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为了争夺教区，导致了一次大屠杀，为了争夺上帝的恩宠而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这是何其讽刺的事，相反，圣卡洛斯的教士们为了维护教区和民众，以及自己的信仰，沦为了权利斗争的炮灰。其实这个电影演到一半的时候，教士们有两个选择，一是接受盖神父的建议迁徙到森林里，二是选择对抗，但剧情选择了后者，最后惨遭屠杀。我觉得不论选择哪一种，对于信仰者来说都是对的，而且不论选择哪一种，都是非常无奈的。不禁让我感叹，如果上帝爱世人，悲悯穷苦的大众的话，他应该让穷苦的人们获得力量去对抗这个世界的残酷，而不是低声下气的选择逃离，也不是手无寸铁的等待屠杀，而是像希伯来圣经一样指引人们取得胜利，但可惜的是，这种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信仰者秉持着信仰步入坟墓，卑鄙者冠冕堂皇的步入文明的殿堂，这本身就不公平。也许对我们来说，信仰爱与和平，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求内心平安无怨无悔而已，我们找不到上帝，只能找到自己。

电影最后，小女孩拿着残破的小提琴和幸存的孩子远走他乡，这或许是在表达，孩子们的内心还有希望，有憧憬，但这如果是真实故事改编的话，那么真实的场景，应该是这些人带着被欺骗感和无奈，满腔仇恨的逃离故土，但这并没什么用，因为接下来，殖民者会用最直接的手段让他们不再仇恨，南美洲步入文明时代，曾经的屠杀和怨恨被拉丁人种巧妙的遮掩，教堂林立教会遍地，天主教取得了“胜利”，“低等人种”的悲哀也变为黑历史，埋没在浩瀚的史料中。我们所感受的文明与爱的场景，是建立在离经叛道之上的，建立在野蛮和暴力之上的，“文明社会”的公民并没有资格产生什么优越感，也没有资格认为边远地区的人们是下等民族或未开化，因为我们都一样，都是带着野蛮和暴力的劣根性，所以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认识自己是社会丛林的一员，磨练自己的心性，摒弃傲慢和偏见，寻求内心的平安。

本篇不打算就电影本身做介绍和描述，而是谈谈建立牧导村的耶稣会会士，为什么被本应协调和保护他们卓越传教工作的教廷给抛弃了，为什么南美雨林中风风火火的事业毁于一旦。

有许多细节在电影中有所体现，也有一些是被忽略或回避的。

经济上，通过深入内陆的牧导村居民熟悉的交通网络（水系），牧导村取得了雨林地区香料采集贸易的垄断地位；在大的定居点，耶稣会士教土著人制作的乐器，价廉物美，甚至开始返销欧洲的音乐学院；牧导村的土著居民勤劳工作，产出丰富，却很少去购买殖民地城镇、或欧洲出产的商品，巨大的贸易逆差是矛盾的导火索。这是流行的一种观点。

殖民地政府财政方面，因牧导村偏僻分散，且居民是耶稣会士教化感召下走出渔猎生活的部民，一切事情驻村神父、修士说了算，外人来了连个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不属于殖民地治权的管辖范围，不能设置基层行政机关，也收不到税。所以，也就没有矛盾冲突之下沟通的管道。

耶稣会在教廷的政治结构中没有代言人。耶稣会士入会发愿效忠教宗，但不能担任任何高级职务。因此随着游戏规则的完善、政教分离的潮流，枢机主教团、枢密会议的角色已经非常突出，而耶稣会不与枢机主教团产生交集，角色越来越尴尬（谁当选教宗都喜欢，而不出任教宗的枢机则无所谓）。枢机们（红衣主教）也有自己的祖国，不会为耶稣会开罪西葡两国王室，更别说当时这两个国家风头正劲。

