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电影并不出彩，倒是演员阵容很可喜，这样的山本五十六让人眼前一亮，电影的主体由山本的生活和军事片段拼贴而成，对于不太了解二战史和山本生平的人可能会造成一定困扰，双主线，一条是山本的从生到死，另一条是日本媒体，一定程度地批评了二战时谎言连篇煽风点火的媒体界，细节处非常感人，日本人果然是优秀的匠人，特技有近于无，极为简陋。 总之，如果不是比较喜欢二战史的人不推荐观看。我倒是喜欢说点别的东西。 写在前面： 不能承认失败，就不配享受胜利； 不尊重对手，就不配得到对手的尊重。 几十年来，中国抗日影视作品中充斥了太多癫狂式的意淫、对日军低级的矮化丑化。国人，或者说一部分国人，不敢正视自己的民族伤痕更不敢正视自己的对手，意淫和丑化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他们的小丑模样和懦弱。这些人不配享受百万军民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不配得到对手的尊重。 抛开立场和利害，我们都得承认山本五十六是一名优秀的职业军人，《孙子兵法》将之五法“智、信、仁、勇、严”除了严有不足之外其他四项都非常不错，称得上世之名将。他很早意识到航空母舰在新海战中的主力地位、组建了海军航空兵、建立了由六艘航母组成的第一航空舰队，对日本海军战略战术提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他有企图一举定乾坤的偷袭珍珠港胜利，也有输掉了国运的中途岛海战失败，他本人还是获得纳粹橡叶双剑骑士铁十字勋章的159人之中唯一的一个非德国人。 提到山本五十六就不得不提偷袭珍珠港，关于这场战役的关键词最重要的一个恐怕就是赌博，有趣的是山本五十六本人是一个赌博爱好者，也曾戏言退役后要到非洲开自己的赌场，电影中也有提到这个细节，在战场上山本五十六也是一名赌徒，有时大赢，如偷袭珍珠港，有时大输，如中途岛海战。其实，优秀的军人都是优秀的赌徒，领军作战需要和赌博一样的素质——审时度势的极端冷静和不顾一切的极端疯狂。冷静和疯狂之于山本五十六本人，一方面他认识到日本国力不足之后，公开反对日本入侵东北、与中美开战，另一方面他又制定了不成功就成仁的偷袭珍珠港计划。后者当然不是他的本愿，这就是军人与赌徒的区别：赌徒为自己谋利，可以为所欲为，军人为国家服务，必须服从命令。这无疑是身为赌博爱好者山本五十六的悲哀。 我们现在回望二战会发现，日本在当时拥有仅次于美国的优势地位： 远离欧洲主战场，可以从容发展， 工业发达，世界一强， 海军力量世界第三，海军航空兵力量世界第一， 周边无强国，中苏都不能从海上威胁日本本土。 在这样的优势地位下日本人竟然加入了轴心国、与美国开战、打光了海军和关东军主力、吃了两颗原子弹，真不知道是日本人太倒霉还是我们太幸运。 我现在试想一下，如果日本政府按照山本的冷静观察制定战略会发生什么。 制定战略的出发点： 第一，日本实力有限，只能争取有限霸权，不能瓜分世界； 第二，欧美实力强大，日本只可与之合作，不可与之战争； 第三，苏联实力强于日本，日本不可能单独战胜苏联； 第四，德国将重演一战悲剧，再次战败； 第五，中国是日本成功的踏板，但实现完全占领不可能。 第三战略：静坐； 第二战略：合作； 第一战略：有限冲突。 第三战略：静坐。 内容： 日本成为中立国，与英德进行海上贸易（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关系，只可能与英国进行贸易），积极发展工业，巩固在台湾、满州、朝鲜的统治。不与中国、苏联、欧美发生冲突。 优点： 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欧洲战争需要旺盛，日本又有工业实力，五年发展，日本的工业将得到长足的发展，海军实力将会更加强大，保证日本战后的强国地位，最终将完全合法占有台湾、朝鲜、满州。 缺点： 日本的钢铁、石油、橡胶等战争资源还将依赖欧美。 中国将统一，满州将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等级： 较差。 第二战略：合作。 内容： 效法一战时日本的作为。 加入盟国，与英美进行全面合作，与德意宣战，甚至直接派兵参加欧战，并以此为条件获得东南亚的石油和橡胶。 海军战略包围中国，消灭中国海军，将中国变为日本的原材料供应地。 与美国和平竞争。 优点： 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彻底占领朝台满。 因为与英美合作，将使日本获得最先进的工业技术和战争兵器，参加欧战可锻炼日本军人，获得最新战略战术，与世界第一强军德国交手将可大幅提高日本军队战斗力。 二战后日本将成为战胜国，并取代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 缺点： 中国国内将统一，美国可能会扶植中国与日本对抗。 苏联将威胁日本安全。 评价： 一般。 第一战略：有限冲突。 内容： 第一步：合作。加入盟国，发展工业，驻兵东南亚，交换石油和橡 胶。 第二步：占领东北、蒙古，获得铁矿和煤矿。 第三步：消灭中国海军，扶植中共，平衡国共势力，使中国南北分 裂，从而彻底肢解中国。 第四步：海上，消灭苏联驻太平洋舰队，陆上，关东军主力防守。 优点： 日本将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强国。 工业发展，提高军事。 中国陷入长期内战，又无海军，不能威胁日本安全。 将苏联海军力量赶出太平洋，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获得绝对优势。 与苏联冲突，拉美国人下水，界时，那个时空的中国大陆将成为这个时空的朝鲜半岛，苏联将在背后支持中共，美国将在背后支持国府。美国为了获得日本军事支持不得不为与日本结盟，甚至不得不将原子弹扔到中国大陆或者新疆。 缺点： 苏联将在陆上对日本发起攻击。 评价：非常好。 以上几个战略构想可能过于理想，德国战败、苏联崛起、铁幕拉下的判断过于“事后诸葛亮”，但是，如果这些战略是基于“日本还弱欧美太强”这个出发点，那么日本最差的结果也可以保持亚洲第一，绝不至于沦落到被美军进驻、失去台朝满的地步。 最后，回到山本五十六，“山本五十六是和平主义者”显然是溢美之辞，他是一名军人，而不是和平斗士，他的反战思想是基于日美国力差距太大、日美开战日本终将战败的观点，而不是什么和平万岁永享太平。只可惜，当时的日本人，从平民、军人到政客、大商人大多被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武士道刺激得失去了理智，给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带来了不幸。

