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警察1990

1989年，在与科波拉、伍迪•艾伦联合导演的《纽约故事》（New York Stories）上映之后，马丁•斯科塞斯开始着手筹备一部黑帮电影的摄制。这部原为《Wise Guy》的电影根据小说家Nicholas Pileggi的作品改编，原著是一部真人真事的自传体小说，因为跟De Palma的系列电视重名，后来更名为《好家伙》（Goodfellas）。斯科塞斯极其喜欢原著中自由而流畅的叙述风格，也喜欢书中描写的许多细节。它们的一部分让斯科塞斯童年的记忆再度鲜活起来，另一部分极主观化的内容则更受斯科塞斯的青睐，他计划在大银幕上以电影的方式重现它们，对于喜欢求新求变的斯科塞斯来说，这是一次新的挑战。 不得不提的情节是在《好家伙》的后段，三兄弟之一的Tommy已经被帮会干掉，许多未知的事情正处于临界点，而斯科塞斯却不紧不慢的偏离主线，将镜头对准Ray Liotta饰演的Henry，巨细无遗地表现似乎是他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一天：早上吸食毒品后，Henry以看似饱满的精神开始忙碌起来：给同伙Jimmy送枪支，接家人回家，卖枪，做饭，敷衍寂寞的情妇，包装毒品……但事情总是一团糟：被FBI的直升机跟踪，枪支被Jimmy拒收还被斥责，在路上差点出车祸，叮嘱下却总是犯错的同伙……情节中Henry双目潮红，脸色苍白，冷汗淋漓……画外音和对话交替不停，狂放而嘈杂的配乐，人物始终处于动作之中，快速剪接的画面、不断移动摇晃的镜头……最后，时间已经是傍晚，当Henry在再一次吸食毒品后的亢奋中发动汽车，一把手枪突然指住了他的头，一切结束…… 在这个段落里，斯科塞斯巧妙的为人物制造出一种恍惚的、主观的精神状态，使观众得以一窥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致展示了在重重压力之中的人物反应，暗示这一切即将崩溃的结局。在大卫•汤普森主编的《斯科塞斯论斯科塞斯》中，斯科塞斯说起这是最难处理的部分，“我要为观众——这些从来没有体会过任何可卡因和吗啡的人物——制造出一种焦灼氛围和头脑处于毒瘾发作状态的样子…在这种压力之下，你就会变得有点功能性神经错乱，接着情绪开始沮丧…”。这个精心构建的段落堪称斯科塞斯最成功的创作之一，除了还原原著中文学化的心理描写外，斯科塞斯对电影语言的综合运用也创造出了极具表现性的戏剧空间。得益这种不落窠臼的创造力，于1990年上映的《好家伙》不但成为斯科塞斯个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成为电影史上最经典的黑帮电影之一。 1992年，以非主流著称的独立电影导演埃布尔•费拉拉（Abel Ferrara），拍摄了他职业生涯的代表作品之一——《坏中尉》（Bad Lieutenant）。这个故事讲述一个沉湎于毒品、赌博、性的警察，生活极端腐化堕落。在一桩修女被强暴的案件中，由于当事人拒绝透露作案者的身份，案件不了了之。Harvey Keitel饰演的警察被一种莫名的力量驱使，同时也为了获取奖金偿还赌债，一心找出案犯。最后他找出了两名案犯，却在修女的感召下彻悟一生中种种罪孽，转而将他们放走；而他却因为亏欠庄家太多赌债，迎来了自己的末日……片中埃布尔•费拉拉以缓慢、随意的非戏剧化叙述，营造出一股冷酷、糜烂的末日气息，用以反衬沉重的救赎主题，简单有力令人印象深刻。 