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2015

张扬导演的《冈仁波齐》上映有段时间了，票房已经突破了9000万。对于一部题材比较冷门的影片来说，这个成绩有些意外。

票房逆袭的同时，《冈仁波齐》产生的争议也不小。

看这部片子之前，大海和多数人的想法可能一样，觉得朝圣是一种愚昧、落后的行为。预告片里，一位母亲对小女孩说“磕头好，磕头长见识”，这句话尤其刺激了我的神经。

磕头能长什么见识？

向未成年灌输落后信仰，小小年纪就要受这等苦行，还没看正片，大海就对影片产生了厌恶。

网上批评的声音也多有类似。

有人说这些朝圣者：“把无知愚昧当纯洁和虔诚 ，大好时光不去努力劳作，吃别人喝别人，一路行乞。最后感谢地却是神仙。”

有人说，“宗教信仰就是用来降低生活需求的”、“宗教是安慰人的鸦片”、“别做宗教信仰的奴隶，为祖国做些什么吧！”

还有人说，《冈仁波齐》本身就是在消费藏民信仰，纯粹为了满足都市观众的猎奇心。

必须承认，大海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才看的这部片子。

大海没去过西藏，更不了解当地的文化信仰，但是看了《冈仁波齐》，我有种“不虚此行”的感觉。因为这部片子不仅满足了我的猎奇心，也纠正了我对朝圣行为的固有偏见。

这些朝圣者们真的是“把无知愚昧当纯洁和虔诚 ，大好时光不去努力劳作”吗？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根本都没看过这部片子，他们是以先入为主的固有偏见，给影片和朝圣者贴上了标签。

朝圣者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冈仁波齐》其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他们并不是一辈子只做朝圣一件事，平时也会从事农业生产，有些人甚至一生都没有机会去朝圣。

当信仰和工作发生冲突时，他们也会采取折中的办法。

“家里面祈祷，我本该在家的，但也要放牛啊。”

他们朝圣的理由也很容易理解，和我们烧香拜佛的初衷一样。

11人的朝圣者队伍中，有一位老人终生没有走出过大山，只是想在临死前去看一看拉萨；有一位屠夫因为杀生太多，想用朝圣的方式洗清罪恶；还有人因为家里接连发生变故，只是想为家人转转运。

除此之外，队伍里还有一名孕妇，一名9岁的小女孩。

有人会想：怀着身孕去磕长头，伤到胎儿怎么办？这是愚昧。小孩子磕长头不念书，也是愚昧。

在知乎搜索关于《冈仁波齐》的讨论，尤其是一条“如何看待电影《冈仁波齐》里小女孩辍学磕大头去朝圣这一场景？”的提问下，300多条回答，绝大多数都是对影片的指责和谩骂。

但让我们看看下面两条新闻：一条是加拿大一对父母带着三个孩子辍学去周游世界；一条是英国一孕妇怀孕九个月仍然坚持举重。

类似的事情放在发达国家，你可能不认同他们的教育方式，但你会嘲笑他们落后、愚昧吗？

2500公里的朝圣之路，11位朝圣者走几步磕一个头，拖拉机拉着辎重压队，每天只能行进几公里，晚上扎帐篷过夜。

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好，遇到雨雪天气会更加艰难。

有积水的路段，朝圣者们也要淌水磕过去，以示虔诚。

一些特殊的地形，还会遇到地质灾害，稍不注意就会受伤，甚至危及生命。

这一路，朝圣者们磨破了不知多少双鞋，多少条围裙，到最后每个人身上都破破烂烂，形若乞丐。

有人可能就不理解了，何苦要这样做呢？还有的人会上纲上线，说这是奴隶主对奴隶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

大海是个无神论者，信仰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并不了解。

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决定把自己的生命花费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朝圣是一种折磨，是无意义的，那每年进藏的背包客、骑行者又何尝不是在折磨自己，他们的行为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晒进藏前后对比图