媒体的战争责任 2010年6月立教大学讲师吉田则昭出版了一本题名为《战时统制和新闻学——1940年代媒体史（戦時統制とジャーナリズム）》的书，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再整理而成的，里面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媒体的战争责任问题。 客观地说，战后日本对于那场战争进行了很大规模的反思，这里的“反思”也还是一个客观名词，并不带有任何“反战”的含义。因为除了为了防止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现象而寻找战争责任，追究战争根源的反思之外，也有推卸责任或是美化战争的反思。但总的来说“反战”在日本战后的言论界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 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问题上都是持这种态度，无论是中间偏左的《朝日新闻》，还是中间偏右的《读卖新闻》，就连在其它问题上表现得很右倾的《产经新闻》真正在到了对那场战争本身定性的时候也还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多也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所以可以整个地说，在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还是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受批判最多的还是这些主流媒体。 战后日本被解除了武装，发动和进行了战争的军部已经不再存在。协助战争进行的政府各衙门也被美国占领军多次分割改组，除了外务省和大藏省之外战前日本政府的各省都已不复存在。而鼓吹开战，力主建立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外务大臣松冈洋佑在东京审判期间死亡，剩下来的重光葵，贺屋兴宣这两位名列甲级战犯的外务和大藏大臣虽然在战后先后重起，分别还担任过外务和法务大臣，但是他们无论是在国会答辩时还是在出版的回忆录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省了自己和自己所主管部门的战争责任，就是说起码他们向日本国民还有过了谢罪的表示。 而那些主流媒体呢？名称没变，人员构成也几乎没变，变化了的只是言论口径，从战前和战中那些铿锵有力的鼓舞着日本人去“爱国”，去力战，最后去玉碎的那些豪言壮语摇身一变而成了对军部，政府和财阀的猛烈批判，往事全部如烟。对战争负责的只是那些军人，官僚和政治家，似乎从来没有过传媒什么事，不仅如此，现在能看到连篇累幅地宣传军部在战争中是如何扯谎造谣，钳制舆论，不让国民知道事实真相，似乎传媒只是单方面地受害者，只有军部才是坏人。 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以臭名昭著的“大本营发表”为代表的军部所进行的舆论操作和东条英机使用宪兵以及特高警察所进行的舆论压制的事实确实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传媒是单方面的受害者，实际上如果认真追查起来就能发现军部的言论统制和传媒的狂热煽动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说不清楚的问题。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的理论依据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发明的“满洲生命线”理论。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接连发表三十几篇社论，名字都叫做《满蒙生命线论》，这才把这个“满蒙生命线”给普及了开来。 实际上上世纪的大正年代（1912-1926）的日本的自由主义空气是很浓的，甚至有一个叫做“大正民主主义”的词。那时候军部不但不能飞扬跋扈，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不景气中，因为传媒的宣传，那些不能创造生产价值，只会消费税金的军队一度还是一般老百姓所憎恶的对象。 事情就是在被日本人称作“满洲事变”的9.18事变的时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9.18事件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日本各报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柳条湖事变的消息。