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竿而起

    前几天看过韩国电影《华丽的休假》，我分明地感觉到：就连我这样一个旁观者都感到伤痛和仇恨在心底涌动。那么那些运动中的当事人呢？这样的伤痛和仇恨在心里长年淤积将产生一个怎样的毁坏和苦毒的力量呢？这是我担心的，因为：韩国有光州，我们有天安门——有些东西实际上不是真就那么遥远得几乎和我们无关。我所担心甚至是害怕的就是这个，那样一个可怕的力量，有什么可以化解它呢？今天看的电影《揭竿而起》（又译作“恐怖袭击”或“引火烧身”）却似乎明白了我的担心，并且提供了一种答案。
    电影说的是南非以暴力反抗种族隔离的争议史实人物帕特里克·察莫索波澜壮阔的半生。年轻的帕特里克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班的炼油厂里做到了领班，拥有自己的车，有幸福的家庭。和睦的家庭和稳定的收入使得他很少顾及什么所谓的种族运动。一次，业余时间作为孩子们足球教练的他伪造病假条带孩子们去比赛，并且去看望自己的情人。当天晚上炼油厂发生爆炸——“恐怖袭击”。由于不能提供确凿的不在场证据，帕特里克被捕，他的一个同事被折磨致死，连他的妻子也受到残酷对待。尽管最终平安出来，但帕特里克心中的仇恨已不可遏制，他离家真正参加了“恐怖组织”来反抗白人统治，他接受任务来真正炸掉炼油厂，被之前审问他的白人警探尼克·沃斯抓住，送往了鲁班岛监狱。
    种族问题，政治阴谋，这些大东西在电影里都有反映，不过我不会随着这些去走到自己的不平与愤怒里去的——我已经过了这样的阶段了。我所关注的是主人公帕特里克在从鲁班岛回来时，述说自己内心所得的释放，他引用了纳尔逊·曼德拉的话：“我们是无法得到自由的，直到我们学会原谅。”仇恨，往往带着一种挥之不去、难以克服的惯性，它悄悄地潜入人心，等到它开始发生作用的时候，不管有没有意识到，都已经很难挣脱出它的轨道了，我明白这个状况，因为我一度长时间在这里面。是的，我听到的，看到的，和经历的都让我不自觉地走进了仇恨的轨道。进入了这个轨道后，人的目光会变得很狭窄，狭窄得会只盯着自己的伤口，并铭记着肇事者，看不见其它一切，尤其看不到自己所行的。在仇恨轨道里，就算再怎么在“自由”的口号下行事，自身却已经无法自由——因为仇恨和苦毒固有的惯性让人回不了头。这个时候，只有原谅才能使人走出这个轨道，摆脱惯性。我不知道帕特里克何以可以进行原谅，但是我却从我自己的经历里可以明白：如果那个伤口不再，我也就不会再注视那里，也就可以不再铭记肇事者，那么何以让那伤口不再呢？——是那奇妙的双手。
    电影前面大半部分都让人紧张，紧张那个原本老实本分的男人会在仇恨里作出什么事情来（电影本身不是叫做“恐怖袭击”、“揭竿而起”么？那之后呢？我想起了《华丽的休假》里的街头。）然而，让唱国际歌的人失望，却是让我欣慰的是，在帕特里克最后走下轮船，看到他安然的表情和平和的眼神，听着他内心的自白时，一股温暖毫无征兆地撞进了心中，我几乎感动得要流泪，不只是为主人公自己的人身和心灵双重的释放，还有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照出了我自己曾经心里的东西，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盼望：那些时候，我也是多么渴望那样心灵的释放，渴望挣脱仇恨和苦毒的轨道啊。
    电影最后以真实的帕特里克的谈话和生活结尾：他收养了几个孩子，带着他们生活，他的神情里充满了乐观。这时我的眼泪下来了——我想，这不仅仅是电影，不仅仅是艺术，都是真的。心灵的释放是真的，原谅是真的，脱离仇恨的轨道是真的，自由也是真的，帕特里克是真的。
    我还有感恩和赞美，因为和帕特里克一样，我心里的释放和挣脱，也全是真的！

