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套2019

2023.2.2

在汉堡晚上顺路去了金手套酒吧。不由得再次佩服阿金导演，电影真实还原了酒吧的场景。去之前有点害怕，但是实际上这个酒吧给人的感觉非常友善，非常舒服。好像不管自己做什么他们都不太在意的样子。 每个人都沉浸在各自的小世界里。几十年过去了，人换了一代又一代，Friz Honka的座位还在那里。酒吧里仍然放着很老的歌。进来喝酒的有年轻人也有老人。只是门一直锁着，由老板从里面决定并放人进来。里面的厕所也一直保留了下来。去上厕所洗手看镜子的的时候不禁想到了电影里的那一幕…

2022.01.11 第三次回顾这个影片以对及这个事件的一些感想

按道理说这种限制级的电影看了一遍我是不会再看第二遍。然而，因为写东西的原因，去详细了解了Fritz Honka的生平，包括德国当时的新闻播报，紀錄片，对于許多当事人的采訪（酒吧老板，消防员，包括后来金手套一书的作者访谈）。

首先说电影。我不得不说，在电影拍摄方面，Akin导演确实神还原了整个事件。主演的演技不说，受害者，跟当年的四个受害者真的神似。那些受害者在当年Presse上照片的眼神，一下就能从这部电影的角色中读到。

也是在了解了整个事件报道之后，才慢慢注意到了一些电影里的剧情安排，都不是没有理由的。比如说电影里洪卡憧憬的梦中少女，很像是他前妻Inge的化身。在和Inge离婚，复婚，离婚之后，他就无法再和一个女人开始一段关系。Inge也是Honka唯一的一段婚姻。他非常渴望这样一个女人的形象，典型日耳曼长相（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被关过集中营的原因，而且据报道说他和一个被害人还玩过nc play），而这个女人，又必須有前妻Inge那样能够在他受车祸破相后包容他的柔情。这和现实产生了极大的反差。电影中的这个金发少女，出现的时候都是雾蒙蒙的，现实中，即便是红灯区的妓女，也对Honka言语之中充满羞辱，被他带回家的老妓女，在床上也侧身背对，不愿意直视他。

电影中Honka在教堂门口遭受了一次车祸，导致他可能良心发现决定戒酒戒杀。虽然电影里没有提为什么Honka长相奇丑，但是电影在这里呼应了真实导致Honka面相的那场车祸。 而正是那场车祸，成为了Honka从正常人堕落进恶之渊的导火索。而在电影里，洪卡也以这场车祸作为节点，开始了短暂的从恶向善的挣扎。

然而从恶到善并不是完全凭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事情。电影中递给Honka那杯酒，使他重新回到酒精万劫不复深渊的女人，那个女清洁工，呼应了现实中Honka母亲的职业。现实中，他的母亲生了10个孩子，然而却无力养育。年幼便把Honka送去了福利院。 电影中这个给Honka递酒的女人，一如整个二战后的现实社会，二如他童年母亲。对于他来说，童年短暂的母爱，与战后的社会，它们都看上去是那么充满希望，让人忍不住当作心里最深处的安慰，然而现实中的它们又像一把刀子一样，无情地斩杀掉了这样的希望和慰藉。

电影末，在金手套酒吧，洪卡再次见到了那个他朝思暮想的金发女孩。金发女孩那天很郁闷，因为在学校里老师对她说，只有好好学习才有好的未来。然而叛逆的她只相信当下和自由，于是赌气离开了学校。不知道为什么，第三遍回顾这个电影，全篇电影我竟然在老师对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差点哭了。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因为那些被洪卡杀害的妓女，包括那些在金手套酒吧夜夜醉酒躲过一劫的其他中年女人，他们都不是为了当妓女而当妓女。四个被害人中，有家庭主妇，有理发师，她们都是为了谋生被迫兼职贩卖身体。对当年金手套酒吧的老板的采访当中，他说到“一杯酒，就能让她们对男人微笑，五马克或者仅因为一晚上能在头顶有遮蔽的地方睡一觉，她们就能跟你回家。” 然这些女人，她们的青春都已经在战争年代消逝，战后留给她们的，只是失去的亲情，无尽的孤独，衰老的肉体，因为战后只剩下自己孑身一人，也无法再次从家庭走向社会在没有任何硬技能的情况下为自己谋生。

