

关于《麻将》的故事，看过的甚或打过、经历过的人，不会比我知道的少，用不着我再来清汤寡水地描述它的规则，它的开始、过程以及终局。我想说的只是从一个局外人的眼里看见的它的残酷和荒谬，那些起初以为一切皆在掌握中的人，旁若无人地坐下来，洗牌，摸牌，开打，结果却发现没有什么是自己可以完全把握的，这个世界的麻将游戏，冷冷地戏弄着每一个人，自以为玩得最溜的人，最后会伤得最深。

杨德昌的手术刀，又一次从最柔软处下手，几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台北暗夜的霓虹，青春伤口被无情地剖开，绝没有现在的都市人病态沉溺的暗地妖娆、诗意颓废，有的只是胎死腹中的童年，未曾绽放即已凋萎的青春，腐败的气息在夜风中悄悄传送。

那只是一群孩子，却要与成人世界游戏，并且自以为比所有的成人都知晓游戏的秘密，到头来，终有些无法了解的事横亘于前，那一张张年轻的脸，愕然，扭曲，绝望，只有靠暴力来寻找解脱，鲜血四溅，青春终结，这个社会的青春期一天比一天提前，直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已成年。而红鱼的那三句格言，将成为所有新人类新的圣经——

不要动感情，只要动脑子。要用你的脑子让别的人动感情，那他们只有听你的份儿。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如果告诉他们要什么，他们只会对你感激涕零，任由摆布。

世上的人只有两种：傻子和骗子。骗子骗傻子，傻子甘愿被骗。

可是，到了游戏的最后，红鱼自己都已经憎恨起这些让他成为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强者的教条，以及曾经把它们传授给自己的父亲，如果他知道谁第一个发现了它们，我想，在一声凄厉的长嘶中，他一定会用轰死邱董的那把枪，把那个混蛋打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世界毕竟不是钢铁丛林，在幽蓝冰冷的金属光泽中，有微弱的橙光在忽闪，等着与他们相遇，或者无情地掐灭它，在黑暗中无尽沉沦；或者小心呵护，终有一团火轰然亮起，照亮某个灵魂，或世上的某个角落。

牙膏是四个人中最为无心的一个，直接，嚣张，可是仅仅因为艾丽丝的一吻就气得暴跳如雷，再也不碰这个差点让她变“衰”的女生。感情在他身上是永远阙如的，甚至伤心，甚至恐惧，吝啬到不能够为自己付出。就是这样的孩子，游忍有余地骗人，却只是动物性地生存，连人最基本的心智都不具备，最简单的交流都不会。当电影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在明亮的街灯背后，刀枪不入的他又在向着装更为怪异、更年轻的同伴传授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

高大英俊的香港，正像他那个物化的名字，他本人已经物化为性工具，为了钱，为了报复，为解决同伴的性欲，四处下饵，以色相诱人，甚至不分男女。他总是成功，因为他的漂亮，也因为不动感情，他没想到的是，还有比他更聪明、更不动感情的女人，把他当傻子、当笼鸟来玩。面对那三个成年女子，香港伏地大哭，无助而年轻的声音穿透整个世界的黑暗，镜头在台北水泥森林的夜空盘旋，好像突然一脚踩虚，雁足空悬，17岁的香港要重新经历一片空白的童年。

如果没有父亲的跑路和死，红鱼应该会成为一个比他父亲更卑鄙也更有钱的骗子。他有脑子有胆识，17岁就养得起一班朋友，天生具备领袖气质，一切尽在掌握，甚至可以鄙夷和教训父母。可是他所有教条的传授者就突然背弃了他奉为圭臬的一切，用死向他打开了一扇他从未曾涉足的门，门里透过的那道光眩目强烈到让他的世界瞬时崩溃，全部信条突然落空，世界成为一个恐怖的黑洞。“老爸，你怎么这样告诉我！”要用死亡来证明另外的规则，这个已经习惯了欺骗和不动感情的孩子怎么能够？鲜血染红了白墙，他对自己举起了枪。杨德昌的镜头一改急促和近迫，在狭小的房子里慢慢上升，俯瞰着这个一下子变得这么软弱的孩子。如果还有人说杨德昌只会狠狠地解剖和批判，这时，你会触摸到他内心的道道伤痕，看见他的满脸悲容。

身量瘦小、有孩子般表情的杨德昌，却是华语影坛一把最为犀利、最有济世热肠的手术刀，他的镜头从未离开当下，他说，他拍悲剧是出自关怀，希望人们在银幕上的悲剧里找到现实人生的止痛剂，不要有太多期望，以免期望落空后要承受的痛苦会更多。看他的电影，不会感动得你热泪盈眶，那种带血的关怀让你像红鱼那样震惊、绝望，然后在绝望里看见一丝异样的微光，找到新生——如果一切都还来得及。

所以，再也不用理会会不会变衰，还是接吻了，少男少女忘情相拥，杨德昌的希望也是如此直接，不懂含蓄。随波逐流的伦伦没有失去自己，最相信爱情的是异国的少女，来自异邦的真爱盛开在台北的街头，这份希望对黄皮肤的我们，却仍然有着一丝遥远的漠然。

在屏幕又一次变黑的时候，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毕竟，仍有希望。

看过《麻将》，我无端想到那些在这个感恩的时代拍着些“关怀普通人情感”、“和平永恒”的电影的导演，这是个有选择的时代，有人愿打有人愿挨，他们尽可以去拍，去煽情，去媚俗媚雅，或感天动地，或义正辞言，用批判来颂扬，用眼泪赚取同情，但请他们不要动不动就祭出“关怀”“人道”的幌子而用散发着伪人道的僵尸气或意识形态臭气的电影来蛊惑观众，制造新的教条，如果那样，杨德昌尽可以像红鱼用枪指着邱董那样用摄影机对着他们喊：给我闭嘴！可是我想，经历了《一一》的杨德昌可能是不会那样喊了，而是抱以落寞、无奈的一笑。那么我，还算年轻，在需要的时候，还有没有向世界呐喊一声的血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