唯一的区别可能是，旅行者是徒步或骑车前进，朝圣者是磕头前进。

如果人生的每件事都要拿是否创造经济价值来衡量的话，各位读者刷手机、睡懒觉的时候也没有创造任何经济价值，难道这些事就是没有意义的吗？

有人说，朝圣者一路行乞，吃别人喝别人。

看过《冈仁波齐》你会发现，朝圣者们所用所需基本能够自给自足（除了中途借了点木柴）。走到城镇，也是自掏腰包购买所需补给。

他们基本上不给别人添麻烦，偶尔别人麻烦到了他们，这些朝圣者也能很宽容的面对。

行进过程中，一辆私家车为了避让卡车，不小心把朝圣队伍的拖拉机撞坏了。私家车里一位乘客因呼吸困难急需去医院，这时朝圣者们没有让私家车赔偿，而是让他们先行离开。

如果换在城市，稍微一点剐蹭，恐怕车主们就能把路堵塞半天，等着交警和保险公司来解决吧。

网上随便一搜，救护车被堵耽误抢救的新闻屡见不鲜，所以说到底哪种社会是落后的，哪种又是文明呢？

私家车走后，朝圣者们自己收拾烂摊子。

拖拉机修不好，他们就把车头拆了，自己拉着车厢走。这无疑又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但朝圣者们没有一句抱怨。

本以为拉着车厢就不磕长头了，没想到他们把车厢拉一段，还要回来磕头再走一遍。

到了拉萨，朝圣者们见了喇嘛，拜了布达拉宫，已经没钱去圣山冈仁波齐了。他们并没有去行乞，而是像很多穷游的人一样，打工挣路费。

朝圣队伍的领头人尼玛扎堆去了洗车行，还有的人去了工地。

所以那些说朝圣者们“吃别人喝别人，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的人，可能根本就没看过这部片子。

这种误解不仅在暴露自己的无知，也是对藏族同胞的一种伤害。

到了圣山，年纪最大的老人在一个夜晚去世了。朝圣者们按照藏族的传统请了喇嘛，在山上举行了天葬。

很多人说，宗教信仰是迷信，但是真的经历亲人离去的时候，谁不希望有一套方法体系让自己减轻悲痛，也让死者有个体面的葬礼。

朝圣的时候，一个藏族老人告诉朝圣者，磕长头不要戴头巾和帽子，要走7至8步磕一次头。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或传统习惯，这些传统代代相传，构成了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

汉族在磕头的时候也有“神三鬼四”讲究：拜神磕三个，拜鬼磕四个。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文化被我们忘记了、舍弃了。当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传统，又如何证明我们是谁，从哪里来？

《冈仁波齐》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让我意识到，不同民族、信仰的人彼此的误解、偏见会有多大。如果我们只是凭借只言片语形成自己对一部电影的认识，那我们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部好电影，更是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尊重、交流的一次机会。

前段时间，在即刻视频拍的短片中，我回答了一个和电影有关的问题：怎样看经典电影？我的回答是：三个“不怕”。 不要怕经典，不要怕剧透，不要怕自己的直觉。 不要怕经典，经典其实并不遥远，并不高深，一部电影能经过时间的筛选留下来，恰恰因为，它和我们有着密切关系，或者生活，或者心灵。 不要怕剧透。一部电影，是不可能被剧透的，好电影尤其是这样，有多少次，我先看了最完整的剧本，都想不到最后拍出来的电影是什么样子。剧透反而会帮助我们对一部电影了解更多。 不要怕自己的直觉。专家说什么，影评人说什么，不重要，自己看到的，自己感受到的，就是最正确的，最珍贵的，也是对一部电影最好的回馈。 其实，这也适用于所有的电影。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看，不要怕它影响到自己，不要怕自己的直觉“不对”。 对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也是这样。我想用它做样本，说说我是怎么看这种似乎很不简单的电影的。

▲《冈仁波齐》的导演张杨先生，他之前的作品有《爱情麻辣烫》《洗澡》《昨天》《落叶归根》《飞越老人院》。 这是一部用纪录片手法拍出来的故事片，但它的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十一个藏族人，从芒康出发，走了两千多公里，去拉萨和冈仁波齐山朝圣的事。 听起来似乎很让人害怕，怕它沉闷，怕它乏味，怕它艰涩，怕它不够“好看”。 不用怕，它很好看。 先看故事和画面。 的确就是十一个藏族人朝圣的故事，这十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分别属于好几家人。故事发生的这一年是2014年，是藏历马年。

