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马时刻

我猜想也许与导演巴赫曼本人生活经历有关，他的电影里的儿童总是过早就开始背起生活的重负，几乎没有无忧无虑的童年。

醉马，其实根本不是马，是姐姐露珍嫁到伊拉克婆家换回来的一头骡子。醉马时刻，便是所有的困难都临到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阿勇的头上的那一瞬间。

故事总是很简单。辍学养家的孩子，平凡的乡里人，边境的穷困和危险，单纯清澈的眼神，亲人之间生老病死，永远不离不弃的温情，令一切的外在环境的压力都变得渺小和微不足道。

我为库尔德民族深重的苦难掉泪，也会过早长大的孩子们心疼。也许对于我们来说，生活环境要好得多。我们有稳定的政权，有安全的成长环境，有四季分明的家乡，可是我们没有阿勇的那份坚决和无所畏惧。他无论如何，也要跨过边境，去伊拉克卖掉骡子，给哥哥做手术。我们许多人在面对生活的磨难时，早就失去了这种一往无前的毅力。我们在面对亲戚朋友的病情和危难时，更多的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自我生存竞争的压力，早就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不堪。我觉得那位侏儒哥哥多么幸福啊，他的弟弟妹妹，从不嫌弃他的残疾，也没有抱怨他给家里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弟弟妹妹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愿望，无论如何也要救活他，他们也没有想到他的残疾，纵使救过来，也不会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医生说了手术后也只能有七八个月的生命时间。但是他们家人从未想过要放弃希望，只因为他们是一家人。

这种感情，在我们这个日益物质化，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里，早就变得很稀有了。人与人之间充满算计和捉弄，单纯只会变成被人愚弄的把柄。所以，最后那个镜头里，冰天雪地里，骡子走不动了，哥哥坐在身后的雪里，身边有枪声响起，一切变得如此危险，十三岁的弟弟毫不犹豫地走回去抱起哥哥，那一刻，我祈祷上帝不会亏待这样有爱和责任的小朋友。

虽然都产自伊朗，[醉马时刻]和[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完全是两码事。在马基德·马基迪、阿巴斯的故事里孩子们出身贫寒，却有着简单的童真，可爱的固执，让人对童年产生怀念。可是这一切不会发生在巴赫曼·戈巴迪的电影里，因为他的镜头下纪录的是另一群孩子，他们是库尔德人，一个被四五个国家瓜分的民族。

库尔德是西亚最古老的民族，他们的聚集地曾被称作库尔德斯坦，如今分布在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东北部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没有自己的国家，更从来没有获得过自决权。所以，描绘库尔德孩子生活状态的电影几乎和上学、课本、玩耍扯不上什么关系。2013年土耳其电影[穿越火线的少女]讲述的是一位17岁的库尔德少女在原始森林躲避土耳其政府军的故事。巴赫曼·戈巴迪在2004年拍的[乌龟也会飞]是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前库尔德族少年的故事，而当下的这部[醉马时刻]发生在伊朗与伊拉克的边境。这几部电影综合来看，很容易发现，库尔德人因为种族差异，与他们所在的国家始终格格不入，生活在这些动荡地区的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贫穷的问题，更多的是生与死。所以，这些电影里的库尔德族孩子都有一个共性，他们对政治的敏感，对家庭的认知，对死亡的无畏，都是普通孩子所不具备的。

故事的开头是黑幕，在混乱集市上抱着患有小儿麻痹症哥哥的女孩阿美娜在回答陌生大人的提问。母亲在妹妹出生时死去，12岁的哥哥越过边境到伊朗的集市打零工，姐姐在家中照顾幼小的妹妹，父亲靠两伊之间的走私贸易养活一家子，最大的哥哥已经15岁了，可生活无法自理，智商和幼儿差不多。简单的一言一语道出了这个生活在边境的库尔德家庭的困境，它由阿美娜稚嫩的声音描绘出，却不带任何感情。单从声音上我们已经获取到了，眼下这个背负着残酷命运的孩童早已成熟的事实。随后画面开启，我们看到了故事的主人公阿勇，这个12岁的男孩在成人的世界里穿梭自如。

阿勇在片中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孩子，每一次否定，他都在往成人的世界跨进一步。第一次说，是得知他的哥哥已经危在旦夕，必须赚到更多医药费才可延续生命时，阿勇祈求包工头给他一份工作。他的话取得了效果，包工头给了他一份搬运工的工作。第二次是叔叔瞒着他，要把姐姐嫁出去时，阿勇与叔叔对抗，强调自己在家中的“一家之主权”，但他的抵抗没有取得成效，从“一家之主”到“我是露娜的弟弟”，再到绝望的哭泣和最后的沉默。这一次妥协不可看作是阿勇对“我不是孩子”的自我反驳。他的沉默是因为得知姐姐以不要聘礼的方式出嫁，可以延续哥哥的生命。在这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实面前，他的沉默正代表了他明白了成年人的道德困境，真正获得了成长。第三次说“我不是孩子”，是姐姐的丈夫毁约，阿勇不得不再次做出努力，他要加入边境运货的队伍，冒险越过边境把骡子卖了，换得好价钱。包工头不想承担责任，以“你是孩子”为由拒绝了阿勇的请求，这时他再一次否定自己的孩童身份，并对包工头许诺，如果发生意外，自己会负全责。在运送的途中，果然发生了意外，队伍发现前方有敌人埋伏，各自做鸟兽散。可是，必须送哥哥越境的阿勇却无法再像他第一次当搬运工那样躲在山洞里保命了，这一次他要迎向成人世界的残酷，背负起人生的责任，直面生存的命题。所以在结尾处，阿勇擦干了眼泪，牵着骡子越过了边界的铁丝网，彻底投进成人世界，真正意义上地不再是孩子身份了。