“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有好的将来” 老师这么说着，像极了已经被那个时代抛弃的所有人，当然如果他们都还清醒着的话，对自己下一辈即将说出的掏心掏肺的话。然而电影中金发女孩转身而去，点燃香烟，在大街上走远。如果不是因为时代不同，这个女孩和那些被害者年轻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呢？

只是被害者们被时代所抛弃，被Honka所终结，而那个女孩不知道的是，她在踏出金手套酒吧后，被Honka尾随了好几条街。在尾随过程中，Honka被捕，在女孩浑然不知的平行时空，她差一点将会成为永远被困在这条蔡司大街阁楼的人。

回顾完一些片段，觉得这部电影越看越让人伤心，难过。而这些，不仅仅是因为扭曲的杀人犯Honka，也不仅仅是电影里满屏的鲜血和不断传来的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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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2022.01.01 再次回顾这个影片

因为写稿，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重温了这个案件。我第一次去了解了一些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主角Fritz Honka的人生经历。写着写着我不禁更加有这种感觉，Fritz Honka纵然罪不可赦，然而他，以及他手下死去的那些老妓女，也许都是当时二战后德国社会最最底层人民的一个缩影。在饱受各种战争苦难以及集中营里度过的童年，他一定目睹过不少世界上发生的最没有人道的一些行为。

关于Fritz Honka的性格形成，一个德国的纪录片里分析说到，Fritz Honka之后找了一份夜巡人的工作，因为工作会穿制服，所以这让Fritz感到无比自豪，因为作为一个因为出生和车祸意外决定的社会最最底层的人，他冥冥之中希望自己可以在战后的年代过得更好。这种在潜意识里的希望通过这份工作的制服让他得到了自己幻想世界的满足感。 他工作中穿着制服，甚至在下班喝酒以及所有的私人时间里也穿着制服。在他幻想的世界里，他希望别人能够通过制服注意并认可他。他在上班的时候有种非凡的感觉，甚至自己代入老板的角色对同事颐指气使。（这也得到了之后同事的证言的肯定）。然而，在下班后，他依然穿着制服去金手指酗酒，勾搭老妓女。正是这种现实生活中他的渺小，让他对权力与控制的迷恋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他开始了连环杀人，杀人的动机都是因为很奇怪的点，总之，因为妓女不遵从他的指示，就会被他认为是看不起他，甚至是”不称职的妓女“。杀人后分尸藏在自己的阁楼里，原因也是因为他要忙着上班，没有时间。

反观那些死在他手下的老妓女，兼职的理发师妓女，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妓女……二战后经济萧条的德国，沦落到社会最最底层的白人，没有任何尊严，为了一瓶酒，一个晚上可以落脚过夜的地方，就宁愿随人摆布。她们的青春已在战争中逝去，如果不是杀手Honka，她们也被社会的黑洞所吞噬的所剩无几。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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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21 netflix观后感

8月周五被同事（一个德国弟弟）安利看这部电影 看完思（呕）绪（吐）万千…

作为新世纪德国电影界的新生力量之一，法提赫·阿金在其创作生涯中先后交出了《勇往直前》《在人生的另一边》《心灵厨房》《切口》《契克》《凭空而来》等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品，其土耳其裔的身份似乎也在潜意识中鞭笞着他在创作中坚持对于历史、社会的探究与发声。

法提赫·阿金

而在2019年，法提赫·阿金却非常意外地为全世界的影迷们带来了一部极度重口味之作——《金手套》。

感官冲击之余，在阿金这部别样的新作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他对于德国电影传统室内情节剧的独特理解，以及其一贯坚持的对社会、历史的思考。

1.再创造“真实”

对于《金手套》这样一部改编于真实案件的影片，我们有必要先对它的“真实性”进行讨论，这一点，导演也已经通过片尾安插真实案件谍照与当年“阁楼”的真实场景照片向观众明示。

