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

八分给故事，二分少艺术。

二分少艺术。

我可能理解纪录片导演们的自我怀疑，问题可能就在：当我拿着1300元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究竟是他们的上帝还是他们的工友，如果我是上帝，我的姿态是不是还是高人一等，我的作品是不是还是傲慢的，真实性何在呢？还原感何在呢？如果我是他们的工友，那我是不是真切体会了（不含任何艺术渲染、修辞、暗示）底层的情绪——贱命，微小之乐，一种无力？

所有的艺术表达，故事讲述，可能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真的是对的吗？

缺失的两分，惜败在技术和艺术。既然真实性不好谈，艺术性就一定会有，它本该在那里，无论是何种原因没有显现，都是一个败笔，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意识上，不体面就是不体面，成本低没钱拍的不体面，和老黄没钱掏出来交理疗费的不体面，我想你们可以理解，是同一种不体面。

八分给内容。

好就好在下料足，后劲大。经济学到进化论，宿命论到自由意志，法律到道德，艺术到现实，二人床板，一山群梦，冷峻、犀利、傲慢、真实，记录片的原汁原味，被娓娓道来的小火烹的妙极。

在这部作品里，宿命是我感受到的最强烈情绪，如同俄狄浦斯王，隐隐约约，命运昭昭，结合了粗浅理解的相术，这种感受尤为明显。

老甘。面相上看，老甘鼻头发红，鼻翼发青，鼻是存钱之门，鼻色不对，易破财遭窃；奸门发炸，奸门发青，有桃花纷争。老甘的背景也介绍了，因为两次小偷和一个女人走上了这条路。

老黄。门牙疏漏，双亲缘浅，祖上无荫，财运易散，骨型小，阳气不足，优柔寡断，鼻歪，劳碌命，存不住款，老黄的背景也介绍了，双亲缘浅，父亲作为地主被革命，母亲改嫁；性格懦弱，难成大器，鼻孔外翻，财帛尽失。

河南。脑圆嘴尖，标准赌徒相，鼻子塌陷歪曲，牙齿漏缝，藏不住财，逢赌必输。这几个棒棒，都不是好面。

这是迷信的说法，一面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命是中国式的希腊悲剧，国内几个喜欢表达底层的导演都在作品里强调它的冲突，今年的新锐忻钰坤，第六代的贾樟柯和娄烨，徐童的《游民三部曲》和那部《铁西区》。

这种命运，我把它理解为底层尴尬。

底层尴尬是一个个小循环：没钱-患病-偏方-病重；没钱-没教育-下一代没钱，也许穷不过三代的原因在于进化论：绝对的赤贫根本不可能被允许拥有生殖权力，螺旋下降的循环，其底线就是个体社会价值的底线，它会一直螺旋下去，直到肉体湮灭。

尴尬在于，在没有任何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肉体和精神要靠着自我微弱的希望和勇气，和他人的协助、扶持进行下去，正是这些东西造就、成就了艺术。

贾樟柯一直在强调神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斗胆去猜，他说的“神性”大概是，人面对困境时的自我探讨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探讨。

神高贵狡猾，因即时性而真诚，而讨论神性时，旁观的介入就打破了这种即时性，就丧失了真诚，神性最纯粹的一刻，是它出现的且未及审查的那刹那。因此你被感动的地方是，当扣扣搜搜的老黄一天抗几百斤重的货一天只赚了50块钱，却决定给乞丐一块的时候，这是底层尴尬之间的神性交流。而当老黄第一次落泪说出好人没好报的时候，这是底层尴尬自我探讨时产生的神性。

是它们造就了这八分的内容。

关于命与运。

导演的文案里一直在说一句话：这仿佛是命运的又一个玩笑，也多次强调老甘算的那一卦。

纪录片牛逼就牛逼在，它能够超出艺术家的表达能力之外，也许文案是无心为之，也许就在那一点上促成了命运巧合，很难说，飘渺不定。命运真的存在吗，事实上，老甘那一卦准了，60岁后，他果真转运了，因为他碰到了导演。如果说，老甘把贯穿全片的几桌村宴过寿理解为运的话，他的确转了，据说后来导演把这个事儿帮他办了，这算命吗，可能也算。

老黄呢，命里无福，克双亲，无积蓄，劳碌，影片的最后，他还是决定带病出工，为了帮儿女还钱，始终走上了劳碌的命运之旅，这算命吗，也算。

河南赌徒命，无依靠，牙歪嘴咧，办事不牢，因此几易工作，最后看上去得了一份好差事，而他究竟会不会重新赌，不好说，算命吗？不好说。我不知道导演有没有刻意设计、突出、闪烁这些宿命式的东西，但看上去，流露的很自然。

而运呢？他们会有美好前程吗？或者对他们来说，什么是美好前程？美好前程有意义吗？

或者我们想的这些问题重要吗？

别的就更厉害了，修桥铺路瞎眼，杀人放火儿多，好人未必有好报，坏人虚名传千里，可怜之人是否有可恨之处，进化论到经济学原理，自由意志和宿命论…

当我们在把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附加上道德色彩去审判的时刻，不要忘记考察自己的这个评判是否客观。

