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1995

电影一开场，诗人马高和朋友黑仔喝得醉醺醺的，坐着马车，后面跟着一帮吹喇叭鼓号的乐队在南斯拉夫柏尔格雷德的街道上飞驰而过。这两个醉鬼一边高喊着革命口号，一边胡乱鸣着枪。马高温柔善良的动物园管理员弟弟伊万在家门口兴奋的看着哥哥轰轰烈烈干革命的壮举，心中羡慕不已，可作为一个普通跛子的他，除了结结巴巴的恭维哥哥之外，也只能在动物园照顾他心爱的动物们。

第二天一早，二战来了。

一只愚蠢的白鹅疯狂的啄受伤老虎的脑袋，结果被恼羞成怒的老虎一口咬断了脖子；伊万抱着自己的猩猩对着死去的动物尸体们嚎啕大哭；黑仔本来不管不顾继续在家吃喝，后来实在被连续不断的枪炮声激怒，决定拿枪出门教训这些不知好歹的外来德国人；黑仔老婆喋喋不休的唠叨着，说黑仔分明是去剧院找相好的演员娜塔丽亚；马高正在妓院风流快活，枪炮声和剥落的房顶墙皮吓跑了光屁股的肥硕妓女，马高只好靠在窗边自己打着手枪达到高潮……

这就是南斯拉夫，一个疯狂的国家，一个疯狂的时代。故事就在这个疯狂世界里展开。

后来马高爽毕在小广场找到魂飞魄散只知道抱着猩猩哭的弟弟时，我眼睁睁看着他拎起不知道在哪拣来的黑猫，把猫当成块破抹布一样擦他的皮鞋。黑猫嗷嗷乱叫，我则看得哈哈大笑。这时起我就确定了，这是个荒诞喜剧反战电影，如果不深刻，那它至少还搞笑。

我只猜对了一半。

电影从头到位的确都在搞笑，其荒诞夸张的喜剧表现手法颇像《大话西游》，尤其是演员娜塔丽亚在柏尔格雷德大剧院舞台表演的场景，几乎可以丝毫未动的搬到一部典型周星驰电影中去。除了伊万，电影主要人物中简直就没一个好人，大家都没什么原则，娜塔丽亚是个墙头草，马高是个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和出卖朋友的伪君子，而黑仔也好不到哪去，行事莽撞又愚蠢，还在个破箱子里不小心引爆了手雷把自己炸得七荤八素！黑仔的那票乐队们一天到晚跟着他，除了奏出些令人烦躁的疯子音乐之外，一到关键时刻只会喊：“完了完了，灾难来啦！”

在这样的疯子情节中，故事从二战一直讲到50年后的内战。

这就是南斯拉夫，一个多么“有趣”的国家！

1918年 – 一战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王国，29年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1941年 – 二战中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解体；
1945年 – 战后，铁托领导人民重建南斯拉夫民主联盟，翌年更名为南斯拉夫人民联邦共和国，46年更名为南斯拉夫人民联邦共和国，63年又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90年 – 六盟国大选，除塞尔维亚和黑山仍由原执政党执政之外，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其余四国共盟丧失政权，政局动荡，民族主义势力抬头；
1991年 – 盟国波黑宣布独立，克塞两族发生流血冲突，内战爆发；
1992年 – 南斯拉夫解体，未独立的塞尔维亚、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波黑战火继续，直至95年在北约与联合国干预下波黑战争结束；
2003年 –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更名为 塞尔维亚和黑山，简称“塞黑”，南斯拉夫名称被取消；
2006年 – 黑山经公民投票脱离联邦，塞黑解体。

从1918南斯拉夫开始建国以来，战火就从未远离过欧洲巴尔干半岛上这片土地，民族纷争不断，流血冲突不断。电影极为荒诞怪异的表现手法所描绘的，竟然是这样一片血泪浸泡出来的土地，一个有关民族大义，似乎不应该用来搞怪嘲笑的问题。但在作者Dusan Kovacevic的笔下，这一切又都那么好笑得合情合理。这片土地上，为什么要有战争，为什么一直要有战争？南斯拉夫人，你们究竟在争什么？