当他们说到他们的父亲的时候，他们将会说他是一个始终坚持真理的男人，一个总在说＂我现在要做点什么＂的人．
我们是无法得到自由的，直到我们学会原谅．－－－纳尔逊．曼德拉

       影片中这种追求自由的方式却只能称之为 恐怖主义。真正使人得到自己想要的自由的只有真心的饶恕。
    影片名可以理解为“扼住怒火的咽喉”而这样的工作，非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祷告的上帝不可。
    无论是情欲之火，无论是那颗可以引起大火的地雷，还是人心之中仇恨的怒火，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可以凭着自己做的，我们恰恰是这些火的发起者和受害者，却不是终结者。
    影片的主人公在开始的时候，无疑在高压的环境下苟且偷生，也在对妻子的爱中苟且偷腥。在反复的冤屈的拷问中，他忍无可忍，终于走向了反叛的路途，正是这些人使他反复受屈，但是他却投入他们的阵营。可能中文的片名翻译也来自这一段情节吧。
    主人公的转变的过程，原因几乎被影片忽略，一个人仅凭一个总统的演说就可以放下那么深的仇恨吗？当他走近那个曾经如此愿望，虐待他的人背后，是什么力量使他转身离开，而不是去加害。是什么使他放下这等仇恨还笑的如此灿烂。
    唯有耶稣

以压抑开始，历经悲凉，却收尾于并非完美的圆满，其实此片的最大缺陷，就是拘泥于真人故事和疗伤心态，结果悲悯足够了，却丧失了成就伟大悲剧的可能性。实际上演到中段，几乎可以看出，出场的每一个人都深陷悲惨的境地无法自拔。老实低调的工人失去家庭、工作甚至信任等一切；忠于职守的警员也无法保护家人不生活在恐慌之中；行动带来仇恨，反击引发破坏，然后是更多的仇恨，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这可怕的旋涡之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比如两面的葬礼/仪式穿插进行的那一段。但是这样从个体悲剧上升到社会悲剧的发力转瞬即逝。后来的警匪片段和结局的宽恕表述，确属很讨好的做法，但是有了温和就失之尖锐------------就是说下刀不够狠，没有勇气把伤处完全挑开，让人看到痛苦的根源。

好了，装13完毕后，抛开想看别人演出悲剧这种无耻的心态，俺还想以一个怪蜀黍的阴暗心理，来大声疾呼：
一妻一妾，儿女双全；痛苦过、反抗过，最后居然还获得了身体和精神双重的自由......etc，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哇。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是鉴于大多数人即使愿意吃苦也捞不到这些，俺只能说，这个老实人，这个被压迫的老实男人，已经达到了相当好的结果了。

ps，Derek确实会演戏，所以说有些东西学了白学，还是天赋重要。

ps2，古人云，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可怜的老实人，不谋及妇人，还是难以幸免。失去了一切，还被叫做恐怖分子的男人，被大军压境的追捕围在当中，挨枪子、被剥光猪，所有的苦楚和无奈都写在脸上--------------可那时，伤他最深的是什么呢，是他老婆的出卖！
女人那女人，在她们心中，天塌地陷都是浮云，只要男人没有上她们的床，就是罪该万死---------------然后她们还好意思说这是爱。

看到结尾知道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感觉导演更多是忠于原著在拍摄，就事论事的叙述，没有过多的挖掘。
可能因为原著的人物本身较为平淡，影片从压迫到反抗自然而然的形成。人物的内心没有更多的反思，转变为行动也是以自身作为盾牌。
印象最深的是格瓦拉的传记拍摄，他是看到社会的不公平而决定投身革命，但这并不一定是唯一的选择。但片中的主人公没有选择，要么跪着活，要么站着死！
如果多些人物内心的刻画，可能会更精彩！