▲出门朝圣前，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这是朝圣者用羊皮制作围裙。 在藏传佛教里，马年是释迦牟尼降生和成道的年份，也是冈仁波齐的本命年。这一年里，诸神都会聚集到冈仁波齐。 平常年份，朝圣者来此转山一圈，可洗尽一生罪孽﹔转山十二圈可免地狱之苦，转108圈今生成佛﹔而在释迦牟尼诞生的马年转山一圈，则可增加一轮十二倍的功德，相当于常年的十三圈。 这十一个人，有老人，有孕妇，有屠夫，有残疾的小孩，他们就风尘仆仆地上路了。 一路上，他们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有人被山石砸伤，孕妇生了孩子，一路上，他们还不断遇到当地人和别的朝圣者。

▲在路上，朝圣者遇到了一家人，他们正在集全家之力盖房子。 最后，他们用了一年，到达了拉萨和冈仁波齐山，去了布达拉宫，也在冈仁波齐转了山。所有的心愿都得以达成。

▲一步都不能少。 看起来很像纪录片，但看到一半，就会隐约觉得发现，它是有故事的，是对素材有过筛选和调停布置的，毕竟，一趟现实的朝圣路，未必恰好能发生那么多事，而一旦用电影来讲述朝圣，必须要对事件进行集中。 这种隐隐约约，似有还无的故事，我很喜欢。 这一年时间，他们走了两千公里，经历了四季，周围的环境一直在发生变化，雪山，草原，油菜花地，被桃花杏花围绕的小村庄，绿树招展的夏天。

▲电影中景色的变换，说明了他们朝圣所用的时间。 这些画面，我也很喜欢。 这都是我们未曾经历的生活，未曾经历的画面，本来完全可以用特别的光影技巧，拍得像油画，像明信片，本来完全可以极力放大。 但张杨导演，用过一种并不张扬的态度，拍下了这些画面，似乎不很在意，似乎漫不经心，这些画面，又美，又轻松，又不用力。这种姿态，我也很喜欢。 再看信息量。 我常年生活在西部，我家距离甘南藏族自治州，只有三百公里，距离青海、四川和西藏，也并不很远，我也有很多藏族朋友，跟他们有很多来往。 所以，我一直想看到一些很踏实，很少抒情和编导介入的藏人生活记录，书，电影，都可以。有丰富的生活细节，有生活气息，不装神弄鬼，不自我感动，只要有未经污染的信息就好。 尤其是对朝圣，我更是充满好奇，那些朝圣的人，都从哪里来，他们这样走一趟，要做什么准备，要经历什么，会不会得关节炎。 《冈仁波齐》用庞大的信息量，满足了我所有的好奇心。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细节。 出发前，他们恰好在过藏历新年，大家忙忙碌碌地准备新年要用的东西，在客厅里挂出收藏的唐卡。新年那天，聚在一起庆祝，还会互相串门。

▲过藏历新年，也需要准备很多吃食。 即将出发前，他们砍木头做护手板，到集市上去买胶鞋，我也由此知道了，在芒康，一双胶鞋的零售价是45块钱，如果买得多，算批发价，就是35块钱，他们一次买了十二双，到了拉萨，他们又买了一次鞋，这次便宜点，批发价是30块，他们买了二十双，一共600块。 在路上，他们多半是吃肉，用小刀切下来，分给大家。为什么不吃蔬菜？因为蔬菜很贵。 一般不会住旅店，事实上，这一路也没有那么多旅店。他们都是搭帐篷居住，每到黄昏，遇到比较平坦的地块，他们就开始搭帐篷了，男人一个帐篷，女人一个帐篷。电影里有搭帐篷的全部过程。 他们用一辆手扶拖拉机，拉了所有的生活用品，包括搭帐篷用的东西。快到拉萨的时候，他们的拖拉机被一辆面包车撞了，车坏了，他们只好丢掉车头，由男人拉着车厢继续前进。

▲男人们很自然地担当起一路上最辛苦的工作。 路上不能有任何投机取巧，晴天，就在晴天行走和磕长头，雪天，就在雪地里行走和磕长头，遇到水洼，如果是绕不过去的，就在水洼里磕长头。车坏了以后，情况变了，男人们拉着车厢先走个几百米之后，把车厢放下，折返，回到起步的地方，磕着长头走到放车厢的地方，再拉着走几百米，再回到起步的地方，继续磕头。 总之，不能漏掉一步。