我不在这样的历史下长大，在这部电影之前根本没有半点兴趣去了解巴尔干半岛这个倒霉地方，一天到晚打打杀杀莫名其妙。我只是想看看这个荒诞的故事怎么讲下去，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真好笑呀真好笑；可没想到，看到最后，看这个国家仍旧在战火中挣扎，看伊万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和已经老迈的猩猩在几十年不变，废旧肮脏的地下管道中滑稽乱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了。

“当兄弟相互戕杀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真的在打仗了。”

电影最后，也如同《大话西游》的结尾一样，超现实主义象征了一把。看着也许本应该歌舞升平一片祥和的土地脱离大陆向无边苦海漂移的时候，我的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悲哀。真的，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用钱来解决那该多好！痛苦与仇恨不再从心底萌芽，把根向下扎，向下扎，扎过一代又一代人，心也荒芜，家也荒芜，国也荒芜。只有战火，在漫布野草的荒原废墟上熊熊燃烧，将天空染成血状殷红。

导演Emir Kusturica和剧作者Dusan Kovacevic，你们荒诞不经的外衣之下，隐藏的究竟是怎样的创伤之心？！这是多么强烈的爱与痛，才能幻化成魔鬼梦魇一般的故事，连我这样不相干的外人，也不得不随着你们，在狂笑之后掩面而泣……

译文被选入期刊，谢谢关注。

简单说两句两句翻译完的感想：库斯图里卡是一个疯狂又厚重的导演，采访中他所有的回答都充斥着浓郁的文艺哲学气息。他就好像一颗深深浸与人文科学沃土中的种子，在每一部片中蓄势待发，直至一节节长成他所期待的样子，而后以一敌百，不负万劫。

看来马高同志是个masochist，得让纳塔利亚时不时用高跟鞋给他头上来一下子才过瘾。可他又自称是个老实人：“老实人没法呆在这个国家”，哪怕已身居高位，最后还得收拾细软跑路。他的下场是与纳塔利亚一起被黑仔“率领”的民兵处决，两人的尸身在旋转的轮椅上燃烧－难道这也是火中的涅槃？其中相隔的，是整整一个国家－“从前，有个国家，它叫南斯拉夫”，…...

      要说“拼贴”、“政治波普”，至今没见过谁比导演Kusturica在《地下》中玩得更娴熟的。铁托葬礼上，阿拉法特、勃列日涅夫、华国锋鱼贯而过，背景音乐好像忘了换似的，还是《莉莉.玛莲》，反讽吗？不反讽吗？鬼才知道。

      南斯拉夫，这是欧洲不愈的溃疡。前南战犯法庭还在，米诺舍维奇却先死了－前不久，还有人发雄文为他讨公道*。可到底谁欠了前南斯拉夫一个公道？又该由谁来偿还？这是一笔烂帐。
这笔烂帐，只有电影《地下》这般大手笔，才能描绘得如此哀而不淫、魔幻瑰丽。

      二战期间，同为共党游击队员的马高、黑仔两个朋友，为了抵抗纳粹对他们共同的家园和女人的侵略，怎么说呢，奋起反击吧。一场《虎口脱险》般的疯狂打闹后，马高救了黑仔，却把他和整帮战友（包括马高弟弟－已被炸毁的动物园的饲养员和他的猩猩，还有纳塔利亚轮椅上的弟弟）安置在地窖；纳塔利亚留在地面，为他独享。胜利了，马高，铁托的战友，前剧作家兼诗人，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妻子是不改轻佻的前演员纳塔利亚。他们优游自如地生活在新国家里：参加阅兵，为“牺牲”的黑仔铜像揭幕致辞，出席黑仔传记电影的开机仪式，…除了纳塔利亚贪恋杯中物，而马高需要让高跟鞋敲他的头。黑仔他们则被告知战争尚未结束（马高不时为他们播放空袭警报），在地下为“抵抗运动”生产枪支－其实供马高走私销往国外。时钟被马高的眼线拨快了，20年缩短为15年－这“15”年间，他们甚至在地下捣鼓出一辆坦克。

      黑仔儿子的婚宴，热闹中透着不祥：悬空飘浮、美艳洁白如奥菲利亚的新娘，地下众人的狂欢，三个老友计的聚首。黑仔乘众人滥饮，带儿子逃向地面，准备对该死的纳粹发动奇袭；新娘找不到新郎，投井而死；猩猩钻进坦克，开炮，炸毁了地窖；马高弟弟一路寻找逃走的猩猩，沿下水道走到德国，进了精神病院；马高和纳塔利亚，如本文开头所说，也匆匆逃离这个国家，继续他们的军火贩子生意。