 
好久没写影评了：）


《揭竿而起》：一个良民的自供状


在中国，你可以叫我A；在欧洲，你可以叫我B；现在是在南非，这个和你说话的黑人叫帕特里克·察莫索。
我绝对是一个良民。在我生活和工作的赛空达地区，如果你在街头说，帕特里克是一个恐怖分子——这是白人殖民者给反抗他们暴政的人所统一安插的罪名，反恐怖，多么冠冕堂皇，多么义正词严，所有的敌对者都扣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不管是意识形态之争，还是诸神之争，皆可以顺利转化为暴力与反暴力、恐怖与反恐怖之争——只要略微熟悉我的人都会认为，你在开玩笑；或者，你喝高了；或者，你是个神经病。
我在一家大炼油厂当领班，这个工作很体面，而且有一份好收入，再加上我于公余兼职做一家少年足球队的教练，足以养活我美丽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女儿，我的母亲。奢侈的生活不是我这等人所能设想的，只是在商场瞥见那些华贵的家具，妻子的眼神陡然涌起一股火热的力量，这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
不安最终化作现实的瘟疫，并非因为妻子对奢靡生活的向往而引发的背叛，无论如何，她是爱我的。而是——我不得不感叹命运的荒谬——那天夜里，炼油厂爆炸，我恰恰请了病假，最麻烦的是，那张病假条被查出来是假的。
我必须向你们说出真相：那天，我带领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作为教练，我理应坚持到底，谁能保证，这帮足球天赋高到能用左脚绣花的孩子中间，就不会产生又一个埃托奥或德罗巴呢？
最后，我们胜利了，而天色已经晚了。我想起附近有个朋友，就过去看望她。诶，我该更坦白一点，她是我的旧情人，只是，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再往来，我看她更非旧情复发，而是，她毕竟在抚养我的儿子。
我承认，我的德行有污，但鸡蛋上一个蚂蚁大的缝，就能吸引成群的苍蝇？时光一个小小的错位，就能改变生命的航向？是什么，造就了我的牢狱之灾，刑罚之苦？是什么，促成了我从一个连母亲在夜间收听非洲国民大会的广播（相当于同时期中国人所收听的“美国-之音”）都要强加干涉的小心翼翼的良民，蜕化成一个最终悍然炸掉了炼油厂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战士或暴徒？是命运之神，还是尼克·沃斯？
尼克·沃斯，那个统治我们的白人警官，反恐怖组织的头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起初是因为对他的怨恨，到后来，则是一种困惑。他并不是一个坏人，相比于那些醉鬼或清洁工一般的白人统治者，他文质彬彬，像个绅士。他还是个好父亲，我到他家吃过午餐，和我一样，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恩，他的妻子更贤惠宽和。看得出他的家庭之和睦。他抓我，拷打我，逼问我，只是尽他的工作职责。
这就是我在那个小岛监狱里面一直闷头思考的问题：对于我所遭受的迫害，对于我所造成的灾难，尼克·沃斯是否有责任，或者说，他与我一样有罪？如果有，他该如何承担，像我这样被囚禁多年？他若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坏人，那也罢了，我很容易下论断。可他不是，但判定这是制度之罪，历史之罪，将由谁来背书，谁来买单？