从整体的效果看，我认为《坏中尉》还算不上是杰作，因为它不够完美，太多的细节需要雕琢。尤其是片中Harvey Keitel饰演的角色在教堂中似见神迹而省悟一生的情节，转折过于突然，说教的味道浓郁，削弱了主题的表现力；另外过多的宗教意象也略显刻意。这些都妨碍了《坏中尉》去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但许多人依然喜爱这部不太完美的电影，其中就有拍了《好家伙》的马丁•斯科塞斯。在他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电影的一次回顾里，他挑选了十部个人最钟爱的电影，埃布尔•费拉拉的这部《坏中尉》排名第五。这是一份极个人的名单，标准为何无从考稽。唯一可能的共通点，也许它们都不是很完美的作品，至少我看过的其中两三部都属于这种状态。更值得怀疑的是，排在第一位的田壮壮作品《盗马贼》，应该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上映的作品，在这份九零年代的名单里出现，明显有些突兀。 但看完《坏中尉》后，马丁•斯科塞斯的偏爱也许有迹可寻。在这部电影的后半部分中，有一个效果令人惊叹的段落。Harvey Keitel饰演的警察在夜总会喝酒后离开，边走边吸食毒品。这是一个跟拍的手提镜头，镜头带着轻微的晃动，在强劲的环境音乐节奏下，与人物轻微的晃动相对应。然后他来到一个毒贩家中，收取他委托给对方贩卖的毒资。他坐在沙发上，头部前后摇晃，眼睛不断眨动，东张西望，心不在焉的与毒贩母亲搭话。这里埃布尔•费拉拉用一组反拍镜头来拍摄他的动态，与身边女人的静态形成对比，中途插入一个装有现金的盒子的特写。然后他离开，在门外再次吸毒。镜头跟随着他，他踉踉跄跄的下楼，镜头摇晃得厉害，楼道里的灯光也在闪烁不定。他似乎感觉到什么，拔出枪来拿在手中，威胁开门察看的住户。当他走下楼去的时候，镜头却意外地停留在楼上，从上而下俯拍他的行动。这一节里只有偶然的一两声环境声。接仰拍，他摇晃着从门里走出来，然后插入一个主观视点镜头，对象是晃动的夸张变形的街景。然后镜头再次跟随他穿越街边的车辆，直到他上车离开。这时背景又响起来节奏强烈的配乐。在他驾车离开后，镜头转过来对准了空无一人的街道…… 这是一段与马丁•斯科塞斯在《好家伙》中的试验完全相同的情节。Harvey Keitel饰演的警察因为欠下赌债，担心对方前来寻衅，时时刻刻都处于紧张的状态下。与吸食毒品后的效果紧密相连，他先是处于亢奋的状态，然后转为毒瘾发作时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埃布尔•费拉拉以音效、镜头运动、构图来突出场景氛围，同时也巧妙的深入人物内心，将他深层的惊惶、失落、无助在虚幻的空间里清晰展现。同样是在人物命运转变之前的一次重要暗示，把这个堕入人生谷底的强横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某种程度上，这一段落的效果甚至超过了《好家伙》类似的部分，因为在整体上来看，这一部分是故事主线上极重要的存在，与全片的基调协调一致。很难说埃布尔•费拉拉是受了马丁•斯科塞斯的启发才拍出这个段落，但可以肯定的是，马丁•斯科塞斯将《坏中尉》列为至爱之一，这一关联的情节绝对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这么说起来，马丁•斯科塞斯多少也算是自恋的家伙了。