可以说，导演向观众直接挑明了“真实性”在这部影片中的重要地位，除了近乎完美还原真实的场景、道具，以及男主角相当惊人的仿妆，导演依然更多地从调度与叙事上对”真实“进行着自我的再创造。

影片《金手套》的开场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片段，几组固定长镜头下：“洪卡”在肮脏的房间里将一个死去的女人装入塑料袋，然后拖至楼梯间。

在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内容之上，却配以最为简单“机械”的镜头调度。镜头在此就像是一个持续睁开的眼睛，逼迫着观众目睹这一恶心、压抑的场面，从影片的开场就给观众强行带来”不适感“，让观众在感官上开始”厌恶“这部影片。

导演极力还原犯罪现场的真实，并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可以说是很大胆地确立了一种“非主流”影像基调。摄像机在这部影片中似乎并不充当“画笔”的角色，更多的则是作为冷漠的旁观者而存在。

无论是fen尸、pao尸、还是对女人们的各种暴行，摄像机都从不逃避，更不做任何视觉上的美化，它只专注于传达真实。而影片绝大多数时间里摄像机的小幅度运动，也都像是对洪卡主观视线或者动线的模仿。摄像机的这些运动是洪卡意志的反映，它跟随着他的注意力，用轻微的平滑运动，将焦点对到新的猎物身上。

而在室内调度上，导演或许深受法斯宾德《恐惧吞噬灵魂》的影响，在酒吧的吧台上以斜对角式构图为主调，再配以多角度的正反打，营造出视觉压迫感与人物之间的疏离感。公寓内和楼梯上同样选用仰俯镜头对打与障碍物体遮拦构图边缘的方法，利用高度差，进而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凸显冷漠感。

在阁楼房间内，导演多采用中景双人镜头，而基本放弃了正反打，为的就是从人物之间的暴力、沉默、喃喃自语中捕捉流动的窒息感与冷漠。这些人们每次都出现在双人镜头内，但看上去他们彼此之间却是那么的排斥、厌恶、无法沟通。

而在叙事结构上，导演在遵循传统情节剧叙事的基础上，将其主要部分与其他次要部分之间切割地更为碎片化。叙事在大多数时间内，在阁楼房间、金手套酒吧两地之间来回切换，金手套酒吧是舞台一号，新的叙事元素如事件或人物，在这里集中出现，摄像机跟随洪卡的视线，以人物意志选取叙事元素。

阁楼房间则是舞台二号，也是独属于洪卡的舞台，墙上的色情海报、封锁柜中的杜松子酒以及“臭味”，这些元素无不是洪卡对这一空间统治力的符号象征。在这一空间中，洪卡伪装出来的“社会性外衣”完全褪去。

阁楼房间成为了洪卡与进入到这一房间内的外部因素发生冲突的空间，而由于“真实”所传达出来的百分百的暴力属性，所谓的冲突完全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完全支配，从而不断上演着杀戮与虐待。

两个大空间为主的有序交替叙事，实质上是一种对于洪卡真实生活最大程度上的描摹。导演有意识地通过这种简单对立，并且各成一块的结构让观众感受到洪卡的“真实存在”。叙事与杀戮、暴虐悄然融为一体，一切似乎都进行地“顺理成章”。

而在大结构下，影片的叙事还残存不少小碎片，如洪卡的工作场景、某所高中的门口、街道、以及他所住公寓楼的楼下。

这些碎片场景的视觉形象，大多呈现为明亮甚至有些“色彩丰富”，和两大主叙事空间阴暗、破旧、烟雾缭绕的视觉形象形成直观的反差。由此显而易见，这些碎片无疑起到了视觉上的缓冲作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一些过多的“油腻恶心”感。

而回归结构本身，这些碎片场景就像金手套酒吧里各色的人与事一样，在影片中充当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它们还顺势直接带出了几个重要的支线人物和一些支线事件。