▲无论下雨下雪，都不能停止磕长头。 老人是团队里最受尊敬的，他们主持每天的聊天，祈祷，解答年轻人的困惑，睡在帐篷里比较好的位置。他们是没有头衔的神职人员和心灵导师、调解师、气象观察员（因为他们经历过足够多的气象周期）。

▲老人是朝圣队伍的灵魂。杨培老人手持转经轮，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故事并不复杂，加上张杨导演用的是纪录片的手法，人物永远在中景和远景的位置上，有一种淡漠和疏离的感觉。但信息量并没有减少，这些信息，就藏在所有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里。 能够看到这些，我心满意足。 往深一点，还可以有深层的联想。 看《冈仁波齐》的时候，我想起的，却是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

▲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封面，李文俊先生翻译。 小说主人公是农妇艾迪·本德伦，她有丈夫，也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是家庭的核心。故事从她的去世开始，弥留之际，她要求丈夫安斯把她的尸体运回到杰弗生，和娘家人安葬在一起。 杰弗生并不远，就在四十英里之外，但这趟路，她的家人却走了十天，经历了重重磨难，他们遇到了洪水，洪水差点冲走棺材，拉车的骡子被淹死，他们抵押了财产才得以继续前行。最终，大儿子失去一条腿，二儿子疯了，三儿子失去了辛苦工作买来的马，女儿被药店伙计诱奸，艾迪·本德伦的丈夫本德伦先生遇到了一个女人，娶了她当新太太。 《我弥留之际》，用这样一趟返乡之旅，映射的是整个人类苦难重重的生活。 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结尾之一：“他们在苦熬”。

▲电影《我弥留之际》，詹姆斯·弗兰克编剧、导演、主演。2013年上映。 《冈仁波齐》拍的是朝圣，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对人们生活的映射。张杨导演，显然是想用这样一支小小的朝圣队伍，来容纳尽可能多的人生样貌，尽可能多的生活形态。 他在影片开拍前，有这样的要求： “首先要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她）可能会死在路上；要有个孕妇，她的小孩会在路上出生；还要有个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通过朝圣赎罪；要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这样会增加很多趣味性和不确定性；有孩子就要有他（她）的父母；还要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可能是个小流氓，也可能就是一个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一路上他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还要有一个50来岁、成熟稳健、类似于掌舵者身份的一个人，他会是整个朝圣队伍的头领。”

▲《冈仁波齐》人物海报。 他们在朝圣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事，出生，死亡，受伤，不厌其烦地扎帐篷，100万次匍匐，每天的聊天和祈祷，其实也是人类都会遇到的事。 在预告片里，老人对女儿说：“磕头好，磕头长见识。”也是因为，朝圣磕头，其实就是经历浓缩的人生。 拍摄团队的经历，也像是一次朝圣，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11月底，拍摄团队一整年都待在高原，朝圣的人经历什么，他们也会经历什么，许多拍摄地，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缺氧，寒冷，他们都要一一经历。 在《冈仁波齐》的幕后花絮里，我对这一切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演员是怎么选出来的，有着什么样的设定，承载着什么样的任务，在拍摄过程中，所有人又经历了什么。

▲ 张杨团队的工作照。 朝圣、磕长头，是苦行，苦修，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苦行苦修呢。每天高峰期挤地铁，每天四五个小时的通勤，加班，耗尽全家所有积蓄、借遍亲朋好友的钱来买房，为了让孩子进入好学校，变成行贿高手，又何尝不像是在磕长头。 就像《冈仁波齐》的幕后花絮里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完全正确的……神山圣湖并不是重点，接受平凡的自我，但不放弃理想和信仰，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 信仰，生活，爱，可能是一件事物的三个名字，是一个事物的三个面相。其实，你我都有各自的冈仁波齐。

“我们念经吧。”

这句话许多次地出现在这部电影里，不论是在普拉村每一家人的屋宅之中，还是在一千多公里的朝圣路上。

对许多都市人来说，禅修、念经、打坐、吃斋，做瑜伽，成为了逃离快节奏日常生活的一剂灵药，然而同一套看似相同的语词，在藏人那里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行为属性——因这一切仅仅只是日常，他们日复一日的重复，没有额外的选择，他们的生活之简单甚至简陋到，楼宇中的你不会真正愿意去亲身触碰。