本片导演是游走好莱坞边缘的阿贝尔·费拉拉，尤其擅长拍摄黑色电影。能轻易的把一场若无其事的棒球赛演化为一段彻头彻尾的丑恶杀戮。对阴暗面的理解与把握，不同的导演总有不同的方式，其风格化在某些时候显得冒失，那些内在缺憾与题材敏感难免招来诸多的非议。本片算得上其电影中的一朵奇葩，游走在肮脏粗陋中的镜头，把所谓的人性泯灭到一个令人绝望的高度，十字架上淋漓漫滴的鲜血是控诉也是诅咒，为恶之人即使幡然悔悟，也逃不过下地狱的黑暗厄运。

本片以低廉的成本和18天的拍摄日告诉人们什么叫“妙手偶得”的道理，这部电影入选了当年《电影手册》年度十佳。费拉拉崇尚暴力犯罪，嗜好低成本，习惯于携摄影机出入肮脏粗陋的街道与阁楼，去披露社会角落里那些看不见的罪恶和天谴，本片里哈维·凯特尔的角色彻底颠覆了警察正义的形象，成为作恶多端、五毒俱全的化身。导演用很简练的镜头勾勒出这个人物的生活状况，他酗酒成性、赌球上瘾、情绪暴躁……除了电影开始在车内与儿子的一番对话，你很难从他身上发掘到作为“常人”的一种成分，整部电影的气氛阴郁而又冰冷，让人在绝望中体验到透骨的死寂味道。

哈维·凯特尔是电影唯一的主角，他游走城市里最肮脏邪恶的地段，用自己的无情覆盖着罪恶的一切。罪案现场嚼着口香糖谈论即将举行的棒球比赛，似乎眼前的罪恶事不关己，即使是那个教堂里的虔诚修女遭遇了两个未成年人的蹂躏，作为信徒的他也同样以漠然来回应。如果说漠然只是冰冷，那么邪恶就是狂热，腰间的一把左轮枪原本象征警察维护正义的使命，到了此处竟沦落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有了这个念头，他就可以把劫犯的赃款堂而皇之的放入自己的口袋……一场床底之欢后，男主向镜头展示了一遍自己坚实而又雄壮的正面，病态的面容配合强烈的配乐（Johnny Ace - Pledging My Love），将他亢奋背后的失落与无助展现的淋漓尽致。所谓的高超演技需要的不是外炫，而是不动声色的爆发，哈维·凯特尔奉献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演绎，让这个外表强横骨子可怜的人物变得清晰可见。

罪恶用来映衬善良，肮脏用来彰显纯洁，黑暗用来诠释光明，这是费拉拉坚定的信念，也是他个人笃信的道德观。对善与恶的理解，想要去定义又总是太难，本片用了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就是打破信仰去追寻二者之间的界限，于是它的代价是圣母像的倒掉、十字架上的滴血、修女在教堂里遭受惨绝人寰的蹂躏……一个冷漠的基督徒在信仰面前无法承受罪恶的时刻，是他觉醒的开始，也是他宿命的到来。在粗糙而晃动的镜头下，一个决然间被定义为“恶棍”的角色用坚毅的神情把两个罪犯送上了开往另一个城市的长途车，自己则在债主施舍的子弹下安然睡去。

费拉拉迷恋第一人称的直白视角，手提镜头在摇晃与闪烁之间，产生了极度逼真化的令人惊叹的效果。本片有着粗糙的毛边，算不上精雕细琢，哈维·凯特尔在教堂里撞神的一场戏也少不了唐突之感，不过整部电影的诚意足以掩盖其粗陋的小节。

盛佳蓝光标注

一部在十八天拍摄完成的低成本独立影片，由于片中涉及的内容，最终被划分为NC-17。成本的低廉导致片中的粗糙之处比比皆是，但其诚恳却掩盖一切的不足。这是部很肮脏的电影，目的却为了体现纯洁。Abel Ferrara导演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正义的道德观。观看这部影片之后并不同意Harvey Keitel说：“Abel有着扭曲的人性。”Abel的人性并不扭曲，他自身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影片中修女被强奸的事来自1982年西班牙的一宗真实案件。坏中尉这人物是Abel导演从Bob Dylan的歌曲中想到的。影片的最后，中尉汉森被枪杀在街头，死在自己的车里，这一段是偷拍的，也就是说你将在影片中看到纽约人面对死亡的真实反应。 Abel导演不过多解释他的工作，他喜欢处于观众的角度拍电影。他为人性中同时存在的善与恶所着迷，语言说出来是这么的简单，去定义它却是那么困难。Abel对待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那么平静，困惑多于折磨。“我被别人教育成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人们并没注意到这点。如果我不去教堂，可能就是找挨打了，从出生时就这样了。这始终是个困惑，而Harvey也有这样的困惑。这有Bob Dylan的一句话，你只能有信仰或者没有，不存在中立。好的，这部电影就是关于中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