一直到战后日本人才知道那次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但当时没有人怀疑军部发表的有关柳条湖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的说法。 不但如此，传媒对于关东军的“赫赫战果”还大加宣扬，对于政府一直在进行的“不扩大事态”的企图则横加抨击，比如读卖新闻1931年11月26日的社论就是这样说的：“外交官对满蒙权益认识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对于解决日支纷争有多少用处非常可疑”，其他的报纸也一样，纷纷排出专版来宣扬“坚守帝国的生命线满蒙”。 1932年10月，旧国联排出的李顿调查团，发表了在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的同时也批判了关东军的《李顿报告书》，就这种批判也已经使日本传媒无法忍受了，各报一致对李顿报告书开始了批判，连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都看不下去了，在阁僚会议上忿忿地说：“论调实在太强，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实在没意思”。 日本媒体在一战之后一直在宣扬裁军，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时政府和海军内被称为“裁军派”的一部分人主张接受裁军，而被称作“舰队派”的海军军令部的那些人搞出来了一个“统帅权干犯”的问题，意思是军队的军备和作战一样，是属于天皇所执掌的“统帅权”的一部分，在政府管辖之外，所以政府不能插嘴裁军问题。在这个时候大多数媒体还是站在条约派一边，当时的《朝日新闻》主笔诸方竹虎在战后的回忆中说9.18事变的当时军部对于传媒是否会站在军部一边没有任何把握，甚至把传媒也看成一个潜在的威胁。 但在9.18事变的时候军部却得到了传媒的全力支持，1932年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的时候也得到了全国一百三十二家报纸的坚决支持，唯一反对就只有《时事新报》一家，怎么会在一年之内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这里面有很大一个理由是商业主义。 1931年的时候日本的传媒市场还是两大报纸为主，《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发行量分别是二百四十万份和一百四十万份。但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发行量为三十万份的《读卖新闻》作为这两大报纸的强力竞争对手，到了1938年《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日本传媒界的两大报纸成为了三大报纸。 可以说《读卖新闻》发行量的扩大是伴随着战争规模和战线的扩大而同时扩大的，他们所贩卖的商品就是包着爱国主义或者皇国主义包装的“战争”。当时各个传媒都向战场派遣了大量特派员，传递用大量“日本绝对正义”，“日本精神的昂扬”等华丽的词藻包装起来的战场实况，发行量都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而如果有哪家报纸哪怕是不当心敢于反对战争，哪怕是描写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立即就会遭到在乡军人会主导的“不买运动”，不需要特高警察上门，报纸自己就经营不下去了。 中日战争全面开始之后，一片战争赞美之声的日本传媒界唯一的例外是马场恒吾在《读卖新闻》所主持的专栏“日曜评论”了，马场恒吾利用曾经担任过读卖新闻的主笔的立场一直在主张早日解决“支那事变”，实际上也就是主张早日和国民党政府展开谈判而已，但就这个主张也不能被军部所容忍，1940年10月以后这个专栏更换执笔者，从此以后全日本的所有报纸上全部都是“断乎一蹴”，“无敌陆军”之类的勇猛语言了。 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言论统制的法律依据是明治年间制定的《新闻纸法》和《出版法》，内务省，检事局，警视厅，特高警察全都可以根据这两部法律来检查传媒的内容，但实际上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警察并没有更多地介入具体的事务，比如内务省的警保局对各府县的特高课长的指示是：“和主要日报以及杂志发行所的负责人恳谈”，这种叫做“内面指导”，由各传媒自己控制。 1938年指定的《国家总动员法》把本来是各个私人企业的传媒组织到了政府和军部的管理统制之下，由于战争不断扩大而带来的资源不足，纸张等传媒资源都成为了战略物资，这样报纸的数目也在不断减少，1938年日本全国有739家报纸，到了1941年初以所谓“整顿恶德不良纸”的名义减少到了108家，9月底更是由“一县一纸”的理由减少到了54家，有趣的是这种“一县一纸”的做法到现在还是这样，日本一个县只有一份报纸。 如果说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日本媒体是自主地在配合战争宣传的话，到太平洋战争之后就连这种自由也没有了，珍珠港之后，主管媒体的内阁情报局立即发表了“禁止登载非经大本营许可的任何信息”的命令，传媒作为言论机构的机能已经完全消失，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宣传工具。在同一个命令中情报局还明言：“禁止登载对我军不利的消息，但是让人认识到战场的真相从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的文章除外。” 所以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传媒走过的道路就是：夸大战果——>封锁失败——>鼓吹彻底抗战这个三部曲，是一场完全的欺骗。 