后来我阅读了汉娜·阿伦特女士撰写的为纳粹服务而被判处死刑的艾希曼的书，她说，极权主义的罪恶通常不是极端的，而是完全缺乏想象力、平淡无奇的，人们不能从艾希曼那里获得任何恶魔般的、凶残的深度。这个说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批评者认为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理解有误。也许，作为政治哲学家，阿伦特缺少一丝冷酷。但“平庸的恶”一说，拓宽了辽阔的诠释和适应空间：那些平庸者未必深知自己在做恶，在他们出生之时，就被泯灭了善恶观的意识形态所洗脑，从而丧失了分辨善恶的能力，他们只是专制机器之下的工具主义的螺丝钉，到头来，那些恶贯满盈的专制者纷纷作鸟兽散，遗留了一堆平庸者承担历史的罪责，这样公平吗？基于此的新世界会有所好转吗？
但我坚信，哪怕平庸者对恶的涵义一无所知，视做恶与做爱一样为人的生理本能，他仍然要为此承负责任。因为我同样坚信，专制永无可能改变人性的根基，它顶多只能改变恶的形状和重量而已。所以，对那些寄生于恶的巨无霸机器之下、扮演螺丝钉角色的平庸者，请你们扪心自问：当你们在做恶——你可以辩解，这是你的工作——之时，你的心底，是否涌现出一丝羞愧，一丝悔恨？
尼克·沃斯显然没有。我直视过他的眼神，那里潜藏着一种自命为正义代言人的坚定和冷漠。换言之，他并不认为自己所服务的制度是恶的，这是那一类来自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医生心头的顽疾，当他们置身于贫穷、落后、专制的语境，他们会不由自主化身正义天使，确信自己将带来善的阳光。当他把我抓进牢房，当他对我严刑逼供，当他开始软硬兼施，当他带我实地探察，当他以我的妻子、我的家庭为胁迫，迫使我高呼“那些都是我干的”，尽管我什么都没干，当……最后，他把我放了，因为他确认我无罪，他对自己的公正沾沾自喜——这些天里，他的眼神从未流露分毫犹疑。
他再次向他的同事证明了他的精明强干，他近乎先知的判断力。而我，一个无辜者，却白受了几斤罪。身上的伤已经麻木，而心上的伤却终生难以愈合，滴不尽的血像被荒废的时间一样在苦痛蔓延。晓得了真相的妻子不再信任我，家就这样毁了。我在夜里走进母亲的房间，将她正偷听的非国大广播的声音调大，一声声铿锵有力的战斗宣言如冬天的海浪冲击我心中的礁石，我混沌不清的灵魂。再见，我的怯懦和谦卑。再见，我的过往。再见，我的家。
我就这样告别了良民生涯。
我不是一个优秀的战士，更不是值得万众拥戴的反暴政的英雄。关于我的战斗生涯？在我拉开引爆器的一瞬间，我忆起了以前在炼油厂艰辛工作的美好时光。但我知道，时光再也回不去，我不可能再次踏进那一条幸福的河流。哪怕若干年后，我走出监狱，恢复了自由身，重新做一个良民，天空与草原依旧，世俗的叫卖声依旧，妖鼓的节点依旧，炎夏烧荒草的味道依旧，我的心性像一面破碎的镜子，裂痕可以消融，疼痛始难祛除。我在反抗恶的同时，亲身参与了恶的再生。恶的最大毒害，即是使那些自以为占据了正义的反抗者仍逃不了恶的侵蚀。
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是在重逢尼克·沃斯之时，尽管我只远远眺到他的背影，我确信是他。那一刻我想起了很多，屈辱、悔恨、破损的生活之门，被扭断的光荣与梦想……我生发了一股杀死他的冲动，然而，一个声音从心底滋长：宽恕，宽恕。不是宽恕他，而是宽恕我自己。
不用我惩罚他，甚至不用法律惩罚他，命运已经做到了。他老了。风中的白发象征着过时的权威。世间一切权力最大的对手，就是时间。
这部以我为主角的电影被翻译为“揭竿而起”（《Catch a Fire》），其实是夸大了的误译。我需要再度重申，从良民到战士或暴徒，仅仅出于偶然，这种偶然性比你买彩票中了一千万还要小。我拒绝张扬所谓的大义，我只想做一个良民。
但这里还是隐藏了一种必然：暴政往往使你欲做良民而不能。
……
时辰到了，我该上路了，今年的烧烤生意真不错，嘿，小子，听说你们那的猪肉又涨价了？什么，那些吃不起猪肉的人们向我学习，开始烧公安大楼？……

2008年7月5日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