在殖民地社会的治理方面，本来因为土人衣不遮体，没有语言文字，对他们要杀要剐、充作奴隶都是没有障碍的。但是雨林土著一旦成为教民，就不好办了。他们通过教育训练展现出心灵手巧的一面，对殖民地定居者的经济生态位、自信心都构成了冲击。后者的冲击似乎更为强烈（相当于美国黑人运动员在第三帝国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上屡屡获得金牌）。

为什么耶稣会在亚马逊雨林深处的作为近乎神迹？

1）能在雨林靠自己生存下来的部落人，一点不笨，甚至比文明世界的人更聪明、勇敢、勤劳。所以我们也不应蔑视任何蒙昧未开化的人，耶稣会士妙手点拨南美土著，相信在其它地方也一样。

2）耶稣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文艺复兴时期又有多才多艺的风气），当时带去的知识和技术不是过时的东西，是先进的、甚至是顶尖的

3）牧导村之内，极低的犯罪率；牧导村之间，通过神父和修士的联络，加强合作，没有征伐与劫掠。

综上所述，耶稣会会士在南美雨林建立的牧导村社群网络，不是巴黎公社，胜似巴黎公社，对当时人们认识社会、思考分配制度、反思知识得作用与人类潜能的开发，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类冲击足以使感受到巨大压力的总督产生翦除牧导村社群的想法，回到原来安定的轨道上去。

以下均摘自胡斯托·L.冈萨雷斯所著的《基督教史》。

今天的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是西班牙殖民者最后征服的地区。在几次失败的殖民之后，他们于1537年在今天巴拉圭的亚松森（Asunción）建立了一个贸易站。这里的西班牙殖民者孤立无援，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存依赖于印第安人，因此十分友好地对待印第安人。许多印第安人聚集在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所建立的小镇，他们在这里教授印第安人欧洲人的农业技术和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其中一位宣教士还将圣托里比奥（即托里比奥·阿方索·德·莫格罗韦霍）的教义问答译成了当地印第安人语言瓜拉尼语。

然而，耶稣会会士最成功地应用了这种宣教方法。在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宣教士建立起印第安人生活在他们指导之下的宣教站，最著名的是他们在墨西哥北部建立的宣教站。但普遍的实际情况是，附近的西班牙殖民者通常会妨碍宣教士的工作，有时甚至会毁掉宣教士的工作。因此，耶稣会会士与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不同，他们并没有在亚松森附近建立印第安人宣教站，而是决定冒险进入欧洲 殖民者罕至的地区。罗克·冈萨雷斯（Roque González）促进了这些传教站的建 立。他是在亚松森长大的耶稣会会士，因此可以说一口流利的瓜拉尼语。他懂得印 第安人的语言与习俗，这可以极大地消除印第安人的敌意，从而能够建立印第安人自愿居住的宣教站，而不是西班牙殖民者强迫他们居住的宣教站。

实际上，这些印第安人宣教站是小的神权国家。虽然印第安人自己选出自己的领袖，但是，宣教士是他们的最高权威，宣教士的话不仅是宗教与道德事务的最高 权威，也是一切实际事务的最高权威。因此，耶稣会的这些宣教站在为保护印第安人、引进农作物新品种和发展畜牧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家长式统治也成为它们的标志，这令西班牙殖民者在拉普拉塔的整个殖民事业都依赖于宣教士的存在与指导。这些印第安人宣教站的基本布局几乎完全相同。在宣教站的中央，是一个大的 露天广场，集会、节日庆典和游行都在这里举行。露天广场对面是教堂，教堂建有 宣教士的公寓。在宣教站中，还有一排排居民住宅和专供寡妇鳏夫与孤儿居住的独 立房屋。一间巨大的仓库存储着食物、种子和其他公共财产。其余房屋是各种不同 的工厂。

虽然允许拥有小型的私人花园，但是大部分财产是公有的，包括绝大多数土 地、牲口、工具和种子等等。所有人必须在公共田地里劳动一定的时间，但他们也 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照料自家花园，或练习与应用其他技能。在一些印第安人宣教站中，一些技艺高超的工匠可以制造质量很好的管风琴。