但在此，我们又不得不强调一个特殊之处，即本片中叙事主线与支线并没发生实质上足以构成戏剧冲突的交叉，多线之间有的其实只是“擦肩而过”。那么设置这些支线的意义何在？

追究其意义，依然还是得回到“真实”二字之上。前文提到洪卡既有着在阁楼内完全显现的“属于自己的一面”，也有着“社会性”的一面。如果说主叙事空间着力于发掘这个人物内心的真实，那么这些碎片化支线就是对这个人物社会性的反衬。

在这些碎片中，男女高中生、路人、楼下的希腊人，他们都是鲜明的正常社会符号。而通过支线叙事中对洪卡与正常社会化身的接触，精确地展现洪卡对正常社会的反映，将这个人物身上的“社会性”进行有限的补完。主线与支线各司其职，从不同的角度为洪卡这个人物添砖加瓦。

而碎片化的细节又正暗合洪卡“精神分裂式”的多面形象，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导演就像是把叙事的权利直接交给了洪卡的“个人意志”。所有的情节不一定是观众想看到的，但一定会是洪卡想看到的。

而叙事传达出最恐怖的真实则在于，洪卡的两面性之间竟然如此和谐。在干着变态行径的同时，他依然在大多时候作为一个社会人正常的活着。如果没有最后那一场大火，或许他就会保持这种状态，“正常”地活下去。

2.被欺骗的社会

导演阿金在这么一部重口味的影片中依然坚持自己一贯的风格，保持着对社会、历史的思考。这一次他选择的是直接把“社会”拍给观众看，对标的显然就是主角洪卡。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关于洪卡的特性，几乎都是负面的：“自卑、性无能、焦虑、厌女、暴力。”

在导演的思考中，洪卡的这些特性就是70年代联邦德国的特性。70年代西德的自卑是从经济、政治两个方面的挫折中悄然诞生的，依靠传统工业基础以及马歇尔计划重新发展起来的西德，事实上依然未能摆脱战后阴影。

其一方面，作为“冷战”的欧洲主擂台，德国在超级大国的挤压中与本身的分裂中倍感焦虑。另一方面，虽说在50年代之后成为所谓的“经济巨人”，但德国人依然无法真正把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只得扮演着意识形态阵营斗争的牺牲品角色。

洪卡的自卑正代表着70年代西德的自卑，但他的自卑恰恰也是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在虚假繁荣、政治附庸的情况下，社会上空笼罩着绝望、颓废的阴霾，个体贫瘠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让他们不分昼夜聚集在“金手套”酒吧，利用酒精自我麻痹。

同时“金手套”酒吧中一些人物也充当着历史符号的角色，老党卫军、集中营的妓女即是如此。老党卫军像是二战阴影的化身，遭受战争摧残（听力缺陷），却依然迷恋战争年代，坚持着“党卫军”式的行事规则。

狂热的纳粹战争份子在征服世界的泡影破灭之后，面对萧条的战后社会反而愈发怀念战争年代的“荣光”。他们将一切归咎于战争的失败，暴力与渴望复仇的念想在心中积蓄。

但事实上，在那个年代里，他们完全没有可能将这些“复仇计划”付诸于实际行动，再宏大的计划也只不过是存留于心中的幻想。老党卫军代表的这群人也只能一边痛骂萧条社会、一边沉浸于心中的“大战争”幻想，在绝望与疯狂中悄然死去。

金手套酒吧中映衬出来的另一个事实是，某种程度上的“契约关系”的崩溃，首先是来自于货币关系的崩溃。虚假繁荣下，货币贬值、工业减产所带来的是直观的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大规模失业，在“经济巨人”时代，无产阶级与资本家建立的货币关系趋于贬值甚至变质。

而“金手套”酒吧就是一个供“闲散”无产阶级聚集的空间，经由他们失望的“货币关系”，他们在这一空间内创造出用酒杯数量来衡量的新关系。在这里，酒杯的价值远远大于货币，酒杯可以交到“朋友”、获得尊敬，甚至是直接进行性交易。

而对于洪卡来说，更意味着可以用酒杯直接购买“猎物”，以供自己施暴。作为对外部社会规则的失望，失业、底层无产阶级选择回归最原始的制度，拉上酒吧窗帘，永远体验“夜晚”。