当我们曾经在明信片或电视荧屏上欣赏到冈仁波齐的景色时，定会感叹青藏高原的神秘旷美，曾几何时那就像吹入双眼的一股清风，也许真能比中央空调所制造的冷气更多那么一丁点儿关于世界的幻想。可是，自然地理的实存，以强大的方式支配并决定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世代居住并臣服于巨大的沟渠与难越的险峰，在这种时空维度内的安身立命，其实是当代都市人概念中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真实界。

念经是一种几近沉默的自我对话方式，影片中的对话非常少，日常话语的内容也非常简单，念经几乎成了他们每天发声最多的部分。每重复一次经文，每数动一颗珠子，都是用来与青藏高原独特的生存条件所相容相洽的方式，他们不需要同自然争论，只需在经文的护佑中让自己安于这片土地。宗教在这种语境下，其实已进入到日复一日捏糌粑的过程中，日复一日砍木柴的过程中，进入到路途中无数个叠起的尼玛石，进入到不断交替袭来的苦难与快乐，进入到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生与死的过程里。“我们念经吧”，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仪式、一个偶然的选择，它与那令人摒息的地理环境一样，成为了数万个生命举动背后那唯一的意义。

张杨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是在《冈仁波齐》中，将藏人的这种日常生活细节提升到“神圣显示屏”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影片中大量描绘朝圣之前的生活段落中得以窥见，普拉村4个家庭的12个人物，一位寄希望于来世的老人、一位随时可能分娩的孕妇、一个想赎罪的屠夫、一个纯真坚韧的小女孩、一个想了却舅舅心愿的中年掌舵人……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命运走向就是讲故事的人希望抓到的一切，这也是这个电影几乎不需要剧本的原因。

影片的开头，张杨花了大量笔墨拍摄村里的日常生活，砍柴、做饭、缝补，在这些日常之后，似乎随着即将到来的朝圣之事而加入了一些更多的环节：去批发买鞋、砍制手板、制作糌粑，缝制牛皮围裙，冬季的村落忙碌起来，在袅袅的炊烟蒸汽、气息浓郁的青稞酥油、被擦拭干净的铜质器皿和厚软的毛皮织物间，一个流动而紧实的普拉村大家庭以一种全然真实的动态，近距离展现在我们的感觉系统面前。

张杨被这些极易被奇观观看者忽视的日常细节迷住了，他曾经甚至有过一个想法，就留在那个村子里，只拍摄这些藏人的日常生活，这个村子的一年四季，完全可以不需要“上路”，也能拍出一部好电影。但这些“真实的演员”，这一次，命运还是驱使着他们和张杨的剧组一起走上了朝圣之路。

在整个故事中，没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的主角存在，所有人都是主角，这些朝圣者每个人各自遇到的问题其实是所有人的问题，群像不是缺乏重点，群像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一”，12个人的命运，生老病死，除了老人最后的死是导演虚构的设置外，其他几乎都是真实的自动呈现。而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真事，完全契应了张杨最早的设想，那位孕妇出发没多久就分娩了，剧组拍摄到了整个生产的全过程，而这个婴孩丁孜登达，也可能成为了电影史上最年轻的演员。

生孩子、腿受伤、车头被撞坏，遭遇雨雪，都不会让他们折返放弃，他们只需稍作休整便能继续上路，在磕长头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同问题，“磕头长见识”，而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在朝圣路上时常发生的事，没有预设，也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捷径，这些困难，最后对他们来说被转化了，困难不再是困难，而成为了加持朝圣之路的美好的经历，在齐心将其度过的过程中。

影片中出现过几次轻盈而精巧的情绪释放，比如车坏了之后，男人们辛苦地拉着半截车上坡，然后再折返重新磕头，以此重复，看得观众心里都揪了起来，不忍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倒霉”那么“苦”，不过，他们在上坡拉车的过程中，共同唱起了一首歌，越唱越有力气，越唱笑得越开，直到到达下坡段时，他们像小男孩一样欢呼地顺着破车乘风而下。

另一巧妙的段落是众人遇到大水塘时的那场戏，见汽车驶过所溅起的水花，他们脱了外衣，磕着长头淌水而过，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乐坏了，这严肃的磕长头在这一看似障碍的环境中闪射出这些藏人的勇气、轻松与纯真，以及隐藏着的一个深刻却简单的道理——很多困难，你以为是要命的大河，不敢触碰，其实你去经历去直面了就知道，原来它只不过是一滩小水洼。