      地面多么美！鹿是鹿而不是马；太阳不是月亮，它红彤彤地升起－这一切，黑仔的儿子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撞上了黑仔传记片的拍摄现场，黑仔力毙扮演仇人纳粹军官的演员，导演对赶来的党干部惊惶质问：“谁来保护我们这些艺术工作者？”在军方的围捕中，黑仔光顾着追击直升飞机，他那不谙水性的儿子，却为溺死新娘的头纱所吸引，往水底而去。

      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年，南斯拉夫解体的乱战中，黑仔是个脑筋不大清楚、不忘寻找儿子的残暴的游击队（！）头目，只不过这次枪口转向了前同胞、现在的异族仇人。

      战争正如马高的谎言所坚称，从未结束。马高的弟弟却回来了，他找到了他的猩猩，也痛殴了已坐在轮椅上的哥哥，然后把自己挂在钟楼大钟的绳子上，凌空摇荡。接下来，就是马高与纳塔利亚被处决一幕。然后，猪在废墟和尸体间拱土寻食，象纳粹空袭过后那样。然后，黑仔重返地窖，走过长满青苔的坦克，走向吞没了儿媳妇的井，纵身而入。

      他浮出到另一个世界－一片漂泊的乐土。有他刚下地窖时难产而死的妻子－还是那么善妒专横，有地窖里的所有居民－当然包括儿子和他的新娘，还有马高和纳塔利亚。马高请求原谅，黑仔只肯忘却。

      乐土裂解，载着众人漂移远去。影片在贯串全片的喧闹的爵士铜管乐声中结束，画面之外，有人说，“从前，有个国家，它叫南斯拉夫。”

      影片包含了太多象征、隐喻，千头万绪－比如猩猩，井，坦克，还有《莉莉.玛莲》－不然怎么说是“大手笔”呢？在此，就不一一梳理。印象里法国人最喜欢在电影中作下水道文章，可没有一部能如本片般地上地下道路纵横令人眼花缭乱。它是荒诞剧，又是史诗。而史诗本就是荒诞剧，每个人都是他们身处时代的滑稽演员。

      不要为南斯拉夫痛惜、悲伤，它的裂解未必不是新生，而有的国家还在“沦陷”之中。只是个人的命运相对于时代如此微不足道。马高是邪恶的？他僭居高位、贪图钱财、欺骗了战友？可他们走上地面，面对的何尝不是一个骗局？骗局之后，我们见证了，是更为不堪的乱局。黑仔如果不被困于地下，也许早就成为出笼的恶兽－又也许早被“清洗”了之。地下的众人固然可悲－看着他们苦捱暗无天日的日夜、以涓滴之水“洗澡”，我会不忍。但是个人通常是渺小无力任人播弄，被谁，这里或那里，这样或那样，并无本质区别。象影片一开始就被炸毁的动物园，作鸟兽散之前，动物们有食物而不自由；之后，有自由而没食物，它们能选么？这些，都是走向新生之前，不得不经历的。可以说，没有人欠米诺舍维奇一个公道－虽然他也是南斯拉夫这个“从前的国家”遗留的悲剧之一；至于谁欠曾经的南斯拉夫一个公道，因为乱局未终，还要等未来的胜利者来说－向来是胜利者说谁就是谁的。

      据说“斯拉夫”本意为“奴隶”，“南斯拉夫”就是“南方的奴隶”。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仆从军是“纳粹的帮凶”，克罗地亚人铁托却是抗击法西斯的英雄、南斯拉夫联盟国家的缔造者，他在苏联与西方之间走平衡木，捍卫了这个短命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内压制“大塞尔维亚主义”，保持几大民族脆弱的团结数十年。穷尽个人心力，在他身后，他一手缔造的国家依然逃不了一片废墟一片萧条。影片就是在这片废墟上诞生，只有自嘲，没有怨恨。