作为社会阶层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在这部影片中也并非完全缺位，那一家子希腊人即是中产阶级的代表。有趣的是作为中产阶级的希腊家庭却和洪卡处于同一座公寓楼之内，并且像《寄生虫》一样，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视觉上的对位差。

作为低阶层的洪卡反而住在了最顶层，而作为中产阶级一家子却屈居其下，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甚至过于直白的隐喻：这两个阶层之间依然存在着寄生关系，在被大资本抛弃之后，低层选择寄生于中产阶级而存活；而中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自保性与“谨慎”，选择对其视而不见。

然而导演最后在影片中给观众推演的结果却是阁楼上的蛆虫再也掩盖不住，最终吞噬了整座公寓。这俨然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无奈，无法爆发，无力发声，最后也只能在隐忍中失去安稳的生活，更何况这是一个外来移民家庭呢？

在影片中洪卡其实也想过步入中产阶级，但在中产的大门前他遇到了他的女同事，一个同样在中产路上的人。洪卡在她的身上非但没有找到所谓的生活希望，反而目睹了同样的生活困难，以及同样压抑的欲望。

洪卡最终在中产化道路上被原来同样的欲望与绝望拉回到深渊，随着洪卡的生活一起倒下的，显然正是那个时代的“阶级上升通道”。那个时代似乎大多数人只分为两种，一种正被欺骗着，另一种认清了骗局，选择自甘堕落。

三.结语

导演阿金在这部影片中选用反常规的方法，来完成自己的创作，出彩之余，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是叙事的碎片化，碎片化虽然起到了多线的效果，却在剪辑上显得场景与场景之间的衔接过于生硬跳跃，特别是两个高中生的部分，显然它本可以发挥更好的叙事作用。

其次，或许这算是一部“没有想法”的影片。自始自终，导演都没有对拍摄出来的影像以及塑造的洪卡这个人物有个独属于作者自身的态度。导演一直在还原真实，但当我们看完这段历史后，影片却戛然而止再无后续。还原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不是为了有所表达，难道意义在于真实本身吗？这是一个似乎有待商榷的议题。相比之下，去年拉斯·冯·提尔的《此房是我造》以强烈的甚至堪称极端主义的个人表达意愿，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另类魅力。

而反观本片，这种作者化的魅力似乎无处可寻。导演的大胆尝试值得赞赏，但关于“还原真实”的意义，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更多的探索呢？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70年代离我们记忆中并不远。二战后，经济在慢慢复苏，但很多旧人也没什么生活了，只能在低层的酒馆里度过残生。金手套是这个不足20平的小酒馆，洗手间都要走过街对面才有，摆着四张小桌子，一个只有三个坐的吧台……

男主是一个普通工人，但样子很丑，正常女人清醒的时候连请的酒跟咖啡都没人愿意喝，还好有一份工作，租住在小阁楼里，也算有一个安身之处。男主还有一个交往的哥哥，就没其他人了。兄弟俩都离过婚。

酒喝得很多，在酒吧里都是一些老残男女。久不久会有无家可归的又爱酒的会跟男主回屋里，第一个受害者是站街女，还比较年青。勒死后本来用大袋子装好准备丢尸的，但楼道有人走动，最后分了尸，大腿与头留在暗格里，其它部分装在手提箱半夜丢掉了。也是这次丢尸上了通告。第二个受害的是一起回家的老女人，三个女的一起走，半路醉倒一个睡路上了，一个到了不满意男主要求跑了。男主直接把受害人爆头，用头鐘在桌上直到……全部藏在暗格里………………不想评了，很B级片

Der Goldene Handschuh ist ein deutsch-französischer Spielfilm von Regisseur Fatih Akin aus dem Jahr 2019. Der Film erzählt die Horrorgeschichte des Frauenmörders Fritz Honka aus dem Hamburger Kiezmilieu der 1970er Jahre und basiert auf dem gleichnamigen Roman von Heinz Strunk. Er hatte auf der Berlinale 2019 seine Premiere und wurde im Hauptwettbewerb gezeigt. Der Goldene Handschuh ist nach der Kneipe im Rotlichtviertel in Hamburg benannt, wo Honka seine Opfer traf.

