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岛屿写作：削瘦的灵魂

曾以《白蚁－慾望谜网》入围金马奖的朱贤哲，被目宿媒体监制杨顺清找来接下执导《削瘦的灵魂》，朱贤哲受访时表示“他（杨顺清）认为我跟七等生在某些部分有相似之处”。确实，《白蚁－慾望谜网》描绘了一名恋物癖男子的败德故事，开场由吴慷仁饰演的男主角身著女性胸罩在镜前自渎的画面，震撼了当时的影坛与媒体界。朱贤哲电影裡对性慾、身体的探索，同样可以溯源到七等生的文学创作，像是〈放生鼠〉（1967）裡罗武格对母体的执恋，或是〈我爱黑眼珠〉（1967）的李龙第在洪灾中合流妓女的败德行径，这些对于人类生存情境的道德省思与批判，是朱贤哲与七等生创作的共同母题。

诚如骆以军在《削瘦的灵魂》中提及，七等生与同时代作家处在一个“内向世代”，他们善于描绘人类内在心理处境，亟力用语言探索晦涩的生命哲学。回到六〇年代的台湾文坛，“台湾现代主义”的生成因素牵涉了整体外缘政治情境，尤其是美援文化影响甚深。此外，学者张诵圣也指出“台湾现代主义”应被置于中国现代文化工程的一个晚近案例，加以讨论。这些台湾现代主义作家脱离了五四作家的包袱，“视西化为必然”，从翻译文学中摸索出一种全新的汉语写作方法。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七等生以其晦涩的语言探触人性深层的疮疤，被叶石涛、刘绍铭批评是一种“小儿麻痺文体”。撇开评价而论，七等生的文学与其争议，显示了“现代性”的反叛精神。“现代主义”做为一个美学典范，从七等生到朱贤哲，可见一脉相承的精神态度——那种甘于犯险、挑战世俗的创作人格特质。

接手电影项目前，朱贤哲对七等生文学著墨尚浅，为此他研读作品，坦言“若不懂七等生小说，很难与他对话”。最终，朱贤哲选择透过虚实叙述技法，尝试交织七等生的文学与生命。《削瘦的灵魂》具备两条主线叙事，一是朱贤哲透过极富现代诗意的构图，对七等生文学作品进行二次创作；二是朱贤哲藉由访谈与贴身摄影，既用镜头直击“七等生的生活花絮”，又从侧面捕捉“旁人眼中的七等生”，进而勾勒出他桀傲不逊、狂狷孤绝的冷僻性格。

沿袭现代笔法，朱贤哲採取了近乎黑白的色调，辅以合成动画及近似小剧场的场面调度，再现七等生小说画面。其中，朱贤哲刻划〈我爱黑眼珠〉裡的洪灾场景令人惊叹。在块状处理七等生文学画面上，朱贤哲游刃有馀，也因他与七等生创作精神相契，那种冷僻疏离、怪异乖张的镜头气质，型塑了七等生文学影像化一种独特的况味。

《削瘦的灵魂》第二层叙事结构刻划七等生的私生活面貌。我们发现七等生的独特性格，不仅使他在文坛饱受争议，生活中的他也落入了不断寻觅知音的无线迴圈中。这种困境进一步套牢了七等生与家庭成员的关係，在影片后半段，我们看见七等生女儿小书赤裸揭穿“她眼裡的父亲真相”。

素描七等生，文坛大师的凡人印象

七等生一辈子花了很大的篇幅揭开人性的疮疤，《削瘦的灵魂》却是一部“关于他”的疮疤故事。杨顺清刚接手电影项目时，所有人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任务。七等生“很难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剧组初期也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取得他的信任，但他仍不开放摄影机直击他最生活的一面，而是由女儿小书“手机摄影”才得以捕捉画面。

然而这些困难都不足以羁绊朱贤哲的纪录片创作，他的创作情怀与温柔耐心，彷彿也是七等生正在寻觅的一名知音。朱贤哲曾透露，某日下午七等生挽起他的手，散步相谈。知音难寻，镜头内外人物相伴，何尝不是缘份？

2020年十月，七等生辞世，来不及看到本片的全貌。其实影片定剪时，朱贤哲本有意让七等生过目，却遭小书以担心父亲情绪波动为由拒绝。朱贤哲于去年金马影展受访时也提及，他本想藉由电影释放七等生内心愧疚，与自己和解。直至近日《削瘦的灵魂》于戏院上映，七等生的生命故事曝光于大众面前，使得小书也公开阐述“电影的问世，见证了她的蜕变”，连带使她重新省思父亲与她的关係。

我一直觉得《削瘦的灵魂》最具价值而深刻的意义，不在电影本身，而在于因为电影而衍伸出的所有人情世故与情感补偿。这样的评价迫使我们回头省思一个问题：《削瘦的灵魂》若无法自外于七等生所佈下的人事尘网，那它的创作存在意义在哪？于是，我们会惊觉七等生对朱贤哲说“这部片与我无关，你是用我来创作”，简直是一句生猛的谎言。

电影裡的故事、电影外的人情、拍摄与被摄的关係，从头到尾都围绕在七等生，这部片怎麽可能跟七等生无关？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当被摄者几乎主导了所有创作意义时，受限于各种命题与现实牵制的朱贤哲，仍能善用所有被动情境，赋予《削瘦的灵魂》自身存在价值。它就像素描画像，在明暗笔触间勾勒七等生的文学生命——致敬文坛大师，而大师亦为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