      我不讨厌油滑冷酷而仍有自谴和诗情的马高，甚至还欣赏轻浮放荡却内心苦楚的纳塔利亚。他们是心灵无根的族类，他们的一切作为我都可以原谅－甚至不需忘却。而历史就是这么地上地下包罗万象，鹿是鹿不是马，红的太阳不是白的月亮，空袭在响或真或假，影片在影片中被拍摄，老游击队员重返地面还是游击队员，猩猩的主人终于找回他的猩猩，地窖里有井通往天堂。
也许，导演Kusturica是在用《地下》这只高跟鞋给大伙的头顶来一下，因为他怕我们忘了，“从前，有个国家，它叫南斯拉夫”。

      在我的私人兵器榜上，《地下》名列西片第一。



*（雅科夫：《愿历史还你一个公道——悼念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引子
    上周身体欠佳，电脑及网络又崩溃两天，找不到人修理，所以写博的事就停了下来。不过看碟仍然继续，一口气看完了罗德里格斯的《罪恶之城》、波兰斯基的《苦月亮》和库斯图里卡的《地下》。
    都是老片子了，现在属于补课性质。看完之后，再次增加我对大师们的崇敬之心，和它们比起来，国内那些“大师”的作品真叫小儿科（又扯到国产片身上了，该死……）。
    只是这些影片都太长，尤其《地下》，居然有2小时50分钟，耗去整整一个晚上。结果等我爬上床一瞧，时针已经指过了凌晨一点。
 
投石
    我看片之前，不喜欢了解太多的细节，以至于事先并不知道这居然是一部荒诞剧。一直认为这样一个沉重的题材，就算不拍成震憾人心的宏大悲剧，至少也应该像《再见列宁》那样，是带点哀伤又不乏小幽默的正剧（的确有人把这两部影片相得并论，但事实证明，贝克怎么能和老库相比，到底还是差了些火候）。
    因此，当影片以一种欢闹、愉悦的方式开始时，我竟然一下子很不适应。
    而且，几次都想放弃。
    当德国人对贝尔格莱德狂轰烂炸的时候，我们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拽住肥硕的妓女，让她继续完成自己的“工作”，妓女逃命后，索性自己打起了手枪；另一个则仍然在大快朵颐，当炸弹掀翻了餐桌，又立马抛下怀孕的妻子顾自找情人去了。总之，在影片的前50分钟里，我没有看到他们任何反法西斯的英雄壮举。如果有，那也只是为了和德国军官抢女人。
    没有早已习惯的悲怆和呼天抢地，没有抗击敌人的激情与斗志，库斯图里卡成功颠覆人们对被侵略者的固有印象。镜头扫过贝尔格莱德满目创痍的街道，每个走过的南斯拉夫人的脸上都看到不到愤怒之情。
    看到库多和马尔哥大闹剧院，抢走娜塔丽亚强行举行婚礼那一段，我差一点就换了碟。一场闹剧，我心想。当然可以用喜剧来表现悲伤，例如周星弛的《喜剧之王》，可仍然不脱悲哀的底色。但至少到那时，我仍然没有看出老库想说什么。
    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库斯图里卡的名头和戛纳金棕榈奖的光环在支撑着，我一定无法继续这次观看旅程。
    还好，幸亏没有那么做，不然我就会和一部伟大的作品失之交臂。
    正是这场啼笑皆非的婚礼，不经意间为马尔哥此后长达20年的谎言埋下了伏笔。娜塔丽亚为了逃命而向他献上的那一吻，就像平静的湖水里投下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而且余波袅袅，一波三折。
    精彩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帷幕。
 