St. Pauli in Hamburg in den 1970er Jahren ist eine Nachbarschaft von nächtlicher Unterhaltung und ihrer nachtaktiven Persönlichkeiten: Gewohnheitstrinker*innen und Sexarbeiter*innen, Glücksspielsüchtige und andere einsame Seelen. Fritz Honka, ein kleiner Mann mit einer dicken Hornbrille und einem unvorteilhaften Gesicht, ist einer von ihnen. Als ungelernter Arbeiter greift er in einem Stammlokal namens Zum Goldenen Handschuh einsame, ältere, sozial verwahrloste Frauen auf. Niemand merkt, dass er diese Frauen in seiner Dachgeschosswohnung schlägt und erwürgt, sie dann zerstückelt und ihre sterblichen Überreste hinter der Dachbodenmauer entsorgt. Er verteilt duftende Lufterfrischer in der ganzen Wohnung, vor allem neben den verrottenden Körperteilen, um den Gestank der sich zersetzenden Leichen zu verschleiern, und gibt der benachbarten griechischen Familie die Schuld an den durchdringenden Gerüchen.

Basierend auf dem echten Fall des Serienmörders Fritz Honka und dem Kriminalroman von Heinz Strunk aus dem Jahr 2016 hat Fatih Akin ein Porträt eines sozial verdorbenen, gewalttätigen Verbrechers geschaffen, der von Frauenfeindlichkeit, sexueller Gier und Wahnvorstellungen getrieben wird. Akins Film ist eine soziale Studie über die Kehrseite des jüngsten Wirtschaftswunders: es geht um Menschen, die durch den Krieg und die Nachkriegsunruhen in einem dunklen, an Selbstvertrauen mangelnden Deutschland aus dem Gleichgewicht geraten sind.

Obwohl fesselnd in Hinsicht auf einen Einblick in einen kriminellen Geist, ist Der Goldene Handschuh übermäßig blutrünstig und grauenvoll. Der 110-minütige Film begibt sich auf einen gut gemachten, aber zutiefst unappetitlichen Abstieg in den verdorbenen Verstand und die grobe Brutalität eines Serienmörders. Die originalgetreue Ausstattung schafft es vor allem die unbeschreiblich elenden Zustände, in denen Honka lebt, authentisch zu porträtieren, und die drastische Darstellung von Gewalt gegen Frauen und das Entsorgen der Leichen ist nicht weniger real dargestellt, aber die Details sind allzu widerlich. Die ekelhaft detaillierte Schilderung des Zerschneidens von Körpern erinnert an Lars von Triers Film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Doch das ist nicht als Kompliment gemeint. Ob Magen umdrehende, blutige Bilder wirklich absolut notwendig sind um eine Mordgeschichte zu erzählen, steht zur Debatte.

移民德国的土耳其后裔法提赫·阿金今年持“恶”行凶，送上了超重口味的犯罪片《金手套》。

该片背景放在了70年代的德国，讲述了一个名叫弗里茨·洪卡的心理变态罪犯在德国汉堡红灯区接连谋杀了四名女子的恐怖行径。影片以他挑选“猎物”的酒吧，“金手套”作为片名。

2017年，具有移民背景的法提赫·阿金执导了由黛安·克鲁格主演的《凭空而来》，通过一位母亲的视角，讲述了当代德国人在新纳粹主义下的德国寻求公平和正义的故事。

该片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提名金棕榈奖，并帮助女主角黛安·克鲁格拿下戛纳影后桂冠。两年之后，法提赫·阿金的这部《金手套》尺度直逼去年的超重口神作，拉斯·冯·提尔的《此房是我造》。

如果说《此房是我造》是精神美学的巅峰，那么《金手套》就是现实主义的一记闷锤！

首先吗，影片故事并非虚构，而是取材真实事件；另外，通过极度风格化的影像建构，银幕以舞台室内剧的方式，逼真“再现”了当时的恐怖场景。

法提赫·阿金罕见的在《金手套》里消解了戏剧性，空间感，力求让拟态化的电影叙事与真实过往不断重叠。

对于真实性的强调，很清晰的由他的场面调度、镜头语言与空间设计表现出来。影片一开场就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杀戮场面，没有交代前因，直接就呈现出洪卡第一次犯案的残暴行径。这一场戏与《此房是我造》有相互致敬之处，洪卡也表现出连环杀人犯杰克在第一次行凶时的慌张和不知所措，中途的精神崩溃，以及最后的极端冷漠。