这种在戏剧阵势上起伏极小但在心理释放度上却极高的处理，实则难能可贵，张杨深谙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提炼诗意和哲理，朝圣作为一条道路（path），它最终要通向某处，佛法有“烦恼即菩提”，我们要找的东西，不在别处，就在我们鼻尖处的日常尘世。回到影片中的一幕，朝圣者们的帐篷在大雪中，似乎正与冈仁波齐山神貌相合。

张杨专访

Q：在《冈仁波齐》的朝圣队伍中，有一位屠夫，在您同期拍摄的另一部电影《皮绳上的魂》中，主角是一个猎人，他们都与某种杀生的形象有关，您为什么会对这一形象感兴趣？

A：屠夫在西藏的牧区是一种常态，《皮绳》里的那些演员的父辈一代几乎都打猎，每家人都要吃牛吃羊，需要去杀，只不过每一家只选一人去做这件事，比如父亲去杀，母亲和孩子就不碰了，因为藏人对杀生还是十分敬畏的，他们会通过念经或一些仪式去不断地为这种生存方式进行赎罪。在《冈仁波齐》中，每个人的个人身份、家庭关系都是真实的，这个屠夫在村里地位不高，他的妻子虽然容貌姣好，但家里是瘸腿的弟弟主持，所以他也想通过朝圣，一方面进行自我的赎罪，一方面也想借此提高一下自己的地位，而且通过这一次朝圣，他还能挣回点钱来，这些都会给他带来非常具象的改变。

Q：电影中孕妇分娩的段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电影剧组是如何找到她并与她的家庭沟通的？

A：其实生孩子这件事，在朝圣路上不是特例，而是比较常态的事，我之前在路上看过到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就这样睡在拖拉机上，四个月大，牛皮包着，于是我们相视而笑，这就是我想要的。然后到了普拉村，居然正巧有一个孕妇，我就跟她聊了聊，表达我们随队会提供一些医疗方面的保护，这对夫妻也很理解我们，觉得是件好事，后来问她怀孕几个月了，她说不知道，她们根本弄不清，我们上路之前，带她去医院做了个B超，其实那会儿已经8个月了，后来出发没多久，一天晚上就分娩了。

Q：片中唯一的虚构情节——老人的去世，是路上临时决定的还是之前就确立好的？

A：其实在找到普拉村之前，我最早就这么构想的，一生一死，这个结构是必须要有的。这些人物后来都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了，特别巧。其实之前也有多种可能性的考虑，比如是不是要有一个主人公，但最后反复思量还是没往那个地方走，因为一旦有主人公了，你就要用劲，你就好像非要在他身上发生些什么事情了，就要编了，编的太多，我就觉得不好。

Q：您拍摄了非常多的朝圣队伍在上路之前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独特的用意？

A：这也是电影里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分，最早的版本里，这部分内容其实有近50分钟之长，就是普拉村里冬天的日常，藏历新年、赛马、上山砍柴等等，某种意义上我喜欢这样日常的状态。我当时曾经还有过一个想法，在那儿待了两个月后，我和摄影师说：“也许咱们不用上路，不用去拍朝圣了，咱们就村里待上一年，就慢慢看春夏秋冬，看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变化，肯定也能拍出好电影”，当你安静地观察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意思的不是戏剧性的大起大合，其实就是日常的四季变化，通过这样一个村子，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生宽慰的东西。

所以我想在整部片子里尽量多地展现村子里的日常。哪怕上路了，磕头也已经很仪式化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日常，藏人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都是简单的事情重复重复重复，上路朝圣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日常。这是整个电影一个最基础的态度。当然或多或少，作为导演我也很清楚，里面偶尔还是要在对的地方加入一些戏剧的东西，做得紧张一点，小的高潮的段落，但只能是相对性的，不能用力太大。

Q：影片中露出过几次现代生活的银色瞬间：村里的晚上忽然来电了，电灯亮了，原来他们村里是有电的；一辆现代的汽车撞坏朝圣者的车；快接近拉萨时，朝圣者们用一台银色山寨苹果手机给家里打去电话。就您跟藏人多年的相处生活经验，您觉得他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是怎样的？