一折
    马尔哥一生中最英勇的举动，就是假扮医生，混进纳粹医院救出库多和娜塔丽亚姐弟。成功之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抱着心爱的女人狂吻不止，就算房顶被炸出个窟窿也不肯放手。
    那是盟军的炸弹，南斯拉夫解放了。
    此时影片才播放了一个小时。
    我的好奇心被吊了起来：剩下的1小时50分（那可是一部普通电影的长度），老库会拍什么呢？他还能拍点什么呢？
    大师的智慧此时真正显露出来：他让平步青云的马尔哥继续把自己的兄弟库多留在地下。
    马尔哥拥着兄弟的恋人，享受着群众的爱戴，煞有其事地为库多的“遗像”揭幕，并且在自传电影的片场上演了一出痛悼亡友的好戏。转身，又换上破旧的衣服，来到地下室鼓励库多继续“战斗”。他制造空袭警报，还假冒铁托之名送上怀表，逼真的演出连时间拔慢这样的细节也不忘疏漏。
    库斯图里卡用天才的故事，把“英雄”、“爱国”这些崇高的字眼消解于无形。
    同样反思英雄主义，伊斯特伍德在《父辈的旗帜》里，延续了惯用的表现手法：忏悔、自责、痛苦、怀念，英雄内心的苦闷非常人所能理解。他借主人公的嘴，说出了“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都已经死去”这样的台词。可是，在老库眼里，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人，都不算英雄。
    所谓“英雄”，无非是塑造出来的。这一点，在那部反映马尔哥和库多“英雄事迹”的戏中戏里表露无遗。那个导演，在片场上窜下跳，一再要求演员的表演要真实、要真实！但他不知道，最真实却最残酷的演出正在“英雄马尔哥”身上发生着。
    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统治者完全可以运用一切手段把一个人描绘成英雄或者是叛徒，大众舆论无非是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可惜，很少有人能看穿这一点，年轻人仍然被“英雄主义”激动着。
他们渴望的，其实只是英雄就义前那个被定格的姿态。
 
再折
    又是一场婚礼。
    库多的儿子尤那20岁了（因为时间被拔慢了，库多一直认为他只有15岁），要结婚了。美丽的新娘“凌空而降”（其实只是被钢丝吊起来，但真是佩服老库的想像力），对20年没有见过阳光的人们来说，这盛大的婚礼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节日。
    但没人料到库多早已厌倦漫长的等待，他希望能在儿子成人这一天带他重回地面，“打击”法西斯侵略者。
    我的心又悬了起来：谎言被戳穿的那一刻，老库将如何收场？
    结果真是出了岔子，猩猩无意间把炮弹塞进炮筒，“轰轰”两声，地下室被炸出巨大缺口。20年暗无天日的生活瞬间土崩瓦解，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出现了。
    摆在库多和尤那面前的将是一条怎样的道路？
    我们智慧的老库、天才的老库大手一挥：把他们的出口设置在了电影片场，而且正撞上“库多就义”的那场戏！
    真的库多又见到了他的死敌：佛朗斯！啊，原来南斯拉夫人民还处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你看，又有一位革命者要被杀害了！他毫不犹豫地拿出枪崩了自己的“仇人”（其实只是一个扮演佛朗斯的演员。这一幕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陈强在《白毛女》里演黄世仁，结果有个看演出的八路军战士太激动了，掏出枪要毙了他。现实与虚构有时竟如此相似！），父子俩开着车在片场横冲直撞、狂轰烂炸，简直豪情万丈！
    谎言没有被戳穿，它仍在继续。
    如果一个人，到死都生活在骗局之中，那么，也是一种幸福。
就像库多，就像所有在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人。
    影片有段充满深意的字幕（其实整部电影处处充满了隐喻和深意）：马尔哥失踪后，铁托失去了依靠，20年后去世了。正如马尔哥用谎言罩着地下的人们，铁托也用他的强权罩着南斯拉夫人民。
    他去世之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迅速分崩离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个曾经为我们奉献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等著名影片的国度从此在地球上消失。
 