法提赫·阿金在表现这段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的内容时，却配以最为简单“机械”镜头调度。没有明显的剪辑痕迹，在封闭狭小的室内空间里，配以“凝固”似的长镜头，逼迫观众目睹这场令人生理不适的惊悚场面。

镜头坚定的实践了安德烈·巴赞的影像本体论法则，实现了“影像与被摄物同一”的表现手法，让影片成为向世界敞开的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户，观众窥探到了当年不为人知的犯罪现场的“真实”一幕。法提赫·阿金的用意非常明显，开场就让观众反感和不适，让观众对暴力和血腥场景逐渐“脱敏”，以便其透过暴力，一探人性深处的幽暗，以及压抑人性的历史大环境。

法提赫·阿金在影片里始终限制着蒙太奇的发挥，那些惊悚的血腥场面，混合了现实与虚构的叙事内容，在银幕上具有了真实的空间密度。

不做美化，只求真实。影片绝大多数时间里摄像机仅小幅度运动，以此让观众和男主角洪卡的主观视线同构。摄像机的微妙运动仅用来表现洪卡精神世界对外部环境的条件反映。长时间的高度的重合，让观众与罪犯的心理发生了奇妙的投射作用，观众随着镜头，跟着洪卡的视线转移，将焦点对准到新的“猎物”身上。

《金手套》有大量的室内戏，一个是洪卡生活的顶层小阁楼，杀戮和藏尸之地；一个是他与外界联系、搜寻猎物的地方——金手套酒吧；还有一个是影片后半段，他新的工作场所，封闭的办公室和休息间。

在室内调度上，法提赫·阿金借鉴了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恐惧吞噬灵魂》。比如在室内酒吧的吧台上以斜对角式构图为主调，再配以多角度的正反打，营造出人物之间的疏离感，以及重要人物的视觉压迫感。

在阁楼内和楼梯上同样选用仰俯镜头对打与障碍物体遮挡切割构图边缘的方法，利用高度差、画面分割，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凸显冷漠与疏离。

而在阁楼房间内，法提赫·阿金多基本放弃了正反打，采用中景双人镜头，表现人物的暴力、人与人之间突然的沉默，在喃喃自语中捕捉流动的窒息感与爱无可诉。法提赫·阿金在《金手套》里，一反常规类型片，用摄影机镜头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性看法和偏见，清除了我们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因为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才能还世界和人物以真实的原貌。

所以，《金手套》里的重口味血腥场景不过是为了营造一种真实，以此刺激观众的神经，消除麻木，吸引注意力，让理性复苏，以便成功传递他想通过影片传达的主观思想。法提赫·阿金“打开”了变态杀人犯洪卡的内心世界，让观众透过他与外界的交流，透视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法提赫·阿金不光在镜头上借鉴了法斯宾德，他同法斯宾德一样，坚信“电影解放心智”，竭力伸出批判矛头，用电影倾吐自己内心的思绪。《金手套》执着于以一种历史的厚重来审判德意志民族沉重的罪孽意识。

影片把年代放置在德国70年代，用意颇深。虽然没有直接表现时代的疮痍，但通过男主角洪卡，以及围绕洪卡而展开的诸多二级人物，就可窥见人在时代中的异化。影片中的洪卡并非完全陷入癫狂的杀人犯，他在暴躁失控与自卑压抑中挣扎、焦虑着。

表面上看，影片叙述的是洪卡的杀人经历，但潜文本其实用洪卡的特性隐喻70年代的联邦德国。

当时的西德看似已经济腾飞，但因为铁幕的存在，以及柏林墙的分隔，让很多德国人依然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洪卡的自卑和病态代表着70年代西德人的整体情景，个人的焦虑被社会放大。在虚假繁荣、政治附庸的情况下，部分西德人被绝望笼罩、陷入颓废，个体贫瘠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让他们不分昼夜聚集在类似“金手套”这样的酒吧中，利用酒精自我麻痹。