而且是主动地在行骗，所谓的“大本营发表”确实是谎话连篇，但那种谎话只能欺骗一下老百姓，骗不了传媒。各个传媒都有特派员在前线，他们对前线的了解不次于参谋本部或者军令部，而且传媒能接触到外国通讯社的信息，所以各传媒对战场上发生着什么和将会发生什么心知肚明，但却没有向国民发出过任何信息。 当然真说传媒对军部一点都没有抵抗也不是事实，1944年的“新名事件”可以说是传媒反对军部的典型事件，东条时代有个邪门口号：“用竹枪也能打败英美鬼畜。”《每日新闻》记者新名丈夫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打败英美鬼畜不能用竹枪，要“用飞机，用海军飞机”。这一下算摸了东条的老虎屁股，东条立即下令把这位当时已经37岁的新名记者征召为二等兵，送去了硫磺岛。 这篇文章确实是在批判军部，但是真实的背景却有点不同，新名记者当过海军记者俱乐部的主任，这篇文章实际上和反战或者反军部并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日本陆海军之间的争斗通过媒体折射了出来，所以海军出面说话了。当时日本的法律规定凡男子年满20岁一定要经过征兵体检，新名丈夫早在大正年间就经过了体检，当时征兵不征大正年间参加体检的，海军就问了：“大正年间就征召这一人是怎么一回事？” 行，东条就马上再追加征召250名大正年间体检过的人发配到硫磺岛的丸龟联队去。新名本人由于当过陆军的随军记者加上海军在罩着他，过了三个月就解除了征召，可是那250名大叔可就玉碎在硫磺岛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日本整个传媒界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用曾经在那时担任过日本新闻会会长的田中都吉的话来总结最合适：“社会上一般认为政府对新闻界施加了不当的压力，也这是事实，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不如说新闻界和军部，情报局或者内务省保持着极为良好的合作关系”。 传媒人到底在想什么？日本历史学家佐佐木隆曾经说过：“对于把战争报道作为商品的报纸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机会，是销售的大好时机，企业越大也就获利越大，没有人会失掉这个商业机会。” 所以一直到1945年8月14日，昭和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前一天，《朝日新闻》还在发表社论说：“信念在一亿国民的心底燃烧，默默地在各自岗位上工作所锤炼出来的火球会在一瞬间爆炸出来，这就是对敌人的暴虐的报复。”按照作者的调查，这篇社论并非受到军部授意，而且在十天之前大本营情报局长已经向新闻界透露了日本可能已经战败，正在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重要情报。掌握了这个信息的《朝日新闻》不但没有设法透露这个信息，而是继续像9.18，77，以及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那样疯狂地进行煽动。 这本书通过大量的资料，详细地描述了日本传媒界和传媒人士在战时的各种行动及其影响，不仅是战时的传媒史，而且从思想史，经济史和政治史的角度分析了这些行动的由来。日本的战时媒体史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肯定会涉及到经济领域和经济史，一个很意外的方面就是不少日本在战时采取的经济措施，实际上要不然是直接出自传媒界的主张，要不然也和传媒界有莫名其妙的关系，这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所谓“革新官僚”们的把戏，他们的自己的主张要想能够得到推行的话就一定要得到军部的支持，但官僚和军人之间的互相倾轧造成这两个集团之间关系相当紧张。官僚们在战时经常使用传媒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理由有时干脆连知识产权都不要，把自己的观点方法传授给媒体人士，以媒体的社论什么的方式出面向军部提出建议。而媒体也很乐于扮演一个“聪明的建议者”的角色，加上军部一般对一直不惜用最华丽的语言在礼赞他们的媒体的感觉很好，所以从媒体说出来的话军部多少都会听。这就造成了最古怪的日本战时媒体史和经济史密不可分的现象，一些牵涉到战时传媒的著作都很难归类到经济类还是媒体类去。 这本书在战时经济史方面也有独自的探索，吉田则昭不在局限于某些具体的例子或八卦，而是详细地介绍了朝日新闻社论作家笠信太郎在战时的经济学论说，把战时动员和经济再编成这个大动作本身对传媒界再编的影响以及经过再编的传媒界反过来对经济再编成所起的反作用放在一个“经济新体制”下来衡量，这就使得传媒人和官僚之间的关系变得清晰可见。 这本书的研究还不仅限于太平洋战争时期，对战后的日本传媒界所继承了的战前遗留下来的传统也进行了揭露。 战后，各传媒和煽动战争有关的人物都被作为战争犯罪嫌疑人而送进了巢鸭监狱，但很快就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释放。和德国法国等国家在战后把战争犯罪嫌疑人永久驱逐出去不同，日本的这些人回到了传媒界而且继续把持着日本的传媒界。这样日本的传媒在战后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虽然迫于形势，日本媒体不再进行战争煽动的举动，但在迎合读者，以销售量为本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改变，这也就是日本的传媒界即使在战后也从来没有给日本社会指出过正确的方向而是一再犯错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