三折
    半个世纪过去了。时间走到了九十年代，影片也走到了尾声。
    库多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妻子、儿子、儿媳、兄弟、恋人、乐队的朋友，还有祖国。他又回到了地下。只不过追随他的人，从逃避纳粹侵略的邻居，换成了躲避波黑战火的群众。
    在井里，他看到自己苦苦寻找了30年的儿子，于是跳了下去……原来，他们都在那里，所有他爱的人都在。
    终于可以团圆了。
    如果影片就此打住，也仍然不失为一部高水准的佳作。但是，库斯图里卡偏偏又加上了一个绝妙无比的结尾，让影片最终上升成为伟大的史诗。
    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从水里走出来，为尤那重新举行一场真正隆重的婚礼，这也是库多年来的心愿。人们载歌载舞，欢呼雀跃，河岸上绿草如茵，牛羊如织，甚至马尔哥和娜塔丽亚也起来祝贺。看到妻子脸上不悦的表情，库多讪讪地介绍：这是朋友的妻子，朋友的妻子……他和马尔哥纷纷掏出戒指套在爱人的手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娜塔丽亚残疾的弟弟可以抛掉轮椅跳舞了，马尔哥口吃的弟弟伊万也可以流利地说话了。他转过头，面向观众，深情而清晰地说道：“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新的屋舍，它们有着红色的房顶以及向宾客敞开的大门。鹳鸟也在这里筑巢。我们感激养育我们的土地，感激温暖我们的太阳，感激这片令我们怀念起家乡绿地的田野。我们还会怀着或悲伤或喜悦的心情回忆我们的祖国吗？当我们向子孙讲述这个故事时，它会像所有故事那样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国家……’”
    这个了不起的结尾深深打动了我。就是现在，当我在电脑上重新抄录这段话时，仍然感动不已。
    在令人窒息的悲剧结束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一丝丝仇恨和愤怒，这里没有背叛、没有谎言，只有宽恕、原谅、感激和最深沉的爱，对爱人、对敌人、对祖国。这些高尚的情感成就了一部伟大的电影。
    所有的、曾经的南斯拉夫人都应该去看一看此片，听库斯图里卡讲这个荒诞、真实，也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
 
尾声
    解读《地下》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整部影片充满了深刻的喻意：永远不老的猩猩、不断重复的《莉莉•玛莲》的歌曲、铁托的历史镜头、可以通往邻国的地下通道、马尔哥死时身边那个颠倒的耶稣像、漂离大陆的小岛……甚至有人分析认为，娜塔丽亚这个形象正是代表了在各种势力当中摇摆不定的南斯拉夫民族。
    但囿于对斯拉夫民族政治、历史知识的匮乏，原谅我无法对影片做出更深、更广的分析。
    还记得15年前第一次看《百年孤独》时的震憾，现在《地下》又让我重温了这种感觉。如果说，马尔克斯用魔幻写尽了拉美民族的苦难，那么库斯图里卡就是用荒诞纪录了斯拉夫民族深深的不幸。
    在全书的最后一段话里，马尔克斯写道：“命中注定要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决不会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现在，伟大的老库，我把这句话送你：
    “命中注定要50年处于战火的民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主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