A：你说的这些影片中的瞬间，其实也来源于我们实际的观察，尤其住在他们村子里的时候，感触很深，其实现代的东西他们都有，手机、电视、太阳能，但我们发现藏人基本不看电视，手机每家是会有一个，但用的比较少，直到今年，晋美才学会用微信传照片给我，之前完全不会，手机主要就是用来打电话。你会觉得，虽然有了这些现代工具，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半牧半农的，多少个世纪以来没什么变化，他们自给自足，物质上会有需求，但没有什么过强的欲望。片中有一家我记得后来还真背回去一个洗衣机，他觉得洗衣机好像是需要的，还有生小孩的这一家，父亲回去后想做一个旅店，就在318公路边的村口那儿，几个床位的那种，因为他们在路上的经历打开了一些眼界，回来后思维上会有一些变化。

Q：这群素人演员在拍摄过程中给留下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A：他们有过两次停滞，就是觉得好像不能拍了。特别是在拉萨那场戏，他们在布达拉宫边上磕头，之前一路上他们也习惯了拍电影的那种一次两次重复拍的模式，但在布宫那次拍到第三遍，他们突然不干了，因为旁边的藏民吐他们唾沫，他们逆时针往回走了，其他人就觉得他们犯了忌讳，他们内心感觉受到了侮辱，那天后来咱们就不拍了，回去休息聊天了。在那一刻，他们在演真实的自己，所以那唾沫真的是吐在自己的心上，这造成了一种身份的冲突，而职业演员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后来生小孩的一家的舅舅是小昭寺的喇嘛，喇嘛劝他们：“你们可能没意识到你们其实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他们才放下这种焦虑。

Q：你觉得汉族导演拍西藏和藏族导演拍西藏有什么区别？

A：藏族导演怎么拍都对，汉族就有可能会不对，角度、分寸就变得很重要，猎奇的东西我们坚决不要，你必须深入到真实的里面去，你才敢拍，你连这个都做不到，说实话你根本就不敢拍，对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一个地域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话，是根本不行的。

Q：20年前您在拍《洗澡》的时候就已经展露了对西藏的某种情节，到如今拍完《冈仁波齐》，你觉得在这个跨度里，西藏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A：这么说吧——西藏，它总是勾着你。前面去过那几次，你心里就知道，你会再去的，如果你是个作家、一个音乐家的话，你的笔触当时可能就已经流出来东西了，但一个电影导演，心里暗暗知道，早晚有一个电影会诞生出来。

Q：您以后的创作会只专注于西藏题材么？是否会回归都市类电影？

A：像《向日葵》《洗澡》这类都市题材的电影，我还是会去做，因为这还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目前这个阶段，只是把你灵魂里的（西藏）这一部分呈现出来，人总是在不同时期会触及到不同部分。

Q：非常期待，也让我们觉得难得可贵的是，您在创作和体验上的无分别心，在某一种特定的形式中可以关照到普遍的问题。

A：《冈仁波齐》其实曾经还剪过另外一个版本，结尾的冈仁波齐天葬台，镜头一切，回到普拉村，清晨，和影片的开头几乎是重复的，尼玛扎堆点酥油灯，念经，斯朗卓嘎几个人把牦牛牵出来，然后上山砍柴。这可能是我觉得真正的“回到日常，回到世俗”的结尾，其实关键就在于，在日常和神圣之间，你怎么去建立这个桥梁。

这种题材，特卖乖，只要一提西藏，绝对一帮人激动的内牛满面，更别提磕长头转山这种高逼格的行为艺术。其实，拍一部亚马逊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吃人祭祀，性质都差不多。转山、转经筒、经幡，一个意思，不认字，想来世做剥削阶级，吃香喝辣。您千万别说藏人转山磕长头是为了世界和平、万物平等。凡人，都有私心。

上次老师讲课讲到信仰这个东西

想了想我有信仰吗，好像没有

只是她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比较深：

有所信仰才会有所敬畏

这部记录了一群人去布达拉宫、冈仁波齐朝圣的一路。也就是从有这个念头到出发到达成的一个过程吧。

镜头平平淡淡地记叙着，而且过程中也的确体现出了藏民的信仰，不畏艰险，一路走一路拜，淳朴善良，单纯坚定，有新生命到来有老人离开，各有福报。

确实，可以看出信仰的力量，但是只是记录行为和语言，并没有挖掘到内心跟人，所以个人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点可以真正震撼人心的东西。