围绕洪卡的那些二级人物，包括洪卡杀害的女人大都来自这个酒吧中。他们看似活着，但早已失去了灵魂，只剩下衰老的身躯，退化的大脑，以及对酒精上瘾的绝症。

在“金手套”酒吧里出现的人物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符号，听力和视力都受损的老党卫军、曾经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妓女、失业的流浪汉，无所事事的颓废老女人。他们有的面对萧条的战后社会，反而愈发怀念战争年代的“荣光”。他们将一切归咎于战争的失败，暴力与渴望复仇的念想在心中积蓄；

他们有的开始自暴自弃，用酒精麻醉自己，仇视一切，甚至怨恨上帝。更可怕的是，社会的腐化不仅仅在酒吧中滋生，在酒吧之外的学校里也悄然发生着。

洪卡一直迷恋的女学生，开始被老师教导“一定要学习才有未来”，可她依然我行我素，靠着青春无视一切。最后，她在年轻男学生的诱导下，来到了“金手套”酒吧，再次激起了洪卡的欲望。

片尾，她虽然逃过了重新陷入疯狂的洪卡的摧残，但她没有想到过，危险曾离她如此之近，杀手尾随她走过了几条街。

她逃过了洪卡，但在那样的时代中，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也许还有另一个“洪卡”在等着她。

而她未来也极有可能成为“金手套”酒吧里，那些吹嘘自己年轻时美貌逼人，现在却衰老丑陋的女酒鬼。

影片里的两位年轻男女，在上一代的“教导”下，极有可能以镜子式的存在，陷入命运的循环，一直腐烂下去，一代又一代。

再看看片中象征着德国中产的中年夫妻，一个为了生活在洪卡所在的公司当清洁工，而她的丈夫刚刚失业，两人都陷入低谷，借酒消愁。更可怕的是，女清洁工还将洪卡重新拉回了地狱，令他变回了恶魔。

这是影片最明显的点题处。喝醉被撞伤的洪卡原本打算戒掉酒精。虽然经过了痛苦的戒断过程，但他明显好转，找到了新的工作，而且和旁人有了良好的人际交往。可一切都在女清洁工递出的那杯酒后急转直下。

洪卡重回酒精怀抱，宣泄情欲和暴力的杀人恶魔重回人间。

所以，是当时的社会情境造就了洪卡，深陷其中的洪卡想要逃离，却倍感无力。在法提赫·阿金的影像世界里，他人即地狱，爱比死更冷，人人都是一座孤岛，要么在酒精里昏昏度日，要么以死亡终结一切。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在《金手套》里，法提赫·阿金继续表现了移民文化给德国带来问题。

令人吊诡的是，影片中，居住在阁楼上的洪卡才是社会底层，而他楼下的希腊人位居中产。那种隐秘的寄生关系在一栋小楼里悄然发生。平时两个阶层的人相互之间不闻不问，因为工作和生活习惯问题相互咒骂、排斥。

可当洪卡藏着的尸体开始腐烂，生出蛆虫，而且从地板缝里，从上往下掉入希腊人精致的晚餐上时，两个阶层的人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恐怖的交集。

这种“共存”和“冲突”，显然比近来大热的韩国影片《寄生虫》来得更加生猛。《金手套》以冷峻、恐怖、逼真的方式，实现了电影的教化功能。正因为导演勇于表现丑恶，才使得电影本身成为了高尚最后的避难之所。

5星，我很喜欢这个片。男主很丑，简直就是卡西莫多在世，对美女的执着也跟钟楼怪人类似。 只是没有那么多的伪善而已。这并不是男主自己的错，而是社会大背景下造成的。在“金手套”这个充满怪物的酒吧里，有战争遗孤，有工伤毁容者，甚至还有党卫军。他们生活不易，身体残缺，心理扭曲，但仍旧可以看到他们的强大生命力，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争取自己想要的，有罪，但是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