原文链接：
http://www.mtime.com/my/304332/blog/423363/

        伴随着喧嚷的铜管乐，狂欢的人群反复这样吟唱：“这是正午的阳光吗？还是子夜的阳光？光从天上照射下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这段歌词几度出现在《地下》一片的高潮段落中，可作为电影主题的一个注脚。
        《地下》里有两个截然区分的世界：地上的世界经历着真实的历史风云变幻，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目睹着残酷的现实，见证了一个国家的解放和解体；地下世界则自成一体，基本与世隔绝，甚至它所经历的时间也在它的操纵者的安排下变慢了。“地下”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米高同志为实现自己的阴谋为其“演出”的一系列防空警报、一道道指示和一次次受难的表演。相应地，电影的影像体系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单元：地上世界在自然光线的照射下独具质感，尽管许多场景都发生在夜晚，来自自然界的真实光线却赋予了所有事物清晰的轮廓，这与地下部分的影像判然有别。从小黑戴着家人来到米高家避难首次进入地下世界这一刻起，地下世界在视觉影像上就呈现为一种缺乏光的状态。由于空间狭小，“地下”初始给人的感觉非常拥堵，物与物之间缺乏明显的界限和秩序，这在后来米高根据“上面”的指示把这里建成一个秘密兵工厂之后才有所改变。
        地上和地下，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想象的乌托邦。电影中那个巨大的地下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穴隐喻。如同洞穴中那些看着墙上的影子误以为就是实物的人们那样，“地下”的人关于“真实”的观念也完全建立在米高为他们带来的各种信息上。在这里，通过单一的途径从外面传递进来信息就带有“光”的含义。在基督教神学中，上帝用语言创造了这个世界，世间万物由于分有了上帝的善而变得有意义，人因为分有了上帝的理性而成为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灵。因此，人的存在和意义，人的伟大与渺小都先验地由上帝决定。如果没有上帝的理性，上帝那荣耀万物的光照，人就只能永远处于无名的黑暗中。
        光作为电影中建构影像，表现意义的基本元素之一，时常被用来印证这样的基督教神学。在布列松、费里尼、德莱叶等大师的作品中，打在特写人物脸上的顶光时常被用来表现蒙受神恩的圣宠状态。电影《地下》对光的实际运用的隐喻却带有某种渎神色彩。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确实存在视觉光线的差异，但地上世界的光只是使这个世界因为呈现得清晰而显得更为冷酷，与基督教神学中的光的救赎色彩相反。地下世界缺乏物理意义上的光源，那么电影是通过什么来驱散那无秩序的黑暗，象征性地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的呢？正是米高那编造的一道道来自上面的“指示”，一次次精心策划的表演。正是这些来自上面的信息，这些虚拟意义上的光“照亮”了地下世界。这光也就是那段歌词中唱的那分不清正午和午夜，人们只知道它从天上照射下来，豁然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的光。这种强大的反讽正是观众感受到导演库斯图里卡所营造的巨大的戏剧性张力的地方。
        这种光的意义的倒转源自库斯图里卡对意识形态化的基督教神学和共产主义之间关系的反思。基督教在现代世界的衰落使其神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并为各种社会思潮所利用。共产主义教义和基督教的这种光照论神学最为亲昵之处在于它强调：个人的意义和价值完全是由党所赋予的，个人无论在才智上多么高超、富有洞见，只要他的观念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左，就会被剥夺存在的合法性。个人是没有意义生成能力的，他只能消融在集体中，只能等待党的临幸。这和基督教神学强调个人的价值完全只能从上帝那里找到的教义如出一辙。
        除了对光的绝妙讽喻，《地下》中还有多处意象暗示了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在精神品格上的相似之处。比如，当伊凡走出地下，漂泊数年之后最终发现自己的亲哥哥欺骗了他，自己二十年完全生活在荒诞的圈套中时，他终于在教堂里上吊自杀了。这时，镜头切换到外景，呈现出耸立于兵火战乱之中那带着魔幻色彩的教堂。一只巨大的白鸟从教堂的钟楼位置飞出，从景框的上部界线出画，倏忽而去——当共产主义的理想最终破亡，圣灵也离这个世界而去。还有，米高和他妻子最终在战乱中被士兵误杀，轮椅上两具被点燃的尸体围着一个倾圻的十字架幽灵般地转圈，十字架上，耶稣像倒挂下来——当共产主义在地上世界的代理人、实际上是骗子、阴谋家的米高最终被杀死后（象征共产主义的最后破产），耶稣所代表的基督信仰也呼应性地倾覆了。
        然而，在这两幕中，库斯图里卡天才般地超越了他在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中一直在玩味的讽喻，陡然逆转了对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把人和这个世界置于被神遗弃，需要被救赎的状态，用悲悯升华了怨恨！
        作为一个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导演，作为一个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导演，库斯图里卡对这两者的感情都是纠错复杂的。在这信仰普遍衰落、价值缺失、众神遁去的世界之午夜，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欧洲知识分子，库斯图里卡无法不感到现实世界的虚无荒诞和救赎的紧迫需要。基督教传统显然已经无法难以胜任此任，尽管在历史上它曾如此地辉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南斯拉夫在经受了二战的洗礼后，一度处于共产主义的铁扼之下。当这铁扼最终松懈，原先被抑制的一个巨大隐患——民族冲突最终导致了这个国家走向解体。历史的阵痛加剧了知识分子的反思，使他们不仅要探索民族和国家的出路，也需要对伴随了这个国家几十年的共产主义作一番总结，表明自己的态度。
        电影最后，导演安排所有原先在地下生活过的角色都通过一条狭窄的水道来到水边一块草地上，成群的牛羊也跟随他们一起来到。人们化解了所有的恩怨，围坐在一张长桌子前饮酒作乐。镜头缓缓摇过所有人，最后停在了伊凡的脸上。他转过身对观众说：“……，从前有一个国家……”共产主义确实是一个关于国家和民族的神话，因此“地下”应该永远只是地下，永远自成一体。于是，那块众人狂欢的草地从大陆上剥离而去，与世隔绝地漂浮在大海中。基督教也一样，那成群的牛羊，不暗示了这块草地就是《旧约》中上帝许给犹太人的迦南美地吗？在这充满温情的一幕中，库斯图里卡在政治和宗教上都获得了象征性地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