或许最好的方法就是纪录片，是不以己度人，导演是聪明人，也幽默，擅反讽，双关，打哑谜，据说决定要拍棒棒，行前亲人劝，你这是何苦呢？

给自己笔名叫“何苦”，大概也是在反讽亲人的以己度人？

最后，对于艺术家而言，“所有的表达都是谎言，对于语言、图像、视频的理解，我们只能被动地活在每一种偏见里，这是语言的宿命，也是人类的宿命。”

另，摄像辛苦，不少神来之笔，可遇不可求；

军团文职人员，果然有自己的一套。

〈End〉

在黄山看见挑夫挑着比他们体重还重的物资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到黄山山顶已经可以坐缆车了，他们还要费那么大的气力把东西挑上山呢？为了增加风景区的地方特色？可是想想除了当挑夫，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机会获得你所能获得的。

或许是父母也是农民工的缘故，看得时候特别有感触，城市光鲜艳丽的生活让我有些飘，看看他们的生活，想想父母，心中不知不觉的变得谦卑起来。

我的父母也是他们，我还记得小时候，妈妈半夜里在帮人家搬货装车，能赚多少钱呢？我不知道，那时候的我玩得无忧无虑。我知道我的父母赚钱很辛苦，他们的钱都是汗水换来的，装一次货，采一个春天的茶，晒一个夏天的粽子叶，秋天里收割一季的粮食，冬日里宰杀养了一年的猪，缝纫机上不停跳动的针脚......他们花钱也很谨慎，妈妈会为了5毛钱的差价绕大半个村子去买东西，直到我毕业工作了，我才发现妈妈会给自己买较多的衣服，虽然这些衣服都便宜得不像话，但是以前我一直以为她是因为觉得不好看才不买的，我的爸爸现在也改不了买廉价品的习惯；甚至我觉得我家像捡破烂的，我宽大的家里摆着很多别人丢弃的东西，我妈拒绝平时乖巧但那一次却不知道为啥哭闹着要买自行车的我，然后我的爸爸去费品收购站里给我淘了一辆；我一直都没有很多的生活费，可以说我的生活费真的只是‘生活费’，基本没有多余的花销，上大学的费用也是别人出的。但是我一直没有觉得自己家很贫穷，看了这片子后我甚至觉得我是被富养的，我生活得异常便利，家里的房子随着我的长大一点点变好，从来没有挨饿受冻，时而别人穿剩下的衣服看起来也很新，偶尔买买想要的东西还能和同学炫耀一把，甚至我都羞于去申请贫困补助，心底可能还有些埋怨爸爸想要不劳而获（高考的时候，为了这事，我爸把我弄哭了）。

意识到贫穷是发现原来你需要咬咬牙才能够得到的生活在别人那里是日常，你拼命想要节省的几块钱在别人眼中就是九牛一毛，而你拼命努力工作的工资还没有别人工资的零头。我非常能够理解片子中为了几块钱小心思不断的棒棒们，因为每一块钱都会让人想起那肩上几十斤的重量，脚下那迈不开的步子，口里窜不上的气。

我片子中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其实是：都怪我懂事太晚。这句话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米仓的老板说的，另一次是老黄在变卖费品获利之后说的。他们其实是最淳朴的那群人，不愿意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别人吃亏，能帮上忙的尽力而为。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为了让自己，为了家人能过的稍微更好一点点。他们的无知让他们只能以出卖劳动力的形式获取报酬，而出卖劳动力的方式是一种最安全无懈可击的廉价的赚钱方式，他会让你麻木在自己的汗水当中，自以为付出很多，但是却无法实现财富增长。

看的时候，我渐渐的发现其实我喜欢看这种纪实的视频，揭露生活的真相，让你发现每个人都是负重前行，感到自己的幸运，感谢当前所获的的一切。

老黄辛苦了一生，很难过。

起初看他时，会觉得他是一个计较的人，但越看到后面你会越心疼他。他为了家人，吃得下所有的苦，所以才会计较很多，不像其他的棒棒，他有奋斗的目标。

看到这个消息也是沉静了好久，太难了太难了，我想到了父母，和他当初一样正在辛苦劳作，却没享受到什么福气。

希望大家趁父母还未老去的时候多对父母好些，吃的穿的，多给他们一些温暖，任何形式都行。

“没事儿，喊个棒棒儿就是了”；“给XX师傅打个电话来搬一下”……这座城市的人面对重物时通常不需要过多焦虑，“实在不行喊个棒棒儿就是了”，这是一个自然而然会被想到的解决方案。

棒棒在这座城市早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街上一声”棒棒儿“喊再正常不过，许多单位行政部手里都有几个长期合作的棒棒的联系方式。人们大概很难想象这座城市哪一天突然没有了棒棒这个行业。