然而，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也有困难。在印第安人宣教站附近的每一座城镇，都有拒绝加入宣教站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断鼓动宣教站里的印第安人离开或起义。印第安人宣教站的创建者罗克·冈萨雷斯就是在这样一次起义中惨遭杀害。他于 1934年被追封为圣徒。但是，这些宣教站的最大敌人是白人：西班牙殖民者和葡萄牙殖民者。葡萄牙殖民者在巴西殖民，他们担心耶稣会宣教站会成为西班牙殖民者 向葡萄牙殖民地渗透的先锋。但是，引起葡萄牙殖民者憎恨耶稣会宣教站的主要原 因是耶稣会会士阻止他们奴役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反对耶稣会宣教站。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耶稣会会士，所有印第安人都会在托管制度下成为他们有效的劳动力。

1628年，一些来自圣保罗（São Paulo）的葡萄牙殖民者开始袭击耶稣会宣教站。他们将宣教站夷为平地，掠走印第安人，卖为奴隶。有时，耶稣会会士会与他 们所牧养的印第安人一同踏上不幸的艰难跋涉之旅，直到奴隶贩子强迫他们离开。 后来，耶稣会会士将他们的宣教站迁到了距巴西更远的地方。但是，奴隶贩子很快就尾随而至，结果他们只能迁到更远的内陆。

考虑到这种情况，耶稣会会士决定将印第安人武装起来。印第安人的店铺被改成了兵工厂，一支常备军在一名耶稣会会士的领导下建立起来。教宗乌尔班八世将所有胆敢进入耶稣会宣教站抓捕印第安人的基督徒都革除了教籍，国王腓力四世宣布，印第安人是自由的，他们并不是奴隶。但是，葡萄牙殖民者还是来了，他们通 常会得到希望毁掉所有耶稣会宣教站的西班牙殖民者的帮助。1641年，印第安人和耶稣会会士在一次激战中击败了入侵者。耶稣会会士不断受到非法武装印第安人的 指控，但是，这样的指控在罗马和马德里都得不到任何支持，罗马和马德里都认为，耶稣会会士有权武装自己和他们所牧养的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是在自卫。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会宣教站欣欣向荣，到了1731年，已经有超过十四万印第安人住在耶稣会宣教站。

然而，反对之声始终没有平息。有传言称，耶稣会藏匿了合法属于国王的大量黄金。不断的调查证实，这样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后来又有传言称，耶稣会决心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甚至已经选出了国王——“巴拉圭的尼古拉斯一世国王”（King Nicholas I of Paraguay）。当时，在欧洲流传着对耶稣会不利的类似指控，当时统治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波旁家族（House of Bourbon） 采取了反耶稣会的政策——原因之一是耶稣会始终支持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psburg）——因此，西班牙国王于1767年下令，所有耶稣会会士必须离开西班牙的全部殖民地。西班牙总督一接到这些命令，就开始担心印第安人会爆发起义。但是，耶稣会会士鼓励印第安人接受新局势，他们和平地离开了。

原计划是，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的修士接替耶稣会会士。但是在西班牙殖民帝国上下都有耶稣会会士所留下的空缺，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人手不足，难以补足这些空缺。由于缺少领袖，许多宣教站消失了。世俗当局开始剥削印第安人，而且，新来的宣教士几乎没有保护印第安人，因此，印第安人渐渐失去了对宣教士的信任。葡萄牙殖民者很快便再次入侵拉普拉塔，抓捕印第安人。一些西班牙殖民者也这样去做。到了1813年，宣教站的数量降至以前的三分之一，而且数量还在继续下降。在基督教常常压迫与剥削印第安人的年代，巴拉圭宣教站这个不和谐的见证，没能抵挡住贪婪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