生活在边境的库尔德人，时刻面临被埋在任何一个角落的地雷炸死的危险，所以阿勇一家的这几个孩子都知晓生与死的意义。姐姐露娜急着嫁人，阿勇做搬运工，跨过边境，这一切都是为了延续哥哥的生命。从医生的话语里，我们得知，哥哥的病只能暂时延长，无法彻底根治，当下他活着，也许明天就会死去。可是，即便这样，阿勇一家人还要牺牲自己的青春、生命去换哥哥的生。这足以证明，身处生死困境的他们明白生之意义。不是这样的认知，影片便无法进行下去。

那么什么是“醉马时刻”呢？影片好几次给了观众这样的画面，在严冬载着车轮越过边境的马出发前都需要灌几瓶白酒，否则便不能完成任务。这是包工头为了让马抵抗住严寒负重想出来的办法。片中那些跟在马后面的，背着货物，艰难前行的孩子们不也是和马一样必须在恶劣的环境下完成艰巨的任务吗？这同样是他们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如若不让自己陷入迷醉状态，又如何能爆发出顽强的生命力，抵抗生死绝境呢？

电影开始没多久，结束了一天苦力工作的孩子们乘着越境的货车回家的路上，合唱的歌曲，他们唱：“人生令我苍老，逼迫我漂泊，翻山越岭，带我更靠近死亡”。而没有唱歌的那些孩子眼神空洞，相同的表情后来出现在巴赫曼·戈巴迪的下一部作品[乌龟也会飞]里的那群少年脸上。

本文首发于《看电影》周刊，转载请说明

文 调反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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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苦难表现得过于直白让我想到爷爷奶奶爱看的苦情戏，悲情的基调，孩子们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然而不知道是由于文化的差异还是成长经历的迥然相异，除了让我了解并同情这些孩子的命运，并不能让我有更持续的感受和思考。导演用力的刻画是被人看到了，但他也因为过于用力而没有找到试图把他们的境遇放置在更普遍的情境下，会让我觉得这只是世界的一个角落在发生着的事情，我是置身事外的。另一个原因是导演设置的这个小世界或者说小角落太dramatic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浅薄无知），父亲被地雷炸死，母亲生孩子离世，留下五个孩子相依为命，大女儿是姐姐，要承担起母亲的角色，照顾弟弟妹妹，被叔叔卖给人家做媳妇，长子是侏儒，需要弟弟妹妹照顾，没钱动手术，即使动手术也只能再活几个月，种种悲剧的条件整合在一起，像极了我国以民国为背景的苦情剧。婚姻大事父母-叔叔做主，商讨婚事仿佛男人的会议——资源分配和协商，作为长子的弟弟想发表意见，被叔叔打了两巴掌，这不和雅典城邦里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的法律一样么。哥哥带着侏儒哥哥和妹妹到市场上打零工，挣钱养活全家，连侏儒哥哥都需要打工，可见贫穷之甚。哥哥也是勇气和毅力非凡，非常有责任感、决心。阿勇辍学打工，为了给马迪挣医疗费，给妹妹买练习簿。雇主警告过孩子不能运货，有地雷有伏击，否则自己负责，哥哥愿意承担责任，带着侏儒哥哥长途跋涉前往伊拉克，半路有人抢劫，没人帮他俩逃走，最终还是带着骡子和侏儒哥哥穿越了边境线，来到伊拉克，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就不得而知。侏儒马迪被放在冰冷的雪地上，看着听着远处姐姐要嫁过去的人家嫌弃他，不肯收留，自己无处可去，到哪都是个累赘的悲伤

不仅人的生存环境恶劣，动物的生存环境也恶劣，骡子被鞭打、运重物，在凛冬需要和威士忌来保暖。醉马时刻，也是全剧的紧张氛围也抵达了高潮，走私的途中遇到了伏击，骡子因为喝了太多威士忌醉倒在地上，任凭阿勇牵扯打骂都不起来。

当天真纯洁和坚韧不拔同时汇聚在孩子的身上，更体会到这些幼小生命生存的不易。青少年的哥哥常常承担着一家之主的责任，他有着父亲的影子，他的坚毅果敢、忍辱负重，对家庭成员的照顾和责任，凝聚整个家庭的信心得以在艰难时世中继续生活下去。他只是个大孩子，在生存和生活的重压下却要把孩子的任性、棱角统统收敛，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主心骨。母亲因为生了太多小孩操劳过度而离世，父亲为了养活家庭置身于危险之中，比如挖地雷。孩子之间也充满信任，比如阿勇运货到一个酒店，店小二是与他年纪相仿的少年，允许他赊账，真诚地提醒他要记得提前收费，孩子之间互帮互助。

影片的旁白，是家中的小妹妹，她以妹妹的视角见证了兄弟姐妹的悲欢离合。大哥患有侏儒症，姐姐出嫁换取聘金给大哥做手术，即使只能延长几个月的生命，库尔德人对生命非常重视，小到不放弃自己的兄弟姐妹，愿意牺牲自己，只有几个月的生存也会用尽全力去争取。一家人也非常团结，姐姐用出嫁换取聘金给马迪做手术，三兄弟姐妹去市场上包杯子做零工。在马迪疼痛的时候，妹妹阿美娜将其抱到雪里，向上苍祈祷。

在电影中，导演也呈现了库尔德民族的生活环境，群山环抱，皑皑雪景，日升日落，朝霞满天，云起云落，壮丽纯净的自然风光像是一片净土，象征了库尔德族人顽强不屈的生命力，然而这片净土上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战火的摧残、贫穷的困扰、疾病的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