我每天都能在单位附近看见五个以上的棒棒。这里有一所大学，总不至于没活儿干，于是一大早他们就蹲守在校门口。其中有两三张熟脸孔，是给我们单位干活儿干熟了的。

给单位干活儿是他们比较乐意的，一则单价要高些；一则工作量总是比较大的，总价也高，不似街上的散活儿，一趟就没了；三则单位的活儿长久，一年到头要做上好多单。一来二去，单位的人都能认得几个棒棒，谭师傅、毛子，等等，当然，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们的本名或者全名。就像片里的老黄、老杭、老甘、河南、大石，谁都不知道他们的本名，或者说，谁也没想过要去知道他们的本名。人们只称他们为”棒棒“。

要说片子拍得真实，其中一点就是没有把棒棒都拍成差不多。同是一处的棒棒，各有各的三观，各有各的个性。老黄、老黄、河南，全都截然不同。就好比谭师傅和毛子，也相当不同。

棒棒这个行当，没什么明码标价，全凭当下口头商定。毛子深谙单位报账付费嘛总是相对慷慨些，于是爱叫高价，外头十块的活儿，在这儿总得要二十。次数一多，我们这楼的单人业务就爱交给谭师傅，谭师傅叫价显然就要本分得多，图的是个长期。于是有些临时保洁的活儿也交给他来做。

谭师傅这人爱念叨，做活儿时总是叨叨絮絮个不停。保洁时念叨房间脏，挑东西时念叨东西乱，大家也并不搭理他，只由他念着，谁都知道他并不是挑剔，不过是自言自语惯了。更有一次，为单位挑酒，只见他边装边念叨着：“这么多酒，肯定是FB，检举你们你们包要遭”。大家听了笑得咯咯咯的，他也并不理会我们的笑，继续念叨：“这么多酒，哪里喝得完嘛……”每每办公室听见一阵念叨声，同事们总要笑着互相说：“谭师傅又开始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孤单久了才养成这样自言自语的习惯。

谭师傅单身。这个城里的棒棒很多都单身，跟片里的老黄和老杭一样。也许是成过家又离了，也许是从来就没结过婚。

谭师傅说：“谁会跟着我们这样的人嘛。”

我们这样的人。

也许，没有一个棒棒觉得当棒棒是体面的，哪怕他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但那双大概只有下苦力的人才常年穿着的解放鞋，和那根被肩头磨得光亮的棒棒，还是让他不自觉地自卑。或许，更让他们自卑的，是大街上那一声声响亮的呼喊声：“棒棒儿”。

这个称呼似乎成了他们认命的理由。因为他们是棒棒，所以没有人跟他们成家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是棒棒，所以被人粗鲁地呼来唤去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是棒棒，所以他们不敢去想还能有其他“体面”地挣钱的可能。

但他们是有他们的“体面”的。

棒棒要扛在肩上，不然就像要饭的乞丐。老黄对于这一点非常坚持，因为他认为这是棒棒和乞丐的区别。

棒棒自然是比乞丐要体面的。

哪怕是跪在厕所地上用手掏便坑水道里的勺子，之后再用香皂洗五遍手，他也有他必须坚持的体面。

选择一个“卑微”的行业是生活所迫，在“卑微”里尽可能地维持体面，大概是生而为人所不能丧失的部分。

记得有一次整理小办公室，腾出些硬纸箱，自然想到给谭师傅打电话。大家都琢磨着这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我们省了事，谭师傅变卖这些硬纸箱也能有些收入。

谭师傅接了电话后不一会儿就来了，乐呵呵的样子，和他往常接活儿一样。

我是在无意间听见他的念叨。

前台的值班大爷见他整理纸箱，顺便叫住了他，门前垃圾桶周围也有一些同事丢弃的纸箱，前台大爷让他一起收走。

“垃圾堆的东西我是不收的。我本来就不收这些，又值不了多少钱。她们给我打电话叫我来，那是心里想着我，是一片心意我才来的。”谭师傅低声地对前台大爷念叨着，之后又重复了两遍：“垃圾堆的东西我是不收的”。

那番言语对我触动至今。这大概就是一个棒棒关于体面的坚持，也是一个棒棒对于人情的理解。

我们试探着将拓展活动中只穿过一次打算扔掉的迷彩T恤送给他，T恤非常劣质。他说用来干活儿时候穿挺好的，于是欢心地收下。后来，我们总在夏天看见他穿。

虽说棒棒干的是苦力活儿，似乎只需要付出力气和汗水，似乎跟上不上心沾不上什么边儿。然而谭师傅却有他上心的时候。

印刷厂里搬资料，谭师傅在这里是论“天”做的。一天一百块，把大家在里屋清点出的资料及时搬运到外头装袋。活儿不算重，他的任务就是一摞一摞的往往返返地搬就是了。识不得太多字的谭师傅是怎么记住这些地名和片区的，我们谁都不曾留意到。然而几次合作之后，在我们把资料交给他，顺口说出地名时，他竟然能当即作出他自己的搬运规划来：“这里先不忙，这个片区还没装，搬出去也是堆着的，占地方，先把这个地方搬了来。”他一边自顾自念叨着，一边实施着他的搬运计划。每每这时我们都相当惊讶，于是这业务交给他至今也就从来没换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